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初期學國語熱潮與國語讀本
蔡 盛 琦
摘 要
臺灣在經歷51年日本統治後，日語及日文的使用已非常普及，戰後隨著政權的 轉移，進入一個新的歷程，民眾首先面臨到語言文字轉換的問題；剛開始由於對祖 國的冀望與憧憬，於是將這股熱情反應在學國語上，社會瀰漫著一股學習國語的熱 潮，從城市到鄉村隨處可見國語補習班的招牌林立。為了順應這些學習者的需求，
市面上開始出現各式各樣的國語讀本、學習教材，本文探討的即是在這段國語熱潮 期所出版的國語讀本；這些讀本各具特色：一、大部分讀本是以日文編訂；二、每 種讀本的標音方法各異，有注音符號標音、老式四角標調法標音、日文標音、羅馬 拼音等；三、過去熱銷的漢文讀本又重新編排印刷出版；四、重拾方言來學國語，
因此不少讀本是以方言音對照國語音出版。由於許多讀本是中、日文並陳，國語、
方言對照，它充分展現一個社會多元語言的轉換期，因此格外具有時代的意義。
然而這股熱潮，來得快，去得也快，學習國語的熱情並未持續太久，即因民眾 對接收人員不滿情緒高漲下不願再學國語，再加上臺灣一直處於國語師資缺乏、國 語書籍缺乏的窘狀下，許多人根本弄不清何謂標準國語？國語熱潮的消退，國語運 動由官方機構接手推動，臺灣社會走過這短暫多元語言文字並陳的時代。
關鍵詞（Keywords）︰學國語；國語讀本；多元語言；中日對照 蔡盛琦：國史館協修：E-mail：[email protected]
一、 前 言
臺灣在經歷51年日本統治後，日語及日文的使用已非常普及，戰後隨著政權 的轉移，進入一個新的歷程，民眾首先面臨到語言文字轉換的問題；一開始由於 對祖國的冀望與憧憬，將語言的認同與恢復民族精神兩者之間劃上等號，於是將 這股熱情反應在學習國語上，社會瀰漫著一股學習國語的熱潮。為了順應學習者 的需求，市面上開始出現各式各樣的國語讀本、學習教材，這些出版品往往中、
日文並陳，國語、方言對照，展現一個多重語言文化的轉換期，而它的內容又建 構著當時社會知識的趨向，因此格外具有時代的意義。
本 文 想 探 討 的 即 是 這 段 學 習 國 語 熱 潮 期 間 所 出 版 的 讀 本 有 哪 些 ？ 這 些 讀 本 的編訂方式為何？內容又包括些什麼？何以這段學習熱潮持續沒多久即快速的消 失 ？ 過 去 對 此 問 題 的 相 關 研 究 ， 多 關 注 於 國 語 問 題 ， 如 許 雪 姬 的 〈 臺 灣 光 復 初 期的語文問題〉，[1]文中認為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有其相當複雜性的背景與經 過，起先是1946年10月25日起廢止日文版的報紙、雜誌，在二二八事件後，又 禁止使用日語，將說日語、寫日文看成「奴化」象徵，將不通國語、不懂國文，
變成不能擔任高等職位的理由，這一連串的措施將語文問題泛政治化；黃英哲的
〈魏建功與戰後臺灣「國語」運動（1946-1948）〉[2]，探討戰後臺灣國語運動 的執行過程，及語言學家魏建功在此國語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李西勳的〈臺灣光 復初期推行國語運動情形〉[3]，則是詳敘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
相關碩論研究有史穎君的〈我國國語運動之研究1912-1981〉、夏金英的〈臺灣 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李良熙的〈臺灣光復後推行國語教育問題 研究〉、志村雅久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推行國語運動之研究〉、陳美如的〈臺 灣光復後語文教育之研究〉等等，[4]這些論述主要集中在官方推行國語的過程、
[1] 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29：4（1991.12），頁155-184。
[2] 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臺灣「國語」運動（1946-1948）〉，《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
（2005.10），頁79-107。
[3] 李西勳，〈臺灣光復初期推行國語運動情形〉，《臺灣文獻》，46：3（1995.9），頁173-208
[4] 史穎君，「我國國語運動之研究1912-198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5）。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臺北：國立臺北師範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李良熙，「臺灣光復後推行國語教育問題研究」（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研究所，1980）。志村雅久，「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推行國語運動之研究」（臺北：臺 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陳美如，「臺灣光復後語文教育之研究」（臺北：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官方政策頒布、國語推行運動等議題，並檢討國語運動推行的成果與阻礙；與國 語 出 版 品 相 關 論 述 ， 偏 重 在 教 科 書 的 探 討 ， 有 何 力 友 的 〈 戰 後 初 期 臺 灣 國 民 學 校教科書初探—以國家圖書館編《臺灣光復初期出版品書目（1945-1949）》為 例〉、〈教科書供應模式對戰後初期臺灣文教事業之影響（1945-1949）〉，[5]
分別討論國民學校教科書的分類統計，與教科書之供應政策、流通管道、配發機 制；而姚榮松的〈從蘭記語文圖書看光復初期雙語並存的榮景〉[6]一文探討的是 嘉義蘭記書局出版的《初學必需漢文讀本》，是少數專門探討戰後初期國語讀本 的論述。
國語讀本是見證戰後臺灣社會文化銜承轉化的重要資料，但是這些讀本除了 本身印刷及紙質不良，保存不易外；也因戰後對日文圖書的查禁，許多中日對譯 的讀本，散佚嚴重。近年國家圖書館，透過各種管道，又重新蒐集了戰後臺灣的 一些中日文舊籍圖書，並將內文掃瞄電子化，對研究戰後圖書是很珍貴的資料，
本文 即以國家圖書館典藏的這批舊籍為研究對象，所探討的時間自戰後開始到學 習熱潮的進入尾聲，但因熱潮的消退時間很難確切畫分，它是漸進式的並未有特 定 的 時 間 ， 只 能 從1946年下半年開始，一些報章的內容開始出現民眾種種不滿 情緒，此時國語運動雖已在官方的推動下持續著，但民眾那股自發學習的熱情不 再，可以窺見這股熱潮的即將結束，因此本文將以1946年底作為探討的斷限，希 望能從這些國語讀本中看到一個時代的遞嬗。
二、 學習國語的熱潮
在談戰後初學習國語熱潮前，要先來看一下當時臺灣使用語言的狀況。日治 時期在總督府「國（日）語普及運動」推展下，日語已相當普及。總督府將日語 普及視為同化的根本，抱持著語言同化主義的態度，制定國（日）語普及政策，
透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甚至社會動員等途徑，積極展開日語教育。當時除了 在校學生必須一律說日語外，教員在辦公室內，娛樂場所，也必須以日語交談，
[5] 何力友，〈戰後初期臺灣國民學校教科書初探—以國家圖書館編《臺灣光復初期出版品書目
（1945-1949）》為例〉，《國家圖書館館訊》，4（2006.11），頁16-21。何力友，〈教科書 供應模式對戰後初期臺灣文教事業之影響（1945-1949）〉，《臺灣學研究》，6（2008.12），
頁89-108。
[6] 姚榮松，〈蘭記版漢文讀本與漢文化傳承〉，《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
（臺北：文訊，2007），頁167-177。
如 果 說 臺 灣 話 ， 是 要 受 處 罰 的 。 從1933年起，開始「國語普及十箇年計劃」，
以 全 臺 每 一 部 落 設 一 講 習 所 為 原 則 ， 預 定 十 年 內 臺 灣 總 人 口 百 分 之 五 十 能 說 日 語。[7]針對不在學校的青年，在各市街分設國語講習所，國語講習所的費用，由 政 府 補 助 ； 講 習 所 以12歲以上25歲以下尚不會說日語的青年為對象，施以日語 的初等教育為目標；並在各村落裡開辦簡易國語講習所，將施教對象再繼續擴及 到尚未入學校的兒童及七十歲以下的成人，利用農閒時間，以3個月至6個月為一 期，經費由地方住民負擔，並由州及市街補助。在1932年時，臺灣人能說日語的 有22.7%；1940年，已達總人口51﹪；到日本投降時，臺灣人通日語的則已高達 70﹪以上。[8]當時任職臺大中文系副教授的吳守禮，他將臺灣人的語言狀況，分 三個年齡層來看：
臺 灣 人 的 語 言 層 可 以 分 做 三 階 段 。 就 是 老 年 、 中 年 、 少 年 。 老 年 級 ， 除 了 五十年來沒有機會學日本語的一部分不用提以外，智識人的話語雖然大都是 臺灣話，生活語也是臺灣話。但是語彙裡已經滲入不少的日本語和語法了。
中年級，除了一部分人沒有熟習日本話，大都能操日本話，看日本書、寫日 文，有的更因受的是日本教育，所以走思路作思想都用日本語的語法。這一 層的人，有的雖然會說一口還很流利的母語，可恰因為母語已經由社會上退 到家庭的一角落，他們不得不用日語想東西。臺灣話的根幹雖沒有搖動，枝 葉的作用已經變了。少年級這一層，不但學會了日本語言，有的簡直不會說 臺灣話，實際上最難脫離日本語的一層。[9]
因此當時的普遍現象是，30歲以上的知識份子懂漢文並會寫的百人之中還可 以找出一二個。30歲以下就很難找到了。甚至了20歲以下的，往往連臺語都說不 完全，還不如說日本話來得流利。[10]文學家葉石濤及成大教授謝爾昌都說自己在 戰前都說日語，連臺語也不會說；由這些描述的狀況來看，戰前日語已是民眾普 遍使用的語言，除了說日語、以日文書寫、連思考都是日本語法；尤其是知識份
[7]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市：正中，1992），頁356。
[8] 薛綏之，〈旅臺雜記〉，《北方雜誌》，6（1947.6），頁32。薛綏之在〈旅臺雜記〉中說日 語推行成效：到1937年4月底時，國語講習所已有2,197所，學生131,739人，簡易國語講習所 1,735所，學生73,415人。臺灣人能說日語者，在1932年時，有1,022,371人，占總人口22.7%；
到1936年時，已有1,641,063人，占總人口32.9﹪；到1940年，已達總人口51﹪；1942年則達58
﹪；到日本投降時，臺灣人通日語的則已高達70﹪以上。
[9] 吳守禮，〈臺灣人語言意識側面觀〉，《臺灣新生報》，1945.5.21，國語專刊第1期。
[10] 〈燕京臺灣國語普及會創辦意見書〉，《新臺灣》，1946.2.15，創刊號頁16。
子訊息的傳達與知識的吸收都是依賴日文及日語；日語如此普及，戰後一旦面臨 語言文字的改變，學國語的人口眾多，自然形成一股潮流。
當 日 本 戰 敗 消 息 傳 來 ， 臺 灣 人 首 先 面 臨 到 「 國 語 」 的 改 變 ， 國 語 一 夕 之 間 由日語變為北京話，對生活衝擊很大，但在對祖國充滿憧憬下，寧可忍受這些不 便，想盡辦法要學北京話－即當時的國語。《民報》即說戰後初的興奮、高興情 緒 ， 非 筆 墨 所 能 形 容 的 ； 大 家 且 能 自 動 自 發 的 不 再 使 用 日 文 ， 禁 講 日 語 ， 甘 願 忍 受 這 些 寫 作 與 談 話 的 不 便 ； 並 廢 寢 忘 食 的 認 真 學 習 國 文 ， 因 此 進 步 的 特 別 快 速。[11]
（一）、全民學國語
《新生報》形容，是六百萬臺胞的民族感情，奔騰澎湃。無數人正熱中於學 習國語、攻讀國文。[12]在政府派接收人員尚未來臺的這一段時間，城市裡已瀰漫 著學習國語的熱潮，當時中央社特派員葉明勳說，初到臺灣時，街頭巷尾到處掛 滿了補習國語的招牌，熱情地詰屈聱牙學說國語。[13]《公論報》則說到戰後初臺 灣學說國語的盛況：
臺灣光復之初，六百萬同胞爭學國語的狂潮，簡直比「搶購」、「擠兌」還 熱烈。關於國語的書，只要出來就有人買，並且絕對能暢銷；教國語的人，
只要你敢教就有人跟你學，並且絕對受歡迎。[14]
1946年春，王思翔來臺時，所見這種景象仍是如此：臺灣各地普遍自發掀起 一場學習中文和國語的群眾運動，如飢似渴地閱讀可能到手的中文書報，舉行各 種形式以介紹祖國文化和國內情況為內容的集會。[15]新聞記者姚隼在〈臺灣文化 的飢渴〉一文中說當時不管公教人員、學生、或是管門人不分階級，都在認真地 學習國語：「臺省的國語運動已相當普遍，公教人員和學生不用說了，就是商店 裡的店員，工廠的工人，以及僕役下女們，都在學習，連我住的那個公家宿舍的
[11] 〈社論．勸勉學徒諸君〉，《民報》，1946.10.1，1版。
[12] 〈社論建設臺灣新文化〉，《臺灣新生報》，1945.11.6，3版。
[13] 葉明勳（1913-2009），〈不容青史盡成灰－二二八親歷的感受〉，《衝越驚濤的時代》（臺 北：新生報，1990），頁206。葉明勳，字夏風，福建浦城縣人，1945年10月以中央通訊社臺 灣特派員身份，由重慶偕同國民政府首批前進指揮所人員到臺灣。
[14] 紫翔，〈臺灣國語推行的回顧與展望〉，《公論報》，1949.2.14，3版。
[15] 王思翔，〈臺灣一年〉，《臺灣舊事》（臺北：時報文化，1995），頁28。王思翔，浙江平陽 人，1921年生，於1945年秋與表兄弟周夢江兩人來臺避禍，在臺中擔任《和平日報》編輯工作 時，與中部文化人士有所往來，與中部人士共同創刊《新知識》與《文化交流》。二二八事件 後再度逃亡離臺潛回大陸，寫〈臺灣2月革命記〉。
一個管門人，每天晚上都在熱心不懈地唸著國語呢。」[16]由這些描述來看，學國 語這股熱潮在當時幾乎全是自發性的學習，而且成了老老少少不分年齡，不分階 級的全民運動。
待何容初來臺時，[17]也感受到這一股狂熱，據他分析一般人熱烈學習國語的 動機，有的是由於純粹的「祖國熱」（純潔得可敬可愛），有的是由於「要為祖 國服務」（理智得可欽可佩），當然也有的是由於「想做新官僚」（投機得可驚 可懼）。連尚未遣送的日本人，都偷偷的在家中讀《華語急就篇》。[18]臺灣文學 作家吳新榮在〈文化在農村〉一文中即道出那種「祖國熱」的心情：
光復當初我們時常走到學校裡，看看學童上課的情形，那時候最使我們感激 而 興 奮 的 不 外 是 ： 用 我 們 的 語 言 ， 寫 我 們 的 文 字 ， 教 我 們 的 子 弟 ， 這 個 事 實 。 因 為 在 這 神 聖 的 教 壇 上 ， 好 久 未 曾 見 過 公 然 地 自 由 地 使 用 我 們 的 臺 灣 話，因為祖國光榮的勝利，臺灣話竟驅逐了日本話。[19]
十足反映了當時的心情，不單只是學語言而已，還意味著民族精神的恢復。
學習國語的空氣這樣濃厚，市面上出現各式各樣的國語教學方式，有的找人 教授，有的上補習班，有的即使在路邊聽廣播、在市場跟著學幾句，各種場合都 成了學國語的場所。李爾康1945年10月來臺時所看到臺北的街頭，到處都陸續出 現了「北京話補習班」的招牌。[20]在日治時期被強迫停辦的書房，又恢復起來，
原來的私塾老師，以「天地玄黃」一類舊教材開始傳習漢文；如臺中市的何厝書 房，原於1943年停辦，1945年10月11日改為「光復學院」，開始招生上課。抗 戰期間被日人從淪陷區請來訓練特務和通譯的「教官話」人，也趁機傳習起「北 京語」；也有人在市場的屋簷牆角掛上一面小黑板就傳習幾句會話，以便向圍攏 來的臨時學員收臨時學費，當時真可說是五花八門無所不有了。[21]
（二）、 國語補習班紛紛成立
[16] 姚隼，〈臺灣文化的飢渴〉，《臺灣新生報》，1946.11.4，4版。
[17] 何容(1903-1990)，原名何兆熊，字子祥，號談易，筆名老談，以何容之筆名行世，河北深澤縣 人，因受聘為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專任委員來臺。
[18] 何容、齊鐵恨、王炬，《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省教育廳，1948.12），頁10。
[19] 此時上課仍用臺灣話，並非北京話。吳新榮，〈文化在農村〉，《臺灣文化》，1：1
（1946.9），頁21。吳新榮，字史民，號震瀛，臺南市人，東京醫科大學畢業，參與臺灣文藝 聯盟、《臺灣新文學》、《臺灣文學》、《民俗臺灣》等。
[20] 李爾康，〈三十四年來臺夢廻錄〉，《傳記文學》，35：4（1979.4），頁101。
[21] 何容、齊鐵恨、王炬，《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省教育廳，1948.12），頁10。
各地陸陸續續開起國語補習班，鍾肇政說那時在ㄅㄆㄇ都還沒有傳進來的時 候，他們鄉下就有四所北京語（那時還不叫國語）補習班，第一家是來接收警察 單位的派出所主管開的，他是從廣東梅縣來的，講的話其實是客家話，他開班授 徒教北京話，但聽一聽會發現他講的其實跟客家話一樣。第二位是廣東中山大學 畢業，戰後才回來的所謂半山，他的底細當時沒有人知道。但他開班授徒，照樣 門庭若市。第三個也是龍潭本地人，日治時期曾參加過臺北的北京語補習班，因 為曾在北京語班受過訓練，戰後搖身一變也開始開班授徒了。另一個即是鍾肇政 父親開的，他父親只跑過一次中國大陸，在那待了一個月，學了幾句那邊的話，
光復後也在龍潭三和鄉下，開北京語班授徒。[22]
除了在鄉下掛牌開班授徒的，在都市更是不乏開班者，葉龍彥曾訪問過在迪 化街醫師寓所開國語講習所的陳禮圖中醫師，陳禮圖表示，戰前曾跟臺灣文化協 會的李友三學習過北京話，戰後便自行開班授徒教國語。據陳醫師說 ，當時他的 國語講習所，生意非常好，天天上課，每天有六、七十個人，連小學校長、臺大 醫師都來學，分男女兩班，每次授課90分鐘，一期3個月，收費15至20元。[23]
各地掀起了學習國語的熱潮，原本學習日語的研究會，也紛紛改成國語的研 究會，據《民報》形容「自光復後，各地研究國語者頗形踴躍，各種研究國語機 關，如雨後春筍」，例如華光國語同盟是由稻江青年組成，以研究並普及國語，
提 高 民 族 精 神 為 宗 旨 ， 創 設 華 光 國 語 同 盟 ， 會 員 多 在 各 機 關 服 務 ， 人 數 約 六 十 餘；[24]臺南市的南友國語研究會，熱衷於國語研讀、推廣，編了《精選實用國語 會話》；臺中的國文普及研究會自編《速成國文讀本》；連遠在外地的臺灣省旅 平同鄉會顧問梁永祿也成立「臺灣國語普及運動會」，期望臺灣能在最短期間內 普及國語。[25]
以 上 這 些 國 語 補 習 班 、 研 究 會 多 屬 民 間 的 ， 另 外 還 有 一 些 機 關 、 駐 軍 及 事 業單位也紛紛開始開設國語補習班，這些機關與駐軍的國語補習班，多是義務性 質，提供免費講習，這些公家機構多係奉上級命令辦理，其廣告宣傳費亦為公家 支援；像臺北憲兵四團所屬單位，臺北北區憲兵隊、陸軍第七十軍政治部各直屬 營 指 導 員 室 、 臺 北 南 區 憲 兵 隊 、 彰 化 一 五 七 師 七 一 團 政 訓 室 、 基 隆 國 軍 七 十 軍 七十五師二二三團政治指導室等，由於免收學費（有些酌收講義教材費），參加 補習的學員非常踴躍，少者200名，多者2,000名。這類補習班均利用國民學校、
[22] 鍾肇政著；莊紫容編，《臺灣文學十講》（臺北：前衞，2000），頁46-47。
[23] 葉龍彥，〈臺灣戰後之初的補習班〉，《臺北文獻》，直字157（2006.9），頁38-39。
[24] 〈華光國語同盟〉，《民報》，1945.10.28，1版。
[25] 金文昶，〈漫談國語與臺灣推行國語〉，《新臺灣》，2（1946.2.28），頁4。
女 學 校 或 神 學 校 的 教 室 設 備 ， 分 班 上 課 ， 有 些 甚 至 因 師 資 不 足 ， 集 中 在 禮 堂 上 課。不過，此類義務性補習，在課程中都會加授「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黨 義」、「音樂」等。[26]
後 來 各 地 國 民 學 校 也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紛 紛 設 立 國 語 補 習 班 ， 民 眾 也 是 踴 躍 報 名，像臺北太平國民學校甚至半日就超過4,000人，[27]可見當時的盛況。這一段 時期各機關團體，幾乎都設有國語班，至於全省共有多少這種性質的班，向來沒 有 詳 細 統 計 ， 因 為 剛 開 始 辦 國 語 班 既 不 需 立 案 、 備 案 ， 有 教 師 有 學 員 就 可 以 開 班，並且多在課餘時間；事業機構都由福利單位辦理。[28]
原本戰爭初期為支應戰爭培養「支那語人材」，在臺北私立商工學校設立的
「支那大陸進出者北京語講習會」，取下原有的招牌，轉身一變成為「臺北光華 國語普及學校」，成為當時有名的國語講習班；大家都爭相入學，學員有臺北州 知事、原日本官吏、老人、青年少年，其盛況堪稱臺北之最。[29]這種規模大的專 門補習班，還有發售簡章及報名表；除分日間部及夜間部授課外，並依程度分初 級、高級及專科班三種班別。[30]高級班要求曾受過3個月以上國語教育訓練者；
專科班亦為師範班是要求發音正確，且經面試合格者；初級班也要求至少要國民 學校以上畢業者；首次招生，就招收了高級班400名，專科班100名，初級班500 名，總共1,000名，規模甚大。其中師範班是為培養師資而設，出路很好，最受 歡迎。[31]
而以前民間開辦補習班、講習所後來也需要證照，像陳禮圖開辦的講習所一 年後，臺北市教育局派接收員來查訪他的國語講習所，勸他去臺北市教育局考試 取得證件。為此他還特地跑去參加考試，當時考試的過程是前10分鐘先口試，問 題如：「怎樣學好國語？」「醫師為什麼要教國語？」，然後拿教育局的教材念 給官員聽，注意國語的四聲與字母的發音是否標準。通過檢定後，即可獲頒國語 講習所證件。[32]因此可以想見在需檢定與發證照之前，國語補習班林立，但也良 莠不齊。
[26] 葉龍彥，〈臺灣戰後之初的補習班〉，《臺北文獻》，直字157（2006.9），頁36、40-41。
[27] 〈本省人熱心學國語半日間報名4千人〉《民報》，1945.11.21，1版。葉龍彥，〈臺灣戰後之 初的補習班〉《臺北文獻》，直字157（2006.9），頁36。
[28] 張博宇，《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臺北：臺灣商務，1974），頁64。
[29] 曾健民，《1945破曉時刻的臺灣》（臺北：聯經，2005），頁183。
[30] 「廣告」，《民報》，394（1946.8.27），2版。
[31] 葉龍彥，〈臺灣戰後之初的補習班〉《臺北文獻》，直字157（2006.9），頁39-40。
[32] 葉龍彥，〈臺灣戰後之初的補習班〉《臺北文獻》，直字157（2006.9），頁38-39。以上資料 係葉龍彥於1988年12月12日下午1點半到4點20分，在迪化街陳禮圖中醫診所訪問之紀錄。
（三）、聽廣播學國語
上補習班學國語除了要有時間外，還要交學費，聽廣播學國語成了大部分民 眾 學 國 語 的 另 一 重 要 管 道 ， 日 治 時 期 廣 播 事 業 發 達 ，1943年時全島廣播收聽戶 就超過十萬戶，雖然收聽戶中臺、日人比例不均（臺、日人普及率分別為6.3﹪
與49.8﹪）。但整體而言平均每十戶或每六十個人即有一臺收音機；對於這種現 象，1945年由大陸來臺接收廣播電臺的工務課長林柏中認為，其主要原因是：第 一、收音機價格低廉、收聽費不高，容易購買收聽；第二、放送協會設有「勸誘 員」，以佣金制度促其致力宣傳裝設收音機，收效頗佳；第三、臺灣民眾平均教 育水準日漸高昇，培養出收聽廣播的習慣。[33]
當 時 來 臺 接 收 臺 灣 廣 播 電 臺 的 林 忠 ，[34]原 是 南 投 人 ，1939年時在中宣部國 際 宣 傳 處 工 作 ， 他 已 經 注 意 到 利 用 電 臺 推 廣 國 語 教 育 的 功 效 ， 他 認 為 戰 後 語 言 問題將阻礙臺人與負責接收官員之溝通；在獲悉抗戰勝利後，為了在臺灣推行國 語，林忠在重慶利用空餘時間，編寫了《國語廣播教本》。[35]戰後林忠負責臺灣 區廣播電臺的接收，接著他又擔任臺灣廣播電臺臺長，即以自己所編的《國語廣 播教本》為教本，開始在電臺以廣播的方式教大家說國語。負責廣播教學的是由
[33] 何義麟，《跨越國境線－近代臺灣去殖民化之歷程》（臺北：稻鄉，2007），頁92。何義麟，
《跨越國境線－近代臺灣去殖民化之歷程》（臺北：稻鄉，2007），頁92。轉引自林柏中，
〈臺灣廣播事業的過去與現在〉，《臺灣之聲》，創刊號（臺北：臺灣之聲，1946.6），頁 6。
[34] 賴澤涵等，〈林忠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二二八事件專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1993），頁26-27。林忠，〈中廣臺灣區廣播電臺接收前後的回憶〉，《中廣六十 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88.8），頁49-52。林忠，西元1914年生，原名林坤義，別號海 濤，籍貫南投草屯。就讀南投碧峰公學校及草屯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經高等科校長推薦，前 往日本廣島廣陵中學就讀，後轉學廣島修道中學。中學三年級時因父親病重而返回臺灣，父親 過世後，兄長原希望他協助家中生意，但他仍堅持回廣島唸書，中學四年級時以第一名成績考 上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畢業後申請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院就讀。在京都帝大讀了一學期，暑 假期間至北平旅行，偶然聽到收音機報導蘆溝橋事件爆發，沿途因日本留學生身分而遭盤查監 視，歷經波折才返回京都。
隨著中日戰爭持續擴大，林忠於1937年9月放棄日本學業，前往中國，參加抗戰行列。初任軍 事委員會第五部少校組員，除擔任對日宣傳工作外，每晚至南京中央廣播電臺以日語對日廣 播。南京撤退後轉赴漢口；後因長沙電臺電力較大，不久被派往長沙，除每晚對日廣播外，每 週日增加以臺語對臺廣播。1939年6月國際廣播電臺成立，林忠調回中宣部國際宣傳處。除每 晚對日廣播新聞及評論外，同時，邀請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與青山和夫對日演講及製廣播短 劇等節目，並利用日本俘虜從事心戰工作。
[35] 賴澤涵等，〈林忠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二二八事件專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1993），頁52。
林忠的太太錢韻女士負責，從1945年12月1日開始，透過電臺施行空中教學教授 國語，一天有兩時段播放，早上是從7點25分到7點55分，晚上則是從6點到6點 半；[36]是當時所有國語教育節目中收效最顯著者。[37]
據 林 忠 口 述 ， 當 時 臺 灣 人 對 學 國 語 非 常 熱 衷 ， 知 名 人 士 如 顏 欽 賢 、 林 獻 堂 等也都在學。林獻堂有客人來，如遇國語廣播時間，林都要對方稍等，先聽過廣 播、學好國語後再接待客人。他也曾看見人力車伕在等候客人時，在街旁拿出教 本，借聽商店放出的國語教授節目，學習國語。這種學習熱潮，到處可見。[38]從 這些描述似乎可見一時之間人手一冊讀本守在收音機前的那種盛況。
官方正式開始推行國語政策是在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以後，1945年臺 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洽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派員來臺協助，但因正值戰後復員 之際，人材羅致不易，幾經商洽後決定八人來臺，其中除了魏建功、何容、王炬 三人是由教育部調派外，其餘則是臨時辭了原來的職務應邀參加的。這八人分三 批起程，帶著推行國語的相關法令、書籍和器材，於1945年11月抵臺；抵臺後次 年2月開始籌備，1946年4月2日正式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39]開始在 臺灣推行國語。
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後，最初也是從廣播教學節目開始，第一個節目是「國 語發音示範」，先將全省僅有的一套國語留聲片，拿到廣播電臺播放；這套留聲 片是由教育部灌製，趙元任博士發音，留聲片廣播與聽眾多少有距離感。後來國 語推行委員會的齊鐵恨[40]自上海來臺，從5月1日起，改由他擔任真人讀音的「國 語 讀 音 示 範 」 ， 有 真 人 開 始 講 國 語 的 音 ， 不 再 只 是 發 國 語 的 音 ， 每 日30分鐘，
時間是每日下午1時到1時30分，到9月1日開始，時間又更改為每日上午7點40分 至8點40分。[41]播讀的是臺灣省教育處出版的《民眾國語讀本》，節目中由林紹 賢（原書編者、時任教育處）用閩南語翻譯，以供全省民眾收聽。在四冊讀本講
[36] 〈臺灣廣播電臺開始講讀國語〉，《民報》，50（1945.11.28），2版。
[37] 林平，〈戰後初年臺灣廣播事業之接收與重建（1945-1947）－以臺灣廣播電臺為中心〉，
《臺灣學研究》，8（2009.12），頁132。
[38] 賴澤涵等，〈林忠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二二八事件專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1993），頁30。林忠，〈中廣臺灣區廣播電臺接收前後的回憶〉，《中廣六十年》
（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88.8），頁52。
[39] 何容、齊鐵恨、王炬，《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省教育廳，1948.12），頁9-10。
[40] 齊鐵恨（1892-1977），北平香山人，歷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委 員、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41] 〈臺灣省行政長公署教育處代電1946.8.30：電知更改國語發音示範廣播時間〉，張博宇，《慶 祝臺灣光復四十週年臺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上》（新竹：新竹社教館，1987），頁446。
完 之 後 ， 繼 續 播 講 《 國 民 學 校 暫 用 國 語 讀 本 》 ， 由 廈 門 來 臺 的 林 良[42]擔 任 閩 南 語翻譯，除供一般民眾收聽之外，主要目的為了讓全省小學教師每早在上課前，
先 集 中 辦 公 室 收 聽 一 遍 標 準 國 語 ， 再 去 上 課 。[43]因 此 每 校 都 補 助 經 費 購 置 收 音 機。[44]
當時節目不能預製，所以都是現場播送，主講人有事時，節目就面臨停播，
如1946年6月齊鐵恨因應邀參加全省教育行政會議，國語示範發音即得暫停三 天。[45]因為現場直播，播講人也一定要準時抵達電臺，林良說當時播講人必須在 七點一刻以前抵達現場，但他是夜貓子，每天晚上看書看到深夜一兩點，早上六 點多鐘起床，實在十分吃力。有時候從夢中驚醒已經七點鐘了，連臉都來不及洗 就得直奔過去，更不要說吃甚麼早餐。他的交通工具是一輛舊腳踏車，因為起身 遲，總是騎得飛快。有一次，飛車撞到一個賣豆腐的，弄破了幾塊豆腐，沒有時 間道歉，也談不上甚麼「理賠」，掏出幾張鈔票，扔在豆腐擔上，賣豆腐的還不 來及破 口大罵，他已身在百步之外了；進入播音室，節目才剛開播，喘息未定，
立刻就用閩南語講解齊鐵恨教授剛說完的話。[46]
除了上補習班、聽廣播學國語外，還有不少人是以自修的方式學國語，市面 上也出現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學習讀本，配合各種學習國語的方法，展現國語熱 潮的另一個巔峰。
三、 國語讀本的出版
日治時期民眾慣讀日文書籍，市面上中文書籍本來就很少，戰後語言文字一 夕之間由日文改為中文，原本漢文舊籍開始紛紛拿出來販售，如過去私塾所使用 的教本《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等，也有不少是《四書》、《唐 詩三百首》、《千家詩》之類的讀物，但此類圖書早已不符合當時的需要，而且 紙質印刷也都不理想；反而過去日治時期學習北京語或官話的讀本，此時應需要
[42] 林良，筆名子敏，福建同安人，1924年出生於日本，1946年因考上教育部招考的國語推行員前 來臺灣。
[43] 林良，〈中廣和我〉，《中廣六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88.8），頁121。齊鐵恨，
〈國語的廣播教學〉，《教育與文化》，13：6（1956.9.13），頁2。
[44] 〈各地國民學校均設收音機〉《民報》，1946.10.19，3版。
[45] 〈國語讀音示範現仍照常廣播〉，《民報》，1946.6.30，2版。
[46] 林良，〈中廣和我〉，《中廣六十年》（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88.8），頁121。
重新被拿出來當國語教材使用，如明治14年（1881）出版，昭和13年（1938）
改訂版的《官話指南》；昭和13年臺灣新民報社所發行的《北京語の基礎》等都 出現在市面上。[47]
可以從1945年11月這段時間接連幾天《新生報》上三益商事社的售書廣告來 看，有《獨習華語入門》、《北京官話入門》、《最新國語教本前後編》，這些 出版品各式的稱法，或稱華語、或稱北京語、官話、也有稱國語的；一般而言，
「華語」是以外國人角度來說；「官話」則是早期的稱法，1909年以前標準語並 沒有國語這種稱法，而是以明清時代官方使用語言當標準語，所以稱「官話」；
而「國語」一詞在臺灣又因政權更迭而有所不同，在日治時期的「國語」，是日 語；戰後指的是民國初教育部以北京語為藍本，訂出的標準語。
因為大部分民眾仍慣用日語，市面上這些讀本幾乎都以日文編訂成書，在內 容上，往往也因為編者、學習者的不同，各展現有其不同的特色，本文將目前可 查到19 45至1946年出版學習國語的出版品列表如後，依其內容性質大致分為三 類：會話、讀本、工具書。大抵而言，以日文釋義的國語讀本仍佔多數，少數尚 有以國語、方言對照的讀本；且因是以學習國語為目標，多以會話為主，其次才 是培養閱讀中文的能力。這時期的國語讀本的特色為：許多讀本翻印自戰前、而 這些讀本又有各種標音、過去的漢文讀本又重新出版、也有不少是針對以方言學 國語的讀本出現，以下則依這些特色分別探討之。
（一）、以日文編訂的讀本
為了適應一般的需要，這時期的出版品不論會話、讀本（漢文讀本除外）、
工具書都必須以日文解說，因此過去一些日本人學華語的教科書，戰後重新更改 書名為「國語」，再重新出版，如宮越健三、杉武夫合編的《國語基礎會話》與 神谷衡平、清水元助合編的《標準中華國語教科書初級篇》，編者都是東京外國 語學教授，這兩部也都是戰前日本人學中國語的教科書；[48]又如薛瑞麒的《最新 國語教本》，由臺南崇文書局出版，[49]該書翻印自《北京官話大全》。而1945年 出版的《國語註譯學習讀本》為例，編者及出版項均不詳，但詳細的日文解說來
[47] 張博宇編，《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臺北：臺灣商務，1974），頁130。
[48] 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臺灣「國語」運動（1946-1948）〉，《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
（2005.10），頁90-91。
[49] 「廣告」，《臺灣新生報》， 1945.11.29，1版。薛瑞麒（古山友一改名）之《最新國語教 本》，由三益商事社再版。全書分三部分，一、發音篇，二、基本文法，三、會話及白話文；
以日文介紹注音符號的發音、國語的基本文法，會話與白話文部分也附有日文註解；書後附
〈四字成語萃選〉、〈北平俗諺〉的中日文對照。
推測，應也是戰前出版品，更改書名後重新出版的，該書內容共分五章，〈注音 符號〉、〈聲音の區別〉、〈簡易會話〉、〈白話短文〉、〈附錄〉，前二章以 日文介紹注音符號的發音、四聲的變化，第三、四章是會話與白話短文，會話與 短文同時標出國語注音與日文譯文，第五章附錄則是各類名詞的中日對照。
圖一：《國語註譯學習讀本》，會話型式讀本，有國語注音及日文對照。
東寧書局出版的《華語新聞の讀み方》，是以中文閱讀為主，分《基礎篇》
與 《 解 釋 篇 》 兩 卷 ， 以 《 解 釋 篇 》 為 例 ， 包 括 公 文 、 記 事 、 廣 告 ， 每 則 包 括 主 文、語釋（語詞解釋）、通釋（全文翻譯）三部分。以《解釋篇》的一則〈吉房 出 售 〉 來 看 ， 是 教 導 讀 者 如 何 看 懂 一 張 售 屋 廣 告 ， 文 中 先 列 出 一 則 房 屋 出 售 廣 告，先解釋其中「吉屋出售」、「住房」、「坐落」、…等語詞，再將整則廣告 全部譯成日文，此書應是一本非常實用的手冊。
圖二：《華語新聞の讀み方》，以日文解釋房屋出售廣告中的內容。
另一部中文閱讀的自修課本是三省印書館出版的《華語自修書》，該書由臺 北經濟專門學校[50]的教授香坂順一所編，除了課文是中文外，其他部分都是以日 文編訂、日文解說，一共四卷，由卷一到卷四，每卷課文大約20課到30課，課文 內容則由簡而難，到第四卷時已經開始有文言文的出現，所選課文不少為當時名 家的文章，例如胡適〈新生活〉、謝冰心〈山中雜記〉、老向〈寄包裹〉、茅盾
[50] 臺北經濟學校原為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後改為臺北經濟專門學校，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 後改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商業專科學校，1947年1月併入臺灣大學法學院後為國立臺灣大學法學 院商學系。
〈天窗〉、豐子愷〈比較〉、老舍〈駱駝祥子〉、郁達夫〈說肥瘦長短之類〉、
魯 迅 〈 孔 乙 己 〉 等 。 每 一 課 內 容 型 式 ， 與 現 今 教 科 書 類 似 ， 包 括 ： 課 文 、 生 字 表、註釋、文法、全文翻譯、問題練習等。
圖三：《華語自修書》，每一課內容包括課文、生字表、註釋、文法、全文翻譯、問題 練習等，全書皆以日文解釋。
以當時說日語非常普遍的情形來看，以日文學習國語是相當普遍的方式，不 論中學生和大學生在作文時，先用日文起稿，再去掉平假名、片假名，換些中文 字，略改句法，循著日語的思路寫出中文作文。[51]鍾理和說日文間接有助於國語 文的學習，[52]對大多數的臺灣人而言，以日文著手學習國語是較能符合現實的需 要。
(二)、各式標音
這時期的出版品對於國語發音的標音有三種：日本假名拼音、羅馬拼音及注 音符號；但此階段注音符號標調方式尚未統一，因此注音四聲的標調方式各異，
如以老式四角標調法，是以「。」或「•」符號的位置表示四聲，在字的左下角 表一聲，左上角表二聲，右上角表三聲，右下角表四聲。
[51] 何容，〈方言為國語之本—順便談談我們的任務〉，《臺灣新生報》，1947.6.1，2版。
[52] 江流（鍾理和），〈在全民教育聲中的新臺灣教育問題〉，《新臺灣》，4（1946.5.1），頁 5。
圖四：以「。」或「˙」符號的位置表示四聲。
另一種四聲標調符號是以「1、2、3、4」標示在注音符號的右上角，代替四 聲的「陰平、陽平、上、去」；如臺中大同會編的《國語會話集》注音符號是以
「1、2、3、4」標出四聲；國語普及會編的《國語會話教本》，也是以「1、2、
3、4」標出四聲。
圖五：臺中大同會編的《國語會話集》是以「1、2、3、4」標出四聲。
而注音符號「—（yi）」的寫法，與現今寫法又有所不同，這時期的讀本，
注音符號常常不論直式橫書，都將「一」寫成「l」，如臺灣省地方幹部訓練團
的《國語》，中文字橫排，注音符號「—」，寫成「l」；華美出版社的《國語 會話》讀本內容文字是直式，注音符號也寫成「l」。
圖六：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國語》，文字為橫式排列，注音符號「—」為直式
「l」。
圖七：華美出版社1945年的《國語會話》注音符號「—」為直寫「l」。
能正確使用新式注音符號印刷出版的，以林忠的《國語廣播教本》為代表。
林忠這套《國語廣播教本》，在抗戰勝利之初，於重慶編寫的，然後帶到臺灣出 版 ， 由 於 當 時 臺 灣 沒 有 注 音 符 號 的 活 字 印 刷 ， 於 是 託 有 印 刷 所 的 同 志 周 井 田 ， 專程去鐫刻注音符號鉛字後，再將書印出。據林忠說這套教本，當時印了幾十萬 本，銷路不錯，也有人盜印。而當時國民學校一時沒有國語讀本，也有用此套書 當 臨 時 教 科 書 。[53]這 套 《 國 語 廣 播 教 本 》 ， 由 淺 而 深 ， 一 共 有 四 冊 ， 第 一 冊 注 重發音，所以第一課的〈國音字母〉除列出國語注音符號外，並加注國音、閩南 音 、 日 本 語 音 與 羅 馬 拼 音 ； 第 二 冊 注 重 實 用 會 話 ； 第 三 冊 為 簡 易 讀 本 ； 內 容 包 括 文 法 、 常 用 會 話 、 國 家 大 事 等 為 主 ； 第 四 冊 內 容 偏 重 國 家 意 識 ， 強 調 民 族 精 神。[54]
[53] 賴澤涵等，〈林忠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二二八事件專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1993），頁30。林忠，〈中廣臺灣區廣播電臺接收前後的回憶〉，《中廣六十年》
（臺北：中國廣播公司，1988.8），頁52。
[54] 林忠，〈自序〉，《國語廣播教本》（臺北：臺灣實業，1945）。
圖八：林忠編的《國語廣播教本》中日文對照，是少數以新式注音符號印刷的讀本。
除了以注音符號標音外，也有以羅馬字母拼音的。不少國語讀本或學習國語 的工具書以國臺、日華對照，標音除了注音符號外、多會加上羅馬拼音、或日語 發音；這些都為了便於以日語、臺語來學習國語。
東方出版社1946年出版《日華辭典》，針對臺灣人從日文查出中文，以五十 音為檢索方式，每字詞同時列出注音符號與羅馬拼音。
圖九：左─《日華辭典》以「。」標四聲；右─《國臺音萬字典》以「．」標四 聲，後有羅馬音標臺音，每字有釋義。
蘭記針對臺灣語言過渡期，編輯了幾種工具書，1946年出版，由二樹庵、詹 鎮卿合編的《國臺音萬字典》，字首後用以老式四角標調法注音符號注國音，後 用羅馬拼音標出臺音，每字有釋義，便於以臺語學習國語。另外尚有以白話註解 的《國臺音小辭典》、《日文對譯國語大辭典》等。
蘭記又於1946年7月10日，出版了以國音標註《中華大字典》，由黃森峰編 輯，一共四冊，[55]參考《辭源》，從中取約常用的一萬多字，字典以青年學生，
教 會 人 士 為 對 象 ， 該 書 一 出 版 即 銷 售 一 空 ，8月時又再印1萬部，此時售價也隨 之上漲一倍。該書依部首排序，每頁三欄，每字字頭下先標注音字母，接著標反 切、直音、聲調、韻目、釋義等。排版小字頗為美觀。釋義下引用書證甚詳，兼 收科學名詞，綱舉目張，夠得上稱《中華大字典》，被姚榮松稱是蘭記出版語文 工具書中水準最高的。[56]
多元標音並陳的時期並沒有維持多久，在官方推動下最後以注音符號取代其 他拼音方式，注音符號排擠掉日文拼音，也排擠掉羅馬拼音，這些原本應該要經 過緩慢醞釀，彼此約定成俗規律下的發展，在政治力的壓縮下力求推行標準，罷 黜了日後各類拼音蓬勃發展的生機。
(三)、漢文讀本重新出版
另一類的國語讀本，則是過去臺灣的漢文讀本，又再重新改編出版問世，原 本日治時期臺灣的北京語讀本、漢文讀本即有一定的銷售量，由寄給嘉義蘭記書 局的郵件，可以發現各地書店的訂購，如臺北日光堂給蘭記訂購函「貴店所發行 之北京話讀本、或其他北京話書籍若有庫存，煩請透過日配給予一千部的配給。
若需敝店之發行物也請不吝告知。八月十九日」。屏東張天□則有「漢文讀本當 天就賣完了。每天都有客人來催促詢問何時還會進書，希望能早日印刷完成。若 書上梓，煩請以最快速度寄來五百部左右，因為銷售狀況實在太熱烈」的來信；
羅東日榮堂書店訂購《字母讀音北京語讀本》一百冊等等。[57]
因此戰後最具代表性的漢文讀本，應是嘉義蘭記書局自己編的這套《漢文讀 本》，這套讀本最早是由書局創辦人黃茂盛所編。黃茂盛在日治時期曾進口商務
[55] 「蘭記書局廣告」，《臺灣新生報》，1946.7.27，3版。
[56] 姚榮松，〈從蘭記的語文圖書看光復初期雙語並存的榮景〉《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 料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2007），頁191。
[57] 河原功、張文薰譯，〈臺灣出版會與蘭記書局〉《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
（臺北：文訊，2007），頁70。
印書館的《最新國文讀本》一至八冊，但因內容全是有關中國之歷史、文化、教 育、思想等，違反日本國策，悉遭當局沒收；於是黃茂盛自己依據商務版，著手 編撰更適合臺灣幼年學習的《初學必需漢文讀本》一至八冊；因為此套讀本足堪 取 代 過 去 民 間 習 用的 三 字 經、 昔 字賢 文 等教 材 ， 因此1928年一出版，[58]馬 上被 搶購一空，隔年又在上海中西書局及嘉義源祥印書館同時大量印刷。[59]
1937年皇民化運動後，許多私塾書房被迫關門，漢文書檢查更趨嚴格，蘭記 早先一步於1936年委由蔡哲人對讀本內容進行修訂，而將部分課文改為日本帝國 及日本內地文獻，如第三冊第一課原為〈讀書〉，修訂後改為〈天長節〉（日皇 誕生紀念日）；第四冊第一課原為〈書語〉，改為〈臺灣總督府〉；第五冊第2 課原為〈模範學生〉，改為〈能久親王〉，並於第一冊增加明治天皇的〈教育敕 語〉，以符合殖民教育政策的規定，減少被禁制的可能。[60]
戰後《漢文讀本》在國語讀本奇缺下，成了炙手可熱的出版品，供不應求，
需書量大增，也是因為學校國語教材嚴重荒欠；當時不只是臺灣缺教材，是全國 嚴重缺乏，淪陷區的上海尚未復員，待1946年幾家出版教科書的正中書局、商務 印書館遷回上海後，印書業務才漸上軌道，但這些教科書尚無法供應內地需要，
遑論運送至臺灣，在急迫需要國語教科書情況下，臺灣在1946年開學時，連課本 都沒有，許多學校因應急需，臨時決定以蘭記出版的《初級漢文讀本》權充小學 國文課本，而《高級漢文讀本》則充當中學國文課本。[61]
蘭記戰後重新出版的漢文讀本，不但將過去殖民統治時期內容又重新修訂，
並重新更名為《初級國語讀本》、《高級國文讀本》，一時之間需書數十萬冊，
蘭記書局即使日夜趕工也無法應付，而各地書商遂趁機依據蘭記版課文內容重新 製版發售；黃茂盛認為有教材可學習比較重要，故對翻印者未加以追究。[62]
[58] 2004年改版書名《初級臺語讀本》，其序「初版於民國十七年嘉義蘭記圖書局發行（取材自大 陸教本）」
[59] 黃陳瑞珠，〈蘭記書局創辦人黃茂盛的故事〉，《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 論文 集》（臺北：文訊雜誌，2007），頁6-7。
[60] 蘇全正，〈蘭記編印之漢文讀本的出版與流通〉，《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 集》（臺北：文訊雜誌，2007），頁159-161。
[61] 蔡盛琦，〈從蘭記廣告看書局的經營（1922~1949）〉，《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 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2007），頁87。
[62] 張貝雯，〈嘉義蘭記書局以漢文讀本跨越兩個時代〉，《明日報》，2001.2.12。
圖十：新生教育會的《初等國文》與臺南新盛文書局的《初學必由國文讀本》課文 內容相同，全出自蘭記的《初級國語讀本》。
以現今國家圖書館所典藏幾家書店出版的讀本比對，可以發現幾家內容均與 蘭記版完全相同，其中如1945年新生教育會出版的《初等國文》的課文、臺南新 盛文書局1945年10月出版的《初學必由國文讀本》；[63]又如臺中瑞成書局1945 出版的《初等實用漢文讀本》、高雄上海書店1945年出版的《學生必讀國文教科 書》與蘭記書局的《初級國語讀本》，課文內容完全相同，但這些排版字體皆不 同，應是依據蘭記的讀本重新製版印刷的。
可以想見當初在課本急缺的情形下，蘭記版的漢文讀本成了臺灣普遍的國語 讀本。這種漢文讀本的傳承了民國初商務版、開明版教科書的基本型式，每一課 搭配一圖，圖文並茂，讀本內容文句押韻，如童詩一般，初學者由「人，人有兩 手」「一手五指，兩手十指」「指有節，能屈伸」開始，很快就能朗朗上口。到 進階時課文語法已是半文言文，如〈模範學生〉[64]：「師問諸生曰，汝等知同學 中誰可為模範學生乎，於是各以學業優良者對。師曰是固足為模範矣…」。到高
[63] 編者是屏東的尤鏡明，尤也在自序中說編此書的動機，針對慣用日語完全不識漢字的青年男女 而編。
[64] 蔡哲人編，〈第二課模範學生〉，《初級國文讀本．第5 冊》（嘉記：蘭記，1945），頁2。
級國文讀本時，課文選輯的多是當時名家的作品，其中可看到不少左翼作家的作 品，如高爾基、茅盾、郭沬若等的文章。
圖十一：瑞成《初等實用漢文讀本》與蘭記《初級國文讀本》課文內容相同，但已 重新排版，生字部分並標明注音符號，這是過去漢文讀本所無的。
當然讀本選材內容，不光是以語言、文學作品為主，幾乎網羅各類素材，可 以看出這些讀本的精神，不僅當成教授國語，也要由文字中傳播現代文明知識，
如〈電報〉、〈圖書館〉、〈地球〉、〈微生物〉、〈奇異植物〉等；或建構國 家意識、認識近代歷史，如〈中國人〉、〈國旗〉、〈孫中山先生〉、〈七十二 烈士〉、〈為什麼革命〉、〈三民主義〉、〈我們的國家〉；或強調公民強身的 重 要 ， 如 〈 戒 煙 酒 〉 、 〈 養 成 鐵 一 樣 的 身 體 〉 、 〈 美 國 梯 爾 門 〉 、 〈 戒 吸 煙 〉 等。這類漢文讀本和過去有所不同的是，過去在私塾傳授時多以方言教授，文字 旁 並 沒 有 標 出 注 音 符 號 ， 戰 後 出 版 的 漢 文 讀 本 ， 在 每 課 生 字 上 都 加 上 了 注 音 符 號，課文的朗讀也由過去的閩南語、客家語變成國語。
(四)、以方言對照國語
不 論 閩 南 語 或 客 家 語 與 國 語 有 相 通 的 語 法 ， 如 果 先 從 恢 復 方 言 開 始 熟 悉 語 法，等方言熟悉後對照國語，一定會比一開始學標準發音效果好，但當時最普遍
學國語的方式，仍是以日文標音出國語標準音，這種學國語的方式，是以外國人 學語言的方式，先從發音開始，再進入句子及文法；但是方言與國語有相通的語 法，如果先從恢復方言開始熟悉語法，等方言熟悉後對照國語，一定會比一開始 學標準發音效果好。因此何容與魏建功都一直主張用以方言來學國語；魏建功主 張推行國語的方法是，先樹立國音標準，再從方言學習國語，反對用學外國語的 方法學國語；他說：「外國人學另一個國家的語言是學一個記一個，我們有『方 言』和『標準語』對照的關係存在，學習方法上應該有捷徑可走。」[65]他認為方 言與國語有相通的語法，以方言來學國語比用外國人方式學國語效果要好，他並 呼籲，「我對於臺灣人學習國語的問題，認為不是一個單純語文訓練，卻已牽涉 到文章和思路的問題。因此很懇摯而坦白的提倡臺灣人要自己發揮出自己方言的 應用力量。」[66]針對主張採用國臺對譯教學法，魏建功親自撰寫國語臺語讀音對 照本〈注音符號十八課〉，分別將標準音與廈門音、漳州音、泉州音、客家音對 照舉例，在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編的《新生報》專欄「國語」連載刊出。[67]
圖十二：魏建功撰寫〈注音符號十八課〉，國語臺語讀音對照，分別將標準音與廈 門音、漳州音、泉州音、客家音對照。
[65] 魏建功，〈臺語即是國語的一種〉，《臺灣新生報》，1946.5.28，國語第5期。
[66] 魏建功，〈何以提倡臺灣話學習國語〉，《臺灣新生報》，1946.5.28，國語第2期。
[67] 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臺灣「國語」運動（1946-1948）〉，《臺灣文學研究》，1
（2005.10），頁102。
何容也認同先恢復方言，能像其他各省一樣以各省方言溝通，再來學國語的 標準發音：
我們寧願本省同胞像內地各省同胞一樣，能用不很標準的國語自由自在 的 達 意 表 情 ， 不 願 他 們 懂 學 得 幾 句 頂 漂 亮 的 北 平 話 ， 而 不 能 自 由 運 用 「 漢 語」，以致非用「日語」不可。…
我們並沒有忽略本省同胞急需學習「日常會話」，但是我們認為本省國 語教育的目標是「恢復祖國語文」。我們要幫助本省同胞重拾起『從方言學 國語』這把金鑰匙，走上恢復祖國語文的大路。假如本省的國語教育就只是 教人會說『您貴姓？這本兒書賣多兒錢？』一類的話，那我就要說句狂妄的 話，其事甚易，用不著我們這些書呆子來浪費臺灣的米。[68]
他也認為在國語當無法普及下，如果以方言代替，減少說日語的機會，不一 定堅持要先以標準的北京話為目標。
方 言 對 照 國 語 以 林 紹 賢 編 的 《 民 眾 國 語 讀 本 》 為 代 表 ， 這 套 讀 本 原 是 教 育 部為未入學民眾所編，臺灣版讀本經由林紹賢酌增刪課文後，為臺灣讀者 方便使 用 ， 加 注 臺 音 符 號 ， 由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出 版 ， 算 是 官 方 出 版 品 ， 一 共 四 冊 ， 每 冊 二十課，右邊注國語注音外，左邊注臺灣音；除了一般課文內容外，並有介紹書 信寫法、有房地產等買賣契約格式、有婚喪等等請帖和訃告的格式；針對一般民 眾學習國語之用，魏建功說剛來臺時，「我們的女工周來富介紹她的兩個同伴周 美玉、廖寶玉來學國語，我請王子和（矩）先生教她們」[69]而教授她們讀的就是 這一套《民眾國語讀本》。
[68] 何容，〈方言為國語之本－順便談談我們的任務〉，《臺灣新生報》，1947.6.1，2版。
[69] 魏建功，〈「國語運動在臺灣的意義」申解〉，《魏建功文集》（南京：江蘇教育，2001）。
圖十三：林紹賢編的《民眾國語讀本》，課文右邊注國語注音，左邊注臺灣音。
但在推行國語過程中，從方言學國語這過程卻一直不太順利，首先面臨到的 問題，第一是本省人以當初學日本話的方法去學國語，即以學外國語方式去學國 語；第二是本省慣用日語後，方言停滯，沒有吸收新的名詞，以致無法應付現在 生活上使用；第三是本省方言這五十年來很少跟其他地方省方言接觸比較，無法 把方言和國語系統產出對照關係。[70]
而1947年二二八事件對戰後臺灣來說，更是個重要的分界點。[71]何 義 麟 指 出，戰後初期臺灣人雖曾熱心學國語，國語推行委員會也以臺灣話做為學習國語 的媒介，但二二八事件的發生，「陳儀與大多數中國來臺知識份子認為，必須更 澈底將臺灣人改造為中國人，才能消除臺灣人的反抗。所以在事件的善後處理方 面，官方採用激進的文化政策」，「也開始禁止臺灣人使用母語」[72]。過去國語 推行政策以魏建功主張的「實行臺語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不用政治力
[70] 何容，〈方言為國語之本－順便談談我們的任務〉，《臺灣新生報》，1947.6.1，2版。
[71] 陳志瑋，「戰後初期臺灣的語文政策與意識形構（1945.8.15-1949.12.7）─以跨時代臺灣文化 人的書寫為考察對象」（臺北：臺北教育大學碩士論文，2006），頁20。
[72] 何義麟，《跨越國境線 ─ 近代臺灣去殖民化之歷程》（臺北：稻鄉，2006），頁440。
執行國語運動的方針，面臨轉變；過去推行國語運動不免有路線之爭，但官方機 構在二二八事件後，政府對於語言政策轉為剛性，採取壓制政策，而大部分國語 讀本的出版，也由官方接手。尤其過去曾榮景一時以方言朗讀的漢文讀本，很快 地被國立編譯館審定的教科書所取代，民間的多元出版漸漸轉由官方機構接手。
1946年時國語推行委員會僅編印8種圖書，1947年時增為51種[73]，以臺灣書店為 主的出版，逐漸取代戰後初期多元拼音、中日並陳的時代。
在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結 束 後 沒 多 久 ， 國 語 推 行 委 員 會 為 實 驗 從 方 言 學 習 國 語 而 成立的「示範國語推行所」，也隨著結束，蔡真宜即指出，示範國語推行所的結 束，意味著方言學國語實驗不再繼續。[74]官方研究不再繼續，甚至民間對方言的 研究亦其沈寂。 [75]民眾自發性的學習消失，國語運動轉由官方來推動。接著政 府遷臺後，戒嚴時期的語言文化成了敏感性的意識型態，制度化後的國語運動，
除了推行標準國語外，開始壓抑母語、日語，原本強調從方言學習國語，可以互 相對照的方式，澈底揚棄；臺灣省教育廳於1950年訂定「臺灣省非常時期教育綱 領實施辦法」，加強國語運動，同時排除本土語言文化的使用，到1960年代更為 全面性，舉凡學校、電影院、運動會、街頭宣傳，以及公眾集會、電影翻譯等都 禁止使用日語、方言。[76]這些措施難免引起民眾的不滿，夏金英在其碩論的結論 中即認為民眾反對的並非是國語本身，而是偏差的語言政策和過當的執行方式[77]
，而彼此之間的對立，也不單是光靠貫徹國語運動所能消弭的。
四、 國語熱潮的消退
有如旋風過境學習國語的熱潮來得快，去得也快，學習國語的熱情並未持續 太久，而成效也並不顯著，以1946年汪彝定初到臺灣時，所見其第一件不便就是 語言不通，連文字也不通；當時臺灣人仍沒有幾個人會說國語、讀漢文。[78]張光
[73] 何容、齊鐵恨、王炬，《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臺灣省教育廳，1948.12），頁52-56。
[74] 蔡真宜，「臺灣母語教育政策之研究－以閩南語教育為例」（臺北：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128。
[75] 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臺北：前衛，1999），頁38。
[76] 張人傑，〈國語推行運動〉，《臺灣大百科會書》，上網日期：2010.06.30。網址：http://
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966。
[77]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臺北：國立臺北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5），頁162。
[78] 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臺北：商周，1991），頁36。汪彝定，1920年生
直 回 憶 ， 他 在1946年12月回臺時的最多感觸是：日本對臺灣最大的影響，是語 言上，板橋雖是農村小鎮，但他所聽到的所有中年和青年男人，沒有一個不是在 用 日 語交 談 的， 老 年 人 和多 半 的女 性則 說 閩 南語 。[79]可見1946年底時使用日語 仍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到1947年薛綏之以記者身份來臺時，這種情形仍是相當普 遍，以他當時所接觸到的臺灣人，仍幾乎全都講東京式的標準日語。[80]因此雖然 經歷一段學習國語的熱潮，但國語的普及度仍不夠，直到1947年時日語仍是一般 使用的語言。
(一)、對社會不滿情緒高漲
國語熱潮持續的時間並不長，而它的消退是有跡可尋的，由報紙社論來看，
諸多因素醞釀著社會不滿的情緒，這種情緒最快反映在學習國語的熱情上，李萬 居就曾於《國語廣播教本》第三冊〈推薦序〉提到：
今日臺灣政治跟我們的理想還有相當的距離，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我 們應該知道政治的改良是漸進的，絕非一蹴可就，同時我們作人民的也應該 擔 負一部分責任，尤其經過大戰破壞後的現階段的臺灣，要由一種制度改變 為另一種制度，政治上總免不出現若干弱點，但這是暫時的現象。所以我們 倘若用這點理由來做拒絕學習本國的語言和文字，那是一種錯誤，是自暴自 棄的行為。
由 上 所 述 這 段 文 字 ， 即 可 知 許 多 人 因 對 政 治 的 失 望 ， 而 排 斥 學 習 國 語 ， 。
《 民 報 》 形 容 剛 光 復 之 初 ， 臺 灣 民 眾 曾 陶 醉 於 一 個 美 麗 的 遠 景 ， 但 這 竟 然 成 為 南 柯 一 夢 ， 「 一 醒 便 看 見 光 復 的 麗 花 ， 已 經 凋 殘 滿 地 ， 在 京 滬 所 演 的 『 五 子 登 科』，『三羊開泰』，臺灣何嘗有二致？」[81]腐化的惡習被帶到臺灣，變成人民 深刻的痛苦。「光復當初，臺胞們的熱烈興奮，也是因為待望祖國的懷抱，而情 不自禁所致的。老實說：重新相逢的祖國，是使我們失望的很，祖國政治文化的 落後，並不使我們傷心，最使我們激奮的是貪污舞弊，無廉無恥。」[82]許多社會 問題燒熄了學習國語的熱忱，不滿的情緒，即反映在學習國語熱情的消失，《前
於北平，1946年來臺任救濟總署臺灣分署視察。
[79] 張光直，〈番薯人的故事〉收錄於張光正編，《張光直文學作品集》（臺北：海峽學術，
2005），頁81。張光直（1931-2001），生於北平，其父張我軍，1946年隨父返臺。
[80] 薛綏之，〈替臺灣中學生訴苦〉，《北方雜誌》，7（1947.7），頁52。薛綏之當時為《北方 雜誌》駐臺特約記者。
[81] 〈歡迎國內記者團〉，《民報》，1946.10.13，1版。
[82] 〈祖國的懷抱〉，《民報》，1946.10.26，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