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
一、引言
兩漢時期與魏晉南北朝時期在許多方面有著諸多不同，這兩個時代 有著各自豐富的特色與時代意義。1然而，這兩個時期的轉換並非一夜 之間完成，其中也有相當轉換過程，東漢至兩晉時期正是這兩個時代的 轉換過程。在這段歷史時間中，如何由上古社會逐漸轉型成為中世社會，
就是一個深具研究意義的課題。
關於漢晉時期的變遷，在政治史、思想史、經濟史、社會史等諸多 不同領域，都有學者研究並取得相當成果。在經濟史、社會史的相關研 究上，諸如貨幣、身分關係、土地分配等課題，更是許多學者研究興趣 之所在。其中貨幣之使用，涉及漢晉時期整體經濟形態為何，相關經濟 課題有其研究價值。2
漢晉時期的變遷，還可由區域的角度論起。漢晉時期最顯著的變化 就是江南區域的發展，特別是東漢行政區劃中的揚州、荊州，這個時代 可謂是奠定揚、荊兩區域發展之基礎。因此，就區域上而言，有深入探 討這個時期變化之必要。
1 針對中國分期的相關問題，另可參考內藤湖南著，夏應元等譯，《中國史通論（上）
──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5-6。
2 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0（1948.10），頁 73-173；全氏此文即以貨幣為角度，認為東漢末年到安史變亂的中古時期減少使用 金屬貨幣，標誌當時進入自然經濟。全氏此文影響力極大，成為後續其他學者研究 中古時期經濟史的基本準則。
漢晉時期過去研究多依賴於傳統史籍，相關研究大多限於較表面現 象之探究，難以從事較深之研究。3漢晉時期研究，近年來有大量新史 料如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的出土，這些史料涉及經濟、社會課題，除可 填補過去之空白外，還有修正錯誤的可能。所以，就大量新史料問世一 點而言，漢晉時期之經濟、社會，就仍有諸多的研究空間。
以上幾點是初步列出漢晉時期歷史研究的價值與重要性。本文將以 經濟、社會之變遷，還有區域發展的角度論起，探究、釐清漢晉時期荊 州所發生的經濟、社會變化及其意義。
二、漢晉時期經濟、社會史的重要課題
秦漢時期是以黃河流域為發展中心，並已形成相當繁複的商品貨幣 經濟。4然而，隨著東漢末年黃巾變亂，軍閥割據混戰等影響，黃河流 域社會遭受重大打擊，迫使人口漸次外移。社會的混亂，自然也會影響 到商品貨幣經濟，使貨幣經濟呈現相當程度的退化，進而有所謂自然經 濟概念的形成。這些經濟、社會的打擊、退化，主要發生在黃河流域，
其他地區則是在這個混亂時機，取得顯著發展。
由於漢末以降時局的混亂，學界基本上公認漢晉時期是江南地區大 幅發展的年代，對於江南地區的研究更是多不勝數。江南地區在三國、
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是由東漢時揚州、荊州兩個地區所組成，兩者皆 有重要地位。表現在政治上，即是東晉、南朝的荊揚之爭，此一爭鬥事
3 傳統史籍除正史外，雖然尚有如劉宋‧盛弘之等人所編不同版本之《荊州記》（清‧
陳運溶輯，《荊州記九種》，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還有東晉‧宗懍的《荊 楚歲時記》（元文二年大阪心齋橋經筯唐物町古本屋北田清左衛門版行）等地方資 料，但是這些資料多載地方名勝、景色資料、文化現象等資料，對於與經濟相關的 資料依然甚少記載。
4 李劍農，《先秦兩漢經濟史稿》（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頁 153-155。
涉揚州、荊州，並與東晉、南朝政治發展有莫大關係，5由此顯見荊州 的重要性。然而，所謂之江南地區研究，事實上大多都是揚州地區研究，
荊州地區相關研究大多只是揚州的陪襯。荊州能夠在東晉、南朝發揮政 治上的作用，必然有其相當豐厚的經濟基礎，這種基礎應當就是奠基於 漢晉時期荊州的經濟發展。荊州在漢晉時期，又與作為孫吳、東晉首都 的揚州有著不同之歷史發展。因此，確有必要探討漢晉時期荊州發展的 情形，了解此地區的發展進程，進而豐富對中國區域差異之認識。
其次，東漢末年政局動蕩對經濟發展形成負面影響，地方割據者又 喜好透過濫發劣質貨幣增加收入，諸如董卓、蜀漢、孫吳皆曾發行過自 身之貨幣，從而破壞地方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全漢昇更提出自然經濟 概念，認為漢晉時期減少使用金屬貨幣，人們對於市場經濟的需求也相 對減低。全氏一說對後世學者造成重大影響，但依然有學者持反對意見，
認為商品貨幣經濟依然十分活躍。貨幣本身是經濟活動之產物，因此探 討貨幣課題事實上就是研究經濟發展概況，兩者的關係十分緊密。而且，
縱使是統治區域較小之孫吳，其統治面積事實上依然十分廣闊，揚州、
荊州的貨幣經濟狀況是否能夠一致不變，這本身就是十分值得懷疑的課 題，有必要再做細部研究。
再者，漢代可謂是由庶民社會向豪族社會邁進的年代，乃至東晉南 朝時更已形成士族社會。可是此種漢晉間社會之轉換，過去較少討論更 細緻的時間、地點，只相對簡略地探討東漢、三國、兩晉等時期之發展。
而且，士族社會的發展與經濟形態轉變息息相關，諸如莊園經濟正是撐 起此種發展的支柱。6然相關經濟形式之研究，往往只是透過傳統史籍
5 關於荊揚之爭可參見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文史哲學報》，4（1952.12），頁 131-150。
6 可參考川勝義雄著，徐谷梵等譯，〈第一編第四章貴族制社會的成立〉，收於氏著，《六 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57-61；崔向東，《漢代豪 族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03），頁 148；何啟民，〈南朝門第經濟之研究〉，收
中空泛、模糊的用語討論，缺乏實際發展情形的相關論述。處在豪族社 會向士族社會轉換中間的漢晉時期其情形為何，有其豐富的探討價值。
屬於非政權核心的荊州，它的經濟、社會發展是否會有較特別之變化，
也可深入探討。此課題可以研究荊州這種發展相對較晚區域，和舊有的 社會存在怎樣的關連。7
依傳統史籍所載，與東漢時期相比，三國時代的人口數量大幅衰減，
其緣由歷來已成為學界探討重點之一。這種人口課題與區域發展、士族 社會關係密切，人口的移動、隱匿莫不與區域發展、士族社會相關。然 而，由於傳統史籍記載簡略，相關人口課題往往難以深入討論。此處人 口問題，事實上涉及制度面、社會面等諸多不同層面，若能解釋此種人 口發展之原因與意義，對於理解漢晉時期之經濟、社會發展當有重大助 益。
以上這些重要課題，在過去由於史料的缺乏，大多無法討論。而 1996 年在湖南省長沙市出土大批簡牘，稱為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8其 數量約為十萬枚，此批資料年代可上溯至東漢時期但以孫吳時期資料為 主，內容涉及漢末、三國時期荊州長沙郡地區之司法文書、稅收文書、
名籍、土地文書等，簡中可直接見及當時各戶之成員身分、性別、姓名、
於氏著，《中古門第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頁 141-144。
7 如唐長孺認為江南地區比中原落後，但是一樣有衣冠子弟、世仕州郡。見唐長孺，〈東 漢末期的大姓名士〉，收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 頁 49-50。由唐長孺的說法，就可以看出縱使在新地區，依然有諸多與黃河流域相 似的發展情形。
8 以下行文中將簡稱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為走馬樓吳簡。相關出版資料為長沙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等，《長沙三國走馬樓吳簡‧吏民田家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長沙三國走馬樓吳簡‧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長沙簡牘博物館等，《長沙三國走馬樓吳簡‧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長沙簡牘博物館等，《長沙三國走馬樓吳簡‧竹簡‧叁》，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8；長沙簡牘博物館等，《長沙三國走馬樓吳簡‧竹簡‧肆》，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1。
年紀等，相關內容可謂龐大又詳細。9這批資料的出土，使得研究漢晉 時期之經濟、社會問題成為可能，值得在研究時利用。且走馬樓吳簡雖 然是以三國時代為主，但是其中的經濟、社會、人口現象等，無不與秦 漢、兩晉之現象相關，故若欲探討走馬樓吳簡相關課題，勢有必要以漢 晉時期為討論之比較對象。因此，本文所謂之漢晉時期，係以三國時期 之孫吳為主體，向前延伸主要至東漢，向後延伸主要至東晉。
此外，《漢書‧地理志》所載荊州刺史部共轄有南陽郡、南郡、江 夏郡、桂陽郡、武陵郡、零陵郡、長沙國等七郡國，10範圍約涵蓋今日 之湖北、湖南兩省全部，河南、廣東、貴州、四川、江西等省之小部分。
此實包涵極為廣範的地理範圍，而且荊州發展內部區域差異極大，實有 必要更細部解析。而荊州的七郡國依地理特色可以分為北部南陽郡，中 部南郡、江夏郡，南部桂陽郡、武陵郡、零陵郡、長沙國等三部分。荊 州南部之範圍以今日之湖南省為主體，漢晉時期之發展對於荊州南部影 響甚大。走馬樓吳簡到《長沙三國走馬樓吳簡‧竹簡‧肆》出版時，前 後已公佈 35000 多枚簡。不過，這批簡牘主要內容皆是與孫吳時期長沙 郡相關，因此利用這批資料所能回答的經濟、社會課題，其實就只限於 長沙郡。再者，長沙面積僅佔荊州全部面積的 15%，佔荊州南部的 25%，
11，相對上較能代表荊州南部之情形。因此，本文以荊州南部為題，以
11，相對上較能代表荊州南部之情形。因此，本文以荊州南部為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