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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中國共產黨的崛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21-1949 年)

(一) 陳獨秀、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1921 年)

中國共產黨於 1921 年成立,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其理論基礎的政黨。而馬克 思主義是闡釋資本主義社會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的理論。新文化運動初期,較少 人注意到馬克思主義,這大概是因為當時中國尚非資本主義社會、工業社會;資本家、

工人人數不多。為何馬克思主義在三數年間就吸引了許多先進的知識分子?我們試從中 國共產黨的創辦人陳獨秀、李大釗二人的心路歷程看五四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原 因。

新文化運動開展時的陳獨秀和李大釗

新文化運動開展時,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他創辦了《新青年》,領導「文學革 命」和「打倒孔家店」,並鼓吹科學(「賽因斯」science)與民主(「德莫克拉西」democracy)。

當時他主張的是英美式的民主。(詳情見第二講「五四運動」一節。)

而李大釗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和教授。其哲學思想體現了道家的世界觀,但由於 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故有積極、進取、樂觀的一面。他相信「宇宙無盡,無初 無終」,認為「今」最寶貴,提倡「青春中華」的創造。

1916 年 9 月,李大釗發表〈青春〉,把希望寄託於青年。他寫道:「吾願吾親愛之 青年,生於青春死于青春,生於少年死于少年也。……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 努力,進前而勿顧後,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

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資以樂其無涯之生。」

1918 年 4 月又發表〈今〉,說道:「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

『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過去』、『未來』的中間全仗有『現在』以成其連續,

以成其永遠,以成其無始無終的大實在。……這就是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道理。這就是

『今』最可寶貴的道理。」

可見新文化運動初期,陳、李二人似乎和馬克思主義拉不上關係。

陳獨秀、李大釗評論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1918-1919 年 陳獨秀在 1918 年 3 月的〈駁康有為《共和平議》〉中首先提到俄國革命的重大歷史 意義:「二十世紀俄羅斯的共和,前途遠大,其影響於人類之幸福與文明,將在十八世 紀法蘭西革命之上。」原來陳把革命和革命的理論基礎分開看;他在表示歡迎布爾什維 克革命的同時,卻對該革命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學說表示懷疑。這可見於他在 1918 年 12 月的《每週評論》中所講的話:「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今日已經沒有根據了,

所以他的勢力在[德國]國會上也漸減少。」

1919 年底,陳獨秀聽了胡適的老師杜威(John Dewey)在北大講授民主,對民主有 更深的理解,並在此刻仍堅持自己對民主的信念。他在 1919 年 12 月的〈實行民治的基 礎〉中寫道:「中華民國的假招牌雖然掛了八年,卻仍然賣的是中華帝國的藥,中華官 國的藥,並且是中華匪國的藥。……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 樣。……我們不情願階級鬥爭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作 用——漸漸消失,不至於造成階級鬥爭。」

有趣的是,李大釗對俄國爆發革命作出了同樣的反應;他一方面表示歡迎布爾什 維克革命,另一方面卻不認同作為布爾什維克革命哲學基礎的唯物主義。

他在 1918 年 11 月的〈Bolshevism 的勝利〉中提到:「Bolshevism 這個字,雖為俄 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勝利,就是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可見 他用自己的觀點去理解布爾什維克革命。

他又認為精神與物質同等重要,不應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強調物質第一性。1919 年 5 月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裏面寫道:「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 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

造人類精神,單求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 的改造。……平心而論,馬氏的學說,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在馬氏時代,實在是一 個最大的發見。我們現在固然不可拿這一個時代一種環境造成的學說,去解釋一切歷 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於我們生存的社會,也卻不可抹煞他那時候的價值,和 那特別的發見。」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說,當時的李大釗是一個唯心主義者。

從蘇俄傳來的新信息,1920 年

1920 年出現了兩個新動向,致使一些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其一是 1920 年 4 月「加拉罕對華宣言」(Karakhan Declaration)首次在中國公開。

它歷史性地宣布蘇俄將無條件放棄沙俄在華所奪取的一切權益。儘管蘇俄沒有立刻履行 諾言(及後「宣言」並沒有落實),但這項舉動卻與西方列強剛在凡爾賽和會出賣中國利 益之舉形成了反差。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因此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開始改變。

其二是 1920 年 7 月列寧提出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革命」理論。它為「半殖民地」

中國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救亡行動綱領:中國革命須分兩個階段進行,即「資 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具體的反帝國主義「兩次革命」

論滿足了正為救國迷惘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期望。

陳獨秀、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

從1920 年秋天開始,陳獨秀、李大釗對蘇俄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有了很大的 轉變,而且很快便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

陳獨秀在 1920 年 9 月寫的〈談政治〉中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 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的時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的專有物。……我承認用 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

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在 1920 年 12 月的〈民主黨與共產黨〉中,陳又寫道:「民主主義是什麼?乃是資 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

計。……資本和勞動兩階級未消滅以前,他兩階級的感情、利害全然不同,從那裏去找 全民意?」

李大釗在 1920 年 12 月的〈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中提出:「從前的歷史,

專記述王公世爵紀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職分,就在買此輩權勢階級的歡心,好一點的,

亦只在誇耀自國的尊榮。……唯物史觀所取的方法,則全不同。他的目的,是為得到全 部的真實。……這不是一種供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種社會進化的研究。」似乎 他無條件地接受了唯物論,對一年前自己提出的許多疑問則不了了之。

從陳、李二人的言論可得悉在短短一年內他們完全改變了自己的觀點。這反映出二 人是為了救亡的目的——即出於功利的動機去接受馬克思主義。其實,他們所接受的,

並非強調無產階級革命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而是強調反帝國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即 經過列寧改造的馬克思主義(註:馬克思列寧主義可說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Marxism-Leninism is “Marxism in the era of Imperialism”)。本來,接受馬克思主義理應是 為了讓工人階級獲得更多的利益,但當時陳、李等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卻不 是那樣;他們所接受的只是列寧突出的帝國主義階段的馬克思主義。當然,在成為馬克 思主義的信徒後,二人亦欣然接受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

這一過程體現了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方的學說,是出於救亡的功利動 機。由此看來他們在短時間內完全改變觀點是可以被理解的。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1921 年 7 月)

由於蘇俄受到西歐各國孤立和敵視,列寧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亞洲。眼見中國知識 分子似乎非常擁護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列寧遂派第三共產國際(以後簡稱「第三國際」

Comintern)東方局代表維丁斯基(G..N. Voitinsky)來華支援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 1921 年 7 月舉行。這表示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了由不在場的陳獨秀當選中央局書記。大會議決堅持進行社會 主義革命,因此對其他政黨(包括國民黨)持敵對態度;又派代表去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 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2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議決:參加第三國際,成為 它的支部;接受「兩次革命」理論,確認「反帝國主義」及「反封建主義」為現階段革 命之目標,奠下與國民黨合作的基礎。

以下分四個部分闡述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3-1927 年)、國共鬥爭 (1927-1937 年)、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7-1945 年)、國共內戰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6-1949 年)。

對每個部分逐一加以說明之前,先著重地提出兩個有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

第一、運動是否一帆風順、持續擴張?第二、運動是否一直由毛澤東領導?在此提醒大 家注意這兩個問題是有道理的。歷史學家往往因事後看問題而影響了他們分析事物的客 觀性。1949 年,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打敗了執政的國民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事實,直接影響了一般學者對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看法。

首先,由於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一般學者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共產黨如何取得勝 利,往往忽略了 1921 到 1949 年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起伏和波折。從 1921 到 1927 年,

共產主義運動藉國共合作而持續擴張;1927 年國共合作破裂,陷入了低潮。1930 到 1931 年,共產黨在華中地區成立了許多蘇維埃根據地,再次擴張;但由於蔣介石進行「圍剿」, 共產主義運動於 1934 到 1936 年又轉入低潮。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撤退到四川,而 日本軍隊只能控制沿岸及鐵路沿線地區,因此共產黨得以在廣大農村腹地擴建抗日根據 地。1939 到 1941 年,日本軍隊全力掃蕩華北抗日根據地,使共產主義運動再次陷入危 機中。直到 1944 年,共產黨才開始重新擴張勢力。抗戰勝利後不久內戰爆發,起初國 民黨軍隊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直到共產黨於 1947 年 7 月開始全面反攻,形勢才急轉 直下,最後共產黨取得勝利,國民黨敗北遷臺。事實基本如此。

其次,由於 1949 年共產黨的勝利標誌著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獲取勝利,而毛澤東本 身表示革命是農民的革命,因此許多學者聚焦於共產主義運動中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 命,而忽略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複雜性。當時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主要分為兩個派別。

其一聽命於第三國際,主張在城市進行革命;另一派由毛澤東領導,主張在農村進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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