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限制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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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投票或綠藍變遷投票，相對地在統獨立場上穩定偏向台灣獨立的選民，則 有顯著採取綠綠穩定投票的傾向。至於具有穩定台灣人意識的選民，相較於穩 定「中國人或兩者都是」的選民，其在兩次選舉中則有顯著一致投給綠營的傾 向。從模型分析之結果以及交叉分析中所呈現之顯著的藍綠聯盟投票現象，本 文認為選民「聯盟投票」傾向之心理機制，與選民之藍綠政黨偏好有密切的關 係。大黨選民在 PR 票中若策略性地轉移選票給小黨，或小黨選民因選制變革 因素導致在新選制下需轉移選票，其選票轉移仍舊是在同屬泛藍或泛綠陣營的 政黨間流動，因而形成藍藍穩定或綠綠穩定的投票模式，此與選民自身對藍綠 政黨的偏好有高度的關連性。

總結本文的分析，可看出選制變革之後，新選制的制度特性的確導致部分 選民產生變遷投票的行為，而多數的變遷投票是屬於聯盟內的選票流動。因此，

就選制變革對選民投票之影響而言，分析結果顯示對支持小黨的選民而言影響 較為直接，不僅其屬意之政黨在選前即因單一選區的機械性效果而被迫退出選 舉競爭，即使小黨在選區中提名候選人參選，選民亦可能因為選票效益計算等 心理性因素影響而採取策略投票，即使是學理上有利於小黨的 PR 選票，制度 層次上 5%高席次門檻的制度設計，使得小黨選民在 PR 票亦有策略性支持大黨 的誘因與動機，換言之，選制變革之後其對小黨及其選民造成的影響尤比大黨 來得顯著。儘管選民在這兩次選舉的投票行為，制度變革只是影響其投票穩定 或變遷的其中一個因素，仍有部分是制度之外因素的影響，例如整體的選舉競 爭脈絡、政府的執政表現等，但從本文的整體分析中仍可看出，選舉制度變革 對選民投票行為乃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總結上述，我國立委 MMM 選制不論對政黨或選民而言，皆產生一股導引 政黨體系往兩黨體系發展的推力，此種發展模式與日本實施 MMM 選制的經驗 有相似之處，但我國選制型塑兩黨體系的效果與速度似乎皆比日本來的直接與 快速。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立委選制從 SNTV 改變為混合式 MMM 選制後，目前僅第七屆選舉的一次 實施經驗，因此本文以選制變革前後的第六屆與第七屆選舉為比較對象。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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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選制僅實施一次的情況下，本文所提出關於選民在 MMM 選制下投票模式 的說明，以及選制特性對選民投票之影響，或許僅能代表第七屆選舉的狀況，

尚不足以推論至往後 MMM 選制下的立委選舉，選民必然會有相同的投票行為 與傾向。例如，在首次實施 MMM 的第七屆立委選舉中，呈現大黨選民高度穩 定投票、而小黨選民在 SMD 及 PR 兩票皆有策略投票傾向的現象，然而此種趨 勢是否會持續展現在後續的選舉中，仍有待更長時間的觀察。新選制的實施在 往後經歷更多次選舉之後，選民的黨派投票是否會因對選制特性更為熟悉，而 與首次實施時的投票思考有所差異，必須藉由更長時間點的觀察 MMM 選制下 選民之投票行為，再與過去 SNTV 選制之投票模式進行比較，應更能準確地推 論選舉制度因素對投票行為的型塑作用，此亦是本文後續可供繼續發展研究的 課題。再者，就探討 MMM 選制之政治效應而言，本文以台灣個案作為分析主 體，雖有其重要性與價值，但若欲更全面地瞭解此一選制特性對選民投票抑或 政黨體系的影響，進行跨國性的比較研究應是後續研究可努力的方向。

就資料分析方面，定群追蹤樣本使用於個體層次動態描述以及因果推論相 關研究，其優勢已在前文中說明，然而定群樣本亦有其不足與侷限。定群追蹤 樣本針對同一群受訪者進行數次的追蹤調查，不免會面臨樣本流失的問題，受 訪者可能因各種原因未能持續受訪而導致追蹤失敗的狀況。過去學界針對定群 樣本流失的問題已有許多的討論（周映柔，2006；陳光輝、劉從葦，2006；陳 陸輝，1999），大體而言，若樣本的流失並非隨機，而是具有一定系統性的特徵，

則可能會對研究的效度與推論產生影響。本文使用 TEDS2008L 之定群追蹤樣 本，是以 TEDS2004L 調查中 A、B 卷共 2,510 個成功樣本進行追蹤訪問，共完 成 1,380 個樣本的追蹤調查，成功追蹤比例約 55%，換言之有 45%左右的樣本 追蹤失敗。若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三個人口特徵變數，將定群樣本之分佈 與母體做代表性檢定，發現在年齡與教育程度兩變數上，樣本之分佈與母體有 所差異（參見附錄六），定群樣本有年齡層偏高、教育程度偏低的情形。因此，

本文以該筆定群資料所進行的分析，重心在比較選制變遷前後之投票穩定與變 遷，但若欲推論至全體選民時，或許會有代表性之問題。

再者，以定群樣本進行本文分析的過程中，亦面臨一些資料結構上的分析 限制。由於本文的依變數是選民在選舉中的具體投票選擇，對部分受訪者而言 屬於涉及個人秘密投票隱私的問題，導致不願意正面對此問題給予回應，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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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為受訪者在立委選舉中未參與投票，都是造成樣本中在依變數上有較多遺 漏值的原因。在本文所使用 TEDS2008L 定群追蹤的 1,380 筆成功訪問樣本中，

依變數在兩次選舉皆有約三成二以上的無反應比例，使得後續可供分析的樣本 數不足一千個樣本。尤其在有限的樣本數中，投票給小黨如親民黨及台聯的選 民比例偏低，而小黨選民正是本文研究中受選制影響最主要的族群，過少的小 黨樣本數亦造成研究方法與結果推論上的諸多侷限。此外，TEDS2008L 的定群 樣本因為是來自 TEDS2004L 調查時的 A、B 兩卷，而 A、B 兩卷在問卷題目設 計上的差異，導致部分變數無法一致地與 2008 年的調查進行比較，這亦是本文 進行分析時所遭遇到的困難與限制。因此，後續針對選民於新選制下投票行為 的相關研究，若能建立在一個橫跨時間點更長、追蹤樣本數更多、且問卷題目 設計長期穩定一致的定群追蹤樣本上，將能更有利於此一研究主題的推展。

另外，就因果推論的研究而言，最好的研究設計類型莫過於以隨機分派

（random assignment）為前提，分成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比較分析的古典實驗 設計（classic experimental design），其次才是各種以配對或自然形成之組別所進 行的諸多準實驗設計類型。然而選舉制度變革乃是屬於整體政治體系運作一個 重要的制度因素變遷，全體台灣選民皆一致適用選制變革的這個「刺激」

（treatment），並無法將選民以上述實驗設計方式，區分成有受選制變遷影響之 實驗組以及未受選制變革影響之控制組，進而比較兩組的差異以推論選制變革 因素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同時，亦很難找到目前世界上仍使用 SNTV 選制 做為主要國會選舉制度、且各項政經條件及社會環境皆與台灣相似的國家，作 為所謂的控制組，來與我國進行跨國的比較分析，進而推論選制變革的效果。

因此，針對此一研究主題，若欲更強化研究分析結果在因果推論上的有效性，

或應思考如何在研究方法或統計模型上改善既有的不足與限制，例如是否能夠 運用「反事實之因果模型」（counterfactual model of causality）的思考架構（Morgan and Winship, 2007; 黃紀，2008c）來進行此一主題的因果推論，或許是可供後 續研究思考與發展的可行方向。

最後，在規範層次上，MMM 混合選制是否能革除舊有 SNTV 制度產生的 弊端，達成制度變革的規範性目標，仍須長時間的觀察。儘管混合式選制是二 十一世紀世界各國選制改革的主流，然而亦有捨棄混合選制改採其他制度的案 例，例如義大利於 2006 年、俄羅斯於 2007 年分別改革其混合選制為比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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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王業立，2008：32）。箇中原因雖然有賴學界進一步的研究，但上述兩國的 經驗說明了試圖結合單一選區及比例代表兩者優點的混合式選制，並不必然就 是「最佳」的選舉制度，實施混合制也不必然是選制改革的終點。尤其第七屆 立委選後，因小黨取得席次困難、單一選區所造成的比例性偏差過大，都導致 有再進一步改革混合選制的呼聲。往後我國是否可能再次進行選舉制度的改 變，若再次修正又應往何種選制設計，都是值得關切我國政黨體系發展與選舉 制度效應之研究者持續注意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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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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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43-160。

王業立，2008，《比較選舉制度》（5^thedition），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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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銘、郭銘峰、黃紀，2008，〈選制轉變過程下杜佛傑心理效應之檢視：從日 本眾議院選舉變革的經驗來觀察〉，《問題與研究》，第四十七卷，第三期，

王鼎銘、郭銘峰、黃紀，2008，〈選制轉變過程下杜佛傑心理效應之檢視：從日 本眾議院選舉變革的經驗來觀察〉，《問題與研究》，第四十七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