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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根據暴露差異性和脆弱差異性假設，本文檢驗了健康生活型態與憂鬱情緒 的關聯性，並進一步確認這種關聯性是否存在性別差異。本研究發現健康的生 活型態如運動與較低的憂鬱情緒顯著相關，而抽菸則與較高的憂鬱情緒相關，
喝酒的效果則不明顯。雖然是橫斷性資料的發現，但人們可能可以透過做運動 來抒發壓力、降低憂鬱（Ensel and Lin 2004），而吸菸則由於尼古丁會影響神經 傳遞物質的分泌導致憂鬱（Boden et al. 2010）。不過，飲酒習慣則由於飲酒量不 明確較難瞭解其對憂鬱的影響。整體而言，有健康生活型態的台灣民眾較不憂 鬱。本文在性別的發現對於哪些人擁有健康的生活型態、哪些因素容易導致憂 鬱情緒，而這些因素產生的效果又有什麼差異，提供部分的回答。
首先，本研究發現台灣男性較女性更常運動但也更常抽菸、喝酒，且兩性 健康生活型態落差能部分解釋男女在憂鬱情緒上的差異，支持暴露差異性假 設。在總樣本的分析結果中，抽菸會增加憂鬱情緒，喝酒的效果未達顯著，運 動則會降低憂鬱情緒。至於在性別差異部分，雖然抽菸與喝酒的加入會增加憂 鬱情緒的性別差異，但運動的加入則會降低性別差異。也就是說，男女間的憂 鬱情緒差異部分是由於接觸運動的頻率不同而造成的。
另外，在男女分別樣本的結果上，抽菸會顯著增加男性的憂鬱情緒，但對 女性則否，這樣的效果與過往研究有所差異（Husky et al. 2008；Poulin et al.
2004；劉嘉年 2009），可能是因為樣本來源與組成不同，或是變項操作方式不 同所致。此外，也有可能是因為樣本中大量吸菸的女性樣本較少所造成。
運動對憂鬱的效果也有性別間的差異。對於女性而言，運動對憂鬱情緒的 降低效果相對較大一些。雖然效果的性別差異未達統計顯著，但這樣的結果也 部分支持了脆弱差異性假設。原因可能是女性比較少運動，而對比較少運動的 族群來說，運動對情緒比較有影響力，因此使得運動的效果對女性較大（Li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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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8）。也可能與 Ransford 和 Palisi（1996）發現運動對老年人的效果較好的 原因類似，由於社會普遍認為運動有助身心，因此在運動較少的女性族群中，
若其中有些人較常運動的話，這些有運動的人可能會覺得自己與眾不同而比較 快樂。
再者，雖然性別效果在最終模型 14 和原始模型 1 相比減少了約兩成，但女 性較男性為憂鬱的預測結果依然顯著存在，因此除了生活型態因素以及其他的 社會人口因素、社會支持因素外，女性與男性之間的憂鬱落差可能來自於其他 因素而未被本研究所涵蓋。而在其他變項上，與朋友聚會頻率對於憂鬱情緒有 顯著的性別差異，離婚與分居、教育年數等則有些微的效果差異，也都說明了 男女性對於相同的事物可能有不同情緒反應，間接支持了脆弱差異性假設。這 樣的反應差異可能來自於社會化過程的性別差異，或者是因為性別不同的情緒 表達方式（Mirowsky and Ross 2003），甚至由於生理結構上的不同所造成
（Nolen-Hoeksema 1987）。但是，除了朋友聚會頻率的效果有達到性別差異之 外，其他所有變項上的性別差異都沒有達到統計顯著。因此，暴露差異性假設 整體而言受到本研究的研究結果所支持，而脆弱差異性則只有受到部分的支 持，這也再次指出社會因素與生心理因素的互補性。不過，由於本研究並沒有 直接測量抽菸、喝酒，及運動後的生理、情緒反應，只以變項的性別差異作為 間接指標，因此脆弱差異性假設較不受到支持也可能是由於測量上的問題所 致。
除了本文所關注的健康生活型態之外，研究結果也指出在控制其他變項 下，憂鬱情緒的性別落差下降許多，所以當女性能夠取得較好的社會經濟地 位、得到較多家庭支持與社會支持時，憂鬱情緒是會下降的。因此多鼓勵女性 運動，給予女性更多機會取得資源，相信對降低女性的憂鬱症狀會有所幫助。
最後，政府若能促進民眾擁有健康的生活型態，鼓勵民眾運動、戒菸，如 增加公立運動中心並加強宣導戒菸，將有助於民眾舒緩憂鬱情緒。而性別上的 憂鬱落差，則可透過多鼓勵女性運動、舉辦女性為主的運動賽事加以降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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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隨著台灣女性從事運動的人口成長，女性開始從事阻力少的微運動，也因 為重視線條、喜歡結伴、講究流行而開始有女性運動的風潮（康健雜誌 2013 年 2 月），這對於台灣女性憂鬱情緒的降低可能是會有幫助的。生活型態上的差 異對台灣民眾憂鬱情緒的影響，雖然部分可能是由於脆弱差異性所造成，但社 會因素所造成的暴露風險性不平等，若能透過公部門適度的提供機會，也可能 使得健康的生活型態成為人們的生活選擇，養成健康的習慣，降低憂鬱情緒。
（二）討論
針對本文的分析，以下有六點討論。首先，由於樣本中並沒有一天吸菸
「兩包以上」的女性，也沒有「經常喝，經常醉」的女性，無法得知女性若吸 兩包以上的菸、經常醉的話對憂鬱情緒的影響如何，這可能會使男女比較時的 基準不同。針對這個問題，本文在另外的補充分析（未呈現在本文）中將樣本 限制在吸菸兩包以下（含兩包），而喝酒則限制在「經常喝，很少醉」以下，以 OLS 迴歸預測憂鬱情緒，分析結果與正文中的發現沒有差異，抽菸仍然對男性 的效果較大，喝酒依然沒有顯著效果。
第二，為了處理憂鬱情緒分配不常態的問題，本文在附錄四呈現 Tobit 迴歸 的結果，此結果大致與 OLS 迴歸的結果相同，些微的不同處在於男性失業者並 沒有顯著較受雇者憂鬱，不過失業的效果仍然是正向的，表示失業者有較為憂 鬱的趨勢。但不顯著的結果也表示，如果是有憂鬱情緒的失業者，與有憂鬱情 緒的受雇者的憂鬱情緒差異也許沒有那麼大。在附錄五中則呈現 Zero-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零膨脹負二項）迴歸的結果，雖然有些不一樣的發現，但在 主要變項上則差異不大。如在族群上，客家男性的效果不顯著。在婚姻狀態 上，離婚或分居對於兩性非 0 部分的預測效果對男性稍微較大，喪偶對於女性 則有顯著較容易成為非 0 分的效果。在從業身分的部分，雇主身分較容易使女 性在憂鬱情緒上得到 0 分，與對男性的效果方向相反。但在健康生活型態的部 分，吸菸對男性非 0 的部分有些微增加憂鬱情緒的效果，但對是否為 0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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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顯著。而運動則能顯著降低非 0 部分的憂鬱情緒，且顯著地較能在憂鬱情 緒上得到 0 分，對於女性的效果又較大。由此可見對於主要自變項的部分，此 分析的結果與 OLS 迴歸的結果也大致相同。
第三，本文使用 2005 及 2010 年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進行分析，彙總資料 的結果支持本研究假設。至於在各別年度的分析中，健康行為在 2005 年的分析 並未達顯著，但係數的符號與預期相同，而在 2010 年的分析中，健康行為的效 果則達顯著並更能夠支持本文的假設。雖然本研究的年度別在最後並未達統計 顯著，但是彙總資料的分析有助於回答生活型態與憂鬱情緒相關的社會變遷問 題。
第四，在其他變項上，有關身體健康狀況與憂鬱情緒之間關係的研究指 出，可能是身體狀況不佳導致不健康的生活型態，如：不運動。然而，在本研 究的分析結果指出，身體不適與運動之間只有-0.04 的相關，相關程度不高，對 於運動效果的影響較小（參考附錄三），因此為了釐清身體健康與憂鬱情緒的關 係，分析結果也在附錄中呈現。附錄六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到，身體不適的人比 較憂鬱，在男性與女性樣本分析中也都有如此現象。這樣的發現與過往研究相 同（Fu et al. 2012；劉嘉年 2009），身體上的障礙若影響到日常作息，可能會顯 著影響民眾的心理健康、使人憂鬱。其原因可能在於不健康的人會因無法像以 前一樣活動自如而感到洩氣與疲倦，並對未來感到無望且害怕死亡所造成
（Hayes and Ross 1986）。
第五，至於疏離感對憂鬱情緒的影響，也由於因果關係的考量，以及已有 社會支持變項作為代理變項，本文在正式分析中捨棄疏離感變項，僅在附錄六 中加入疏離感變項。附錄六與正文分析結果不同的地方，在於教育年數的效果 是不顯著的，這表示疏離感能解釋教育的效果。有些學者指出這是因為教育程 度越高的人，擁有較多面對問題的信心與能力，因此對生活中所發生的事物有 較高的控制力，而較不易感到無法控制事物的疏離感（Mirowsky and Ross 2003）。所以，在加入疏離感變項後，疏離感能解釋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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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年齡變項部分，雖然過去研究指出年齡的效果有非線性的關係，
如 Mirowsky（1996）曾指出，隨著年紀增加，男性與女性間的憂鬱情緒差距可 能更大。而本研究曾在補充的分析（未呈現在本文）中嘗試放入年齡平方項，
在性別各別的最終模型中也有看到類似的現象，如對於男性而言，年齡越大者 越不憂鬱，但中年的男性是較為憂鬱的；對女性而言則有接近相反的趨勢，年 紀大的女性較憂鬱而年輕女性較不憂鬱。然而，這樣的效果並不穩定，可能是
在性別各別的最終模型中也有看到類似的現象，如對於男性而言，年齡越大者 越不憂鬱，但中年的男性是較為憂鬱的；對女性而言則有接近相反的趨勢，年 紀大的女性較憂鬱而年輕女性較不憂鬱。然而，這樣的效果並不穩定，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