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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論文共分為六個章節，依序為緒論、文獻回顧、政策背景、理論架 構、實證模型分析、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以下針對各個章節進行概述說明。
第一章、緒論
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對象與方法、研究範圍，以及研究流程。
第二章、文獻回顧
分別回顧環境政策的誘導創新與對經濟效率影響、以及環境稅制改革與對 所得分配影響的相關研究文獻，並且整理過去應用E3ME 模型進行分析的研究 文獻。
第三章、政策背景
說明深度減碳政策的背景，共三節，分別整理我國能源政策、碳排放交易 系統與環境稅制改革、再生能源發電躉購補貼制度的內容與背景。
第四章、理論架構
說明總體計量模型的理論背景，並說明E3ME 全球總體計量模型的理論基 礎與資料來源。
第五章、實證模型分析
說明政策模擬情境設定，並使用E3ME 模型估計與評估政策效果，政策效 果涵蓋減碳效果、電力結構、總體經濟、以及所得分配四個面向的討論。
第六章、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將本研究之實證結果整理並總結，提出研究與政策建議，作為後續研究討 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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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氣候變遷是由人為排放溫室氣體所造成的外部性問題，從1980 年代中期，
先進國家開始逐漸重視溫室氣體排放對環境品質的影響，20 世紀後迄今，全球 對應如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研究益發重視。Grubb、Neuhoff 與 Hourcade
（2014）提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三種政策支柱分別為：減量標準的建立與協 商（standards and engagement）、市場機制與價格機能（markets and pricing）、技 術進步的策略性投資（strategic investment fo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文獻回顧共分三節：第一節回顧環境政策的誘導創新與對經濟效率影響的 相關研究文獻，第二節回顧環境稅制改革與對所得分配影響的研究，第三節整 理過去應用E3ME 模型進行分析的研究文獻。
第一節 誘導創新與經濟效率
在技術進步的策略性投資上，環境政策應該要有帶動技術創新投資的效 果。Hicks（1932）提出誘導創新（induced innovation）的觀念，指出要素價格 的上升會誘導技術創新，之後多篇研究文章檢驗誘導創新假說是否成立（例 如：Newell、Jaffe & Stavins，1999；Popp，2002；Johnstone、Haščič & Popp，
2010），其中，Popp（2002）使用美國 1970 年至 1994 年的專利資料發現能源價 格與提升能源效率創新有顯著正相關，Johnstone、Haščič 與 Popp（2010）則利 用25 個國家 1978 年至 2003 年的專利資料，發現可以有效促進能源效率創新的 政策在不同能源間是有差異的，發電成本較高的能源例如太陽能，需要較多的 補貼或再生能源發電躉購補貼（feed-in tariffs）才能成功誘導創新。Porter
（1991）提出的波特假說（Porter hypothesis）指出，設計良好且較嚴格的環境 管制不僅能提升環境品質，且能促使創新與進步，提升競爭力。過去文獻對於 環境管制可以促進創新皆有實證研究佐證（Arimura、Hibiki & Johnstone，
2007；Popp，2003）。Ambec et al.（2013）回顧波特假說提出後二十年間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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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與實證文獻，發現弱波特假說（the weak version of the Porter hypothesis；
較嚴格的環境管制能促使企業創新與進步）確實存在，但是強波特假說（the strong version of the Porter hypothesis；較嚴格的環境管制能促使企業提高生產效 率及提高國際競爭力）有不同方向的實證結果。Pigou（1920）提出外部成本內 部化的理論，應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這個議題上，則是將因為使用能源造成 的外部成本如二氧化碳排放反映至市場價格，例如課徵碳稅或能源稅，達到減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的，並增加經濟效率。Ambec et al.（2013）亦發現具有 彈性與經濟誘因的環境保護制度，例如能源稅與環境稅，較能夠達到提升環境 品質、促使創新與進步、以及提高生產效率的結果。同時，一般認為低碳技術 的創新或環境稅搭配稅收循環制度對就業是有正面的影響（Wei、Patadia &
Kammen，2010；Yamazaki，2017）。
在電力與能源部門最主要的創新技術是再生能源的發展，其中，再生能源 發電躉購補貼（feed-in tariffs）被認為是較有效果的政策工具（例如：Bürer，
2009；European Commission，2008），但是，關於能源補貼對經濟面或社會面 的影響也有諸多疑慮與考量（例如：洪瑋嶸，2018），亦有研究顯示再生能源發 電躉購補貼具有累退性，不利所得分配。（例如：Grösche & Schröder，2014；
Nelson、Simshauser & Kelley，2011）。Oderinwale 與 van der Weijde（2017）比 較碳稅與再生能源發電躉購補貼對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的影響，發現兩者對於促 進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的影響差異不大，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為市場的廠商家數與 規模，以及市場技術的發展程度，因此在不同國家或市場結構即使實施相同的 政策，也會有不同的政策效果。Compston 與 Bailey（2016）則比較不同減碳政 策（例如碳稅、碳交易系統、發電躉購補貼、再生能源發電量下限、化石燃料 發電管制等），分別在中國、美國、歐盟、印度、俄羅斯以及日本的減碳政策強 度。可見，制定深度減碳政策以達到減碳目標，需要考慮不同減碳政策的政策 效果，以及各國國情與民眾接受度，才能真正達到深度減碳政策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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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負擔與所得分配的問題是在進行稅制設計的重要考量（Pechman &
Okner，1974；Terkla，1984；Poterba，1991a；Poterba，1991b），Hamond et al.
（1997）提出，政府課徵環境稅，環境稅收可用於減免其他具有累退性的租 稅，改善對所得分配的影響，此為環境稅制改革或稱綠色稅制改革的重要觀 念。Metcalf（1999）使用美國所得動態資料庫（panel study on income dynamics，PSID）與消費支出調查資料（the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CES）衡量終身所得，利用投入產出模型模擬分析顯示，調降個人薪資稅或所 得稅，碳稅的累退性將有大幅度的減緩。
當環境稅制改革對環境與經濟皆有正面效果，稱雙重紅利（double dividend），Pearce（1991）首先使用雙重紅利此名詞。第一重紅利為庇古效果
（the Pigovian effect），即環境品質的改善，第二重紅利為收入循環效果（the revenue recycling effect），即環境稅稅收用於替代扭曲性租稅所產生的社會福利 改善。Lee 與 Misiolek（1986）強調環境稅對環境改善以外的效益的重要性，而 許多實證研究應用CGE 模型或總體計量模型結果顯示雙重紅利是有可能的（例 如：Andersen & Ekins，2009；Beck et al.，2015；Seung-Joon、Ogawa &
Kawakatsu，2015），但也有研究顯示環境稅稅收用於租稅交換，例如減徵所得 稅，不太可能有第二重紅利效果，認為租稅交換的稅收循環方式雖然可以改善 環境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但仍無法完全抵免甚至超過達到對經濟的正面效果
（例如：Goulder，1995）。而在我國研究環境政策的文獻中，柏雲昌（Bor &
Huang，2010）應用 CGE 模型研究我國能源稅與雙重紅利的效果，研究結果顯 示我國碳稅稅收用於減免所得稅對於雙重紅利的效果是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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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亦有研究認為我國實行環境政策的稅收用於其他扭曲的稅制可以提高 資源效率以及改善所得分配（例如：蕭代基等，2009），李陳國（2011）也整合 國內外理論研究成果嘗試建構環境稅經濟手段的研究，在林晉勗與林師模
（2018）受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的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中，發現環境稅 在我國可以小幅度改善所得分配，且若將稅收循環運用可以進一步改善所得分 配，對於經濟與社會公平面有正面影響，而若針對中低所得階層減免稅捐可以 改善所得分配。
Klenert et al.（2018）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研究減碳政策如何被民眾接受，
並且比較現行碳定價機制在所得分配、政治信任、以及政策穩定性各方面的差 異，文獻認為課徵碳稅的稅收循環方式，採用定額移轉（lump-sum）的方式，
即將稅收以每人等額的方式發還全民，是較能改善所得分配並且為政策上實施 較為可行的。
m 第三節 E3ME 模型之應用
E3ME 總體計量模型是由英國劍橋計量經濟研究中心（Cambridge
Econometrics）發展至今屆 25 年的全球總體計量模型，最初是為了歐盟執委會 研究架構計畫（European Commission’s research framework programmes）而建 立，現已廣泛應用於各種政策分析。
歐洲研究團隊應用E3ME 總體計量模型之研究成果主要為歐盟環境政策的 影響評估，例如歐盟2030 年環境目標的影響評估（Pollitt et al.，2015）與歐盟 應如何達到2020 年溫室氣體減量 20%的政策建議分析等（Smith et al.，
2019）。
亞洲方面，日本與韓國皆有研究團隊應用E3ME 總體計量模型進行政策分 析，例如研究日本在不同配比的核能發電下達到2030 年減碳目標的總體經濟影 響（Lee et al.，2018），多數研究成果集合在 “The Green Fiscal Mechanis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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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for Low Carbon Development: East Asia and Europe” （Mori et al.，
2013）與 “Low-carbon, Sustainable Future in East Asia: Improving energy systems, taxation and policy cooperation” （Lee、Pollitt & Park，2015）兩本書中。
Chewpreecha 與 Lee（2015）應用 E3ME 模型研究環境政策對日本與韓國所 得分配的影響，結果顯示在沒有稅收回饋下課徵碳稅具有累退性，藉由同比例 減徵消費稅、所得稅或雇主負擔之薪資稅可以增加GDP，但無法改善所得分 配，若是採用定額移轉（lump-sum）將稅收以每人等額的方式發還全民，或增 加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給付，則有助於改善碳稅的累退性，與Klenert et al.
（2018）結論一致。本文在所得分配評估的理論架構參考 Chewpreecha 與 Lee
（2015），探討課徵碳稅搭配不同稅收循環制度對我國所得分配的影響，並模擬 日本與韓國實施相同政策與我國模擬結果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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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 月出版的《能源轉型白皮書(初稿)》，其目標仍為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 量比例達20%，但將各種再生能源技術發電量轉換成發電裝置容量，將裝置容 量的總量要求作為執行目標。《太陽光電兩年推動計畫》與《風力發電推動方 案》則明列對特定再生能源的執行目標。2018 年 11 月舉行的公投為能源與環 境議題帶來更多的討論與意見，公投結果顯示民意希望減少火力燃煤發電，同
年3 月出版的《能源轉型白皮書(初稿)》，其目標仍為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 量比例達20%，但將各種再生能源技術發電量轉換成發電裝置容量，將裝置容 量的總量要求作為執行目標。《太陽光電兩年推動計畫》與《風力發電推動方 案》則明列對特定再生能源的執行目標。2018 年 11 月舉行的公投為能源與環 境議題帶來更多的討論與意見，公投結果顯示民意希望減少火力燃煤發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