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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經濟轉型、所需政策和未來發展

在文檔中 香港經濟政策演變 (頁 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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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審視「積極不干預」政策

曾任嶺南大學校長,非官守行政局議員,前立法局議員陳坤耀

• 把70年代財政司司長夏鼎基 Haddon-Cave 提倡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翻譯作「積極不干預」是大錯特錯。

• 「港英年代的經濟哲學一向是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預(maximum support minimum intervention),即使是港英年代的財政司郭伯 偉 Cowperthwaite 也不是提倡完全放任的政策。」

• 支持政府有能力去影響經濟,積極財政政策,不一定要做到財政年 年平衡、年年有盈餘。

• 政策的推行,多少要有點長官意志 (由上而下推行) 三方政策不足

• 科技政策 (香港不容許多於一次的失敗)

• 土地房屋政策 (透過填海、移山等方法去增加土地,問題是之後的經 濟得益可否證明這些舉動是正當的)

• 教育政策 (工業+博雅教育) e.g. 「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

Yale-NUS College),開宗明義表示要培育文理通才,重通識和批 判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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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產業政策?

嶺南大學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鄭國漢:

• 港府慣了坐等發展。香港「太幸運」,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及八十至 九十年代,兩次經濟結構轉型,俱因國內外政治形勢或政策變動、時來 運到地發生。

• E.g., 國共內戰前後,內地紡織服裝業大規模移植來港,至1950年韓戰 爆發,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重創本港轉口貿易,正好從根本上把轉 口服務型經濟改變為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經濟。

• 至七十年代爆發世界石油危機,全球貿易需求放緩,幸而另一道門再為 香港打開—內地的「改革開放」。內地出口擴張、資金南下,香港經濟 又再順勢變回以轉口及服務出口為主的結構。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宋恩榮:

• 「基本上,一直都是積極不干預政策。」宋恩榮說,港英政府相信市場 分配,故不需要推行產業政策,也沒有制訂長遠目標,只任由市場自由 競爭,從而維持社會穩定。政府過度依賴市場,忽視自己在經濟發展上 的必要角色,更遑論積極推行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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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施政報告

2020

• 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7 pages)

• 鞏固香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6 pages)

• 開拓市場: 內銷市場/大灣區/一帶一路/ RCEP (4 pages)

• 鞏固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3 pages)

• 投資基建 (3 pages)

• 其他 (16 pages)

2021

• … +北部都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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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善用香港與內地及國際的連通優勢,強化互聯互通機制

• 積極把握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機遇

• 繼續發展香港成更深更廣的集資平台

• 加強香港作為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國際風險管理中心、綠色和可持續 金融樞紐及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

• 支持金融科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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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 推出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和基金互認安排等。截至2020年11月滬 港通和深港通北向交易為內地股市帶來11,200 億人民幣淨資金流入,

而南向交易則為香港股市帶來16,200億港元淨資金流入。

• 漸進擴大符合特定條件下納入滬港通和深港通的選股範圍的工作(第二 上市中概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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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推動大灣區金融服務互聯互通

• 在大灣區開展雙向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理財通)。「北向通」和「南向 通」擬各設1,500億元人民幣單邊總額度和100萬元人民幣的投資者個 人額度。

• 爭取落實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框架 下,香港保險業在大灣區內地城巿設立售後服務中心,為持有香港保單 的港澳和內地居民提供諮詢、理賠、續保等全方位支援。

• 「等效先認」措施,建議容許香港私家車在毋須額外購買內地保險下,

經港珠澳大橋進入廣東省,有助促進大灣區居民頻繁及便利地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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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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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為香港帶來的嶄新機遇

1. 香港位居要塞,作為中日韓及東盟的地理樞紐,其貿易及物流中介角 色可望透過RCEP復興。隨着內地港口及機場不斷發展,本港不能只靠 基建設備,更應發揮向來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利用自身管理供應鏈的 經驗,為RCEP自貿區提供對物流及貿易的融資、保險及管理服務。

2. 香港在電訊基建配套及國際頻寬接駁方面,均達全球最先進水平,位 列亞太區最具吸引力的數據中心選址前列,緊隨新加坡、悉尼及東京

,只要加上內地和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在區內大數據產業鏈發展方面 定能大有可為。

3. RCEP既為國家創造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香港作為區內首 要國際金融中心,自能深化其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的功能,並借助其 金融科技人力資源及市場,驅動人民幣數碼化。

4. 憑藉其完備的法制及訓練有素的從業員,香港也能為RCEP成員國之間 的公司爭端訴訟,充當法律支援基地,並為區內培訓法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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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經濟轉型?

• 過去二十年內,四大支柱產業中「只有金融業錄得工資增長」,其他三 大產業維持平穩甚至有負增長。「金融獨大」的香港陷入了「高增值低 就業,低增值高就業」的初次分配失衡,疊加住屋問題,導致貧富懸殊 嚴重。香港不是收入懸殊(income inequality)那麼簡單,而是財富 懸殊(wealth inequality),嚴重程度是全世界數一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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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非萬應靈丹

• 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中國及全球政經大氣候變化。在這全球政 經背景下,低稅率及不干預政策,自然有利於香港扮演中國及區內對外 貿易及資產流動的超級中介角色。

• 因不干預思維,香港政府一直忽視長遠經濟規劃,缺乏人才、人口及產 業三方面的政策。

• 大疆創新是一個「為他人做嫁衣」的典型例子。大疆的技術在香港成型

,但在深圳產業化,那最後其實給深圳貢獻了就業和GDP,香港到底得 到了什麼呢?

• 積極地權衡社會及經濟的利害後,選擇性地參與經濟活動,特別是基建 投資;期間的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以及地鐵興建工程,都是最 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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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枉過正有利有弊

• 同屬開放型小經濟體的新加坡,近二十多年勝過香港表現的經濟環節,

幾乎都跟「大政府」的積極干預有關。例如新加坡不但有更卓越的公共 住房計劃,經濟也更多元化,其中高端製造業(包括電子、製藥、航空 航天工程)佔該國GDP的18%。

• 過度干預市場會令市場效率下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謝長泰在 1998年發表的研究就指出,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新加坡的全要素生產 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平均增長,不單遠低於另外三個亞洲小 龍,更為負數,意味着政府過分干預可能導致其生產率偏低,某些行業 更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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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產業政策

• 過去數十年絕少提及工業政策的美國,情況也出現變化。

• 拜登亦宣布會監察半導體、電池和製藥等行業的供應鏈漏洞。

• 類似這些針對高科技工業的政策,其實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者

Jonathan Gruber 及Simon Johnson 早在年前合著的Jump-starting America 一書中已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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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政策的經濟理論基礎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Jonathan Gruber及Simon Johnson,在其

Jump-Starting America一書中,證實美國在二戰後與蘇聯冷戰期間,

能享受高速科技發展及生產力增長,全賴政府對科研(尤其是與軍事技 術有關的項目)的財務及政策支持。

• 他們選定美國102個城市,包括受去工業化重創的底特律,認為全都有 成為新經濟重鎮的基礎,今天欠缺的,是政府昔日對研發的大量投入。

• 經過20多年的去工業化,香港還剩餘很多工業大廈,現在政府活化工 廈的方向都以小型工業、藝術及飲食行業為主,接近40%還是用來存貨

。簡單來說,再工業化面對的不是土地問題。

• 製造業面對的挑戰,不僅是生產成本的問題,更是生產力、產品素質、

市場定位,以至政府政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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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能夠單靠金融「咬老本咬一世」

• 在貿易上,香港作為連接中國及國際市場的中介角色已逐漸減少。

• 金融方面,由於中美角力導致大批資金回流,加上本港在金融仍有人才

、法律制度等優勢,香港作為中間人角色「仍然會好大」。

• 長遠來看,當中國市場足夠開放時,屆時將會有更多外資及投資者直接 進入內地,在上海、北京等城市設立公司總部。面對上述變遷,香港並 不能夠單靠金融「咬老本咬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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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產業政策欠缺統一方向

• 政府早在2009年時,便已提出要發展六大優勢產業,解決經濟產業單 一問題。

• 政府過往多年明白要投資新興產業,但在政策規劃層面上,政府一直推 行零碎的經濟產業政策,當中欠缺統一的方向,例如主要透過創新科技 局投資不同行業、資助初創企業及中小企等。

• 政府應加強自身在栽培產業、培養人才的領導角色,為香港提供一套有 系統性的經濟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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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經濟轉型: 加大研發開支

• 特區政府須大幅提高研究及發展開支。作為已發展經濟體,香港理應走 在知識型新經濟前列,但政府向來對科研的投入(包括大學)偏低,到 2017年只佔GDP 0.73%,遠低於大部分發達國家(如OECD成員國的 平均比率為2.4%),甚至低於中東及北非國家的平均0.81%。

• 近年,特區政府似乎開始醒覺,在2017年《施政報告》擬定,在2022 年前,將研發開支的GDP比率增至1.5%(約450億港元)。

• 相比政府多項總額高達3000億的疫情紓緩措施,包括涉及710億的全民 派錢,450億的承諾作為長遠投資,維持研發佔GDP 1.5%的目標,並 不為過。

• 金融管理局管理2000多億港元公帑的未來基金,則可讓投資專家發揮 所長,更彈性地直接投資在風險基金及天使基金,支持初創及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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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經濟轉型: 解決人才荒

• 本地高學歷、有經驗的人才大多集中在金融、醫療、高等教育行業,大 量知識及研發成果未能釋放到市場。主因之一是中層技術及科技人才不 足,以致高科技新經濟產業鏈斷裂。

• 勞動市場供求錯配。大學學科廣受歡迎的往往是醫學、法律、工商管理 等,而非科學或工程,主因之一是勞動市場沒有給科學、工程學畢業生 提供學以致用的機會。

• 培育博士生有利於香港未來經濟轉型,增添軟實力。

• 政府可考慮利用大幅增加的研發支出,建立科研機構,研發甚至生產生 物科技及金融科技等產品及技術,同時通過經濟誘因吸引內地、海外新 經濟企業來港設立分公司,有效地增加對科研及科技人才的需求,並協 助經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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