齊美爾的藝術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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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學的個體：印象派的眼光

在大都會社會下的個體，因為瞬間即逝的現代性特徵而成為了碎片化的存 在。個體因為分工的出現導致主客觀文化產生分離，也因為主觀文化的削弱造成 自身被客觀文化所綁架。由於手段反客為主成為目的，使得個體與真實自我之間 被手段這個中介物所阻擋，成為拉開兩者距離的藩籬。因此，想要再次和真實自 我有所接觸，齊美爾認為可以從藝術作為理解的脈絡與進路。在藝術領域裡，藝 術品作為完整的一個物，其創造又完全來自藝術家之手，從而得以真實表露個體 的內在情感。

本章以下的討論首先將從齊美爾論及十八與十九世紀的個體性出發，並進一 步和當時的社會情境相互連結。其次，本章也將試圖梳理齊美爾的美學及其針對 相關藝術畫派的見解，印證他在前揭的社會學中強調距離與衝突的功能。最後，

本章將以十九世紀印象主義作為考察對象，藉由莫內與卡莎特兩位畫家的作品風 格和生命進程，理解在自然情境的個人、社會情境的個人，亦或是個人層次的個 人，可能如何透過繪畫表達自我，藉此找尋個體性的藝術表達。

一、 齊美爾的藝術與社會

（一）量與質的個人主義

十四到十六世紀時期發源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讓個人的內心和外表從中世 紀的共同形式中解放出來。「有意識地從原則上強調個性看起來是文藝復興的最 初成就。」（Simmel 1913：217）中世紀的個體重視與強調個性的發揮，但是還 沒有現代時尚的概念。「個體主義強調秀異（distinction），和文藝復興時期自負 的人相連結，他們強調著個體的價值與獨特性，和無顧忌的自我誇大。」（Simmel 1913：218）由於每個人都追求著獨一無二的裝飾，因此個體不僅要凸顯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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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想要引人注目。然而，此時個體尚且受到專制封建的社會背景影響，加上教會 所創造的宇宙觀與神學權威，自由依然是被嚴密限制與掌控的。文藝復興的個人 主義仍受到許多限制而無法獲得完整的發揮，直到十八世紀才引爆第二次思想解 放的運動。十八世紀時資本主義正開始擴張，新興資產階級試圖崛起帶領社會擺 脫教會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另一方面，科學的快速發展也使個體從教會的迷信與 偏見思想中解放。此時，個體受到啟蒙運動影響而選擇從科學理性的角度理解社 會，所追求的個體性亦不同於中世紀：「個體的內在深度之衝動不是追求秀異，

而是自由。」（Simmel 1913：218）

在〈個體與社會：十八與十九世紀的生活觀點（Individuum und Gesellschaft in Lebensanschauungen des 18. und 19. Jahrhunderts）〉（1917b）一文中，齊美爾進 而指出兩個世紀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個人主義，並可簡稱為量的個人主義與質的個 人主義。十八世紀的個體試圖脫離那些讓人無法忍受的舊制度與扭曲人性本質的 人為因素，回歸「自然」狀態，於是自由成為普遍的要求。在自然法則的觀念下，

個體之間沒有差異地共存在普遍法則之中。然而部分人在現實上掌握了剝削大多 數人的權力，使得自由與平等兩者難以取得平衡。除非社會取消私有的生產，否 則經濟的平等很難產生。「也許是高壓政治這個情境下的直覺本能，在自由與平 等之外添加了第三個必要條件：友愛。自由與平等間的矛盾只有透過憐憫他人的 手段才得以獲得解決。」（Simmel 1917b：67）透過憐憫、利他的「友愛」作為 第三項，此時期強調和諧的社會關係，因此屬於量的個人主義並且追求共同完 美。在此社會中，個體總是以理想的人為終極目的。

此時期的思想家康德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提出的道德哲學正 試圖從已知的經驗世界中昇華、創造某個理想的我。康德從認識論的觀點開啟了 科學、倫理和政治哲學的思潮，盧梭則提出主權在民，把自由抬升到絕對高度。

因為這樣的思想和當時的社會實際現況有所落差，所以激起了革命的思潮進而成 為法國大革命的精神背景。十八世紀的個體在道德層次有個至高無上、超越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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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法則，也因此自由與平等兩者在法則先行的情況下得以取得平衡。總言 之，量的個體性受到普遍法則支配，而行為又是從普遍理念中才取得內涵，使得 人人成為普世的人。「康德和他的時代製造了抽象的人，個體中人格個性的最終 物質與價值，會從同一性的束縛與具體性中獲得釋放。」（Simmel 1917b：70）

康德論述抽象的人即為理想的自我，而社會也從理想自我的再現中獲得持續運轉 的可能。盧梭在《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1762）也假定人類在原始的「自然狀態」中不存在私有制的不平等。「盧梭主 張完人將返回內心尋找，抓住他的是內在絕對性而不是外在相關性。個體內在有 著更強大之流在美德與愉悅之泉流竄，在裡面的每個個體都是平等的。」（Simmel 1917b：70）在政治上，盧梭主張國家藉由契約訂定以產生，人民才是建立契約 的主體。因此盧梭反對君權神授，主張主權在民，而法律則是「公意」，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法國大革命後所頒佈的《人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1789）即是盧梭《社會契約論》思想之實踐。

十八世紀的個體因為工作失去了人格個性，十九世紀的個體則認為工作帶來 的限制僅是外在環境所加諸的，但是個體本身的能動性終究不受外在因素所影 響。「因此個體不管它想要什麼、或是應該成為什麼樣子，喜歡或不喜歡這些事 物等等的抉擇，都必定是來自於他內在深處的決定。」（Simmel 1917b：74）外 在的環境無法對個體產生絕對影響，一切最終是來自個體的選擇。此時的個體在 經過法國大革命與工業革命的洗禮後，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種子也開始在歐洲 各地萌芽。1830 年法國的七月革命起因於政府違反憲章，剝奪人民的投票權。

這一波的革命揭示著法國大革命之後，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思想浪潮仍然持續 延燒著。浪漫主義便是在這樣的歷史氛圍下誕生，不只追求普遍的自由，更加強 調獨特的精神。十九世紀的個體主義充滿著浪漫主義的氛圍，使得浪漫主義成為 對啟蒙理性的顛覆。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788 年旅遊義大利之後受南歐自由 風氣影響至深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義大利與德國此時尚未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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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此深受法國大革命下產生的浪漫主義所吸引。浪漫主義的思想在這些民族 主義與自由主義興盛的地區的影響更為深刻。歌德表達過對德國封建制度的不 滿，並且透露出對民族統一的期望，可謂是德國民族意識的原鄉。因此，十九世 紀是一個觀念上有著想像的共同體，但現實上是探索新個體的差異社會。「施萊 格爾（Frederick Schlegel）說明了新的個體主義是：個體性是確切的來自於人的 原始的與不朽的面向，在此個人人格是次要的。」（Simmel 1917b：80）個體因 此產生一種獨一無二的不朽特質，擺脫了共同體的歷史社會。每個個體即是一個 自我充足的動態世界，面對外在世界則充滿陌生。不同於十八世紀強調普遍的個 體，十九世紀重視差異的個體。

在十九世紀，自由與平等失去了必然的關連性。個體不再想去打破經濟的不 平等，反而試圖在給定的階級條件下，分別在其位謀其事。「如果上帝給某人一 個職位，祂也同時給予這個人在這職位所需的精神在其中。」（Simmel 1917b：

76），十九世紀的個體認為既使脫離了工作仍可擁有自己的能動性。階級的經濟 制度對於十九世紀的個體來說僅是一種表面形式。個體不拘泥於命定的制度，解 放內在感性、行動充滿自發性格。這時期的個人主義變成質的個人主義，可以不 完全受到社會道德的制約。個人開始成為自身倫理的踐行者，強調個體的不可取 代性與獨特性。

十八世紀的個體強調原子的概念。在原子概念下，彼此無差異的個體們聚集 在一起形成一個社會。社會的法則則建立在這些同一的原子上，在共同的道德基 礎上進行自由競爭。對照說來，十九世紀的個體是以元素的概念構成一個社會。

元素本身帶有化學變化，因此個體不是一群量的組合，而是多重質的變異。「十 八世紀的自由主義需要透過個體去組織與管理，而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則有了不 設限的能動性。」（Simmel 1917b：83）十八世紀基於量的個體性而追求一個普 遍自由與共同完美的啟蒙主義，而十九世紀基於質的個體性展現不可替代與獨特 性的浪漫主義。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歐洲社會變遷證成了齊美爾所謂應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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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動性的歷史誕生。

齊美爾的現代觀點反映出他的生命經驗。他見證了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擔任宰相（1862-1890）的時期。當時的國家內部正處於 議會衝突，對此俾斯麥轉向對外完成統一德國作為重要方針，發動了三次戰爭（普 丹戰爭、普奧戰爭、普法戰爭）。俾斯麥數次以團結第二方去攻打第三方的策略 達成了他的統一大業。在日耳曼帝國的壯大期間，齊美爾身處於大都會的核心—

柏林。他在此教書的同時也見證了文明的發展。「相較於巴黎是十九世紀的美學 現代性之都，這個時代的柏林被視為一個技術的、文明的現代性之中心。」（Müller 1990：37-38）齊美爾身在其中顯然注意到大都會生活的發展特色，所以指出現

柏林。他在此教書的同時也見證了文明的發展。「相較於巴黎是十九世紀的美學 現代性之都，這個時代的柏林被視為一個技術的、文明的現代性之中心。」（Müller 1990：37-38）齊美爾身在其中顯然注意到大都會生活的發展特色，所以指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