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地方政治生態與選區服務：第七屆立委選舉的 多層次分析
Local Political Ecology and Constituency Service: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7 th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李映霖 Ying-Lin Lee
指導教授：鄧志松 博士 Advisor: Chih-Sung Teng, Ph.D.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January, 2013
謝辭
黨工子女出身的我，一直以來希望寫篇結合學術與實務經驗的文章，總覺得 父親為黨為國辛苦三十餘載，其寶貴的經驗與閱歷應留傳下來，但我本無意從政，
無法克紹箕裘，故苦思許久之後，決定寫一些有關選舉研究的文章，俾將所學、
所見所聞結合父親的實務經驗，以文字的形式留存下來，俾對學術能有所貢獻之 餘，亦能對實務有所助益。
興趣廣泛如我，曾念過中文系、政治系國際關係組，迨大四時，才轉投政治 理論中有關投票行為研究的懷抱，但其時由於仍放不下對法律的憧憬，以及對統 計量化的著迷，因此，我不顧家人意見毅然決然選擇念了國家發展研究所，為的 是爭取更多時間，繼續鑽研我感興趣的領域，並期待有朝一日，我能從中理清自 己到底想要什麼，真正感興趣並打算一輩子以此為生的志業與領域為何。
其後，我選擇了統計研究，並努力去學習校內外相關課程，也如願擔任統計 教學助理兩年，更能學以致用，運用多層次模型進行此篇文章的分析，過程雖然 辛苦，但卻甘之如飴。我由衷感謝從碩一開始，便教導我空間計量方法的鄧志松 老師，除了讓我開拓了對計量模型的視野，亦教會我如何撰寫一篇好的學術論文。
同時我也感謝經濟組的辛炳隆老師，從碩班到博班的計量課程，教授磨礪我的量 化能力，亦給了我許多對未來規劃的寶貴意見，辛老師的認真與風範，我會永久 銘記在心。
而政研所的洪永泰老師，雖非我的口委，但其不吝於額外花費時間閱讀我的
「萬言書」並提出建議與鼓勵，讓我著實感動，洪老師的許多學術看法與主張更 與我相契合，與老師聊天往往是我最快樂的時光，其傳奇故事更是我一直深自期 許與惕勵的典範。當然，我也感謝我的口委之一的張佑宗老師，感謝他對我論文 所提出的寶貴意見，以及對我的認真給予肯定。而另一位口委吳親恩老師，與師
母李鳳玉老師，自大學到研究所一直十分照顧我，給予我不論在學術或是未來規 劃的諸多建議，感謝鳳玉老師的啟蒙之恩，我很開心我第一次接觸統計，就有幸 遇到她，老師的鼓勵一直是我繼續鑽研統計的動力，而親恩老師不論在我於中研 院擔任兼任研究助理時，抑或是後來論文寫作時，其所付出的關心與設身處地的 著想，甚至還幫我修改中、英文的題目，更讓我點滴在心，能夠得此良師，夫復 何求，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最後，我要再度感謝我父母，其實我一直對他們懷有濃濃的歉意與不捨，由 於想要嘗試的領域太多，始終沒一個確定的方向，讓他們一直擔憂於我的未來，
對此我深深地感到抱歉，並感謝他們對我無止盡的包容與關愛！我只能說，不論 我最後選擇哪一條路，我都會努力前進，雖不太可能會是律師、司法官或一般公 職，但必定亦能夠有所作為，以光宗耀祖，不負期許！至於我男友豪駿，我很慶 幸能覓得如此良伴，不論在生活或學術層面都能支持著我，並在相互的討論與詰 辯中激盪出火花，在所學領域上截短補長，如果沒有他，我想我無法順遂地完成 此篇論文，感謝他的無怨陪伴與無由支持，謝謝～～「歸燕橫寄彩雲暮，烏鵲繞 樹幾時窮，洛水清波年年有，只因魂夢與君同」。這是我睽違五年後在碩士生涯 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詩作，送給你，豪駿！
李映霖 壬辰年歲末 於永和寒舍
摘要
在 2008 年第七屆區域立委改成單一選區制之後，不論實證研究或實務均曾指 出，選區規模銳減不但沒有帶來兩黨競爭模式，反而造成國會選舉地方化的現象，
選區服務的重要性更甚以往。而本文研究目的即在探討，地方政治生態對選民是 否以選區服務投票的影響力。故筆者結合個體選民特性與總體選區的環境系絡資 料進行「多層次多項勝算對數模型」（The multilevel multinomial logit model）分析，
俾釐清改制之後，選區服務作為投票取向之一，其與地方政治生態間的關係為何，
以及如果實務上各候選人普遍重視選區服務的話，為何選區服務無法無往不利地 凌駕於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之疑問。
研究顯示，地方政治生態對選民是否以選區服務投票的影響力確實不容忽 視，蓋選區規模的銳減，的確讓某些原本傳統上認為會促使選民傾向以選區服務 投票的環境系絡角色，為之一變。且實務上立委所強調的「里長級服務」，事實 上亦僅對經社程度較低的選民具有顯著的吸引力，而當選區政黨競爭程度愈大 時，政黨因素與候選人形象的影響性即可勝過選區服務，甚至人際網絡因素更可 以透過選區宗教動員的力量，進而凌駕傳統社會中選民偏好以選區服務取向投票 的現象。
關鍵字：地方政治生態、投票取向、選區服務、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人 際網絡、多層次多項勝算對數模型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 3
第三節 研究範圍 ... 6
第四節 章節安排 ... 7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9
第一節 選區服務在立委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 ... 9
第二節 地方政治生態與選區服務 ... 15
第三章 研究設計 ... 28
第一節 研究架構 ... 28
第二節 研究資料 ... 41
第三節 變數建構與測量 ... 44
第四節 估計方法 ... 60
第五節 研究限制 ... 66
第六節 研究假設 ... 73
第四章 研究發現 ... 81
第一節 第七屆立委選舉之樣本分布 ... 81
第二節 第七屆立委選舉的變異數分析 ... 85
第三節 第七屆立委選舉投票取向的多層次分析 ... 87
第五章 結論 ... 102
參考文獻 ... 107
附錄、 附錄 一 依變項原始問項次數分配表 ... 135
附錄 二 依變項選民投票取向分類與原始問項回答對照表 ... 139
附錄 三 樣本選區分布與其實際獲勝政黨 ... 140
附錄 四 問卷題目原始問項 ... 143
圖表目次
圖 3-1 研究架構圖 ... 41表 3-1 「政治涉入度」的因素分析整理表 ... 50
表 3-2 個體層次自變數整理一覽表 ... 56
表 3-3 總體層次自變數整理一覽表 ... 59
表 3-4 追蹤樣本的樣本代表性檢定 ... 71
表 3-5 研究假設整理表（僅列出主要解釋變項） ... 79
表 4-1 個體層次自變項資料的敘述統計表 ... 82
表 4-2 總體層次自變項資料的敘述統計表 ... 83
表 4-3 選民投票取向分類的次數分配表 ... 84
表 4-4 收入、教育年數、政治涉入度與投票取向的變異數分析 ... 86
表 4-5 選民投票取向之多項勝算對數分析 ... 89
表 4-6 選民投票取向之零模型分析 ... 90
表 4-7 選民投票取向之多層模型分析（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 ... 9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選舉投票行為研究的領域中，分析選民之所投票支持所選候選人的原因，
不僅有助於瞭解選民心中對候選人的想法，更可藉此釐清其與政治人物間的政治 連結，瞭解選民與候選人間的互動關係，因此，選民投票取向遂成為極其重要的 研究議題。而在第七屆區域立委選舉改成單一選區制後，以實務上來說，因選區 應選名額銳減，造成選民對候選人的課責強度愈形增加，1使得政治人物不論黨派 均將基層選區服務，視為是勝選與否的第一要件，而紛紛採行以選區服務為主、
中央問政為輔的選戰策略，甚至有候選人發出「首長級的對決，里長級的服務」
之慨，2選區服務的重要性更甚以往。如在之前藍大於綠的高雄市第七選區，國民 黨籍候選人邱毅雖擁有全國性的高知名度，但卻因疏於地方經營，竟意外輸給前 市議員、默默勤跑基層的民進黨籍候選人趙天麟，跌破眾人眼鏡。可見選區服務 在選民心中的重要性，似乎凌駕於政黨因素，甚至超過候選人的知名度等形象。
然而，有學理卻指出，基於單一選區制「機械性因素」與選民「心理性因素」
1 同 意 此 立 論 的 學 者 認 為 ， 由 於 單 一 選 區 下 選 區 明 確 ， 係 屬 「 人 物 的 投 票 制 」（ 雷 競 璇 ， 1989:132-133），候選人與選民之間較容易產生直接性連結，降低政治課責度的成本，而候選人亦 會為了極大化選票，積極爭取該選區利益與重視選民服務，避免標榜特殊意識形態及訴求，故實乃 有 助 於 民 主 政 治 的 發 展 ， 關 於 這 方 面 的 探 討 可 參 閱 Downs(1957:115-117) 、 Enelow &
Hinich(1984:8-13)、Ordeshook(1986: 160-175)、Norris(1997:308)、雷競璇（1989:132-133）、王業立
（2004）等的研究。
2 如許多新聞報導指出，在單一選區制下，中央民代的選舉已演為「首長級的對決，里長級的服務」， 形成所謂選舉的「地方化」現象。如立委高思博將上屆「七分中央，三分地方」的選舉策略，轉變 成「八分地方，二分中央」，另外如李文忠、李昆澤、翁重鈞、趙永清等人亦不分黨派的強調在新 選制下，地方「選區經營」的重要性已超越中央「問政形象」，李文忠甚至指出：「單一選區造成
『中央民代地方化』現象，選民對大建設不在乎，反而更關心立委有沒有處理隔壁違建或門口違規 停車的瑣事，如此整天跑攤會讓立委無心『國政』，對台灣民主將很不利。」（林新輝，2007）。
的趨使下，3應會造成兩黨制的形成（ Duverger, 1966），4無形中會增強政黨的重要 性；且細部來看實際選舉結果的話，亦可發現選區服務並非在每一個選區皆能無 往不利地發揮效果，尤其在某些選區，選區服務與候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之間 的關係即顯得撲朔迷離。
以候選人形象為例，所謂「刺客效應」替一向習慣倚賴人際網絡動員與選區 服務得票的國民黨，在第八屆立委選舉中打出不錯戰績，如在作為長期民進黨執 政的臺南市，即有國民黨候選人蘇俊賓以其良好形象挑戰民進黨籍的前臺南市長 許添財，雖功敗垂成，但卻為國民黨在臺南的選情展露曙光，甚至，國民黨臺中 市立委候選人江啟臣更「突圍」民進黨地方老將成功，顯示候選人形象似乎也在 選民心中佔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甚至有時在選情愈艱困時更可以凌駕於對手的 選區經營成效，發揮意想不到的功效。
而以人際網絡來說，如在另一個身為民進黨鐵票倉的農業縣市──臺南縣，
即尚有國民黨籍候選人李全教仍然憑藉人際網絡的動員，拿下高於總統候選人馬
3「機械性因素」（mechanical factor）其指涉的是相對多數決制本身會導致代表性失衡的問題，通 常第一大黨會產生「過度代表」（over-representation）情事，佔有「席次紅利」（seat bonus），即 席位率高於得票率，其餘漸次遞減，第三黨代表性不足尤為嚴重，稱為「低度代表」
（under-representation）（Duverger, 1966: 224-226）。而「心理性因素」又有學者將其稱為「策略 性投票」（strategic voting）、「複雜投票」（sophisticated voting）或是俗稱「棄保效應」，意指 當選制本身的「機械性因素」（mechanical factor）被選民所認知時，尤其是那些原本支持第三黨 候選人的選民，因不願其選票被浪費，故會傾向將選票轉投予原本不支持的兩大黨中較不厭惡的一 方，以防止其最厭惡者當選，此即是所謂的「心理性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Duverger, 1966:
224-226）。（Spafford, 1972: 129-134; Riker, 1986: 34-35; Cox, 1997: 69-98; Karp et al., 2002；謝復 生，1992：18；黃秀端，2002；王鼎銘，2003；王業立，2006）。
4 此法則提出後引起不少學者的爭論與修正，如 Douglas Rae(1971)認為相對多數決制雖非導致兩黨 制的充要條件，但除非有地區性強大少數黨存在，否則相對多數決制是與兩黨制密切相關的。
Riker(1982)則主張單一選區是形成與維繫兩黨制的充分條件，除非全國性小黨（或第三黨）在地方 選曲上是兩大黨之一，如加拿大，或是任何一政黨在選舉中係處於康多賽贏家(Condorcet winner) 的地位，如印度。而 Sartori(1986)則更進一步指出，除非選民高度的意識形態化，以及政黨體系高 度結構化，單一選區才具有「引導」兩黨制的作用，否則僅可以「維持」但無法「產生」兩黨制。
故實應將所謂「杜弗傑法則」視作種「傾向法則(tendency law)」或是「杜弗傑假說」(Duverger’s hypothesis)，而非亙古不變的定律(law)。另外，Downs(1957: 124)也認為相對多數決制下由於「勝 者全拿」(winner take all)，會傾向縮小至兩黨競爭局面。而 Duverger(1986)本人亦基本上同意上述 此些看法。
英九得票率的例子，讓其競選對手──曾經執政八年並多次獲選全臺施政冠軍的 老縣長陳唐山，著實捏了把冷汗。顯示雖同樣是選情艱困，但在農業縣市中，人 際網絡動員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似乎較候選人形象更能與選區服務表現相抗 衡，雖仍不足以撼動選區服務在選民心中的關鍵地位，但人際網絡與選區服務間 的關係卻值得吾人進一步探究。
由上可知，立委選舉改成單一選區制後，選民對候選人選區服務表現似乎愈 趨看重，但在不同地方政治生態的選區中，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和人際網絡等 因素，似乎仍然對選民投票行為扮演一定程度的影響，不至於全如政治人物所想 般，光以「里長級服務」即可擄獲選民支持進而勝選，但也不似學理所言，已邁 入政黨競爭的單純趨勢。然而現有文獻卻主要聚焦於改制後政黨因素在選舉中的 作用，而忽略實務上選區服務在不同選區環境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不同類型 的選民對選區服務相較其他如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或人際網絡等投票取向間的 偏好態度。
因此，本文研究動機在於，如果在實務上，即便各候選人均普遍視選區服務 為勝選的關鍵因素，但選區服務仍舊無法對所有選區的選民投票抉擇扮演指導性 角色，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決定選區服務在選民心中的地位，進而影響投票抉擇？
而選區服務相對其他投票取向來說，究竟是對哪些選民才會產生優勢性的影響作 用，又對哪些特性的選民不具吸引力，因而使其偏好其他特定的投票取向？其在 不同的政黨競爭程度、產業結構等地方政治生態下，所作出的考量行為是否又會 相同？如果不同，那環境系絡對其影響力又是為何？是直接、間接，又或是兩者 兼具？凡此種種，均值得吾人進一步地探討與釐清。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地方政治生態，係源自於政治生態學（ecology of politics），5指的是地方政治 中，互動共生的行為個體和群體，與地方政治、經社文化等環境之間的動態互動 體系（趙永茂，1998：307）。誠如 Lazarsfeld 等人（1948, 27）所言，「一個人的 政治思維乃是取決於其所屬的社會環境」，故選民之所選擇支持該候選人背後的 思維考量，遂多少會受到其在特定地方政治生態中所處的位置、所接觸到的對象 和訊息等的影響。而在第七屆立委選舉改制之後，原本複數選區制下的「離心誘 因」（centrifugal incentive）被所謂相對多數決制（plurality system）下的「向心誘 因」（centripetal incentive）所取代（Cox, 1990），選民愈容易將注意力與選票集中 在兩大候選人身上（王業立，2001：13-26），6使得政黨的重要性在一對一對決的 選舉中無形中被增強，地方政治生態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似乎也因政治全國 化（political nationalization）7的來到而逐漸降低。
然而卻有實證研究指出，改制所帶來的選區規模降低，亦使得選民聚焦在兩 大候選人的同時，對立委的課責強度愈趨增強，且因立委有較明確與小範圍的地 理區域，而使其有更強的動機耕耘選區、建立個人票源（黃秀端，1994），8中央 民意代表選舉反而有「地方化」的趨勢，不僅選民對選區服務益發重視，連帶立 委亦比複數選區更傾向強化選區經營（盛杏湲，2008）。如張佑宗、周宛蓉（2009）
即發現第七屆立委選舉的單一選區制，雖限縮台灣的政黨數目，形成兩黨政治局 勢，但在國、民兩黨的平均得票率變異上，全國差異則日漸縮小，地方差異卻逐
5 依法國社會心理學家西蒙尼特（D. Simomnet）認為，是種特別強調大環境和個人、集體的關係，
以及社會互換的集體活動現象（Simomnet，方勝雄譯，1989，轉引自趙永茂，1998：307-308）。
6 亦即候選人為極大化自身選票，會調整其立場往光譜中間移動，減少極端立場的提出，且選民基 於棄保效應亦容易將選票集中於主要兩大候選人（通常為兩大黨候選人）身上（王業立，2001：
13-26）。
7 有關「政治的全國化（political nationalization）」或稱為「政治全國一致化」，係 Schattschneifer(1960:
78-96)、Stokes(1965)、Sunquist(1973)等於 1960、1970 年代所提出，係指不論是政黨體系、政黨組 織或是競選策略活動（包括選舉議題）乃至於選民政黨傾向，皆有逐步邁向整合一致化的趨勢，其 操作型定義如下：第一、代表政黨在全國可獲得跨越地理區的選民聚合一致性之支持。第二、各不 同地理區之間，對於同一股政治力量的作用力，呈現出極為類似或是一致性的反應（ Claggett, Flanigan, and Zingale, 1984, 80；蔡佳泓，2008：198-222）。
8 同註釋 1。
漸擴大，政黨或候選人非但無法提出全國性議題、政策予選民做抉擇，候選人反 而愈趨轉向個人選區的鞏固與經營，顯示「政治的全國化」並未因選制變遷而到 來，國會選舉反而產生「地方化」的趨勢。可見地方政治生態對選民投票行為的 影響力，非但未因單一選區制的採行而減弱，連帶對選民投票取向的影響更加有 探究的實益，選區服務與地方政治生態間的關係亦值得吾等進一步地分析。
然而弔詭的是，不論過去或是現行有關立委選舉的學術研究，卻甚少注意到 地方政治生態對選民投票取向的影響，更遑論將焦點置於選民之所偏好選區服務 而非其他特定投票取向的背後形塑成因，這亦是為何國內外對於偏好以選區服務 投票的選民類型始終無一致定論，或謂經社程度與政治涉入度愈高者，或謂經社 程度與政治涉入度愈低以及居住在農村地區者愈容易以選區服務作為抉擇候選人 主因。蓋特定選民主動與立委接觸、表達自身意見，並不意謂其必定會以此作為 投票取向，其可能會在與其他立委候選人比較之後，選擇以候選人的形象或是政 黨因素作為投票考量。因此，倘若忽略其他投票取向的相對影響力，將可能對偏 好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類型，歸結出彼此不一致的結論。
舉個例子來說，國內徐火炎（2005）曾以認知動員的概念指出，國內政治涉 入度較高的選民仍對不同政治立場（尤其是統獨）的政黨，具有強烈的認同傾向。
故此時即便其較常與候選人接觸、反映自身意見，但實際投票時，卻可能仍以政 黨因素作主要考量。尤其在立委採行單一選區制之後，在選民將焦點集中在主要 的兩大候選人身上時，選民會愈審慎地選擇自己最重視的人選條件，此時，研究 什麼類型的選民會以此取向投票相較其他因素，則格外有意義。再加上改制之後，
實務上各候選人普遍愈趨重視選區服務，亦有實證研究指出國會選舉地方化已然 來臨，遂使得深入瞭解究竟什麼樣的選民在哪種環境系絡下，會如候選人所想般 以選區服務為投票取向，又是何種選民在哪些情境下認為候選人形象仍較選區服 務重要、甚至僅基於棄保心理而以政黨因素投票等等，即顯得相當重要，著實有
進一步探究的必要性。
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係透過對第七屆區域立委選舉的研究，瞭解在國會 選舉地方化之際，候選人在實務上普遍重視選區服務，那哪些類型的選民會如候 選人所想般，基於選區服務而投票？哪些類型的選民不會？又是什麼投票取向能 凌駕於選區服務？以及選民之所以如此考量，背後又究係受到不同環境系絡因素
（如農村地區）的何種影響，包括直接與間接的影響效果。此不僅在理論層次上，
有助於進一步瞭解區域立委選舉中，不同選民類型對選區服務的重視態度，更可 釐清此種態度取向在不同地方政治生態中的變化模式，捕捉不同系絡群體間的因 果異質性（casual heterogeneity），以彌補過去相關研究文獻的不足；且在實務層 次上，亦可進一步釐清為何候選人重視的「里長級」選區服務，其成效無法普遍 呈現在各個選區的選舉結果上，反而有時會輸給對手所強調的候選人形象或是人 際網絡動員。
第三節 研究範圍
今針對本文在分析標的與時空範圍上的界限說明如下：
（一）就分析標的上
由於本文研究動機係從實務角度出發，探求不同地方政治生態對不同類型選 民之所傾向以選區服務而非其他取向投票的影響模式，故有別於傳統針對候選人 勝選因素的綜合評估或是僅從立委角度針對選區服務對其當選或連任影響作探 討。因此，本文係以選民對候選人投票取向為分析標的，並以選區服務作為其中 比較的參照組，至於其他有關選區服務對立委勝選或連任的影響，以及選民的「投 票意願或動機」（即選民為何前往投票）、選民最後「投票抉擇」的方向（即選民
具體所投對象）等，因均非本文關心範圍，遂不進行討論。
（二）就時間與空間範圍上
由於本文係以「選民投票予所選立委候選人主因」為依變項，而該問項僅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選後面訪（簡稱 TEDS2008L）的追蹤樣本涉及，而 2012 年問卷 亦然，故筆者考量研究所需，遂僅以 2008 年第七屆 TEDS2008L 的追蹤樣本作為 觀察對象，而不另行擴及 2012 年第八屆立委選舉，探討第七屆到第八屆立委選舉 的長時間變化趨勢，此係為時間上的範圍。
而在空間範圍上，原本本文使用的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選後面訪（簡稱 TEDS2008L）的追蹤樣本資料所涵蓋的選區共計 47 個，但由於本研究使用的多層 次分析涉及跨層次效果，故樣本結構較為複雜，實有重新調整之必要，9而為同時 兼顧檢定力與估計法，並考量到本文以總體系絡效果與其和個體選民特性的交互 作用效果為探討核心，故將著重第二層組間樣本數，並將組內樣本數設定至少 20 筆以上的門檻（即每個選區至少抽 20 人），而將組數調整至 33 組（即總體層次共 抽 33 個選區）。因此就空間範圍來說，本文實際上係以 1195 筆總樣本，合計 33 個選區作空間上的觀察範圍，並試圖推論至全台灣 73 個選區，10特此合先敘明。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文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本文之所以研究此主題的動機（第一節）與研究目 的（第二節），以及研究範圍（第三節）和本文章節安排（第四節）等。
9 詳細調整情形請參後文第三章第二節有關研究資料中的「資料樣本結構的調整」部分。
10 故並不包含平地與山地原住民的複數選區。
第二章：文獻回顧。第一節係先針對既有文獻有關選區服務對立委選舉中選 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以及其他重要投票取向的簡單回顧，俾對選區服務作為選民 投票取向之一，其在立委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一清楚認識；再進一步介紹過 去文獻曾指出哪些因素會影響選民對選區服務的偏好態度，包括選民自身特性與 外在環境系絡因素，俾對本文主題有初步完整的瞭解。
第三章：研究設計。闡明本文研究架構（第一節），並針對資料來源及其樣本 結構作說明（第二節），再針對所涉及變項進行建構與測量（第三節），並介紹所 使用的估計方法（第四節），最後再論及研究限制（第五節）與研究假設（第六節）。
第四章：研究發現。透過蒐集來的資料先進行基本的樣本分布介紹（第一節），
再透過變異數分析初步探討選民特性與其投票取向間的關係（第二節），最後再 以多層次模型進行嚴謹的因果檢證，並依分析結果檢視本文的研究假設（第三節）。
第五章：結論。總結全文重點並作相關檢討。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由於本文的研究目的係探討在國會選舉地方化之際，影響選民對選區服務相 較其他投票取向重視與否的背後成因，以及哪些投票取向能凌駕選區服務。但由 於過往研究不常注意到究係是何因素影響到選民傾向以選區服務而非其他特定取 向投票，甚至對偏好選區服務投票的選民類型莫衷一是。故在文獻回顧上，本文 遂先針對既有文獻有關選區服務對立委選舉中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以及其他重 要投票取向的簡單回顧，俾對選區服務作為選民投票取向之一，其在立委選舉中 所扮演的角色，有一清楚認識；其次再介紹過去文獻曾指出哪些因素會影響選民 對選區服務的偏好態度，包括選民自身特性與外在環境系絡因素，俾對本文主題 有初步完整的瞭解。
第一節 選區服務在立委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選區服務的內涵與其重要性
選區服務（constituency service）顧名思義係指民意代表對選區之個人、團體 乃至於地方政府所作的幫助，又約可分為兩部分，一則是「個案服務」（case work），
係 指 協 助 個 人 代 為 向 行 政 機 關 處 理 問 題 ； 另 一 則 是 「 計 畫 協 助 」 （ project assistance），指的是幫助選區向聯邦政府爭取各種經費補助或是公共政策（Fenno, 1978:101）。而黃秀端（1994）則認為「選區服務」實際上可指涉民意代表為選區 選民所作的任何工作，即所謂「選區經營」，11故不一定侷限於上述所謂的「個案
11 故依照黃秀端（1994）的定義，「選區服務」實際上即係「選區經營」，蓋其均指涉民意代表為 選區選民所作的任何事情（高世垣，2001）。
服務」與「計畫協助」，12如參加婚喪喜慶、人事請託關說、冤屈平反等皆是。許 志鴻（1986）則是進一步將選區服務定義為「凡是在連任動機的驅策下，民意代 表為滿足選區選民的需求，而採取可能為選民爭取到實質利益的回應行為」。
而選區服務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係源於經社環境的變化以及行政權的擴 展，使得選民對議員的服務需求愈趨加深與看重，國會議員為了極大化選票，遂 紛紛調整其角色定位，改以選區服務為主，而非早期著重的立法問政（Parker, 1986:58-114; Cain, Ferejohn and Fiorina, 1987: 98-117）。如 Fiorina（1977）的研究 顯示，自 1960 年代起，選區服務使得候選人「邊際選區」（marginal constituency）
的比例逐漸降低，蓋其可讓民意代表增加 3%到 5%的選票；Parker（1986）的研究 亦顯示，選區服務係選民常提及喜歡該選區候選人的主因，且選區的競爭對手亦 很少以其選區服務作為攻擊的標的；而 Arnold（1990）亦發現，由於立法問政須 採取一定的政策立場，故在討好部分選民的同時，亦容易得罪另一部分選民，其 所爭取來得選票支持反不如選區服務來得多且穩固，故議員往往較著重選區服務 表現。國內學者亦對此得出同樣的結論，蓋選區服務是奠基於選民與候選人「直 接的連結」（direct link），係種一對一的親密關係（盛杏湲，1999），故對選民 產生的效益感受最大，亦容易使其對候選人自身產生依賴感，建立特定票源。故 不論在複數選區亦或單一選區中，選區服務一直是候選人或選民關心的焦點。
如在過去複數選區中，黃秀端（1994）曾指出，由於候選人僅須獲得相當低 比例的選票即可當選，故其有極強動機去表現自我，遂傾向以選區服務作為鞏固 自我票源的手段；而愈小規模的選區相較於中型或大型規模選區來說，選民對其 會有更強烈的企盼，甚會企圖透過影響親友投票或是連署罷免等方式作為獎懲區 域立委選區服務良莠的手段（羅清俊，2008）。甚至在單一選區制下，正由於應
12 黃秀端（2004）亦依照 Eulau 和 Karps（1978）對「代表」內涵的回應分類，將諸如個案服務、
婚喪喜慶等視為是「服務回應」，計劃協助等爭取地方利益者視為「分配回應」，至於其他如提供政 府各種小冊子或文件給選民、寄節慶賀卡、贈送小禮物等則視為較傾向於「象徵回應」。
選名額銳減，選民對候選人的課責性因此集中且強化，故單一選區的制度特性雖 有利於兩黨政治的形成，透過兩大黨間的相互競爭，形成看似政黨取向的「課責 政治」。但事實上，由於選區服務可透過候選人平日的選區耕耘營造出「直接聯 繫關係」，其主體係屬候選人，而非其所屬政黨，故不僅容易使得選民對於候選 人之情感認同大於所屬政黨，更是其能否順利當選的保證（村松岐夫、伊勝光利 與中豐著，吳明上譯，2005；黃信達、王建雄，2010）。即有學者發現美國在單 一選區制施行後，在以連任為前提之下，不論初選還是正式的大選，選民益發重 視對候選人的選區經營甚於國會問政，且候選人亦有漸趨強化選區經營的傾向
（Mayhew, 1974a），而有所謂肉桶立法（pork-barrel legislature）13的現象；甚至有 研究指出，那些接受過選民服務或是預期該候選人得以對自己有幫助的選民，愈 發傾向將選票投給該候選人，且此投票回饋不受政黨認同的影響（Cain, Ferejohn and Fiorina, 1987）。曹瑞泰（2005）在對日本選制研究中亦指出，即便是在單一 選區制下，候選人仍係有培養個人選票的誘因，且勝出的候選人多半是擁有強力 後援會，選區服務亦是當選的重要因素。
由上可知，以立委選舉來說，單一選區制下選民對選區服務的重視程度顯然 比複數選區來得大，但尚有不少研究認為選區服務仍不是唯一且最重要的投票取 向，除了選區服務之外，仍有其他重要因素會影響到選民的投票抉擇，以下即對 此進行相關文獻介紹。
（二）選區服務與其他投票取向間的關係
有研究指出，即便在單一選區制下，候選人會更重視選區服務，但這並不表 示政黨力量正在式微，原因在於誠如前文所言，選舉制度的改變，使得原本複數 選區制下的「離心誘因」（centrifugal incentive）被所謂相對多數決制下的「向心誘
13 其係指立法委員間彼此為藉由爭取選區利益進而博得選民好感，而紛紛以互惠式的同意，達到 最後同蒙其利的肉桶分肥現象。
因」（centripetal incentive）所取代（Cox, 1990），選民愈容易將注意力與選票集中 在兩大候選人甚至是兩大黨身上（王業立，2001：13-26）。再加上各政黨亦僅會在 選區中提名一位候選人，將無形中強化政黨對決的競爭氛圍，使得選民基於「心 理性因素」的趨使下，更容易將選票集中在兩大黨提名人選身上（ Duverger, 1966）， 因而增加政黨因素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力，不僅除了政黨認同之外、選民基於 對特定政黨不認同14而來的策略性投票，或是對政黨議題的關注等，均會使其更傾 向以政黨因素作為投票抉擇的主因。如吳親恩、李鳳玉（2012）即透過對第七屆 立委選舉研究指出，因黨投票（party vote）仍是目前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最關鍵 要素，其重要性更甚過基於候選人選區服務、形象等因人投票（personal vote）15， 其中，因黨投票中又以政黨認同最為重要。
此外，另有文獻認為，選區服務的重要性會受到選區都市化程度的高低以及 是否爭取到地方派系支持的影響（蔡佳泓，1996；陳昭凱，1997），因此選區服 務的影響力係相當有限。當選區都市化程度愈低時，則選區服務與人際網絡動員 固然重要，然而當都市化程度愈高時，候選人形象（candidate image）16即變得相 當重要（無論有無地方派系支持）（陳昭凱，1997）；且胡佛、陳德禹等人（2001）
14 所謂「特定政黨不認同」係指選民對某一個特定政黨長時間持續且不輕易改變的厭惡感，且此 種厭惡感並非一時政治表現所致，而是長時間的歷史情境所形塑（莊淑媚、洪永泰，2011）。其係 相對於「政黨認同」而來，只是政黨認同強調的是選民對特定政黨的「歸屬感」，而特定政黨認同 則強調的是「厭惡感」，兩者均屬於選民對政黨情感認同的表現。如 Crewe（1976）透過對英國的 研究發現，有部分選民是「討厭敵對政黨程度遠高於對自己政黨的喜愛」的「負面型選民」（negative voters），Rose 和 Mishler（1998）則將此種「選民無論如何絕對不會投給此政黨」的情形稱之為「負 面黨性」（negative partisanship）。至於形塑成因則大多認為與一國的歷史情境有關，如長期一黨專 政的威權體制，但理由或有不同，有學者認為在後共產國家中，由於選民的政治信任感低，並不信 任政黨或是政府機構，故傾向於在調查中僅表達出自己絕對不會支持的政黨，而非正面表達對某一 政黨的認同（Rose and Mishler, 1998）；有學者則認為其係出於民眾累積自過去長時間對一黨專政下 該政黨施政的種種不滿而來的反感情緒（Estrada, 2004）。
15 所謂因人投票（personal vote）即係指選民的投票支持係基於候選人個人形象特質、出席活動、
國會投票紀錄與選區服務等任何有關候選人評價的因素（吳親恩、李鳳玉，2012）。
16 候選人形象係指候選人魅力與魄力、正直、清廉、誠信、親和力、問政能力以及包括外表、風 格和學經歷等個人背景因素（Miller, Wattenberg, and Malanchuk, 1986；黃秀端，2005；吳親恩、李 鳳玉，2012）。
亦透過對第四屆立委選舉研究發現，教育程度愈高17以及年齡愈低的選民，愈傾向 以候選人個人特質等取向進行投票抉擇。故有不少文獻認為，在經社環境與選民 結構變遷下，尤其在大眾傳媒興起之後，候選人形象相較於政黨認同或是選區服 務而言，其更能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Brody and Page, 1973；Kelly and Mirer, 1974；
Hellweg and Dionisopoulos, 1989；Nimmo and Savage, 1976；胡佛、游盈隆，1983；
陳義彥，1994；梁世武，1994；傅明穎，1998）。
而除了政黨認同、候選人形象之外，尚有研究認為人際網絡動員亦是另一個 足以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過去國內外有關「人際網絡」的文 獻研究主要有兩大脈絡，一為過去對「地方派系」18研究中有關「人際關係網絡理 論」的部分，19二則是西方哥倫比亞學派所強調的社會取向投票論部分。前者主要 強調的是藉由「關係」（Kuan-hsi/ Guanxi）20連繫過程所具有的緊密性與延展性（費
17 蓋有學者發現，不同背景屬性的選民心中自有一套評估候選人的圖像標準，進而影響其對候選 人的情感和之後的投票抉擇，因此當選民教育程度愈高時，愈會運用此種思維結構來評斷候選人並 進行投票選擇（Kinder and Sears, 1985; Miller, Wattenberg and Malanchuk, 1986）。顯示選民對候選人 形象評價的思維係相當具結構性，而非如早期學者所認為是種短期、片斷與非理性的特殊反應。蓋 早期學者認為，候選人形象僅係候選人在所謂的形象塑造家包裝之下藉以操弄選民認知的產物，故 選民在此種狀況下對候選人的評斷往往流於膚淺的風格與長相的標準（黃秀端，2005）。如早期密 西根學派曾將其視為是選民對政黨偏好的反射，是種個別特質（idiosyncratic）和短期因素，不僅 不如政黨認同來得重要，那些以候選人人格特質作為投票基礎的選民亦往往被視為是非理性的
（Converse, 1964; Page, 1978）。
18 由於台灣早期實係移民社會，因此，地方政治生態實際上是種以族群主義、家庭主義、宗族主 義為主的具閉鎖性的農莊經濟社會（趙永茂，2001）。這種內部靠血緣、地緣來維繫彼此情感的親 親性（nepotism）社會雖看似和諧共榮，但同時卻易型塑我群與他群的敵我意識，造成整體社會或 政治社群的分歧與割裂。因此，在推動地方自治與基層選舉之後，此種社會面的分歧遂極易透過正 式政治資源的制度性分享管道上綱為在政治上的結盟依據，形成在地方政治上一種非正式的權力團 體──「地方派系」。
19 研究地方派系另一個途徑是所謂「恩庇—侍從理論」（patron-client Theory），其最早源自於人類 學，著重在早期地方派系與國民黨威權政府在垂直式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下的「利益交換」特點，故 主張地方派系是藉由國家機器此一國民黨威權體制（即恩庇者）的權力運作與制度性安排，透過獨 佔性經濟利益的施與，作為換取地方扈從者（即地方派系）選票支持的籌碼（陳明通、朱雲漢，1992：
90）。
20 Jacobs（1992：90）認為中國社會中的「關係」（Kuan-hsi/ Guanxi）有別於西方社會的「關係」
（relation），其係人與人間因共識或認同的連繫（ties），或因血緣、姻緣、地緣、學緣等而存在，
故其稱為「關係基礎」，並因「感情」維繫的有無與深淺（即俗稱「人情往來」），形成所謂「關 係價值」，憑藉此種「關係價值」，政治上的聯盟（即派系）才有可能。
孝通，1993：27-31），透過動員「人情」網絡來達到政治拉票的目的；21後者則是 強調基於人際溝通所帶來的群體壓力22，以及透過媒體社群網絡所帶來的資訊偏差
23，對選民投票行為所造成的重要影響力。因此人際網絡因素對選民投票抉擇所扮 演的重要性，主要環繞在人際互動以及人情關係之上，甚至僅是擁有共同屬性標 誌（shared attributes）即可（如出於原鄉情結而來的情感認同），故主要係在人際 關係較緊密的農村地區較能發揮作用（吳芳銘，1996；趙永茂，1996、2001；張 世澤，2000；曾國鈞，2001；王金壽，2004a、2004b；鄧志松、吳親恩，2008：
50-87；蕭怡靖、黃紀，2010a），且相較於其他投票取向來說，教育程度與社會地 位愈低、年齡愈高者，愈容易受到人際網絡動員的影響（胡佛、游盈隆，1985）。
綜而論之，雖然選區服務在立委選舉中的重要性已普遍獲得學界所支持，但 尚有一些文獻認為政黨因素、候選人形象或是人際網絡，依然對選民投票行為發 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尤其選區服務僅在特定環境系絡下對特定社會屬性或政治 態度的選民較具有吸引力。故筆者以下即針對過去曾論及哪些特性的選民與環境 系絡（可統稱地方政治生態）會重視選區服務的相關文獻作詳細檢閱，以爬梳出
21 如 Jacobs（1992）曾強調，除了上述「關係」（Kuan-hsi/ Guanxi）的存在之外，更需以「感情」
（affective component）聯繫（即所謂的人情往來）作為政治聯盟的中介變項，如此形塑成的「關 係價值」（即親疏與否），才能進而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誠如涂一卿（1994）所言，中國社會中常 見的人情往來（或稱人情債）係建立在「欠」與「報」的規範上，有「欠」才要「報」，能夠「欠」，
表示彼此有信任（trust）和信用（credit）的存在，以相互支撐著時序，使得關係網絡具有延續性 與穩定性。因此，「關係」成為一種資本，「人情」成為一種投資，不僅可以累積，也可以回收，至 於投注多少、何時償還、以何種方式償還等，則須視兩造的關係人如何互動與提出（吳芳銘，1996）。
22 如 Mutz（2002）即曾提出「重疊網絡」（cross-cutting networks）的概念，從個人政治網絡的特 性此一角度重申人際衝突壓力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力，並強調政治的模稜兩可（ political ambivalence）與社會責任（social accountability） 這兩種社會心理機制會對選民投票行為產生影響，
認為選民處於衝突的網絡中，尤其是與人面對面的情況下，雖會理性看待並容忍反對意見，但為了 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發生，破壞原有社會關係，故會限制自身的政治參與或是延遲投票決定，反之，
若處於相同網絡之下，則會更加強化原先立場，此外，選民亦會傾向建構相同氛圍的社會網絡，以 減少不一致的衝突（轉引自張佑宗、趙珮如，2006）。
23 社會取向投票論發展至 1990 年代後則開始強調人際網絡所帶來的資訊效益（Bartels, 1988;
Popkin, 1991; Westlye, 1991; Beck et al., 2002），主張由於資訊來源本身即多少帶有偏差性，再加上 資訊成本的存在，以及選民自身能力的限制，在有限理性之下，當選民依賴某一資訊來源時，便會 促其作出利於一方的偏好抉擇，因此人際互動已經成為政治資訊與規範傳遞的媒介之一（Huckfeldt, Plutzer and Sprague, 1993），Beck 等人（2002）更透過研究顯示，人際溝通網絡、媒體偏差及政黨 或組織偏差，均會對選民投票抉擇產生相當的影響力。
具體的影響成因及其影響機制。
第二節 地方政治生態與選區服務
前一節曾簡要提及不同地方政治生態會對選區服務的重要性造成影響，本節 則主要是繼續對此部分作更系統性的介紹，以瞭解哪些地方政治生態會影響影響 選民對選區服務的偏好態度。而在行文脈絡上，筆者將其分作屬於選民自身特性，
以及外在整體環境系絡兩大層面回顧，茲述如下：
（一）選民自身特性的影響
曾有學者透過探討何種類型選民會尋求民代服務的研究指出，年紀較長、經 濟水準與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因有多餘時間與金錢進行政治參與，故不僅愈會 跟國會議員接觸、反映自身意見，亦較具有尋求民代「個案服務」的經驗（Johannes, 1984: 25-33；高世垣，2001）；然而 Cain 等人（1987）則發現，經社地位較低的 選民，卻反而較希望國會議員偏重選民服務而非國會的立法問政；Ramseyer 與 Rosenbluth（1993）亦認為，選區服務此特殊利益（particularized benefits）24的交 換互惠模式，並不能打動所有選區選民，尤其是那些教育程度較高、白領階級的 浮動選民（floating voters），通常係以國家整體經濟指標來投票，過度強調特殊利 益反而會讓其徒增反感。即有研究指出，此類知識水準不高、生活物質條件較差 的選民，由於較關心日常生活的切身利益，故較具有「工具利益導向」的投票動 機，以期望他所支持的候選人，日後可以成為請求協助解決私人問題的對象，甚 至可用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高世垣，2001；趙永茂，1989：64-65）。如高世 垣（2001）發現，收入愈低的選民，愈傾向以選區服務進行投票抉擇，而收入愈
24 所謂特殊利益（particularized benefits）係指此項利益是給予某些特定個人、團體或地區者，故 不具普遍性。其意義係等同於前文提到的「計劃協助」（黃秀端，1994）。
高的選民即使在接受個案服務之後，亦不見得會在選舉時以選票回饋該候選人，
顯示那些可能會與立委接觸、主動反映自身意見的選民結構，確係不等同於平常 生活即高度依賴、會將選區服務視為日後投票抉擇關鍵的選民結構。
此外，亦有研究指出，政治涉入度（Political involvement）25愈高的選民，也 是常跟國會議員反映自身意見、尋求民代服務的選民類型之一（Johannes, 1984:
25-33；高世垣，2001）。如 Dalton（1984、2002）曾提出「認知動員」（cognitive mobilization）26的概念，並以所謂政治涉入度加以詮釋，認為其除了包括民眾所具 有的政治參與及關切政治等興趣與動機的心理傾向之外，更指涉其所擁有處理政 治事務的技巧、資訊、能力及資源。因此，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愈擁有理解 與處理政治資訊的知識能力與技巧，故往往較主動與議員接觸，並反映自身意見，
而較不會依賴政黨指令或外在人際網絡的影響而決定投票抉擇。Campbell 等人
（1960）亦認為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愈傾向為是「理想中的獨立選民」，係擁 有關心政治、對政治感興趣，且資訊豐富等特質。27
但亦有文獻指出，正由於政治涉入度高者較具備豐富的政治資訊與判斷能力 較強，故政治涉入度愈高者較能注重在政黨政治之下，政黨所扮演的制衡角色，
並可理性區分政黨對本土意識的提出係基於對本土化的尊重抑或是對族群分化的 操弄，至於政治涉入度低者則較關心攸關自我生活的切身利益，如地方基層建設 等（陳惠鈴，2007）。
25 所謂政治涉入度係指選民自身藉由政治資訊汲取及公民參與等作為，所體現出的對政治事務所 持有的關注與認知程度（Inkeles, 1974）。Mayer（1962）曾指出，政治涉入度的指標包含政治知識 的高低、對政治的興趣，以及對政治議題或選舉結果的關心程度，且此幾項指標彼此係相互關聯的。
26 認知動員係指選民因教育水準的提高與大眾傳媒的普及，而具有較強的認知與處理政治資訊的 能力，進而能夠主動且自主地決定自己的投票抉擇（轉引自徐火炎，2005）。
27 另外，亦有學者從傳播學角度切入，主張當人們對某一主題有較深入的涉入感時，會自認對該 主題的瞭解深入，並傾向認為其他人會比自己容易受到媒介相關議題報導的影響，而有所謂的「第 三人效果認知」（third-person perception）產生（Davison, 1983; Mutz, 1989）。如臺灣一項對選舉新 聞的研究即發現，政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從媒體得到的資訊即愈多，亦愈常和他人討論政治選舉議 題，且會自認為對該議題較為瞭解，其第三人效果認知亦更為強化（胡幼偉，1997）。
此外，徐火炎（2005）在對 2004 年總統大選研究中，透過藉由「政治討論」、
「政治關心」、「遊說他人」、「政治知識」、「選舉訊息的接觸」所建構出的 認知動員綜合指標，28發現認知動員程度愈高的選民，對於泛藍或泛綠的認同強度 亦顯著愈高，此結果恰好與上述 Dalton（1984、2002）對歐美國家研究的結果相 反。徐火炎認為其之所以這樣，在於臺灣二戰後雖同樣歷經如同歐美般從「物質 主義到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變遷，但在公民的政治參與上，卻是從解嚴之後邁向 民主化時代的競爭性政黨政治新局，故呈現出「政黨組合」（party alignment）29， 而非「政黨解組」（party dealignment）30的現象。換言之，認知動員程度較高、政 治涉入度愈高的選民，對不同政治立場（尤其是統獨）的政黨，反而會產生較強 的認同傾向，故不同於歐美國家所呈現出的獨立選民。
簡言之，過去文獻雖大都認為政治涉入度的高低與其之所偏好以選區服務取 向投票之間的關係密切，但國內外對其影響方向係無定論，或謂政治涉入度愈高 的選民，較積極去蒐集相關政治資訊、並主動與立委接觸、提供政治意見，故應 較重視選區服務，而非依賴政黨指令或週遭親友的言論；或認為政治涉入度愈高 者，愈重視並能理性判別政黨的作用，與其所提出的議題；也有研究指出，所謂 政治涉入度高者，只是由於具有強烈政黨認同、對政治抱有較高熱忱，遂傾向主 動蒐集相關資訊，因此對政黨的偏好仍係較強。31因此有關政治涉入度愈高者的投
28 而有關探討政治涉入度或是認知動員測量指標的文獻，歷來主要聚焦的重點在於受訪公民是否 擁有參與政治事務的興趣動機、資訊以及相關的能力技巧（徐火炎，2005），故舉凡「教育程度」、
「選舉訊息的接觸」（如閱讀平面新聞、報章、觀看或收聽電視及廣播、參與選舉活動等）、「政治 興趣」、「政治關心」、「是否與人討論政治或其討論的頻率」、「政治知識」、「是否遊說他人」等皆曾 經作為其測量的指標之一（Mayer, 1962; Inglehart, 1970、1977; Dalton, 1984; 徐火炎，2005），只是 因著實際資料蒐集的限制或是研究目的而有不同的指標選擇。
29 所謂「政黨組合」係指選民依附集結在不同政治立場的政黨旗幟下，而逐漸產生政黨認同的政 治心理（徐火炎，2005）。
30 所謂「政黨解組」係指選民的政黨認同普遍降低或傾向於不具黨派的政治心理（Inglehart, 1990;
Dalton et al., 1984）。
31 有關政治資訊接觸度高的選民可能有兩種，一種為選民本身即不具明顯政治傾向，故傾向「普 遍廣泛」地蒐集各家新聞報導；而另一種則是本身即具鮮明政黨認同，而以該政黨認同「選擇性」
地閱聽吸收符合其偏好的議題資訊。
票取向是否傾向選區服務，仍猶有爭議，有待進一步分析。
此外，過去文獻曾指出，由於政黨認同的式微導致跨黨投票的增加，再加上 獨立選民（independent voters）32的日益增多，造成選區服務重要性漸趨上升，現 任者也因此愈容易連任（Jacobson, 1983; Burnham, 1975），遂使得過去 Campbell 等人所主張「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影響力逐漸下降。33而以國內來說，
陳譽文（2011）則透過對 2008 年立委選舉研究發現，具有泛綠或泛藍政黨認同相 對於中立者，係會顯著傾向以「政黨因素」進行投票，而非「候選人因素」。顯 示國內仍無面臨政黨解組的現象，跨黨投票的機率仍不高，且獨立選民的確較重
32 所謂「獨立選民」，顧名思義係指「不具穩定政黨認同或偏好」的選民，亦可稱作「中間選民」
或「中位選民」（Dennis , 1988b；許文賓，2003），其類型主要可分作兩類，一類是「舊獨立選民」，
或稱「冷漠型獨立選民」，指的是一群長期缺乏穩定政黨認同，且對政治欠缺興趣與涉入感、消極 與不理性的選民（Campbell et al., 1960; Burnham, 1970; Dennis, 1988；吳重禮、許文賓，2003；葉 銘元，1994；）；另一類則是「新獨立型選民」或稱「理想型獨立選民」，則意謂除了缺乏長期穩定 的政黨認同之外，尚具備高度政治興趣、積極且理性的選民（Meyer, 1962; Burnham, 1970; Pomper, 1975; Shively, 1979；莊天憐，2001）。如莊天憐（2001）即曾指出，國內獨立選民的主流類型已逐 漸由早期的冷漠型獨立選民過渡到政治知識及政治涉入感較高的理想型獨立選民，且以其選民屬性 來說，前者冷漠型獨立選民多以女性、60 歲以上及教育程度愈低者為多，然而後者理想型獨立選 民則係以男性較多（唯此種差距正逐漸縮小中），且多分布於 30 歲至 39 歲、教育程度較高者，至 於在省籍、族群認同或是統獨立場上，則不管是冷漠型亦或是理想型獨立選民，均無顯著差異；而 以投票取向而言，獨立選民選舉投票時較傾向候選人取向，而非政黨因素，且理想型獨立選民投票 時則較冷漠型獨立選民傾向於政見取向，而非傳統關係取向。
33 申言之，Campbell 等人在 1960 年出版的《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一書中指出，其主 張由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入手，以所謂漏斗狀因果模型（funnel of causality）的建構來說明「政黨認同」係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長期也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並認為 此種個人心理上的「自我主觀認知」，係透過不斷「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過程而逐 漸形成對政黨的歸屬與依附感，且選民對政策與領導者的態度，以及對團體和個人利益的認知，皆 有依其「政黨認同」發展的傾向，其存在更不侷限於正式黨員，甚至不需要持續的政黨支持（Campbell et al., 1960: 121-123），而透過此長期穩定的政黨情感（partisan alignment）更可計算出一個投票常 模（normal vote），處於常態水準之外的變異情形則可推定為是短期因素的影響（Converse, 1966），
如對候選人及議題的評估、競選活動、以及和朋友家人的討論等。而國內有關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 行為影響力及其背後形塑原因的討論研究，亦是不勝枚舉，主要有三點論述，第一、臺灣選民的政 黨認同主要肇基於國家認同與族群意識的差異，而並非如同國外社會階級等的分歧（何思因，1994；
徐火炎，1991、1993；陳陸輝、耿曙，2008，陳義彥，1994；游盈隆，1994；傅恆德，1996；吳乃 德，1996；Yu，2004；蕭怡靖，2009、2010a）。第二、有關政黨認同分布穩定度的探究，以及政 黨認同對投票抉擇的影響，一般認為，國內具政黨認同的選民，普遍維持五成至六成左右，且政黨 認同者選舉時多半傾向於固定支持所認同政黨提名的候選人（徐火炎，2005；蕭怡靖、游清鑫，2008；
林瓊珠，2008；包正豪，2009；蕭怡靖，2009、2010a；吳親恩、李鳳玉，2012），遂有「政黨鐵票」
之謂（包正豪，2009）。第三、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極其深遠，並與若干政治態度、競 選議題與心理認知關係密切，舉凡統獨立場、國族認同、政府施政評價、政治功效意識、政治涉入 度、分裂投票與分立政府等制衡觀點，不一而足（吳重禮、許文賓，2003：103）。
視選區服務等候選人因素，而非政黨因素。34
而有關族群意識與統獨立場，陳譽文（2011）曾透過研究發現，在控制政黨 認同之後，就族群認同而言，在 2004 年總統選舉中，自認中國人或是台灣人者，
相對於兩者皆是的選民，係顯著傾向以「政黨因素」而投票，而非「候選人因素」；
而對統獨立場來說，在 2008 年立委選舉中，傾向獨立相對於維持現狀的選民，在 投票取向上亦較顯著偏好以「政黨因素」而投票，而非「候選人因素」，然而傾 向於統一相對於維持現狀的選民，卻在投票取向上並不顯著偏好以「政黨因素」
而投票。可見在控制選民政黨認同之後，選民的族群認同與統獨立場仍會影響其 投票取向，且唯有具備鮮明中國意識或臺灣意識，以及贊成獨立的選民，愈傾向 以政黨因素投票，甚至可以凌駕選區服務等候選人因素。35
（二）選區環境系絡的影響
誠如 Jones、Johnston and Pattie（1992, 344）所指出，「個別選民在政治上的 被社會化並非『真空的』（vacuums），其必定會在各種社會系絡中學習他們的政 治態度」。36因此本文此處文獻回顧即分別從選區中「政黨競爭程度」、「政黨版 圖」、「產業結構」、「宗教動員力」以及「地理區域」五大層面切入，以期全
34 值得一提的是，因陳譽文（2011）該篇文章係將選區服務包括於「候選人因素」此一政治連結 之中，故具有泛綠或泛藍政黨認同相對於中立者，係會顯著傾向以「政黨因素」而非候選人因素投 票，某種程度可視為是政黨認同者重視政黨因素甚過於候選人選區服務等因素。
35 值得一提的是，因陳譽文（2011）該篇文章係將選區服務包括於「候選人因素」此一政治連結 之中，故具備鮮明中國意識或臺灣意識，以及贊成獨立的選民，愈傾向以政黨因素而非候選人因素 投票，某種程度可視為是該選民重視政黨因素甚過於候選人選區服務。
36 Stipak 和 Hensler（1982, 169-171）亦指出，環境系絡對個人政治活動的影響實可區分成「影響 中介」（influence-mediated）與「認知中介」（perception-mediated）兩種途徑，前者強調系絡（context）
效果主要是透過人際間的互動在運作，故著重人際的溝通與資訊傳播等「個人網絡」（network）；
後者則認為個人對外在特定環境的感官知覺係會隨著時間的耳濡目染而逐漸自我形塑，故此種「社 會系絡」（social context）的影響力未必需要透過實際上的人際互動才得以形成。而兩者主要差別 即在於前者所強調的「個人網絡」（network）係個人主動建構的交往範圍（individually constructed）， 而後者強調的「社會系絡」（social context）則是外在環境強加於個人身上的建構，係種結構上所 加諸的（structurally imposed）個人生活空間（Huckfeldt and Sprague, 1987）。因此，網絡雖是由個 人所自願建構的選擇性活動範圍（張佑宗、趙珮如，2006：1-38），透過個體資料的問卷調查即能 展示，但仍多少會受到整體社會系絡所提供的機會與限制的影響，而此多半須藉由總體資料的形式 才能呈現（如產經結構、政黨競爭程度）。
方面地探討環境系絡如何影響選民以選區服務投票的偏好態度。
1、政黨競爭程度與政黨版圖
「政黨競爭程度」與「政黨版圖」係同屬選民投票行為研究中最常被人分析 論述的主題之一，兩者有所關聯但又不盡相同，蓋政黨競爭程度愈小，即意謂著 該區政黨版圖勢力愈強，只是政黨競爭程度較強調政黨間的相對勢力，而政黨版 圖則多半聚焦於特定政黨的絕對勢力，與其所帶來專屬於該政黨的選舉效果。
申言之，以政黨競爭程度來說，過去文獻曾指出當政黨競爭程度愈高時，選 民益發重視候選人的形象（黃秀端，2005），蓋當政黨競爭程度愈高時，一則意 謂著雙方在該選區並不具備任何顯著地政黨優勢，此時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遂成 為決定選舉勝負的關鍵所在，故當所有議題政見趨中以爭取選票極大化時，候選 人形象即成為吸引中間選民的焦點；二則當政黨競爭程度愈高時，媒體對選情關 注程度亦愈高，各候選人即容易藉由攻訐、爆料或抹黑對手，來爭取媒體曝光率 與打擊對手形象，以爭取更多選民的注意與青睞，因此政黨競爭程度愈高的選區，
選民愈可能傾向以候選人形象作為投票取向。
而當政黨競爭程度愈低的話，此時即意謂著該區係屬某政黨的政黨版圖，將 容易形成穩定、利於該黨的政治氛圍，故選民會傾向以政黨認同或選區服務作為 其投票取向（吳重禮、譚寅寅、李世宏，2003；蕭怡靖、黃紀，2010a）。蓋政黨 版圖若以「內生性影響」（endogenous effects）角度來看，37係屬環境系絡所具有的
37 申言之，「政治版圖」指的是藉由政黨得票率釐清該黨得票強弱、穩定與變遷的地區分布現象，
而其在過往選舉研究文獻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則可依認識論進一步區分為「個體論」與「結構論」
兩種，前者認為政黨版圖僅係屬性相似的選民作出相同政黨抉擇所呈現出的被動地理差異，故強調 政黨版圖仍須以其中成員政黨支持傾向是否穩定作前提，否則即僅係「相關性影響」（correlated effects）的結果，後者則認為政黨版圖係環境系絡效果主動影響地域內成員投票行為的結果，因此 多半聚焦於結構效果而非成員政黨傾向穩定與否，故主張以「內生性影響」（endogenous effects）
觀點來看待政黨版圖。而前者係以徐永明的區位推論模型（Ecological Inference Model，簡稱 EI
結構性影響，故當政黨版圖勢力愈鮮明時，此時由於在日常生活中易形塑利於該 政黨資訊傳播的政治氛圍，選民與該區立委或地方首長亦可能藉由選區服務的頻 繁接觸，而建立起相互依存的關係（蕭怡靖、黃紀，2010a），故具有「強化」甚 或「同化」該區選民以傾向該政黨的偏好進行投票抉擇。38自是，當選區政黨競爭 程度愈低、某一政黨版圖愈具優勢時，此時選民即會傾向以政黨認同或選區服務 作為其投票取向。
而以政黨版圖來說，歷來文獻探討重點除了上述強調因政黨的相對優勢所帶 來的政治氛圍影響之外，即係基於特定政黨版圖的絕對優勢所帶來的獨特選舉效 果。如吳重禮等人（2003）曾提出賦權理論（empowerment theory）39的概念，以 解釋民進黨之所以在南部勢力屹立不搖，原因在於其係扮演了弱勢團體利益代理 人的角色，並提升其政治參與度，因此民進黨賦權效應較高的區域，選民愈趨向 支持民進黨候選人；反之，民進黨賦權效應較低的區域，選民則傾向支持國民黨 與親民黨候選人。換言之，民進黨由於係以本省籍、本土化、政治改革等形象崛 起，某種程度上較國民黨來得具「草根性」與「親民」，其對南部農牧人口較多、
經社水準居於劣勢、寄望改變現狀的地區選民亦更具吸引力。因此當其政治菁英
Model）為代表，後者則以洪永泰的「整體資料輔助模型」（Aggregate Data Assisted Model，簡稱 ADAM）為代表。
38 值得補充的是，關於政黨版圖在影響個人投票行為的方向上，若仔細觀之，歷來文獻實際上又 可分為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政黨版圖具有「強化」該區選民以其政黨認同進行投票抉擇的效果；
另一種說法則進一步指出政黨版圖不僅有強化該區選民以其政黨認同進行投票抉擇，甚至可藉由系 絡屬性影響到資訊傳播的偏差方向，進而達到「同化」該區不具政黨認同或是政黨認同與其政黨版 圖優勢相異選民的投票抉擇。然而有部分文獻卻指出，當選民的政黨認同居於該地區政黨版圖的弱 勢時，便會傾向主動建構一群志同道合的個人網絡，以解除被疏離與孤立的壓力，故友伴團體（peer group）遂成為這些政治異議者的保護傘（Finifter, 1974）。如張佑宗、趙珮如（2006：26-28）即發 現居住在本身支持政黨較弱勢地區的選民反倒會比居住在本身支持政黨較強勢地區的選民，有更高 的機率會投給本身所支持的政黨。賴進貴等（2007）亦指出即便環境系絡會造成空間聚集的現象，
但不可否認仍有所謂「政治孤島」的存在。顯見以目前學術研究來說，仍以前者「政黨版圖會強化 該區選民以其政黨認同進行投票抉擇」的說法較不受爭議，但不論是哪一種，政黨版圖所具有的內 生性「政治氛圍」的影響效果，係無庸置疑的。
39 所謂「政治賦權」或謂「政治整合」係強調當某些弱勢團體菁英取得若干政治公職（諸如地方 行政首長、民意代表席位、地方政府教育委員會席次）之後，且掌握政治權力的時間愈久，其對於 政治決策過程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進而激發所屬團體成員的政治態度、積極參與政治事務。
憑藉政策訴求、選舉策略，甚至個人魅力以贏得選舉掌握公職之後，即可藉由施 政與領導效能，刺激弱勢團體成員參與政治的意願，並激發與吸納部分潛在選民 的認同和支持（吳重禮、譚寅寅、李世宏，2003）。
由上可知，選舉競爭程度（不論候選人或是政黨）愈大時，即意謂著雙方實 力的勢均力敵，此時即會刺激選民傾向以候選人形象作為投票抉擇時的重要考量 因素之一，反之，當競爭程度愈小時（即某一政黨版圖愈大），選民則愈容易以 政黨認同或選區服務進行投票抉擇。且民進黨之所以在南部長久保持穩定的政黨 版圖優勢，係在於其以弱勢團體利益代理人的角色，藉由利益分配與參政權利的 賦予，而取得選民的支持與認同。
2、產業結構
質言之，產業結構不僅往往影響選民接收資訊的便利性與多元性、體現一地 都市化的程度，更影響個人所擁有的人際網絡型態。國外曾有研究認為，都市化 程度愈高的地區，由於選民與政府的接觸愈頻繁，因而造成選民尋求選區服務的 數目增加（轉引自黃秀端，1994），黃秀端（1994）亦透過國內研究發現，臺北 市立委紅白帖的數量雖居全台之冠，其次才是臺北市以外的北部，南部數量反而 不如預期來得多；但其由訪問立委過程中卻發現，臺北市立委對選區服務的壓力 卻不如中南部立委來得大。其認為可能原因在於臺北市立委知名度較高，故慕名 而來的人眾多，但也因為選區性質使然，故憑藉問政形象即可當選，而南部農村 地區選舉因往往依賴樁腳與家族宗親，故其請託對立委的壓力自然較大，遂造成 農村立委雖收到的紅白帖數量不多，但卻對「選區服務」的感受壓力較大。
值得一提的是，過去文獻雖認為選區服務對都市化程度較低的農村地區選民 較具吸引力，但同時亦指出，農村地區亦利於人際網絡的動員（蔡佳泓，1996；
陳昭凱，1997）。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農村社會由於經社水準較差，資源相對 短缺，人民接受訊息及自我救濟的管道與能力亦相對較少，故傳統上較倚賴及需 要地方當權者不論物質或非物質的「給予」，並由於農村居民較重視人情關係，人 際互動亦較緊密，故容易在選舉時藉由已在平時透過選區服務打下的基礎，繼而 進一步再透過人際網絡的動員，來達到擴展票源的效果。此種藉由結合選區服務 與人際網絡動員的競選策略，即過去傳統上俗稱的組織動員，係地方派系主要的 選戰策略（黃光國，1988；吳芳銘，1996；趙永茂，1996）。然而即便組織動員係 地方派系所擅長，但亦有文獻指出，農村地區因上述特色，其選民本來就較重視 選區服務與人際網絡動員，故在經社環境變遷、地方派系式微之後，選區服務仍 然是立委最重視的工作，而是否爭取到地方派系的支持，以利更進一步的人際網 絡動員，則變得不再那麼重要（高士垣，2001）。40
可見，農牧產業結構雖同時利於選區服務與人際網絡動員，但並不意味著兩 者係不可區分，也不代表候選人能同時運用這兩種選戰策略，須視候選人本身所 擁有的資源與人脈關係而定，但通常選區服務係候選人主要採行的──不論有無 爭取到地方派系的支持（陳昭凱，1997）。然而這是否意味著農村地區選民對選 區服務的重視程度已然凌駕於人際網絡動員，故使得立委逕自強化選區服務即可 達到勝選目的，則有待進一步地分析。
3、宗教動員力
誠如前文所言，過去文獻曾指出經社發展程度不高的傳統地區，其選民愈容
40 申言之，高世垣（2001）曾透過研究指出，區域立委針對各代表工作在爭取選票的重視程度上，
係以選民個案服務最為看重，第二是立院的問政表現，第三則是為地方爭取建設，而有關得到派系 支持與得到財團支持對爭取選票的重要性來說，則是最低（其中前者又高於後者），且立委對得到 派系支持的重要性看法最為分歧，顯見各立委普遍不認可爭取派系支持進行動員才能當選，且彼此 看法亦大相逕庭，但究係是何因素導致候選人態度不一，文中並無進一步地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