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近年來，歷史學的研究趨勢漸由中央政府移向地方社會，從上層菁英轉向基 層人民，以及從考證制度規定變成了解實際運作的情形。歷史上長久以來被忽略 的地方人民的聲音，透過挖掘碑文、日記、族譜、地方檔案等史料，「基層的歷 史」逐漸變得可能。歷史學者正不斷的嘗試開拓新領域，希望能了解基層的人民 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扮演何種角色，以及如何的與官府互動。
為了能夠理解歷史上基層社會實際的運作情形，本文希望藉由晚清北臺灣義 倉「明善堂」這個例子，討論清末的地方官是如何執行一項地方的社會事業，過 程中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而地方紳商又是如何因應，以及以此機構為自己 牟利。
明善堂是同治六年（1867）時，1淡水廳同知嚴金清邀集轄內紳商，在各地創 辦的義倉，部分地方附設義塾，具「興養立教」之意。2這些明善堂有由個別的紳 董在經營，彼此互不相屬，皆直接向地方官負責。不過，艋舺、竹塹地區的明善 堂同時也利用義穀的經費，興辦義塾，還進行拾字紙、提供宮廟香油錢、施捨藥 茶等事務，並不能視作為單純的義倉。
明善堂分佈的區域，遍佈當時的淡水廳各地，換句話說，明善堂是嚴金清所 創設的義倉總稱，創設在各地並冠以地名，如「淡北明善堂」、「塹城明善堂」、
「大甲明善堂」、「中壢十三庄明善堂」等。3此外，各處的義倉紳董與官府互動時 留下的檔案，也往往有明善堂職員、明善堂公記的記錄。4關於實際建成的倉廒，
最後僅有艋舺、塹城與大甲完工，其餘倉廒皆未建成，5亦即其他地方明善堂義倉 名下的穀石，將分儲於各戶。至於義塾的部分，除了在艋舺、竹塹兩處有設立義 塾，大甲、竹北、竹南等處也有設置義塾的記載。6
1 亦有義倉在同治五年創建，如大甲土堡的明善義倉。沈茂蔭，《苗栗縣志》（臺北市：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2006），頁 84。楊梅壢的義倉則是在同治七年嚴金清才諭飭建捐儲義倉。《淡 新檔案》（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12606-26。
2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頁 136。
3 黃朝進，〈清末淡水廳義倉「明善堂」的創設與經營〉，《臺灣文獻》第五十二卷第四期（2001，
南投縣），頁 378。
4 《淡新檔案》，12606-29、145。
5 黃朝進，〈清末淡水廳義倉「明善堂」的創設與經營〉，《臺灣文獻》第五十二卷第四期，頁 380-381。
6 如竹北堡的紅毛港義塾、大溪墘義塾，以及竹南堡的中港義塾。陳朝龍，《新竹縣采訪冊》（臺
在中國，倉儲制度創立已久，常平倉制度最早可追溯至西漢，義倉則可溯回 隋代。7相對於純官方經營的常平倉，官紳合辦、官督民辦的義倉有更濃厚的民間 色彩，因此和地方社會的互動也更加頻繁。至於義倉與社倉的界線，清代規定鄉 村立社倉，市鎮立義倉，但這條界線相當模糊，兩者經常混用，名異而實同。8
研究義倉對於我們了解歷史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對於中國傳統官僚而言，義 倉的設置，防止了飢荒時的人口遷移，確保農業再生產，並能夠以此控制米價的 穩定，預防因糧米不足引起的動亂，是維護地方秩序的重要工具。以地方紳商來 說，這樣一個官紳共辦的社會機構雖然增加他們的負擔，但也有能爭取利益的方 法。我們可以將義倉的捐穀看作是一種地方派捐，因而直接影響了地方資源的分 配與利用，當中替官方執行事務的地方紳董往往能得到一些利益。簡言之，透過 義倉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政府如何控制地方的經濟與社會，而地方紳 商又是如何在官方的制度與命令之下，爭取他們的利益。
文獻回顧
關於義倉的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四大類。第一大類為制度史與救荒史的研究，
多為早期的研究，制度史描述台灣的倉儲制度，救荒史則考證天災發生後政府的 救災程序，由於討論救災程序往往也需回顧制度的發展，故後者研究內容時常與 前者重疊。
早在日治時期，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志》和杵淵義房《臺灣社會事業史》， 便已概述了清代臺灣的倉儲制度，但多止於制度面的描述。9戰後救荒史研究的 發展，盛清沂〈清代本省之災荒救濟事業〉是早期通論性、介紹性與考證性的著 述，說明清代荒政的幾種處置方法，以編年方式列出了由明鄭到清末的災荒情形 和救濟大要，且考證清代的常平倉、義倉、社倉和番社倉的制度、倉廒位置與實 施情形。10黃秀政〈清初臺灣的社會救濟措施〉和盛清沂的論文性質相似，亦為 通論性的文章，介紹康雍乾三個時期的各種社會救濟措施與成效。11莊吉發〈清 代臺灣自然災害及賑災措施〉描述了清代臺灣地震、颱風、水旱災和海難等災害，
南市：臺灣歷史博物館，2011），頁 200-201。《淡新檔案》，12606-55。
7 李向軍，《中國救災史》（廣州市 :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 88、104。
8 蕭公權著，張浩、張升譯，《中國鄉村──論 19 世紀的帝國控制》（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4）， 頁 172-173。
9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杵淵義房，《臺灣社會事業史》
（臺北市：南天書局，1991）。
10 盛清沂，〈清代本省之災荒救濟事業〉，《臺灣文獻》第 20 卷第 1 期（1971，南投縣），頁 123-143。
11 黃秀政，〈清初臺灣的社會救濟措施〉，《臺北文獻》第 33 期（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1975），頁 143-160。
作者認為政府賑災頗為迅速，能按照貧富及遭受災情程度分別辦理。12
作為參照，中國的王衛平、黃鴻山以現代「社會保障」的概念，討論晚清蘇 州府建立的長元吳豐備義倉制度。該義倉於道光十五年創設，其經營似乎十分成 功，到民國二十六年時仍有活動記錄。值得注意的是該義倉也與「明善堂」相同，
舉辦多樣的事務：在光緒年間曾救濟失業機戶、支持儒孤學堂、資助蒙小學堂，
以及將原先的棲流所改扮為貧民習藝所。13這樣「多功能」的義倉與明善堂有異 曲同工之妙，也成為了可以和明善堂參照比較的對象之一。
以上著作雖然較少分析與詮釋，但其整理爬梳出倉儲史與荒政史的中央脈絡，
提供了清代義倉的知識背景。
第二大類的研究取徑，將義倉視為政府控制社會的手段。這類型的研究，以 政府角度出發，討論倉儲制度如何穩定社會秩序。法國的魏丕信（Pierr-Etienne Will）是此類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18 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以記載 1743─1744 年直隸饑荒時官方活動的《賑紀》出發，再擴展到清朝 18 世紀救荒 活動，並且用了相當多的方志、公牘、文集等材料，也統計了不少數據資料，堪 稱中國清代荒政史的傑作。書中提到了官方的賑濟並非是普濟世人的善行，而是 為了避免遷移造成的田園荒廢，以維持農業生產，這說明了傳統中國的農本位思 想。在災荒發生時，政府通常先使用平糶和借貸來穩定局勢，無償賑濟通常是最 後的手段。此外，地方的倉儲，不僅用於本地，在災荒時還常常省際調動，以臺 灣為例，福建、廣東屬於缺米區，臺灣便常擔任供給糧食的角色。此書給人整體 的印象是，18 世紀的中國中央官方，能夠有效率的動員大量的人力與資金進行 大規模的救荒活動，也具有相當大的成效，縱然其中仍有弊端。但越到後期，隨 著中央的貧弱化、地方倉儲的弊端不斷擴大，使得政府越來越仰賴民間的商人與 市場，以及地方菁英來處理荒政。14
劉翠溶與費景漢的〈清代倉儲制度功能初探〉，採用了大量數據進行量化研 究，結論認為倉儲制度的興廢與清代的盛衰相符合。15劉翠溶的〈清代倉儲制度 穩定功能之檢討〉同樣使用了大量的數據資料，探討常平倉和義倉、社倉對調節 農村經濟的功能。在康、雍、乾盛世時，常平倉的倉儲量不斷的擴充，但在嘉慶、
道光時便顯露短缺，到太平天國之亂後更顯空虛。作者認為在清朝盛世時，常平 倉的平糶功能有很強的平抑糧價效果，但到了清末，平糶功能便大不如前，這點 與魏丕信的研究有共通之處。至於出借給農民的功能，自始運行狀況就不佳，另
12 莊吉發，〈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及賑災措施〉，《臺灣文獻》第 51 卷第 1 期（2000，南投縣），頁 23-43。
13 王衛平、黃鴻山，〈傳統倉儲制度社會保障功能的近代發展──以晚清蘇州府長元吳豐備義倉為 例〉，《中國古代傳統社會保障與慈善事業》（北京市：群言出版社，2005），頁 157-177。
14 魏丕信著，徐建青譯，《18 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南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15 劉翠溶、費景漢，〈清代倉儲制度功能初探〉，《經濟論文》第 7 卷第 1 期（1979，臺北市），頁 1-29。
外在遇到災害時的賑濟功能，效果也是相當有限的。清代盛世時，常平倉以外的 社倉與義倉，也與常平倉同時擴充與發展，只是規模不如常平倉，但到了清朝末 期，常平倉逐漸敗壞時，有些地方的民間社倉、義倉卻更積極的經營。不過，即 使將常平倉和義倉、社倉合而觀之，總存糧仍不能達到現代國家防災所要求的標 準。16
這類的研究討論政府透過非官僚機構控制地方社會的方法，了解政府與社會 的關係。不過，這類的研究多是結構性的了解倉儲制度對社會的普遍意義，較少 從地方角度出發，了解地方實際上是如何運作這些機構。
第三大類的研究取徑，以慈善事業為研究對象，討論慈善事業是如何組成，
以及慈善事業與國家的關係。
日本的夫馬進《中國善堂善會史研究》，為研究中國慈善組織的經典著作，
考察了明末到清末的慈善機構的歷史，討論善會善堂如何出現，以及善堂善會的
考察了明末到清末的慈善機構的歷史，討論善會善堂如何出現，以及善堂善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