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 世 紀 中 國 ： 現 代 化 與 蛻 變 的 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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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世 紀 中 國 ： 現 代 化 與 蛻 變 的 歷 程

連 浩 鋈 博 士

(香 港 大 學 歷 史 系 名 譽 副 教 授 )

2007 年 3 月

第一講 清末新政與共和革命：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肇端 (1900－1911 年) (兼論現代化的史觀與史實)

(一) 緒論：現代化的史觀與史實

現代化與蛻變的闡釋

現 代 化(modernization) 的 結 果 是 蛻 變 (transformation) ， 是 一 種 根 本 上 的 (fundamental)轉變(change)。轉變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普遍存在。而蛻變則是特 定歷史時期(近世)的一個現象，不是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這是蛻變與轉變的分 別。

現代化是20 世紀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在這個時期，中國無論是政治制度，

經濟組織，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甚至個人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等各方面，都 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20 世紀的中國，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現代化範式——即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 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對峙和鬥爭。這個時期還出現了兩種現代化方式——改 革和革命。

注意：教師在授課的時候，首要回答的問題是「何謂現代化？」

現代化理論與史觀的建構

「現代化」這一用語從新文化運動開始出現。當時的白話文翻譯，出現了一 些與「現代化」相關的名詞，如：「西方化」、「電力化」、「機械化」、「時髦」、「摩 登」等等。直到20 世紀 50、60 年代「現代化」理論流行的時候，這個用語才廣 泛地被提及和接受。

20

世紀

、

年代美國史學界「西方中心觀」

的興起：

此時被史學界認同，而且盛行一時的兩套相關史觀是：「衝擊－回應」史觀 (“impact－response” approach) 和「傳統－現代」史觀 (“tradition－modernity”

approach)。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最先用「衝擊－回應」史觀來解釋中國近代史。

他認為：近代中國回應西方的衝擊是失敗的。所謂失敗，即中國未能像日本那樣 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至於「傳統－現代」史觀，則直接受到當時美國社會科學界所盛行的「現代 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影響。

20

世紀

、

年代美國社會科學界「現代化理論」

的現 實意義和特色：

「 現 代 化 理 論 」， 是 社 會 科 學 領 域 的 一 種 「 發 展 理 論 」(theory of development)。此理論具有兩個現實意義：第一，為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提供一 個學術綱領；第二，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一個植根於一種「發展的意識形態」

(development ideology)的發展藍圖，相信通過科學、理性、啟蒙，通過資本主義 自由經濟、民主來建構一個安定、自由、幸福的世界。因此，「現代化理論」不 只是一個學術性綱領，還帶有很強的政治意識形態意味。在這一時期，現代化理 論的特色是：把人類社會的發展、演變劃分為「傳統」(traditional)和「現代」(modern) 兩個不同的時期，並強調「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和相互排斥。「傳統時期」

被認為是停滯不前，一成不變的。而「現代時期」則是生機勃勃、經歷根本變革，

並以歐洲啟蒙運動的理性觀點為依歸。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既然是相互排斥、對 立，因此，若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徹底消滅傳統。

若以「現代化理論」來分析中國歷史，則可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傳統中國無法自發產生現代化，無法產生根本變化；

第二，中國需要受到外來的強烈刺激，才能產生根本的變化；

第三，只有受到啟蒙思想洗禮的西方才能帶來這種根本的轉變；

第四，根本轉變的必然結局是：按照現代西方的形象，塑造出另外一個「嶄 新」的中國。意思是若中國走上了現代化道路，也是由西方複製而來的。

20

世紀

年代「現代化理論」對「傳統」與「現代」之關係的再闡釋：

與50、60 年代「傳統」與「現代」對立的觀點不同，70 年代某些「現代化 理論」學者對「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作出了全新的闡釋，認為：「傳統」與

「現代」並不構成對立的關係；並且，傳統中的一些特徵也可能是推進現代化的 一股力量。

然而，這些學者的「現代化」觀點還未能擺脫用以西方為中心的史觀去瞭 解世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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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

年代，美國興起了另外一股學風：

歷史背景：60 年代後半期，世界動蕩不安，群眾運動四起，有：美國的反 戰(越戰)運動和黑人民權運動、歐洲的學生運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等等。

此時出現了「新左派」(New Left)及若干「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t)理論， 如：

「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帝國主義理論」 (imperialism theory)以及「世 界系統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 。這些理論掀起了一股反「美國中心觀」、反

「現代化理論」的熱潮。

「新左派」學者批評前期的學者以「現代化理論」來掩飾西方帝國主義的行 為。他們認為：「現代化理論」並非學術綱領，而是政治的意識形態。

這些學者指出：自「地理大發現時代」(Age of Great Discovery)開始，不發 展國家——第三世界國家/落後地區逐一被納入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體系，被 工業化地區所剝削。

他們認為：中國不能走上現代化道路，並非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阻礙現代化 (這是「現代化理論」學者所說的)，而是因為近代中國長期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 經濟體系中。而日本之所以走上現代化道路，是因為它經歷了中日戰爭 (1894－

1895)、日俄戰爭 (1904-1905)，變成了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因此逃脫被納入這個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命運。日本打敗中國之後，始見經濟騰飛。戰勝俄國之後，

現代化表現更為顯著。

20

世紀

、

年代西方「後現代主義」

的崛興及其對「現代 化理論」的否定：

「現代化理論」隨著「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再次受到新挑戰。須知，「後」

在這裡具有兩層意思，一是「之後」，例如後工業社會；另外，可以解釋為「反 對」。「現代主義」出現於18 世紀啟蒙時期，是一個「主流」思潮，一直影響著 人類的思維方式。「後現代主義」從現代主義開始之時就一直存在，只是「非主 流」。

「後現代主義」最初體現於繪畫、音樂等藝術領域，其後逐漸影響到建築、

文學以及其他一些學術領域。到20 世紀末，「後現代主義」全盤否定基於啟蒙理 性觀（rationalism）和啟蒙普世觀（universalism）的現代文明結構。它意味著「現 代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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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

、

年代東亞地區之發展對「現代化理論」的肯定：

當「現代化理論」在西方受到了挑戰和批判，東亞地區在這段時期卻體現了 以歐洲啟蒙為目標的發展，為「現代化理論」提供了具體經驗的支援。 無怪「現 代化理論」在東亞地區時至今日仍盛行。

現代化的史實與定義

從歐洲近世歷史看啟動現代化的先決條件：「俗世化」

與「革新」

(innovation)

：

現代化是歐洲歷史發展的產物。從14 至 18 世紀，歐洲經歷了文藝復興、地 理大發現、科學革命、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以及啟蒙運動，導致歐洲社會出現了

社會大轉型。

由歐洲歷史的事實可得出：要啟動現代化，就要具備兩個先決條件：

第一，「俗世化」：即強調以「人」為本，主張滿足現實生活的需要，而反對 過於理想化的行為取向；在一個走向「俗世化」的社會中，人的現實感會愈來愈 強，人的理性程度將愈來愈高，而人對社會事務的參與度也會愈來愈強。

第二，「革新」：即摒棄墨守陳規的心態，打破條框。

發展現代化，即從以「神」為中心的社會解放出來，進入以「人」為中心的 理性、科學社會。追根究底，「現代化」乃「人」的現代化。

從歐洲近世歷史看現代化的使命：落實「啟蒙方案」

「現 代性方案」

，即建構一個植根於理性、科學、進步觀的文明 秩序：

要真正走上現代化之路，必須發揚理性、發展科學。換言之，現代化是一個

「啟蒙方案」，即有意識地建構一個植根於理性、科學、進步觀的社會體系。啟 蒙思想表現在制度層面最突出的是資本主義的「工業體系」、自由主義的「民主」、 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

現代化最根本的內涵是工業化，而工業化則建立在「科技革命」的基礎上。

科學是瞭解世界的基本方法，而技術則是改變世界的主要工具。工業化是改善人 類生活素質的一個必要手段。現代化社會以工業化為基調。工業化雖然是現代化 的基本內容，卻不是現代化的全部。它只是現代化中許多價值與目的的其中之一 而已。

「西方現代性」

的具體指標：

現代化所帶來的「現代性」，即現代社會的基本屬性和特徵，以及反映這些 現代社會特徵的指標體系。因此，現代化也可以理解成一個「現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所謂「現代性」，乃建基於啟蒙運動的理性、

科學、文明之上，是單一的「西方現代性」，具體指標如下：

1. 生產方式機械化 (工業化、農業機械化)；

2. 由工業化直接啟動的都市/城市化；

3. 社會成員參與公共事務的擴大化；

4. 個人價值的肯定；

5. 教育 (尤其是科學知識) 的普及化（前三項乃「俗世化」的結果）；

6. 交通、通訊網的擴張；

7. 社會結構的「科層化」(bureaucratization) (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 認為，任何國家走向現代化之路，都經歷一個「科層化」過 程。指一種依功能分「科」（即專業化），並按照權威分「層」的組 織方式，不僅是經濟領域如此，在政治、軍事、文化領域也同樣)；

8. 國際關係的增進。

「現代變革」

的內容與指向：

國家走向現代化，必將經歷「現代變革」。具體內容是：

經濟上，從傳統農業文明轉變為現代工業文明；政治上，從封建專制制度轉 變為現代民主制度；文化上，從蒙昧群體主義轉變為自覺個體主義，建立起獨立 自主的人格。

民主制度的七項內容包括：權力法律化、政黨多元化、軍隊國家化、選舉直 接化、政府責任化、職能分散化、參與廣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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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業全球現代化、全球化及「另類

多元

現代性」

的崛起：

隨著西方國家的擴張，西方的現代化也逐漸影響了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理 論」盛行之初，流行所謂「匯流論」(theory of convergence)。該理論認為，現代 化從西方擴展到非西方地區，終會創造一個具同質性的世界，也就是全球性的西

方現代性翻版。

20 世紀末葉，全球現代化的趨勢不僅沒有如「匯流論」所說的一樣，反而 助長了另外一種發展，即「現代化的本土性」，即在非西方世界中衍生了「另類

（多元）現代性」，如東亞的「非個人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現代性」（non-individualistic version of capitalist modernity）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都打破了西方 社會對「現代性」的壟斷。

現代化概念的界定如下：

所謂「現代化」，是以工業為發端、以一個個民族的實體為載體的社會變革。

這種變革的結果是帶來現代社會。

現代化的概念有兩層含義：第一，「現代性」的體現，是現代社會的屬性。

對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而言，「現代性」是一個結果、一種狀態；而對於發展 中國家、後發展國家而言，「現代性」是目標體系。第二，現代化也是實現現代 社會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也就是「現代性」的「化」。

現代化在中國

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制度化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其核心內 容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和「五倫」(父子、君臣、夫婦、

兄弟、朋友)，核心價值是「仁」。

傳統中國是一個以家庭（族）、男性、父權、農業、家庭手工業為中心、自 給自足、知識未普及的農業社會。

同時，中國文化走的是「泛道德主義」(pan-moralism) 之路，即人間的任何 事物都逃脫不出道德的審判。中國人對價值的追求和固守，超過了對事實的分 析，故發展不出現代科學。

中國現代化的開端：回應扭曲的「西方現代性」

即帝國主義、殖民主義

之衝擊：

中國的現代化始於19 世紀中葉，屬於「晚發外生型」，有別於「早發內生型」

的西歐國家。中國的現代化是被西方所啟動。在這個層面上，西方充當了「侵略 者」與「文明使者」的雙重角色。對充滿「文明的使命感」（civilizational mission）

的西方來說，中國與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歷程，是一種「文明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

然而，中國在19 世紀接觸到的西方文明，是「現代性」大扭曲的帝國主義、

殖民主義。中國進行現代化，是為了回應這個扭曲的「西方現代性」的挑戰，是 被迫的。因此，中國的現代化之根本動力來自「雪恥強國」的意識。在很大程度 上 ， 中 國 以 及 第 三 世 界 的 現 代 化 ， 是 一 種 「 反 西 方 的 西 化 」(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

同時，中國現代化的開展，標誌著傳統「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

的沒落。對長期被封鎖在一個自給自足的「價值之幕」(value curtain)裏的中國人 來說，置身在這樣一個大變動時期是不易適應的。

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從文化層面來理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器物技能的現代化：從洋務/自強運動開始。

由於西方的「船堅炮利」嚴重威脅中國，中國也開始追求「船堅炮利」。傳 統的「經世致用」精神，確實能為中國早期的現代化提供原動力。洋務思潮經歷 了由「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中本西末」，再到「中體西用」的過程。而洋務運 動又經歷了由發展軍事國防工業到發展民用工業，即由「求強」發展到「求富」

及「富強並舉」的方針。

第二階段是制度的現代化：從百日維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開始。

甲午戰爭之後，部分有學識的人認識到現代化國防不但需要現代化的交通、

教育、經濟，並且需要有現代化的政治和國民，故主張「體」與「用」皆須變革。

有人主張「君主立憲」，也有人主張「共和政體」，遂產生了百日維新、清末新政、

辛亥革命的歷史事件。

第三階段是思想、價值、行為的現代化：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開始。

民國成立以後，「共和」有名無實，更有復辟之舉，先進的知識分子認為中 國需要的是國民思想、態度、價值觀以及人格的改造，故產生了「打倒孔家店」、

迎接「新思潮」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三個階段的發展並行不悖。第二個階段的開始不等於第一個 階段的結束。第三個階段的開始不等於第一、二階段的終結。就推行現代化而言，

第一個階段是改革，第二個階段包括改革和革命。第三個階段是革命，並且是深 層次的文化革命，有別於第二階段的政治革命。從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主政開 始到1949 年，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模式的改革是中國現代化的主流。挑戰這 套模式的是一種自下而上、動員群眾的共產主義革命。1949 年實現了現代化範 式的轉變，革命成為了主流。由1957 年到 1978 年，中國實行「以階級鬥爭為綱」

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1978 年底，再度體現了另外一次現代化範式的轉變，

即以「改革開放」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徵：強調「救亡」和集體價值：

現代化進程的特徵，實與現代化運作背景密切相關。前面說過，中國推行現 代化是被迫的。還有，從18 世紀末、19 世紀初開始，中國出現人口過剩、自然 資源相對稀缺的現象，19、20 世紀又長期處於憂患當中，因此推行現代化是以 解決國家民族所面臨的危機為依歸的，具有功利的目的。新文化運動原本的目的 是要把西方的啟蒙文化帶來中國，但是中國當時的當務之急卻是「救亡」，其導 致的結果就是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壓倒啟蒙」。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後發展國家，中國的現代化急需政府的參與、主導以及 推動。又因政府長期面臨嚴峻的局勢，故當權者無一例外地把個人利益置於集體 利益之下。這裏的集體，可以指國家、民族、政黨、階級、群眾等，以致集體價

值觀始終壓倒個人價值。這是中國無法擺脫的一個傳統。儘管知識分子、社會改 革家的自覺性理念對現代化進程起了某些作用，但現代化的大方向、目標、策略 等，總是取決於政治領袖的主觀意志，即現代化要為政治服務。

中國現代化的成效：三位專家的意見：

(1) 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上、下冊 (香港：香港 中文大學，2001 年) [Hsu, Immanuel C.Y.,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th edition, 2000)]

這本書的英文書名已經反映了作者的觀點：當今中國已經是一個現代化了的 國家。中譯本的書名未能帶出作者的觀點。我認為可以翻譯為《現代中國的崛起 /崛興》，以反映作者對於中國現代化的理解——中國是如何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 的。

(2) 史景遷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3 冊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nd edition, 1999)]

從書名也可以看出作者的觀點：中國人從十九世紀開始已經自覺地去追尋現 代化，但是到了二十世紀末，仍在追尋中。

(3) 金燿基 (King, Ambrose Y.C.)：《中國的現代轉向》 [The Modern Turn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根據金燿基的理解，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實標誌著中國 傳統文明的一個「現代轉向」。中國的現代化，不僅是對於富強、獨立、自由的 追求，同時也是中國實現「現代性」建構，亦是對一個現代文明秩序的塑造。

並且，自十九世紀、經二十世紀到現在，這個大轉向還正在進行。是一個帶 來根本性社會文化之變遷的「漫長革命」。當今中國現代化也是全球現代化的一 個組成。中國的「現代性」，與其他國家的現代性有共通點，但也無可避免地有

「中國的文化性」（包括西方制度、價值觀的「中國化」）。

可見，金燿基與史景遷的觀點相似：中國仍然是一個現代化中的國家，仍 然是一個尋求建立一個現代文明秩序的國家。

(二) 清末新政與中國政治現代化

八國聯軍進京後的局面與清廷頒佈新政的目的

1900 年對中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此後，清政府的統治進入了一個嶄 新的階段。原因何在？主要是因為《辛丑條約》(1901 年 9 月 17 日)的條款比以 往任何條約條款苛刻，包括：處死官員、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拆除炮臺、在 四十五個城市停辦科舉五年等等。這使清廷認識到非改革不可，遂開創了徹底改 革的局面。許多學者提出一種意見：清廷改革的誠意不足。

探討改革的誠意，必須著眼於改革的目的。從下放權力給漢人的角度來看，

可以批判清政府的改革無誠意。無可否認的是，所有主持改革的統治者最大最終 動機，是希望通過改革的成果來鞏固、加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基礎。而清政府的 改革目的，無疑是加強中央集權，以確保其統治地位的穩固不變。從這個角度來 分析，我們無須懷疑其改革的誠意。

當 時 的 局 面 ， 可 與 四 分 三 個 世 紀 後 的 局 面 作 一 比 較 。「 文 化 大 革 命 」 (1966-1976) 結束，中國共產黨面臨「三信危機」，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 年12 月)上臺後，認為非推行徹底的改革不可，遂開創劃時代的「改革開放」局 面。我們亦無須懷疑其改革的誠意。

清末新政 (1901－1911 年) 的內容

清廷於1901 年開始推行的改革，是全方位、多層面、空前的變革。有關改 革詳情，可參看：(1) 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2000－2001 年)上冊，第十七章〈清末新政和立憲派〉；(2) 費正清、

劉廣京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

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 下卷，第七章〈1901－1911 年政治和制度 的改革〉。這裏只作扼要、簡單介紹。

首先，是在行政制度方面的改革與預備立憲。改革包括：精簡官僚機構、裁 汰冗員、創設新官署。並且，於1909 年舉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選舉，同年成立 諮議局，1910 年 10 月成立資政院。

1909 年，全國各省舉行第一次諮議局選舉。選民資格為：滿 25 歲之男子，

在選區內居住 10 年以上而具有下列資格之一：有 5,000 元以上之不動產；中學 畢業。候選人資格相同，但須滿30 歲。當時的選民只佔總人口 0.45％，但此舉 已是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重要的一步。還有，諮議局、資政院是中國第一批具有 現代議會性質的政府機構。

在軍事制度方面的改革包括：廢武科、創設武備學堂、建立練兵處。結果是 出現新式軍人階層；他們素質較高，在掌握現代軍事裝備和技術的同時，也較易 受自由民權思想的影響，開展了軍人政治化的趨向。

教育方面的改革包括：以時事策論取代「八股文」、設新式大學堂、中等學 堂、初等學堂、廢除科舉考試。廢除1,300 年來的科舉制度，的確是具有革命性 的意義。清廷又挑選學生出國留學（1901 年：不足 300 人。赴日留學生：從 1901 年274 人增至 1908 年 3 萬人；赴歐留學生：1908 年達 1.2 萬人），這又是非常重 要的一項改革，培養了一批現代知識分子。

此外，還有財政、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改革，加速了社會變革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改革釋放出變革社會的能量，卻不能將其納入推進制度 變遷的非革命性途徑，反而引發了革命，這是清廷想不到的。

(三) 共和革命與中國政治現代化

孫中山對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貢獻

長期以來，史學家把辛亥革命的歷史說成是孫中山個人革命的歷史，以此突

出孫中山對推翻清朝的貢獻。而這一觀點亦受多數人贊同。持相反意見者則指 出：孫中山自1895 年廣州起義失敗後便離開中國，雖然長期致力籌款支持革命，

但在歷次起義當中鮮有親身督師 (1907 年廣西鎮南關一役除外)，就算武昌起義 也是在事成後才由美國趕回來，故不應誇大他的貢獻。可謂見仁見智。

我認為孫中山對推翻專制及對中國政治現代化是有貢獻的，主要體現在三個 方面。

首先，孫中山創造了一個革命傳統。他成立第一個反清革命組織――興中 會，藉以「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檀香山興中會盟書〉，1894 年11 月 24 日)；並且，策動第一次反清革命――廣州起義。

在此必須解釋「革命」這個詞：有現代意義的「革命」（revolution）一詞，

始自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時期，意指帶有進步意義的歷史變化。早在中國的《易 經》中也有提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 大矣」。意即按照「天命」改朝換代，這與現代的「革命」有所不同。康有為也 曾經在《法國革命記》寫法王失去「天命」，又批判「革命」造成社會動亂。而 當時傳教士（如 Timothy Richard 李提摩太）則將 “the French Revolution” 譯 成「法國大亂」。

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逃往日本，曾表示從此將自己的政治活動稱為有進 步意義的「革命」。他大概是中國第一個用帶有現代意義的「革命」這個詞語來 形容自己政治活動的人，創造了一個革命的傳統。

其次，孫中山創建了第一個革命政黨――同盟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帶有 現代性質的政黨。在《同盟會宣言》（1905 年 8 月）中，孫中山為革命性質定位：

「前代為英雄革命，今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

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國民革命」之目 標為：「(一) 驅除韃虜；(二) 恢復中華；(三) 建立民國；(四) 平均地權」。「國 民革命」之進行程式分三期：「(一) 軍法之治；(二) 約法之治；(三) 憲法之治。」

第三，孫中山創造了一套革命理論。1905 年 10 月 20 日，孫中山在《民報》

發刊詞中提出了「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並 在1906 年 12 月 2 日的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中作了解釋。

在闡釋「民族主義」時，孫說：「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 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

在闡釋「民權主義」時，孫說：「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 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

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

在闡釋「民生主義」時，孫說：「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 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 價的法。」

孫中山在作總結時這樣說：「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願少 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 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

「三民主義」不但是革命的綱領，亦可稱為中國歷史上比較完整的現代化發 展之策略。

(四) 從政治現代化的角度再探討清王朝的覆亡

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兩個先鋒：君主立憲派與共和革命派

其實，立憲派與革命派的關係不應被視為保守勢力與進步勢力的對立關係。

立憲派與革命派有一些共同主張：兩者都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先驅；都致力 於革新中國的政治組織，並認為代議政治適合中國；都要求民主，主張民權，主 張提高政府的效率和中國的國際地位。

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分歧主要在於：第一，中國現代政治的形式應採取君主立 憲還是共和政體；第二，達成現代政府的方法是改革還是革命。值得注意的是：

立憲派所反對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革命這一手段。孫中山走遍歐美，認為中國

落後，應效仿美國。而梁啟超於1903 年遊歷北美後，亦承認中國落後；不過，

梁認為中國情況不像美國而與法國相似，認為革命將導致混亂和軍事強人的統 治。

《新民叢報》與《民報》於1905－1907 年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反映出兩派 分歧所在：

第一，立憲派認為漢滿兩族在很多方面已溶為一體了，主張用合法手段去爭 取開放政權，並確信清廷誠心誠意地預備立憲。其基本態度是「容滿」。革命派 則認為滿清一向採取歧視及壓迫漢人的政策，以「假立憲」欺瞞中國人民，不可 能建立妥善的政府，所以若想有效地改革必須先消滅滿清政府。其基本態度是「排 滿」。

第二，立憲派認為建立共和政府要有先決條件、要漸進，即人民必須先達到 某種程度的教育水準，並有參與政治的實際經驗。革命派則強調快速的變革、急 速的現代化，並批評立憲派低估了中國人的實力。

第三，立憲派恐怕革命會導致外力干涉。革命派則想爭取列強的同情及支持。

革命派與清廷：長期鬥爭

革命派與清廷長期處於對立、對抗的關係。1895－1911 年 10 次起義失敗後，

革命派才於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湖北的革命組織共進會和文學會雖與同盟 會有聯繫，卻非同盟會的一部分。辛亥革命的爆發是出乎同盟會人意料之外的，

其過程亦不大受同盟會人控制，其結果更與同盟會人的預期相差很大。

立憲派與清廷：從合作到決裂

立憲派與清廷的關係則較為複雜，經歷了從合作到決裂兩個階段。前面論述 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分歧時，已解釋立憲派支持清廷籌備立憲的原因。立憲派與清 廷其後交惡，兩者的矛盾衝突可分為三方面：

第一，政治上的矛盾與衝突，主要涉及召開國會及限制皇權的問題。必須指

出，新選出的諮議局議員，大多屬立憲派的紳商，他們面臨洶湧澎湃的革命潮流，

遂於1910 年 1、6、10 月三次向滿清政府請願，要求立即召開國會、準備立憲。

1910 年 10 月資政院開幕，清廷只答應把預備立憲日期由 9 年縮短到 6 年。這使 許多立憲派人士決定雖不會主動參與革命，但一旦革命爆發，將保持中立的態 度。1911 年 5 月清政府成立內閣，13 個任命者當中只有 4 個漢人，5 個是皇親 國戚，被譏為「皇族內閣」，激起了立憲派的不滿。

第二，經濟上的矛盾與衝突，主要涉及鐵路國有化的問題。由於許多立憲派 紳商在四川、廣東、湖南、湖北投資鐵路，而清政府卻於1911 年 5 月宣告將鐵 路國有化，直接打擊這班投資者的經濟利益，使立憲派更為不滿。

第三，立憲派於武昌起義後的最後抉擇。1911 年 12 月，14 個省的諮議局宣 佈獨立，令清政府孤立無援。1912 年 2 月清帝退位，可說一半得之於地方獨立，

一半得之于袁世凱的中央政變。

清王朝覆亡的歷史意義和啟示

辛亥革命創建共和，是中國走上「現代」的象徵，也是中國古老文明的政 治秩序解體的標誌。帝制在一般中國人心目中成為一種逆現代化潮流的反動現 象，從此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消失，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就。

傳統史學家認為，清王朝的覆亡，是建制外的進步勢力打倒建制內的保守勢 力的結果，這種看法雖有一定合理性，卻把複雜的歷史實際簡單化。清廷在其統 治最後的十年間是一個積極推行改革的政府。重大的制度變革帶來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帶來了高升的期望，帶來了利益重新分配，但亦帶來了改革者未能預期的、

超越了自己能力所能解決的問題，最後令改革者處於進退兩難的局面。可以說，

清王朝的覆亡在某個程度上是建制內矛盾激化的結果，是一個改革的政府與建制 內各種既得利益集團衝突、決裂所造成的結果。20 世紀初，共和、立憲的呼聲 高唱入雲。清王朝雖盡力掙扎求存，但最終還是被政治現代化的巨浪吞噬。

改革、革命與中國現代化

改革與革命是清末政治的兩個主流。改革失敗及引發革命，並非是因為改革 本身的性質問題，而是由於改革進程中許多主觀、客觀因素所導致。

在二十世紀期間，人們對改革與革命的看法，經歷了很大的變化。辛亥革命 之後，受反滿觀點和革命觀點影響，人們認為改革是保守的，不徹底的，革命比 改革先進。從80 年代開始，人們厭倦了革命，認為要告別革命，又走向另一個 極端，否定了革命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起的積極作用。

其實，從長遠的歷史角度看，改革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普遍方式，革命則 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特殊形式。在人類的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中，並不存在改 革與革命誰優誰劣的價值判斷問題。

第二講 民初歷史的弔詭：

政治現代化的大倒退、思想現代化的大躍進 (1912－1928 年)

(一) 袁世凱倒行逆施與共和理想幻滅 (1912－1916 年)

共和的剎那光輝：第一屆國會選舉（1912 年 12 月－1913 年 1 月）與國民黨的勝利 民國成立之初，共和曾有過剎那的光輝。這麼說是因為：1912 年 12 月－1913 年 1 月舉行了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國民黨獲得了勝利，而國民黨的領導人宋教仁是一 位非常投入於「民主共和」的領袖。

民初的《選舉法》，實基於1909 年全國各省第一屆諮議局選舉法，但向前邁進了一 大步。選民資格如下：滿25 歲之男子(1909 年為 21 歲)，在選區內住滿 2 年以上(1909 年為10 年以上)，兼具有下列資格之一：有不動產 500 元以上(1909 年為 5,000 元以上)，

小學畢業(1909 年為中學畢業)。此改動使選民佔總人口 10.5% (1909 年僅佔 0.45%)。候 選人資格相同，但須滿25 歲(1909 年為 30 歲)。

選舉中宋教仁組織了國民黨，而袁世凱則組織了一些政黨與宋教仁對抗，即統一 黨、共和黨、民主黨(其後三黨合併為進步黨)。袁曾於晚清時期對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作 出了很大貢獻。但他不信「民主」，認為「共和」會帶來混亂，非有一點權威不可。袁 曾說：「我這個總統，總也總不得，統也統不得」；又說：「憲法只會限制我，沒有一點 是幫我的。」由於他急於抓權，故不惜採取了恐嚇和賄賂的手段來阻止國民黨勝出，但 國民黨還是在選舉獲取勝利：在眾議院596 席中獲得了 269 席，在參議院 274 席中獲得 了123 席。當時眾議院是按各省人口比例選出的，每 800,000 人選 1 人；參議院則按各 省省議會選出代表，每省議會選出10 人。

袁世凱的反撲與民主進程的大轉折：政治軍事化（militarization of politics）

袁世凱為奪回權力，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1913 年 3 月 20 日，當宋教仁準備從上

海前往北京領導國會、組織責任內閣時，在上海火車站遭到刺殺。有証據顯示，主使這 樁政治暗殺的人，正是袁世凱。宋教仁的死，証明了用國會和責任內閣來牽制袁的權力 是無法實現的。當時孫中山主張用武力推翻袁世凱，可惜力有不足。

袁世凱深知欲要取回權力，資金非常重要，於是又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 團於1913 年 4 月簽署 2,500 萬英鎊的所謂「善後大借款」。借款未經國會批准；他還答 允於47 年內還本利共 6,785 萬英鎊。

為主動打擊革命黨，袁又於1913 年 6 月罷免國民黨都督李烈鈞 (江西)、胡漢民 (廣 東)、柏文蔚 (安徽)。此舉引發了「二次革命」。由於當時人民渴望和平、安穩的生活，

使革命黨處於孤立地位；又由於革命黨缺乏資金，不久便被鎮壓。9 月，「二次革命」

宣告失敗。袁世凱遂派心腹到各地取代國民黨都督 (如派段祺瑞到武昌、馮國璋到南 京)，這樣做使得北洋軍人勢力到處擴張。

另外，袁在1913 年 11 月解散國民黨、1914 年 1 月解散國會、1914 年 2 月解散省 議會及所有地方自治團體，這直接打擊了地方勢力。孫中山1914 年再次流亡日本，把 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到此，議會政治告終，獨裁政治擡頭。

1914 年，袁世凱的勢力達到了頂端。是年 3－5 月，袁召開國民大會，修改《中華 民國臨時約法》，制定新的《中華民國約法》，改總統制為世襲。中華民國因此出現了兩 部憲法，加深了由帝制崩潰所導致的法統危機。

1915 年 5 月，袁不理段祺瑞、馮國璋、梁啟超等人的反對，接受日本提出的《二 十一條》。這導致建制內部分裂。當時許多人支持集權中央，但反對袁世凱對日本妥協。

袁世凱的權力因此受到了削弱。

最後，袁於1915 年 8 月開始推行帝制復辟運動。蔡鍔在雲南組織護國軍反對帝制，

各省紛紛響應，相繼宣佈獨立；袁於 1916 年 3 月被迫放棄「洪憲帝制」美夢，並於 6 月6 日去世。

袁世凱與軍閥割據的關係

一般歷史學家認為袁世凱是「軍閥之父」。原因如下：

第一，袁統領北洋軍，而北洋軍是後來眾多軍閥隊伍的前身；

第二，袁當總統時刻意將北洋軍人勢力擴至華中、華南地區；

第三，袁用武力去解決一切 (包括非軍事) 問題，立下了壞榜樣，並形成了「政治 軍事化」的局面，此為軍閥割據時期的一個特色。

上述三點反映出袁世凱與「軍閥割據」有一定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袁最關注集 權中央，故極力防止軍事分離局面(military separatism)出現。他於 1914 年權力最高峰時 把各省都督（都督管理軍事、民政）改為將軍，只管軍事，另設巡按使一職，理論上職 位高於將軍，掌管民政，以牽制地方軍人力量，無奈政策未能生效。可說，袁死後出現 軍閥割據，絕非袁所想見到的局面。因此，袁世凱與軍閥割據的形成有很大關係，但並 非他個人希望造成的。

(二) 軍閥割據：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全面軍事化 (1916－1928 年)

何謂「軍閥」?

所謂「軍閥」，是指擁有私人軍隊，控制著或企圖控制一定的地盤，一切所作所為 都出於維護其自身權益的軍事將領。

晚清地方勢力抬頭 (regionalism) 與民初軍閥割據 (warlordism)

西方學者稱晚清時期「地方勢力抬頭」為 “regionalism”，又稱民初「軍閥割據」

為 “warlordism”。香港學生每見英文字尾加上 “ism”，都以為是「――主義」的意思，

故把 “regionalism” 說成是「地方主義」，又把 “warlordism” 說成是「軍閥主義」。其實，

“regionalism” 與 “warlordism” 並 非 兩 種 主 義 ， 而 是 兩 個 歷 史 現 象 (historical phenomena)。

晚清地方勢力抬頭與民初軍閥割據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在此比較兩者的異同。

相 同 之 處 在 於 ： 兩 者 皆 代 表 一 種 離 心 力 量(centrifugal force) ， 導 致 權 力 分 散 (decentralization)甚至地方分離(separatism)現象的出現。

不同之處主要有三點：

第一，地方領袖(regional leaders)與軍閥(warlords)的出身、價值觀不同：地方領袖 全是科舉 (即儒家) 出身，稱為「士人」。而軍閥出身較為複雜，有武科出身 (張勳)、

新式武備學堂出身 (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吳佩孚、李宗仁)、日本軍校出身 (閻錫山)、

新式學校出身 (陳炯明)、農兵出身 (馮玉祥、張作霖)、土匪出身 (張宗昌)；

第二，地方領袖與軍閥對中央政府的態度不同：地方領袖效忠中央政府，而軍閥稅 收不歸中央，任命地方官員不受中央管轄；

第三，地方領袖之間的關係與軍閥之間的關係不同：地方領袖聽命中央，不會打內 戰，軍閥之間則互相傾軋、爭霸。

從這些角度去看，雖然軍閥割據在某程度上是從晚清地方勢力抬頭發展而來，但兩 者有很大差別。

軍閥割據的緣起及發展：軍人參與、干涉、把持政治的過程

軍閥割據這個歷史現象，可說是軍人參與、干涉、把持政治的過程。這個過程可分 七個階段說明：

第一階段：清末新政——新式武備學堂與新式軍人階層出現。部分軍人對政治開始 感興趣，產生了軍人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military men)的趨向。新軍參與革命活動是 軍人政治化的體現。

第二階段：清朝覆滅，共和成立——皇權崩潰，法統 (政權合法化) 危機(crisis of legitimacy)出現。皇權政治建基於「天命」；革命打倒了皇權，卻未能樹立新權威。當時，

「皇帝」在人們心裏已根深蒂固，「總統」卻仍未完全被接受。

第三階段：共和理想幻滅——革命勢力退卻，軍人勢力滲透全國範圍。儘管共和成 立，革命勢力卻只局限於廣東、安徽、江西幾個省。「二次革命」後，袁世凱解散國民 黨，孫中山再次逃亡到日本，北洋軍人勢力席卷全國。

第四階段：袁氏獨裁——議會制度崩潰，一切依賴武力解決，即政治軍事化 (militarization of politics)。

第五階段：討袁之役——以武力反復辟，加劇政治軍事化。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

這是個政治問題，本應以政治途徑解決，但無法實現。蔡鍔建立護國軍以武力解決問題，

各省響應，加強了政治軍事化。

第六階段：南北戰爭——「護法運動」出現，加劇法統危機。袁世凱死後，孫中山 從日本回來領導「護法運動」，以1912 年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正統。而當時 統治中國的北洋政府，則以1914 年制定的《中華民國約法》為正統。人們對法統這個 大是大非問題，爭持不休，到底何為正統的「法」，無法達成共識。

第七階段：勢均力敵局面(equilibrium of fragmented military forces)出現—— 軍閥割 據現象持續。軍閥割據的時期出現了大小不一的許多軍閥，但沒有一個能夠消滅其他的 軍閥，因此需要聯盟。由此角度看，割據持續久遠的現象可以得到解釋。

可見，軍閥割據是由「軍人政治化」發展到「政治軍事化」（以武力解決國家社會 的所有問題）的一個過程。從另一個角度看，軍閥割據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產物：即舊秩 序已經解體而新秩序還未建立起來的過渡時期；那是一個無任何秩序可言的時代，而「沒 有秩序」也成為這個過渡時期的特色。

軍閥割據究竟持續到那時？一般歷史學家以1928 年為軍閥割據時期的下限。這個 設定合理嗎？上述問題，留待第三講解答。

軍閥割據時期的中國

下面說說當時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特色。

政治方面：

在1916－1928 年間，1,300 個大、小軍閥打過 140 場大、小戰爭。打仗，主要是為 了爭奪地盤。大軍閥爭奪中央政權，因為誰控制了中央政府，誰就能合法地舉借外債，

發行公債，把持中央財政。小軍閥也爭奪地盤，因為沒有地盤就沒有徵稅和招兵買馬的 基地。長期戰爭，導致政局極度動盪不穩。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頻頻易手，直接影響 行政效率。

軍閥們為了鞏固和擴充地盤，皆以開源為其一切政策的依歸。儘管中國還有總統、

內閣、國會，共和卻名存實亡，一切取決於當權者的主觀意願。中國明顯地仍是一個人 治國家，管治的準則仍未改變。

軍閥們以武力為解決一切問題 (包括非軍事問題) 的手段，又把大量軍方人員安插 到各行政單位，擔任文職工作，使政治更邁向軍事化。

經濟方面：

軍閥混戰，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政權四分五裂，根本無法落實全國性的、甚至區 域性的經濟發展計劃，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軍閥們雖然每能達到開源目的，但往往把在其控制範圍內的金錢、資源、人力、物 力花光於戰爭及其他軍事用途上，這對現代化有不良的影響。唯一得益的大概是軍事和 軍火工業。

不能否認，中國的民族工業 (包括紡織、麵粉、絲綢、火柴、水泥、煙草、糖等工 業) 在軍閥割據時期有長足的發展，但這與軍閥統治無直接關係。當時工業之所以得到 發展，實由各種內外因素促成。外因是：第一次大戰期間，國際市場對中國民用工業製 成品及中國農礦初級產品原料的需求大增。內因是：政府大部分精力用於爭奪地盤，對 現代經濟的控制放鬆，有助民族工商業的興起。又民國成立後，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之 風盛極一時，致使中國培育了第一批企業家、科學家、經濟學家、工程師、經理和技術 人員，形成了新的社會力量，有助推動工商業發展。

社會方面：

對一般人來說，生存是最大的問題。由於戰爭與天災，到處都出現飢荒。更不幸的 是，軍閥割據使傳統的全國性的官方救濟機關完全停止運作。美國紅十字會又因飢荒每 多是人禍（軍閥的戰爭）造成而拒絕救濟；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只好更改了飢荒的定義之後才實施救濟。軍閥割據時期出現了大量農民離 村及人口大遷徙的情況，令社會更動盪不安。

文化方面：

出現了春秋戰國後的另一次百家爭鳴的局面。似乎在中國歷史上，中央政權崩潰之 時，總是會有思想的革命，不知是定律還是巧合。

(三) 軍閥割據時期的文化、思想革命：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的定義

時人所指的五四運動：

時人所說的五四運動，是指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發生的一件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事件。該事件在全國範圍內引起廣泛的反響；直到7 月下旬，事件才告一段落。具體情 況如下：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數千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反對凡爾賽和會有關山東問題的 決議；32 人被捕。

1919 年 5 月 6 日：被捕學生獲釋，但北大校長蔡元培其後被迫離任。政府派親北 洋軍閥的官員擔任新一任校長，引起新一輪抗爭。

1919 年 5 月 18 日：北京學生發起罷課、杯葛日貨運動，並在《罷課宣言》中首次 用「五四運動」一詞 (學生領袖羅家倫為它起的名詞)。運動擴大到其他城市。

1919 年 5 月 26 日：有人在文章中談及「五四的精神」。

1919 年 6 月 3-4 日：北洋政府逮捕千多學生。

1919 年 6 月 5-9 日：上海工商界發起罷工、罷市，支援學生；運動擴大至各大城市；

9 日，北京親日官員被迫辭職。

1919 年 6 月 28 日：中國代表團拒簽巴黎和約，代表了五四運動獲得勝利。

1919 年 7 月 22 日：中國學生會宣佈停止罷課，蔡元培復職。

後世一般歷史學家所指的五四運動：

1935 年 5 月，胡適談五四運動時說：「當年若沒有思想的變化，決不會有五四運動。」

(見〈紀念五四〉，載《獨立評論》，1935 年 5 月 5 日。) 胡講「思想的變化」，當然是指

「新文化運動」。其後歷史學家所稱的五四運動，多數是從廣義而言，即包含當時所稱 的「五四運動」(史家叫「五四事件」May Fourth Incident)及該事件發生之前、之後崛興 的「新文化運動」(孫中山最早用的名詞)。即是說，五四運動泛指 1915－1921 (有說 1923) 年間的一系列思想、文化、政治、社會活動，包括：文學革命；迎接新思潮與反傳統；

學生遊行、示威、罷課；杯葛日貨；工商界罷工、罷市。各項活動的背後動機是救亡；

故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傳統、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

新文化運動：現代中國的第一次文化、思想革命

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18 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中國版，以「科學」(理性) 和「民主」

(人權) 為整個運動的題旨。它是現代中國的第一次文化、思想革命。

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原因：

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原因可分為兩點。

第一，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在啟動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章傳播新 思想，起到了指導、啟蒙的作用。《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由陳獨秀於 1915 年 9 月創辦。在創刊號，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向青年提出6 項指導性的原則：

1.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2.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3.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4.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5.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6. 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青年雜誌》1916 年春停刊，9 月復刊，改名《新青年》，以「改造青年的思想，輔導 青年的修養」為復刊宗旨。《新青年》提出：中國社會的改造，應建基於國民 (尤其是

青年) 的人格、素質和價值觀念的更生。這成為新文化運動啟蒙思潮的主體內容。

第二是北大新任校長蔡元培的改革。蔡元培訂定大學教育的目的是「探求學理、掌 握科學知識、培育人才新風」，又訂定辦大學的方針是「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從1917 年開始，北大出現了非常活躍的氣氛，可謂百花齊放。師生們各自創辦雜誌，宣揚自己 的主張：有由先進知識分子 (如陳獨秀、胡適) 辦的《新青年》、由先進學生領袖 (如傅 斯年、顧頡剛、羅家倫) 辦的《新潮》；亦有由傳統保守知識分子 (如劉師培、辜鴻銘) 辦 的《國故》，並得到校外學者嚴復、林紓的支持。

新文化運動的內容：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有二：第一，文學革命；第二，新思潮與反傳統。

先談文學革命。

文學革命主要是反對文言文，提倡用白話文寫作。又反對文以載道 (即宣揚儒家價 值觀)，鼓吹寫實主義 (realism)。

為了奠定白話文寫作原則，胡適提倡「八不主義」，即：

1. 不用典；

2. 不用陳套語；

3. 不講對仗；

4. 不避俗字俗語；

5. 須講求文法之結構；

6. 不作無病呻吟；

7. 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8. 須言之有物。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胡適鼓吹「八不主義」，他還是談「文學改良」而非「文學革命」。

(見〈文學改良芻議〉，載《新青年》，1917 年 1 月 1 日。)

提出「文學革命」這個口號的第一人是陳獨秀。陳認為要推行「文學革命」，就必 須要：

1.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2.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3.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見〈文學革命論〉，載《新青年》，1917 年 2 月 1 日。)

自1918 年 1 月開始，《新青年》完全採用白話文。這時期出現了新詩、戲劇、散文、

短篇小說 (如魯迅的《狂人日記》)、用白話文翻譯的現代歐洲文學。可以說，中國文 學界步入了新的創作階段。「五四事件」發生後的半年間，中國出現了400 多份新的、

採用白話文的期刊。1920 年 3 月，中國政府正式宣布白話文為國語。小學、中學的課 本都一律棄用文言文。

白話文運動是新文化運動中收效最快、成就最顯著的一個領域。它創造了一個語義 系統，適應了現代社會心態及與外部世界交流的需要。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文學界的先進分子在棄用文言文這方面已達到共識，但是 對於文學該走哪個方向則爭論紛紛。因此，五四作家很快便分道揚鑣。20 世紀 20 年代 初，中國文壇上主要分成了兩派。其中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周作人、茅盾。他們於 1921 年1 月成立文學研究會，認為文學應反映社會及人的境況，實不自覺地承襲了文以載道 的精神，只是他們的「道」與傳統的「道」截然不同。另一派的代表人物有郭沫若、郁 達夫、田漢。他們於1921 夏成立創造社，深受浪漫主義、個人主義影響，主張為藝術 而藝術，偏愛創作藝術。

以下談新思潮、反傳統。

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嚮往西方的文明，出現了接受西方學說的熱潮。受五四知識分子 歡迎的西方學說包括：達爾文的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實用主義、經驗主義、互助 論、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科學 (「賽因斯」science)、民主 (「德莫克 拉西」democracy)。最受歡迎的是「科學」與「民主」。

知識分子更以西方思想作為標準來評價儒家學說，因此出現了反孔(子)運動。1916 年 2 月，易白沙在《青年雜誌》1 卷 6 號上發表〈孔子平議〉，首開點名批評孔子的先 例。《新青年》於1916 年 10 月起更將「平議」上升為「倒孔」。胡適又把孔子及其信徒

譏為「孔家店」，但胡相對疏離「倒孔」運動。相反，陳獨秀、吳虞、魯迅是「倒孔」

先鋒，領導「打倒孔家店」。

陳獨秀認為：「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提倡孔教必掊共和」，

「信仰共和必排孔教」(〈復辟與尊孔〉)。他又認為：孔教道德造成了「君虐臣、父虐 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長虐幼」的殘酷現實 (〈答傅桂馨〉)。

吳虞說儒家「由天尊地卑演而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官尊民卑，尊卑 既嚴，貴賤遂別」，這就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 (〈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他 認為「禮教」之遺害最大 (〈吃人與禮教〉)。

魯迅則借用諷刺文學批孔。例如，他在《狂人日記》中寫道：「凡事總須研究，才 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 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 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由於魯迅的作品深入人心，故其 影響更為廣泛。

思想界的先進分子一致認為要摒棄中國的傳統才能救亡，但卻在其他方面意見不 合。他們很快便分道揚鑣，主要有兩派。胡適代表其中一派：他堅持要多研究問題、少 談「主義」，認為「沒有一種靈丹妙藥可解決中國所有的難題；每個問題必須分開研究，

分開解決。」(見〈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載《每週評論》，1919 年 7 月 20 日。) 李大釗代表另一派：他認為「主義」能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一個「總方向」，是必須的；

必須有個根本解決的方針，才能有希望解決一個一個問題。(見〈再論問題與主義〉，載

《每週評論》，1919 年 8 月 17 日。)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現從現代化、思想發展、愛國主義發展三個角度探討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里程碑：思想現代化的開始：

從文化層面去理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器物技能現代

化、制度現代化、思想現代化。第一階段從洋務/自強運動開始。第二階段從百日維新、

清末新政、辛亥革命開始。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里程碑，因為它標誌著第三個 階段 (即思想現代化) 的開始。問題是：中國為何在民初體現了現代化範式的轉變？理 由是：帝制雖滅，但中華民國只有共和的軀殼而無共和的實質，更有復辟之舉，這使關 心國家的知識分子明白硬搬外國政治制度來中國實在是徒勞無功的；若要救亡，就要有 根本的變革，即徹底改變中國人的態度、世界觀、價值觀，來一次思想、文化革命。

五 四 運 動 是 近 代 中 國 思 想 發 展 的 轉 折 點 ：「 整 體 性 的 反 傳 統 主 義 」

的出現：

首先要承認的是，新文化運動並非一夜間突然發生；可以說，新文化運動是晚清以 來中國文化、思想轉變歷程中的一個新高峰。正如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說：“When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evious thirty year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no longer resembles a mountain range rising up abruptly out of a flat plain, but simply a somewhat higher range in a long stretch of complex mountainous terrains” (Benjamin 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史華慈指出，晚清思想界出現了「突破的一代」(the breakthrough generation)。代表人物有嚴復、梁啟超。嚴復翻譯、介紹了許多近代西方 文化思想的經典著作，包括：《天演論》(T.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群己權界說》

(J.S.Mill, On Liberty)、《群學肆言》(H.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原富》(A. Smith, Wealth of Nations)、《法意》(C.L.S. Montesquieu, Spirit of the Law)。梁啟超則論述了「自由」、「民 權」等西方政治概念，提出「新民說」。他們對促進中國思想現代化所作出的貢獻，絕 不能低估。可說，沒有晚清的思想變化，就沒有五四的思想革命。

雖然說新文化運動是前期思想變化的延續，但新文化運動本身又具有其獨特性 (uniqueness)，即林毓生所說的「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見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1978；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 年。) 為何五四反傳統要「整體性」地反呢？林毓生解釋，這是因為五四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深 層意識中，受傳統有機一元思維模式影響，把傳統看做一個有機的、不可分割的整體，

又認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是互不相容的，因而「整體性」地批判傳統，繼而主張「全盤」

打倒傳統。要指出的是，晚清知識分子跳不出儒學的框框，而五四知識分子則全盤地否 定傳統。故「打倒傳統」是五四時期的一個特色。對林毓生來說，「打倒傳統」與五四 知識分子希望中國建立起民主是背道而馳的。他認為，儒學雖有別於民主，但兩者決非 相互排斥。他因此提出了「創造性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的概念，主張通過這個 方法把西方民主落實到一個已「轉化」的儒家中國中。所謂「創造性轉化」，是指使用 多元的思考模式將一些中國傳統中的思想、價值、行為模式加以重組與/或改造，使之 變為有利於變革的資源，同時在變革中得以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林毓生批評五四知識 分子的「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認為中國錯過了一次推行真正民主的機會，正是由於 他們這種激烈的思維模式所致。

打倒傳統是思想革命。現代中國的思想發展經歷了兩次革命：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 運動革了儒家的命；第二次是毛澤東思想革了傳統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命。這是從「思 想內容」(thought contents)的角度看現代中國思想發展，突出了發展中「變革」一面：

即從儒學強調「三綱」、「五倫」到五四強調「科學」、「民主」，再到毛澤東強調「階級 鬥爭」。若換了用「思維方式」(mode of thinking)的角度看，則會察覺到現代中國思想發 展呈現一貫性。為何這樣說呢？原因是：儒家強調修身，新文化運動強調確立民主、科 學、理性的世界觀，毛澤東思想強調要「紅」（即以階級的角度去看問題），三者都是把 人的意識(human consciousness)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三套傳統都認為，改造人的意識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是推行一切政治、經濟、社會變革的先決條件。

可見，現代中國思想發展也有「繼承」/「延續」的一面。

五四運動是中國愛國主義發展的里程碑：跨社會階層愛國運動與「整體性反傳統的愛國

主義」的出現：

清末新政時期，不同形式的愛國運動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出現，包括：排滿運動、收 復主權運動、1905 年的杯葛美貨運動、1908 年的杯葛日貨運動。五四運動則首次體現 了學界與工商界，即城市居民的聯合反日、反軍閥政府的愛國運動。這是一次空前的、

最廣泛的表達民族感情的運動。它以「民族國家」為效忠對象，不像以往以「宗室」、「種 族」、「國君」為效忠對象。

五四愛國主義是一種極端複雜的、充滿矛盾的愛國主義。其矛盾之處可從兩方 面講。首先，五四知識分子一方面傾募西方文化，要「全盤西化」來救國，另一方面卻 痛恨列強出賣中國的利益，要反西方。這種複雜、矛盾的心態，大概是當時不少知識分 子欣然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因，因為它是反西方的一種西方學說。其次，五四知識 分子一方面認識到非全盤打倒傳統不能救國，另一方面又知道全盤放棄固有的文化是不 可能的事，故陷於痛苦、矛盾的心態中，並產生如林毓生所說的「中國意識的危機」(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基於「整體性反傳統」的五四愛國主義，可說是世界歷 史上獨一無二的一種愛國主義。

對五四運動的反思

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全面反思，它帶給我們最寶貴的價值，應該是 一種「批判性反思」的精神。站在繼承五四精神的立場上，我們也要對五四這個新傳統 作嚴肅的反思。

研究五四運動的學者往往強調，新文化運動標誌著中國走上科學、民主之路。我們 對五四運動作出反思就要問：為什麼科學、民主一直到現在只是被人叫喊的口號呢？可 以說，科學、民主未能在中國植根，在某程度上是因為客觀環境起了負面影響。但我認 為五四知識分子對待西方思想的態度，正是問題的關鍵。我的意思是：五四知識分子接 受西方思想，乃基於一種功利的動機。五四新文化運動，原本是一場啟蒙運動，但運動 發展下去變成是手段，救亡才是真正的目的。對於某西方學說，不是整套去理解和接受，

而是擇其有用的部分，以圖達到救亡、富強的目的。故西方思想在輸入中國的過程中，

已被扭曲。

五四倡導民主，但重點放在民主制度上 (即民主的「用」而非民主的「體」)，忽 視民主的「包容」精神；看事物採用非白即黑的兩分法，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把世界 的多樣性、複雜性約化為一種簡單、絕對的理想主義。談民主，又鮮及法治。只講民主，

不講法治，不是演變成「極權民主」，便是演變成「無政府主義式的自由」。彷彿只有蔡 元培、胡適等極少數人真正深入瞭解民主。

五四又倡導科學，即求真的精神。但五四之後出現「科學崇拜」、相信「科學萬能」

的現象，是郭穎頤所說的「唯科學主義」(scientism) (見 Daniel 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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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民主，只是被人叫喊的口號，且與西方人所主張的科學、民主，有不同的理 解。一般人認為：近現代中國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我們應重新檢討這個看法。深層次 上來說，中國人受科學、民主的影響並不大，似乎一切外來思想輸入中國都會被「中國 化」(Sinicized)，加添了中國的特色。

五四運動所產生的三大思想流派 五四運動產生了三大思想流派：

第一，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代表人物有胡適。自由民主派厭惡軍閥 政府，鄙棄政治活動，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育，故鮮有在中國政壇上發揮影響力；

第二，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m-Leninism)，代表人物有陳獨秀、李大釗，將會在 第四講作詳細交代；

第三，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即新儒家/學(Neo-Confucianism)，代表人物 有梁漱溟，在此作些補充。

研究新文化運動的人，大多集中探討五四知識分子如何迎接新思潮、反傳統；儒學 已走到窮途末路，除了是被人「打倒」的對象外，似乎沒有什麼值得一談。不錯，傳統 國粹派面對「倒孔」狂潮，因未能提出任何新的儒學觀點，顯得一籌莫展。值得注意的 是：在「反孔」之激烈氣氛中，有一位年青教授卻能獨排眾議、力挽狂瀾，為儒學重新

包裝，並突出其現代意義。他是首創東西文化比較研究法的梁漱溟；1920 年在北大作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時，座無虛席。

梁漱溟第一次提出世界文化分三大體系：西洋、中國、印度，並闡明每個文化必按 其「意欲」發展。他指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故西方人具奮 鬥態度，著眼解決問題、改造局面；「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 的」，故中國人隨遇而安，不去解決問題，祗尋求自我滿足；而「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 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故印度人具禁欲態度，傾向於根本取消問題或要求。舉 個例子，若一間房子房頂破了滲雨，西方人會拆掉重建，中國人會修補，而印度人則根 本沒意識到他們在一間滲雨的房裏。

梁認為，西方人勇於戰勝自然，發展科學，但過於追求物質慾望，引發了世界大戰。

因此，「現今西方思想界已鮮明的要求改變他們從來人生態度；而且他們要求趨向之所 指就是中國的路，孔家的路。」他大膽地預示：「質而言之，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 化的復興」。重要的一點是：梁認為在中國歷史裏看到的並非真正的儒家，並非孔子的 儒學，應重新審視，追求真正的儒學，為未來中國文化復興奠下基礎。1921 年，《東西 文化及其哲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至1929 年印第 8 版，可見其為學術界人士所重視。

第三講 南京國民政府「十年建設」的成敗得失 (1928－1937 年)

(一) 解決「政權合法性」(regime legitimacy) 的問題：

「訓政」及「建設」的實施

1928 年 10 月通過的《訓政綱領》：「軍政」時期的結束與「訓政」時期的開始

蔣介石為了建立南京政權的合法性，宣稱國民政府的所有政策將以孫中山的「三民 主義」為依歸。根據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國民革命」分三個階段完成：(一)實行「軍 法之治」的「軍政」時期；(二)實行「約法之治」的「訓政」時期；(三)實行「憲法之 治」的「憲政」時期。1928 年，北伐完成，結束了「軍政」時期。國民政府遂於是年 10 月通過《訓政綱領》，這標誌著「訓政」時期的開始。

所謂「訓政」，是由執政黨 (國民黨) 訓練國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 決」四種權力，領導全國邁向地方自治，完成民主選舉，還政於民，最終實行「憲政」。

理論上，「訓政」為期六年。國民政府遂於1934 年由立法院擬定《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並於1935 年通過、1936 年 5 月頒佈。立法院原本打算在 11 月 12 日召開國民大會，議 定憲法，但由於政局混亂，國大代表未能如期選舉完竣，故不得不繼續實行「訓政」，

直至國共內戰的後期。

「訓政」與「建設」的關係

「訓政」與「建設」是相輔而行的。孫中山在《建國方略》表示：「夫革命之有破 壞，與革命之有建設，固相因而至、相輔而行者也。今於革命破壞之後，而不開革命建 設之始，是無革命之建設矣；既無革命之建設，又安用革命之總統為？」他認為，「軍 政」時期是破壞時期，而「訓政」，是修復、「建設」時期。所謂「建設」，就是我們說 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