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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章節安排
基於上述研究主旨與目的，本研究共有五章，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目的與研究限制等。
第二章 文獻分析與理論對話。分別由「政治經濟景氣循環」、「晉升激勵模型」
以及「政治關係理論」三類不同理論加以著手，透過理論的相互對話，
嘗試組織出不同的觀察視野，完整現有理論的研究圖像。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提出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與研究設計及研究架構。
第四章 實證分析。包含兩節，第一節為「緊縮年地方經濟表件」。整理 1993 到 2012 年的中國統計年鑑，重新檢驗中國政治經濟循環之緊縮年時的政治，
地方與中央領導菁英的政治關係，分辨其中經濟仍維持高成長的特例省（市 區），其地方領導書記是否與中央領導人有特殊政治關係。第二節為「中央 與地方政治菁英互動關係」，從更微觀層次著手，進一步分析分析中央是否 給予支援，致使該地獲得較好的發展利基。
第五章 結論。提出對經驗研究的發現，並對理論觀點進行總結，更對於研究限 制進行探討，最後指出未來在此議題可繼續探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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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與理論對話
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因忽略了中央、地方領導菁英間的微觀互動模式 對整體循環的影響，過度切割中央與地方為兩個具有內部同質性的菁英團體，而 無法解釋經濟循環中的特例者，無法完整解釋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狀。
要解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過程中所存在的特例，必須先從政治菁英升遷機制 相關理論著手。中共地方政治菁英升遷機制理論，主要分為「派系途徑」與「政 績途徑」兩大方向。前者屬非理性、不明確升遷方式，由具有升遷決定權的中央 政治菁英，以其個人與地方政治菁英的是否具有特殊政治關係，決定地方政治菁 英的政治升遷道路；後者屬理性、明確升遷方式，以統一、公平的考評機制，讓 表現良好的地方政治菁英獲得升遷。
筆者認為對中國實際狀況而言，兩套各屬不同路徑的升遷理論看似對立，卻 共同影響地方政治菁英的升遷，若能將兩套理論結合，即可從微觀層次來解釋中 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中為何存有特例者的狀況。
以下筆者先分別討論「政治經濟景氣循環」、「晉升激勵」與「非正式政治關 係」三塊理論模型，再合併以解釋中國整體實際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現狀。
第一節 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上對下的需求
19 世紀中葉學者就已觀察到定期政治事件會使經濟景氣產生循環現象，不 過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進入系統性研究時期，則在 1975 年 Nordhaus 提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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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派政治景氣循環理論」（Opportunistic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Theory）之後。16
一、 西方民主國家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
(一) 1980 年代以前的觀察
James E.Alt 與 K. Alec Chrystal 整理政治經濟景氣理論各學派，認為政治經 濟景氣循環會符合三項基本條件：17
(1) 當權者的目標在於贏得選舉，為贏得選舉，會採取極大化選票的方式。
(2) 其中，經濟景氣對選民的投票行為具有決定性影響。
(3) 故，當權者會操縱經濟以增加其勝選機率。
當權者如何操縱政策，分成兩派由不同角度解釋，但共同以「菲力普曲線18」
（Phillips Curve）為判讀指標。第一派為「投機派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認 為當權者為延續政治地位，傾向在選前推出擴張政策，以使景氣繁榮、失業率下 降，爭取更多支持選票；選後，通膨率因為選前的擴張政策而上升，產生政治壓 力，而開始推行緊縮政策緊縮經濟，導致失業率開始上升。形成選前景氣蓬勃、
選後蕭條的週期性循環現象。19
另一派的「黨性派政治經濟景氣循環」（Partisan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Theory），從微觀層次的選民偏好著手，認為不同類型的政黨會推出相異的政策 來服務選民。該派學者雖同意選民是理性且自利的，不過選民偏好並非一致，不 同階層的選民有自己的利益偏好，會影響他對執政者政策的看法，產生不同的投
16 王鼎銘、詹富堯，「台灣地方財政的政治景氣循環分析：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模型的估算比較」， 台灣政治學刊，第 10 卷第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63~100；王鼎銘，「政治與經濟間的交錯：
政治景氣循環理論的發展評析」，公共行政學報，第 20 期（2006 年 9 月），頁 161~172。
17 James E.Alt and K. Alec Chrystal,Political Economics(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104.
18 該曲線說明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存在對立關係──經濟繁榮時期，失業率低但通膨率高；反 之在蕭條時期，失業率高則通膨率低。
19 William D. Nordhaus,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42, No.2 (April 1975),pp.16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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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行為。金字塔上層的選民偏好政府推出低通膨的政策，中低階層的選民則偏好 改善失業率的政策。易言之，前者是屬右派政黨執政，其政策會重視通膨的打擊；
後者則屬左派重視改善失業問題。20
兩派的矛盾在於選民偏好是否一致，這卻點出彼此的理論缺陷所在─先是投 機派假設將選民偏好設為一致，認為光憑選前短期的政策就可以影響選民的投票 行為等，無法解釋為何選舉時為何政府推出短期政策仍敗選的情形。其次，黨性 派無法解釋以上層菁英支持的右派政黨，可以在支持選民較少的情況下促成右派 執政？
(二) 1980 年代後的觀察
除了傳統理論既存的矛盾外，1980 年代西方國家出現「停滯性通貨膨脹」
（stagflation）面臨理論無法適用現實發展的狀況。此一時期失業率與通貨膨脹 同時處於高處，不符合理論預期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會呈現相反之假設。這對植 基於「菲力普曲線」的傳統投機派與黨性派理論，產生重大挑戰。
學者開始認為僅觀察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無法完整解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 現象，一方面因為政策執行與實際結果間的因果關係並不明確，另一方面自由市 場亦會干擾景氣的變動，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的觀察指標轉為經濟政策與預算的波 動、循環。21
另一個傳統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基礎「人皆理性」，同樣受到質疑，但這 反而促使學者重新討論、定義「理性」，補充原先理論的缺漏。
20 Douglas A. Hibbs, Jr., “Political Part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1, No.4 (December 1977),pp.1467~1487.
21 預算指標部分可參考 Adi Brender and Allan Drazen,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New Versus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pp.1271~1295; Adi Brender and Allan Drazen, “How Do Budget Deficits and Economic Growth Affect Reelection Prospects? Evidence from a Large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pp.2203~2220；經濟政策指標部分可參考 T. Persson and G. Tabellini, The economic effect of constitutions: What do the data say? (Chur, Switzerland: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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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Rogoff 提出「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s）觀點，人因為理性，
能對整體、長期的經濟景氣變化進行預測，不會依據短時間的政策變動做出錯誤 的選擇企業家並不會因為政府短期的政策變動，就增加員工的雇用率；「理性」
選民因擁有完全充分的資訊，可以預測未來發展。所以選民的投票行為應當是未 來取向（forward-looking），而非過去取向（backward-looking）。22 不過，就新制 度主義觀點認為執政者仍可用經濟政策影響影響選民「理性預期」的判斷結果。
人雖然是理性的，但交易過程中仍存有暫時性「資訊不對稱」，導致選民無法以 真正完全理性方式判斷執政者未來政策取向。23
其他學者從「理性執政者」角度切入，認為政治經濟景氣循環不會規律出現 在每次選舉中，因為對於理性執政者來說選前政策會對未來執政造成影響，當權 者會同時考慮「政治成本」與「政治安全度」，若政治成本高且政治安全度低，
當權者傾向不操縱經濟；反之，當政治成本低且政治安全度高時，當權者才會操 縱經濟尋求連任。24
(三) 非民主國家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
解釋西方經濟循環的理論工具，1980 年代後卻因西方現實發展，出現理論 無法解釋的情況。而新興民主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相較西方民主國家無論在政治 輪替制度化、民主化或經濟發展等皆處不成熟，反倒更能適用政治經濟景氣循環 理論，因此逐漸成為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理論學者的主要研究對象。
Adi Brender 與 d Allan Drazen 發現新興民主國家執政者同樣傾向選前推行擴 張性政策，且在越不成熟的民主國家，政治操作經濟的現象更為明顯。25 Min Shi
22 K. Rogoff, “Equilibrium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0, No.1 (March 1990), pp.21~36.
23 Alberto Alesina,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a Two-Party System as a Repeated Gam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2, No.3 (August 1987), pp.651~678.
24 Kenneth A. Schultz, “The Politics of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25(January 1995), pp.79-99.
25 Adi Brender and Allan Drazen, “How Do Budget Deficits and Economic Growth Affect Re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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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Jakob Svensson 從政治預算著手，觀察到開發中國家的預算循環變動幅度大於 已開發國家，其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不足以約束當權者尋租行為。26 Verena Kroth
Prospects? Evidence from a Large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pp.2203~2220.
26 Min Shi and Jakob Svensson,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Developed andDeveloping Countries,”
Stockholm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2002).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202.8595&rep=rep1&type=pdf。
27 Verena Kroth,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and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in a Dominant Party Framework: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No.6 (November 2012), pp.1~51.
28 胡鞍鋼，「中國經濟波動報告」，中外管理導報（北京），第 2 期（1995 年），頁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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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Lowell Dittmer and Yu-Shan Wu,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47, No.4 (July, 1995), pp.467~494.
30 徐斯儉、吳玉山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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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已趨緩，一個可能是中共中央使用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已經有一定之成熟；
36另一個可能是市場化已高於政治體制上的影響，顯示經濟受政治因素影響的程 度正在減弱，市場力量上升。37
總結來看，中國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雖然逐漸受到市場景氣的影響，但每一 次換屆，仍存有固定的經濟景氣循環現象，而這樣的循環現象是受到中央與地方 政治菁英互動結果所致，但為何出現差異性，將透過以下文獻進行討論。
第二節 晉升錦標賽和政治關係理論
一、 晉升激勵模型：下對上的需求
討論為何省級領導菁英選擇發展經濟，須從到地方官員的激勵因素出發，判 別究竟是理性、明確的 GDP 考核指標勝出；還是非理性、非顯性的政治派系關
討論為何省級領導菁英選擇發展經濟，須從到地方官員的激勵因素出發，判 別究竟是理性、明確的 GDP 考核指標勝出；還是非理性、非顯性的政治派系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