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由於本文的研究目的係探討在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影響選民對選區服務相 較其他投票取向重視與否的背後成因，以及哪些投票取向能凌駕選區服務。但由 於過往研究不常注意到究係是何因素影響到選民傾向以選區服務而非其他特定取 向投票，甚至對偏好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類型莫衷一是。故在文獻回顧上，本文 遂先針對既有文獻有關選區服務對立委選舉中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以及其他重 要投票取向的簡單回顧，俾對選區服務作為選民投票取向之一，其在立委選舉中 所扮演的角色，有一清楚認識；其次再介紹過去文獻曾指出哪些因素會影響選民 對選區服務的偏好態度，包括選民自身特性與外在環境系絡因素，俾對本文主題 有初步完整的瞭解。
第一節 選區服務在立委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選區服務的內涵與其重要性
選區服務（constituency service）顧名思義係指民意代表對選區之個人、團體 乃至於地方政府所作的幫助，又約可分為兩部分，一則是「個案服務」（case work），
係 指 協 助 個 人 代 為 向 行 政 機 關 處 理 問 題 ； 另 一 則 是 「 計 畫 協 助 」 （ project assistance），指的是幫助選區向聯邦政府爭取各種經費補助或是公共政策（Fenno, 1978:101）。而黃秀端（1994）則認為「選區服務」實際上可指涉民意代表為選區 選民所作的任何工作，即所謂「選區經營」，11故不一定侷限於上述所謂的「個案
11 故依照黃秀端（1994）的定義，「選區服務」實際上即係「選區經營」，蓋其均指涉民意代表為 選區選民所作的任何事情（高世垣，2001）。
服務」與「計畫協助」，12如參加婚喪喜慶、人事請託關說、冤屈平反等皆是。許 志鴻（1986）則是進一步將選區服務定義為「凡是在連任動機的驅策下，民意代 表為滿足選區選民的需求，而採取可能為選民爭取到實質利益的回應行為」。
而選區服務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係源於經社環境的變化以及行政權的擴 展，使得選民對議員的服務需求愈趨加深與看重，國會議員為了極大化選票，遂 紛紛調整其角色定位，改以選區服務為主，而非早期著重的立法問政（Parker, 1986:58-114; Cain, Ferejohn and Fiorina, 1987: 98-117）。如 Fiorina（1977）的研究 顯示，自 1960 年代起，選區服務使得候選人「邊際選區」（marginal constituency）
的比例逐漸降低，蓋其可讓民意代表增加 3%到 5%的選票；Parker（1986）的研究 亦顯示，選區服務係選民常提及喜歡該選區候選人的主因，且選區的競爭對手亦 很少以其選區服務作為攻擊的標的；而 Arnold（1990）亦發現，由於立法問政須 採取一定的政策立場，故在討好部分選民的同時，亦容易得罪另一部分選民，其 所爭取來得選票支持反不如選區服務來得多且穩固，故議員往往較著重選區服務 表現。國內學者亦對此得出同樣的結論，蓋選區服務是奠基於選民與候選人「直 接的連結」（direct link），係種一對一的親密關係（盛杏湲，1999），故對選民 產生的效益感受最大，亦容易使其對候選人自身產生依賴感，建立特定票源。故 不論在複數選區亦或單一選區中，選區服務一直是候選人或選民關心的焦點。
如在過去複數選區中，黃秀端（1994）曾指出，由於候選人僅須獲得相當低 比例的選票即可當選，故其有極強動機去表現自我，遂傾向以選區服務作為鞏固 自我票源的手段；而愈小規模的選區相較於中型或大型規模選區來說，選民對其 會有更強烈的企盼，甚會企圖透過影響親友投票或是連署罷免等方式作為獎懲區 域立委選區服務良莠的手段（羅清俊，2008）。甚至在單一選區制下，正由於應
12 黃秀端（2004）亦依照 Eulau 和 Karps（1978）對「代表」內涵的回應分類，將諸如個案服務、
婚喪喜慶等視為是「服務回應」，計劃協助等爭取地方利益者視為「分配回應」，至於其他如提供政 府各種小冊子或文件給選民、寄節慶賀卡、贈送小禮物等則視為較傾向於「象徵回應」。
選名額銳減，選民對候選人的課責性因此集中且強化，故單一選區的制度特性雖 有利於兩黨政治的形成，透過兩大黨間的相互競爭，形成看似政黨取向的「課責 政治」。但事實上，由於選區服務可透過候選人平日的選區耕耘營造出「直接聯 繫關係」，其主體係屬候選人，而非其所屬政黨，故不僅容易使得選民對於候選 人之情感認同大於所屬政黨，更是其能否順利當選的保證（村松岐夫、伊勝光利 與中豐著，吳明上譯，2005；黃信達、王建雄，2010）。即有學者發現美國在單 一選區制施行後，在以連任為前提之下，不論初選還是正式的大選，選民益發重 視對候選人的選區經營甚於國會問政，且候選人亦有漸趨強化選區經營的傾向
（Mayhew, 1974a），而有所謂肉桶立法（pork-barrel legislature）13的現象；甚至有 研究指出，那些接受過選民服務或是預期該候選人得以對自己有幫助的選民，愈 發傾向將選票投給該候選人，且此投票回饋不受政黨認同的影響（Cain, Ferejohn and Fiorina, 1987）。曹瑞泰（2005）在對日本選制研究中亦指出，即便是在單一 選區制下，候選人仍係有培養個人選票的誘因，且勝出的候選人多半是擁有強力 後援會，選區服務亦是當選的重要因素。
由上可知，以立委選舉來說，單一選區制下選民對選區服務的重視程度顯然 比複數選區來得大，但尚有不少研究認為選區服務仍不是唯一且最重要的投票取 向，除了選區服務之外，仍有其他重要因素會影響到選民的投票抉擇，以下即對 此進行相關文獻介紹。
（二）選區服務與其他投票取向間的關係
有研究指出，即便在單一選區制下，候選人會更重視選區服務，但這並不表 示政黨力量正在式微，原因在於誠如前文所言，選舉制度的改變，使得原本複數 選區制下的「離心誘因」（centrifugal incentive）被所謂相對多數決制下的「向心誘
13 其係指立法委員間彼此為藉由爭取選區利益進而博得選民好感，而紛紛以互惠式的同意，達到 最後同蒙其利的肉桶分肥現象。
因」（centripetal incentive）所取代（Cox, 1990），選民愈容易將注意力與選票集中 在兩大候選人甚至是兩大黨身上（王業立，2001：13-26）。再加上各政黨亦僅會在 選區中提名一位候選人，將無形中強化政黨對決的競爭氛圍，使得選民基於「心 理性因素」的趨使下，更容易將選票集中在兩大黨提名人選身上（ Duverger, 1966）， 因而增加政黨因素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力，不僅除了政黨認同之外、選民基於 對特定政黨不認同14而來的策略性投票，或是對政黨議題的關注等，均會使其更傾 向以政黨因素作為投票抉擇的主因。如吳親恩、李鳳玉（2012）即透過對第七屆 立委選舉研究指出，因黨投票（party vote）仍是目前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最關鍵 要素，其重要性更甚過基於候選人選區服務、形象等因人投票（personal vote）15， 其中，因黨投票中又以政黨認同最為重要。
此外，另有文獻認為，選區服務的重要性會受到選區都市化程度的高低以及 是否爭取到地方派系支持的影響（蔡佳泓，1996；陳昭凱，1997），因此選區服 務的影響力係相當有限。當選區都市化程度愈低時，則選區服務與人際網絡動員 固然重要，然而當都市化程度愈高時，候選人形象（candidate image）16即變得相 當重要（無論有無地方派系支持）（陳昭凱，1997）；且胡佛、陳德禹等人（2001）
14 所謂「特定政黨不認同」係指選民對某一個特定政黨長時間持續且不輕易改變的厭惡感，且此 種厭惡感並非一時政治表現所致，而是長時間的歷史情境所形塑（莊淑媚、洪永泰，2011）。其係 相對於「政黨認同」而來，只是政黨認同強調的是選民對特定政黨的「歸屬感」，而特定政黨認同 則強調的是「厭惡感」，兩者均屬於選民對政黨情感認同的表現。如 Crewe（1976）透過對英國的 研究發現，有部分選民是「討厭敵對政黨程度遠高於對自己政黨的喜愛」的「負面型選民」（negative voters），Rose 和 Mishler（1998）則將此種「選民無論如何絕對不會投給此政黨」的情形稱之為「負 面黨性」（negative partisanship）。至於形塑成因則大多認為與一國的歷史情境有關，如長期一黨專 政的威權體制，但理由或有不同，有學者認為在後共產國家中，由於選民的政治信任感低，並不信 任政黨或是政府機構，故傾向於在調查中僅表達出自己絕對不會支持的政黨，而非正面表達對某一 政黨的認同（Rose and Mishler, 1998）；有學者則認為其係出於民眾累積自過去長時間對一黨專政下 該政黨施政的種種不滿而來的反感情緒（Estrada, 2004）。
15 所謂因人投票（personal vote）即係指選民的投票支持係基於候選人個人形象特質、出席活動、
國會投票紀錄與選區服務等任何有關候選人評價的因素（吳親恩、李鳳玉，2012）。
16 候選人形象係指候選人魅力與魄力、正直、清廉、誠信、親和力、問政能力以及包括外表、風 格和學經歷等個人背景因素（Miller, Wattenberg, and Malanchuk, 1986；黃秀端，2005；吳親恩、李 鳳玉，2012）。
亦透過對第四屆立委選舉研究發現，教育程度愈高17以及年齡愈低的選民，愈傾向 以候選人個人特質等取向進行投票抉擇。故有不少文獻認為，在經社環境與選民 結構變遷下，尤其在大眾傳媒興起之後，候選人形象相較於政黨認同或是選區服 務而言，其更能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Brody and Page, 1973；Kelly and Mirer, 1974；
Hellweg and Dionisopoulos, 1989；Nimmo and Savage, 1976；胡佛、游盈隆，1983；
陳義彥，1994；梁世武，1994；傅明穎，1998）。
而除了政黨認同、候選人形象之外，尚有研究認為人際網絡動員亦是另一個 足以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過去國內外有關「人際網絡」的文
而除了政黨認同、候選人形象之外，尚有研究認為人際網絡動員亦是另一個 足以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過去國內外有關「人際網絡」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