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第四節
第四節 第四節 生態旅遊的衝擊研究 生態旅遊的衝擊研究 生態旅遊的衝擊研究 生態旅遊的衝擊研究
一 一 一
一、 、 、 、 生態旅遊衝擊架構 生態旅遊衝擊架構 生態旅遊衝擊架構 生態旅遊衝擊架構
「衝擊（Impact）」一詞指「某種活動或相關的一連串事件，對於不同層面 所引起的變化、效益，或產生新的狀況，且都以一體兩面的方式存在：意即有正 面的利益衝擊，也會帶來負面的衝擊」（楊明賢，2002）。因此「衝擊」代表的是 正反兩面影響，生態旅遊正面衝擊可能有工作機會、當地收入增加等，負面衝擊 則包括環境破壞、生活干擾等。因此，從永續發展的觀點而言，生態旅遊是可以 建立旅遊與環境之間和諧的共生關係，但生態旅遊的發展也如兩面刃，雖有嚴謹 措施約束以兼顧地區的發展與保育，但打著生態旅遊招牌，實際上毫無生態觀念 的旅遊活動也不在少數，所以，我們必須體認到生態旅遊雖與一般的旅遊方式有 極大不同，卻仍無法避免與傳統旅遊相同的破壞，在旅遊活動的興盛發展中，帶 來邊際收益，也帶給當地環境、社區與居民極大衝擊，（呂欣蕙，2006）。
Scheyvens（1999）為衡量生態旅遊發展對社區的影響，提出經濟、心理、社 會與政治四個層面的賦權增能（empowerment）指標，以此架構來評估生態旅遊 發展對當地居民的影響，資料如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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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衡量生態旅遊發展指標資料來源 衝
擊 賦權增能（empowerment）象徵 非賦權增能（disempowerment）象徵 經
資料來源： Scheyvens（1999）
生態旅遊的發展所牽涉的層面相當龐雜，對當地社區的影響不僅有正面效 應，亦包括負面影響(顏宏旭，1994；Youell, 1998)。所以，生態旅遊衝擊是由三 方面交互作用產生，包括先決條件、居民空間型態與遊客的時空分佈；而當產生
經濟、文化、環境等受到衝擊後，即影響居民對旅遊發展的態度，也造成對旅遊 發展的看法有所不同，資料如圖2-1，(Brougham &Bulte， 1981)。
圖 2-1 Brougham and Butler 之旅遊衝擊架構 資料來源：李莉莉（2002）
Brougham and Butler之旅遊衝擊架構，資料如圖2-2，偏重於旅遊衝擊成因與 其可能產生的衝擊與影響，然並無著墨於旅遊衝擊如何控制或改善等方面。所 以，Mathieson & Wall(1982)認為旅遊衝擊受遊客旅遊過程中的變數影響，當這一 系列過程改變，並超過地區的承載量，即可能產生旅遊衝擊，但透過規劃或管理
遊衝擊之互動與關聯性；共有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說明衝擊原因，因有旅遊需 求而帶動旅遊發展，然因遊客背景、旅遊型態等不同，因此造成不同的使用情況；
第二部份則說明旅遊衝擊的兩大成因，包括遊憩區的特性，與遊客特性兩部分，
即遊客、當地居民，與遊憩區三者交互影響該地承載量，也決定衝擊的嚴重程度；
第三部份乃指出旅遊衝擊的影響層面，含括社會、自然環境，與經濟三方面，但 透過控制可加以管理或緩和衝擊現象。
圖 2-2Mathieson & Wall 之旅遊衝擊架構 資料來源：李莉莉（2002）
近來有研究發現，生態旅遊於實踐時，很少有達成原來之預期目標的，甚至 可能導致令人不快的社會、文化與經濟衝擊歐陽慧真、侯錦雄(2002)。生態旅遊
被大眾或許多旅遊從業者視為以環境生態為主題，是一種以觀賞動物生態為目的 的旅遊方式，在這種只重視表層意義的旅遊行銷下，生態旅遊變成流行用語。就 像是在傳統的大眾觀光外面包上一層薄薄的綠色外衣，實際上並沒有調整目標及 經營策略，也沒有導入環境保育的觀念及行動（莊淑姿、劉建麟，2005）。 Cheyvens
（1999）尤其是當生態旅遊背後有營利壓力時，生態旅遊反不利於當地社區。
退背離了當初生態旅遊之目的。不難想像若不加以控管與維護，其自然原始面貌 一定無法再回復，更別提是永續發展。因此，在發展生態旅遊的同時，事前的審 慎評估規劃相當重要，應在對當地文化及環境產生最小衝擊為前提下，將旅遊活 動與自然資源及地方產業相連結，以促進遊客對自然生態保育的了解與支持（巫 惠玲，2003）
由以上生態旅遊衝擊架構，可歸納出生態旅遊發展的確會對地區之經濟、自 然環境，與社會文化產生正面或負面的衝擊，而原因可能源於五方面，一為遊客 特性，包括社經背景、遊憩活動型態、遊憩需求、遊憩滿意度、停留時間、消費 型態、語言、文化等；二為遊憩區特性，包括自然人文環境特質、觀光發展程度、
遊憩承載量、社會經濟結構、發展機會等；三是當地居民的部分，含括居民年齡、
性別、社會經濟背景、居住時間、語言、宗教、文化背景等；四為政府政策與組 織等；五為受遊客、居民，與環境直接或間接的交流與互動影響。（李莉莉，2002）。
根據生態旅遊不同的發展階段，居民與遊客間的關係包含許多理論：其中 Doxey(1976)提出的煩躁指標（irridex）模式，資料如圖2-3，Doxey 指出觀光客與 當地居民間的互動、互惠，可被轉換成居民不同程度的反應，這些反應可能因時、
因地而有所不同。依據其經驗將居民對觀光客的態度依時間向度分為四階段。1.
愉悅、興奮(euphoria)階段，居民熱切希望旅遊發展，因為可從旅遊發展中獲得經 濟利益。2.冷漠(apathy)階段，觀光發展後，居民已將旅遊發展的好處視為必然，
對觀光客的接觸也成形式化，原有熱情的態度轉為冷漠。3.激怒、煩躁(irritation) 階段，地區旅遊發展已接近飽和，在承載量上已無法容納新增的遊客，因此產生 資源競爭，如水、能源、土地使用、交通設施等，或是打擾居民的生活習慣、方 式時，導致居民對觀光客產生敵意。4.敵對(antagonism)階段，當居民與觀光客形 成對立，且對立關係加深後，居民將視觀光客為造成一切不便或不悅之主因，再 加上環境被改變等因素，使觀光客減少，旅遊發展可能會因此衰退或消失。(Mason
& Cheyne, 2000；湯幸芬，2001)。在1980 年代之後，與社區相關之旅遊研究，大 多試圖找出支持或反駁Doxey 理論之依據(Ryan, Scoland, & Montgomery, 1998)。其 中，Getz 以長達六年時間研究英國Spey Valley 的社區，於1978 年發現，在研究 後期，居民對旅遊發展的否定程度轉為明顯而易見。Getz 認為在80 年代的英國 各省，雖然經濟處於不好的狀態，卻不適宜推展旅遊產業，因為當地的居民並沒 有獲得真正的顯著利益，居民負面想法的增加，即支持了Doxey 理論。
圖2-3 Doxey 模式 資料來源：李莉莉（2003）
Bulter（1980）提出的旅遊生命週期理論及Holder（1988）的自我毀滅理論（陳 瑋玲譯，1992）；相關的研究則主要是著重居民態度於縱向時間軸的比較，如 Lawson et. al.（1998）、陳思倫、高麗真（1994）、林憶蘋（2001）分別於紐西蘭、
墾丁、金門地區所進行的研究。許多研究檢視居民的社經特質、對觀光的依賴程 度、職業、居住地、居住時間等變項因素對居民旅遊衝擊認知與態度之影響（Pizam, 1978；Belisle andHoy, 1980；Ahmed, 1986；Perdue, Long and Allen, 1987；陳思倫、
高麗真，1994；陳思倫、郭伯村，1995；歐聖榮、顏宏旭，1995），其研究結果 並無一致性的定論。湯幸芬(2001)整理前人的研究發現，影響居民對旅遊衝擊的 認知與態度之因素可分為：當地居民特質與旅遊地類型（參見表2-5）。居民特 質部分包括：社經特質（教育程度、年齡、性別、收入等）、居民居住時間長短、
與遊客接觸程度、對旅遊事業的經濟依賴程度、居民住處至旅遊中心的距離、感 覺當地戶外遊憩機會受影響程度、社區人口統計之特性、對社區的依附程度、居 民對旅遊決策之參與、發展旅遊之態度。旅遊地類型因素包括：遊客數量、遊客 與居民人數比、遊客類型、種族、遊客與居民間的文化距離、旅遊發展階段、旅 遊發展類型。
Butler（1980）提出態度模式，資料如圖2-4，指居民對遊客可已有正面或負 面的態度，而以主動或被動的方式來表達。此態度模式乃運用來分析該一旅遊地 區內居民在一特定期間內對旅遊發展的態度與行為反應，著重在分析個別居民的 態度分類，如圖2-5。（江香樺、顏家芝 2003）。
圖 2-4 Butler 模式 資料來源：李莉莉（2002）
二 二
二 二、生態旅遊衝擊的相關研究 生態旅遊衝擊的相關研究 生態旅遊衝擊的相關研究 生態旅遊衝擊的相關研究
生態旅遊經濟衝擊方面的研究，主要在於檢視生態旅遊的發展是否對當地居 民產生經濟利益及對當地社會文化的影響、經濟利益在社區內的分配情形、生態 旅遊發展對保育所創造的經濟利益等。
Lindberg et al.（1996）以經濟的觀點來檢視貝里斯（Belize）的生態旅遊發 展案例，是否有對當地居民產生經濟上的利益。然而Lindberg et al.對於龐大的經 濟利益進入社區後如何分配，及這些經濟的衝擊對社會及文化的層面所造成的負 面影響等，則未加以考慮，故無法瞭解生態旅遊發展對當地社會是否產生正面的 影響。例如研究發現，秘魯及歌倫比亞地區的Yagua 印地安人為了履行與旅遊業 者所簽訂的合約，必須進行文化表演，而沒有時間從事農作物生產、狩獵、打魚 等傳統活動，也沒有多餘的土地提供收割、曝曬農作物等，造成了種種不良的效 應，也使得居民對生態旅遊的理想幻滅（Mansperger, 1995）。相反地，澳洲的原 住民選擇了販售工藝品、收取旅遊區門票的方式來減少對生活的干擾（Altman and Finlayson,1993 ）。
Walpole ＆ Goodwin（2000）為了瞭解印尼Komodo 國家公園生態旅遊對當 地與周圍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因而調查了Komodo 當地的遊客量、經濟發展的 規模（餐廳、旅館數量、床位、旅遊設施）、觀光業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員工薪 水、遊客的消費行為、進口貨物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等，以瞭解生態旅遊發展對當 地的影響與利益在當地社區的分配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外來財團的投資主導了生 態旅遊發展的機會，當地居民缺乏適當技能者無法獲得旅遊業的工作機會，傳統 的產業無法與旅遊相結合，造成貨物進口的經濟損失。
Gössling(1999)則以成本-利益分析方法，研究發展中國家生態旅遊發展對保 育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功能的經濟效益，結果發現熱帶雨林等地區因傳統生產方
Gössling(1999)則以成本-利益分析方法，研究發展中國家生態旅遊發展對保 育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功能的經濟效益，結果發現熱帶雨林等地區因傳統生產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