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 後 初 期 國 語 讀 本 的 出 現 ， 可 以 從 兩 個 背 景 脈 絡 下 作 討 論 ， 一 是 出 版 史 ， 一是國語運動史。在出版史研究中，學習語言的讀本因受限於內容，僅是一種學 習的工具書，並不視為特別重要，但戰後這批國語讀本獨特之處，在於它正逢由 日文出版轉換為中文出版的過渡期，在印刷上，除了中文 印刷字體缺乏外；編排
[113] 〈本省教育問題，許教育廳長廣播詞〉，《臺灣新生報》，1947.6.22，3版。
[114] 〈社論．促進文化的方策〉，《民報》，1946.2.3，1版。
[115] 王思翔，〈臺灣一年〉，《臺灣舊事》（臺北：時報文化，1995），頁28。
[116] 何容，〈本省的國語運動〉，《臺灣教育輔導月刊》（1950.11），頁29。
[117] 周勻，〈「生根問題」讀後〉，《公論報》，1948.4.19，4版。
上，仍有不少出版品還保留日式排版的型式；而注音符號字體，也是戰後傖促成 形的，其排列方式林林總總，不盡相同，有的放在中文字的右側，有的放在中文 字的下方，也有排在上方的；而注音符號四聲的標示方式，更有新式、舊式不同 的標調方式。從這麼多不同型式的讀本中，正可反映出在這特殊的歷史背景下，
臺灣成了臺灣、中國、日本三者文化的交會地，而這些讀本所呈現地僅是這不同 文化衝擊下的一小區塊。
就 整 個 國 語 運 動 史 來 看 ， 戰 後 初 期 的 學 國 語 是 一 段 由 自 發 學 習 ， 蔚 然 成 風 的時期。戰後臺灣人民身分由被殖民者轉換為戰勝者，身分的差異，雖然帶來喜 悅，但同時也要面對不同語言文化新的問題，但這似乎並不影響民眾對學國語所 發出的熱忱，有的上國語補習班、有的聽廣播教學、也有遇到會講國語的即馬上 現學幾句的，因此在工作場合、在市場上、在街巷中都可以看到學國語的人，在 社會上成了一股潮流。
配 合 學 國 語 的 潮 流 ， 市 面 上 出 現 的 各 式 各 樣 讀 本 ， 有 簡 單 會 話 、 有 文 章 的 閱讀、還有不少參考工具書，其中不少是戰前出版品，各式華語、北京語、漢文 讀本又重新拿出來販售，並且在內容上則是盡可能地刪去日本化的痕跡；另一方 面，新編輯出版的讀本也在倉促間問世，這些讀本不單只是教授國語，而在內容 上往往力求中國化，不斷地強調中國、民族、近代史、抗日史觀、三民主義等，
迫不急待的內化讀者，希望一夕之間就能中國化，特別的是這些具有強烈中國意 識的讀本，其中不少卻是以日文編訂的。
事實上日語仍是當時通用的語言，在國語尚未普及下，學國語以日語標示是 較能符合現實需要，因此配合不同學習者需求，這些讀本在標音上，多是以日文 標注、也有以方言音標注國語發音的，當然更多是以注音符號標音的；如此多元 的標音方式，正充分展現臺灣多元文化下的新舊交替、兼容並備，只可惜這段時 間持續並不長。先是行政長公署太早禁止日文的使用，對於尚不諳中文的民眾來 說，無疑是剝奪發表意見、接受資訊的權利，不僅造成生活不便，且以國語問 題 影響到工作、就業，更是造成一般人的反感。二二八事件後，官方推行剛性的國 語運動，除了禁止日語外，方言的使用也受到限制，原本魏建功、何容推行以方 言學習國語的理論，隨著示範國語推行所結束後，戛然而止。使得這些以日文、
以方言學習國語的讀本隨著時間的消磨，悄然退出這塊出版場域。
政府遷臺後在獨尊注音符號的戒嚴時期，語言文化更是成了敏感的問題，尤 其1958年中國大陸開始全面取消注音符號，改用羅馬拼音進行教學後，注音符號
自此以絕佳的理由排擠掉羅馬拼音，形塑臺灣成了名符其實的「羅馬拼音文盲之
[119] 陳其南，〈語言和文化政策〉，《聯合報》，1999.4.12，14版。
1945至1946年臺灣出版的國語讀本
12 最新國語教本 王真人 臺北：大同書局 1945.11.2
8 民眾國語讀本 林紹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