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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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

先行研究者不論是以博覽會或以明信片、教育讀本、美術作品為分析文本，

都揭示了：「一套台灣認識論的構築，實為日本殖民權力編制、操作的過程」。先 進們為後進研究者提供許多史料蒐集的奠基工作，然而，以「台灣寫真帖」作為 分析史料的前輩研究，卻是以後世研究者的眼光將寫真帖「類型化」，這樣的分 類將其抽離了原本的歷史情境，而可能打斷原本寫真帖的編輯思維。因此，本研 究不只將分析對象聚焦於台灣寫真帖，並且為避免這種寫真帖於歷史背景中的斷 裂感，本研究並不採用後世研究者的分類框架，而是將寫真帖置回原有的時空背 景，以觀察材料本身的歷史脈絡。原則上，特定戰地紀實類、災害狀況、科學調 查性質之寫真帖，並不列入本文主要分析的「重點寫真帖」，而是以無特定紀實 性之整體性寫真帖為觀察重點，試圖析出其中所呈現之視覺元素，探究寫真帖原 有的編輯脈絡及思維；並進一步透過分析「台灣寫真帖」中的視覺圖像，釐析「台 灣」如何被取擇、編制一套台灣視覺論述，在此論述中，視覺符號如何被命名與 操作，並且建制而為更抽離脈絡的「台灣神話」。最後，以觀光指南中的「台灣」

與寫真對照，試論觀看方式與觀光實踐之間的關係。本文研究發現，茲分述如下：

（一）日治時期台灣寫真的權力關係

日本與台灣想地受到 19 世紀西方新興技術—攝影術的傳播與影響，各自發 展卻不相同。綜觀兩地接受攝影傳入的歷史背景類似，都與開港通商的歷史事件 有關，因而開始有西方攝影者所拍攝的攝影作品。有所差異的是，台灣並不像日 本主要由西方人習得技術後，開啟本地攝影發展，而主要經由日本殖民台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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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同時受到中國與日本的的影響，但以當時歷史環境來看，兩相比較下來自日本 的影響尤為重要，這一點在辭彙的轉譯過程中亦可以看出：中文語境將

「photography」譯為攝影、照相，有其源自中國中文語境的來由。而台灣語境中 以「hip siong」意指攝影，早在 1870 年代已出現；以「寫真」稱之則可以看出 是受到日本統治的影響。

其次，即便由統計資料可看出 1916-1925 年台灣人攝影事業發展漸次活躍，

但整體而言，不論是寫真團體、寫真材料的取得，或是寫真作品的流通，台灣攝 影處處受限於日本殖民的統治現實。因此，由拍攝與出版者來看，本論文所論析 之「台灣寫真帖」可視為殖民者眼光所看見的「台灣」。

日治時期由於殖民現實的諸多限制與壓力，台灣攝影界的活動台人與日人之 間雖有交流，卻是各自為政。尤其，目前可見的官方攝影出版品，幾乎不見台灣 攝影者參與，因而本論文將此類官方（或官方委託民間）出版、發行之寫真帖，

以「殖民者的眼光」論之，而殖民眼光對於觀看對象的選擇、編制過程，使得觀 看不只是「看」，更是權力的「凝視」，即在一種想像的關係之下，自我被放置於 他者的視覺領域中。再者，「凝視」亦為一種建制化的過程，回歸本文寫真帖再 現的「台灣」，殖民眼光於挑選、建制「台灣」的視覺論述的同時，亦以各種綜 論性的台灣相關論著、教育讀本、美術作品的視覺圖像，相互作用以「召喚」個 體（被觀看的「台灣」）進入主體（殖民者的知識體系）。

（二）日治時期台灣寫真帖建制的台灣視覺論述

本論文綜觀日治時期的台灣寫真帖，發現殖民眼光建制的台灣視覺論述，可 歸納出以下幾項特性：

1. 地理空間架構下的台灣，再現殖民者統治經營台灣的視野。以東、西台灣相 較，東台灣圖像的數量失衡，以及圖像取擇偏好蕃族寫真等特點，實則呼應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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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間遞延下的台灣，歷經明治、大正、昭和不同時期各有其不同的時代特性。

統治之初的明治年間，「城門」的視覺圖像比例甚高，究其原因乃源自於殖民之 初對於統治權力尚未確立的焦慮。進入大正、昭和年間，寫真帖的視覺元素逐漸 出現變化，前述統治權力的焦慮不再，加以經營有成，於是寫真帖可見其「台灣」

視覺論述重點以建築、產業、交通等項，呈現殖民治績，而此治績所營造之安定、

富饒社會環境，亦為大眾觀光奠下基礎，「蕃族」形象以「歌舞」之姿逐漸典型 化為台灣蕃族之象徵符號即在此時期開始發展；進入戰爭期間則台灣作為「南進 基地」的宣傳最為鮮明。

3. 寫真帖中另有空間、時間分布不明顯，以及散見於寫真帖框架，形成懸置而 有待編制的「台灣」的情形，蕃族、自然資源、台灣風俗等視覺元素雖不特定被 擺置於某一地理空間，或於某段時代特別受殖民眼光的青睞，卻依舊隱含殖民的 凝視。

4. 綜論台灣寫真帖如何構築「台灣」視覺論述，可以巨視和微觀的角度分析之。

巨視的眼光將台灣編納為一體，與 1908 年縱貫鐵路通車密切相關，由於鐵道全 線通車，使原本散落台灣各地的景觀（視覺元素）化零為整，得以建制一套完整 的觀看方式；以微觀而論，則以 1934 年《台灣教材寫真集教科書》中的分類框 架為參照，可發現寫真帖大抵不脫以「地形」、「生物」、「產業」、「交通」、「住民」、

「都邑」、「官衙、學校、神社、佛閣、名勝、古蹟」等七大項為認識台灣的視覺 框架。其中，關於台灣景觀的論述，1927 年「台灣八景」活動影響甚深，其更 是將一地景觀規制為典型化符號的驗證。

5. 將寫真帖中視覺圖像與其他文類對比參照後發現，其間多有互相複製、挪用 之情形，可見殖民建制台灣視覺論述的用心，並不僅見於寫真帖。而以美術作品 論，尤以黃土水為例觀之，可見台灣人對於己身的視覺論述，以及台灣藝術家於 作品中再現台灣特色的情懷與用心，然其中也隱約可見殖民凝視對於個體「召喚」

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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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視覺符號操作而形構的「台灣神話」

本論文分析各樣文類構築之台灣視覺論述，從取擇、拍攝、複製、挪用的過 程中，符號意義經過前景化、空洞化後，符號成了可為殖民者填埔帝國殖民意指 的台灣神話；本文以北白川宮、新高山、香蕉為例討論，實則可驗證此台灣神話 的符號族繁不及備載。此台灣神話於 1923 年皇太子來台更得到了「權威性蓋 章」，而後藉由觀光行程的建制，一套台灣應該如何觀看、如何觀光的方式更形 擴張，明信片、紀念戳章讓象徵意義更加典型化、固著化。本文以「日月潭杵歌」

為例，觀光者幾乎以同樣的視角複製殖民者建制的視覺框架。然則，神話的傳遞 與接收或也不必然為絕對關係，由觀看而觀光的過程中，可見台灣神話亦有可能 於傳遞與解讀的過程產生歧異性，以「台灣神社」為例，其神聖性的「到此一遊」

可為殖民統治的符號確立，卻也可能漸次為觀光行旅中風光明媚的「景勝地」而 被觀光客選擇為留影紀念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