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的個體:現代性的視界

在文檔中 從社會學到美學的個體:齊美爾的印象觀 - 政大學術集成 (頁 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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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會學的個體:現代性的視界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對人類來說不僅促成社會生產的技術突破,也引 發了個體心智的內在轉變。首先,居住形式的轉變表現在個體生活圈從機械連 帶走向有機連帶的社群連結。交換形式的轉變表現在標準化的貨幣機制,這是 說貨幣以理性客觀的權力中介了人際互惠的關係。此外,技術分工的出現起初 是為了促進生產效率,後來卻造成與他人的溝通關係變得淡薄,並且和自我的 勞動產品疏離,轉而從時尚場域找尋認同的歸屬感。時尚的二元性在此使個體 既能追求同一性,也能擁有獨特性。

然而這些現代化的環境只能生成高度制約的個體。面對結構化的社會,

齊美爾試圖從衝突與距離的可能性中重新找回個體的能動性,給予個體性發展 的空間。從衝突的脈絡理解,個體試圖從破壞宣告主權,藉此重估關係人兩端 的價值。從距離的視角觀察,個體試圖以疏離保存自我,甚至引進陌生人的判 決,引發互動圈的質變。

一、社會結構的條件

(一)大都會刺激:強化心智計算

工業革命的興起使得傳統社會的生活形態走向瓦解。大都會做為工業革 命的外顯象徵尤其形塑出不同於傳統社會的個體性氣質。齊美爾在〈大都會與 精神生活(Die Groß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1903)一文中,生動地描繪 出這種個體文化的精神轉向。傳統社會的互動強調共同體的緊密結合。國家與 宗教的行為規範大幅約束了個體生活的發展。近現代的個體雖然不乏以倫理的 家庭關係加深小團體聯繫,卻也同時限制了個體身心的自由。對照於此,在大 都會裡,人與人之間雖然摩肩擦踵地生活著,彼此卻僅止於基本的互動,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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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聯繫。大都會裡的人際關係是鬆綁的,但與此同時個體也從宗教與國家 的束縛中獲得解放。結果是個體一方面感受孤單,另一面也享受自由。更有甚 者,身處大都會的個體不但擁有物質環境給予的外在自由,也開始追求精神生 活的內在差異。齊美爾說到:「人是有賴於差異而存在的生物。」(Simmel 1903:

11)現代個體尤其必須透過差異才能證明自身的不可取代性,而型態複雜的大 都會生活正好是獨特性的心理特質得以發揮的場域。

但是,自由與差異的代價是大都會的個體意識必須高度自覺地應付多變 的生活。有別於於傳統社會緩慢且穩定的步調,大都會時常處於發展建設的過 程中,因此個體每天要面對各式各樣的刺激,致使其意識也必須不斷有所應對。

齊美爾提及:「都市人的典型主要以理性而不是感性的方式來反應,個體透過 意識的強化造就一種精神上的優勢。」(Simmel 1903:12)只有以理性當道才 能使得個體有效率地處理變動的情況,再加上大都會個體間的互動形式多變,

感性的個體在此只能退居後位。不過對於個體來說,理性只是在大都會生存的 保護色,使得內在生活不會被外在刺激給完全左右。

理性至上的大都會追求效率、講求利益,生活上全面轉變成計算的場域。

從時間的發明、懷錶的出現,以及準時美德的連串現象,都不難發現大都會強 調精確性的價值(Simmel 1903:13)。社會對時間的精確性掌握度越高,個體 偏非理性的表達就越受到壓抑。時間表的產生即是個體性存在被客觀性領域吞 噬的證明。時間表把整體生活的綿延之流碎裂化,使得一切都成為轉瞬即逝的 片刻。在大都會中,人們變成一個個物件,被精準地算計與控制。

理性發展的大都會,客觀情境不斷被壯大,生活如同快照,不停的刺激 著個體,這些外在環境過度的刺激使個體產生厭倦(blasé)。這種對刺激厭倦 的反應如同身體的生理機制一般:身體對一開始的刺激會有強烈的反應,然而 當刺激不斷重複來襲,初期的反應便會逐漸麻木以確保個體生活的正常運作

(Simmel 1903:14)。換句話說,倘若個體回應過多的刺激,那將會對其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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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耗損,甚至導致精神崩潰。此時個體為了自我保存勢必要達成某種妥協。

人們對於鄰居漠不關心,或是保持冷淡的態度,都可以說是試圖由對外界冷漠 以保持內在寧靜的自由,不被刺激折磨。但是,完全的冷漠對人類個體而言總 是不自然的。雖然大都會提供個體以疏離作為防護的環境,進而避免衝突的可 能,但這樣的自我保存同時也是一種自我壓抑。齊美爾指出:「有種反感把我 們從都市生活的這兩種典型危險中獲得解放。這種反感是種潛在的徵兆,預言 著實際的衝突。因為它帶來一種疏離和偏向,否則生活無法持續。」(Simmel 1903:15)承上述,個體雖然可以在大都會中追求自身的獨特性,但是又會面 臨被侷限的弔詭後果。齊美爾提及:「所有的這些將導致精神品質一種更加狹 隘的知識個性化,城市和其規模成正比地引發了這樣的情況。」(Simmel 1903:

18)個體試圖透過專業化證明自身的獨特性,然而專業化的後果是每個人只能 侷限於自身領域,各司其職。

在大都會的場域裡,心理層面的轉向與外在環境的需求,兩者之間的選 擇性親近造就了大都會特有的個體性樣貌。此時個體的內在與外在環境正同時 經歷著不同於傳統社會的變動,擁有不同於傳統社會的氣質。大都會的理性勝 於感性、動態自由相對於穩定保守、追求刺激甚至追求獨特等特質,都將提供 以下將分節敘述的勞動、貨幣以及時尚的發展條件。「現代生活最深層的問題,

來源於個人試圖面對社會強勢力量,面對歷史傳統的重負、生活中的物質文化 和技術,保持獨立和個性。」(Simmel 1903:11)準此,只有透過理解個體如 何建立起外在生活與內在心靈的連結,我們方能從中找到個體在大都會生活的 平衡點。

(二)勞動的分工:擴大互動距離

在傳統社會中,個體間以機械連帶維持著社會關係。當時社會成員多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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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自足,彼此在功能上的依賴度不高,分工也有限。機械連帶內的個體在價值和 行動上有著高度的同質性,因此社會對個體有著強大的約束,而彼此在血緣上的 高度連結也使團體關係十分緊密。但等到馬克思(Karl Marx)在《資本論(Das Kapital)》第一冊(1965[1867])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動力源於生產過程中對 勞動者的剝削,其中分工是造成異化的來源之一。馬克思提到:「勞動的自然形 式,勞動的特殊性是勞動直接社會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產基礎上的勞動一樣,

是用時間來計量的。」(Marx 1965:77)中世紀歐洲的生產關係建立在人與人之 間相互依附的基礎上。當時生產的意義並非虛幻的,因為你知道你所生產的物品 是要貢獻給你依附的他人。你的勞動不是以時間來計量,而是「直接」以產品的 出現對向了你所連帶的對象。馬克思也指出,傳統社會的分工形式是以家庭為共 同勞動單位,其中每個成員都被比喻為勞動的器官。「生產這些產品的種種不同 勞動,在自然形式上就是社會職能。……家庭內的分工和家庭各個成員的勞動時 間,是由性別年齡的差異以及隨季節而改變的勞動自然條件來調節的。……個人 勞動力本來就只是作為家庭共同勞動力的器官而發揮作用的。」(Marx 1965:78)

機械連帶下的共同體通常有血緣的關係,因此構成以親密情感為關係基礎的義務 群體。

然而,當社會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之時,人們群聚在大都會裡共同生 活著,彼此之間卻不熟識。在大都會的團體意識薄弱而模糊,由於缺乏血緣的有 機連帶,關係不如過去機械連帶般緊密,所以團體邊界很容易被打破,交換也淪 為理性計算。不過,由於大都會的人口密集,加上為了提昇產品生產的效率,分 工的勞動在都市裡倒也能得到最大的發揮。與此同時,互動網絡的擴大也使得分 工內容趨於複雜化,價值在此需要更明確的界定。貨幣的加入,使得交換的形式 產生轉變:「貨幣是人與人之間交換活動的物化,是一種純粹功能的具體化。」

(Simmel 2002a:109)貨幣經濟引發文化價值的變革:雖然經濟使得人類的價 值本身具體化,但是事物的價值也因而從商品本身轉移到貨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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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先把商品價值的討論置於一旁,回到勞動分工的環境作理解,並從 馬克思的勞動觀切入比較。馬克思在《資本論》發表之前已先完成了《1844 年 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因而通常被認為是《資本論》的預備之作。在著名的「異 化勞動」討論中,馬克思反省到:「當我們問勞動的本質關係是什麼的時候,我 們問的是工人對生產的關係。」(Marx 1995:43)他從工人與生產的關係切入工 人與勞動的異化分析:「勞動的產品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的、物化的勞動,這就 是勞動的對象化。勞動的現實化就是勞動的對象化。」(Marx 1995:41)對於勞 動者而言,分工的項目越是細碎,勞動者和勞動經驗就越加疏離。此外,標準的 機械化減輕了勞動負荷,並且增加了生產效率;然而,機械化的理性基礎卻使得 個體成為勞動過程中的一只螺絲釘。

「工人對自己的勞動產品的關係就是對一個異己的對象關係。」(Marx 1995:

41)事實上,工人不僅僅對於自己的勞動過程和勞動產品產生雙重的異化,馬克 思進一步描述到:「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麼也不能創造。」

41)事實上,工人不僅僅對於自己的勞動過程和勞動產品產生雙重的異化,馬克 思進一步描述到:「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麼也不能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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