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與和平的兩難 - 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研究---概念、測量與應用(III)

由於兩岸特殊的歷史發展，在考慮台灣民眾的政治支持時，必須將兩岸關係納入考量。本研究運用 Easton 以來有關政治支持的概念，探討影響台灣民眾民主支持的因素，本研究認為，儘管馬英九總統上台後，兩岸關係和緩，但是，中國大陸給予台灣的武力威脅，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大隱憂。運用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在 2010 年 3 月進行的調查研究資料，本研究將民眾對於中國大陸的武力威脅作為主要解釋變數，同時納入一般研究政治支持所關切的政治社會化變數以及政府施政表現變數進入分析。為了比較民主支持與其他政治支持的差異，本研究也將民眾對馬英九總統的施政滿意度作為對照，檢視上述變數對於總統滿意度以及民主支持的影響。本研究發現：與過去的理論相符者，乃施政表現影響總統的滿意度，此外，民眾預期在兩岸經貿交流中獲利者，也較傾向支持馬總統。不過，在民眾對民主的支持上，中國大陸的武力威脅以及與中國大陸更緊密的經貿關係，都讓影響民眾對民主的支持。因此，如何在與中國大陸密切交流之際，確保台灣民主政治健全發展，將是未來執政者的施政重點。

壹、前言

台灣在 2008 年經過第二次政黨輪替之後，在民主政治與兩岸關係的發展上，都走向歷史新頁。本研究希望瞭解：隨著兩岸關係的密切發展，兩岸的交流以及潛在的戰爭威脅等相關因素對於民眾政治支持是否具有影響？在馬英九總統上台後，兩岸各方面關係日益緊密的同時，台灣民眾對於總統表現的滿意度以及對於民主政體的支持情況，是否出現重要的差異？本研究將運用調查研究資料，回答上述問題。

貳、兩岸關係與政治支持

兩岸關係的演變，一直是關注美、中、台三角關係學者重視的焦點，也是研究國內選舉政治的核心議題。不過，從政治支持的角度來討論兩岸關係的相關研究並不多見，因此，本研究希望掌握兩岸自 2008 年 5 月以來，急速加溫的經貿關係以及日漸和緩的政治互動，討論兩岸關係對於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影

響。以下先介紹政治支持的定義、測量以及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因素，接著討論兩岸關係為何與政治支持以及總統滿意度相關。

一、政治支持的定義

有關政治支持的研究，最早提出且最具系統者，當推 Easton 的相關研究。

民眾政治支持的對象，依照 Easton(1965, 1975)的定義，可以區分為對於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 ）、典章制度（ regime ）以及權威當局（ political authorities ）等三個層次。Easton（1965:177）將政治社群定義為政治分工結合的一群人所組成的政治體系，個別成員透過多元的政治關係結合在一起並追求該體系的政治目標。至於典章秩序，Easton(1957: 392) 先稱之為憲政原則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或是遊戲規則。其後，他（1965：190,193）又將其稱為憲政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 ），內容包括價值（ values ）、規範

（norms）以及權威的結構（structure of authority）等三個成份。價值說明我們在政治社群中日常生活與行為基本界線，規範指出我們要提出或是滿足需求時可預期與可接受的一定程序，至於權威結構則是權威當局在制訂或是執行決策時，權力分配的正式與非正式組織形式。就權威當局而言，Easton（1957:392）

早期將政治支持的第三個層次稱之為政府（government）。其後，他（1965:

212）改稱之為權威當局。這是指處理政治體系日常事務、且被體系成員認知到他們有責任須處理這些事務、且在他們擔任職位時他們的決策對體系成員是具有約束力的。後續的學者多依循 Easton 提出的三個層次再予以精緻化或是具體化定義政治支持，例如，Almond(1980: 28)從「體系文化」（system culture）的角度來說明上述 Easton 的三種分類，他認為應該分別包括：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對於政體以及各種制度的合法性的態度以及對於現任者合法性以及效能的態度。Dalton (2004: 6-7)延續 Easton 的分類架構，進一步將典章制度區分為原則、規範與程序以及制度等三個層次，他的相關定義與討論，我們將在下節詳述。

除了上述三個政治支持的層次之外，Easton(1965: 159-161)也從是否可以具體觀察，而將政治支持區分為公開支持（overt support）的外顯行為以及隱匿支持(covert support)的態度。公開的支持包括成為組織的成員、公民或是成員履行其義務的頻率，也包含諸如違反法律、暴動、革命或是出走移民等。至於態度則是測量其信念（faith）、忠誠（loyalty）甚至愛國主義（patriotism）傾向。

當然，態度也可能是負面的傾向，如對特定政治標的對象的敵意。因此，

Easton 所提出有關支持的測量不但區分了行為與態度兩個層次，也有正向與負面兩個方向，甚至包含了一定的強度。

此外，Easton（1965: ch. 17）也進一步將支持區分為特定的（specific）支持與廣泛的（diffuse）支持。特定的支持為民眾對於權威當局滿足其需求時，

給予權威當局支持回報的對應關係。因此，Easton（1975:437）後來指出，特定支持針對特定之標的（object-specific），民眾一方面認知到權威當局的政策作為，另一方面也感受到特定政策輸出結果與自己預期是否符合。至於廣泛的支持則為對典章制度或是政治社群的支持。相對特定的支持，廣泛的支持指的是情感上的認同與支持，對象則是以典章制度或是政治社群為主。Easton

（1965:273）指出，廣泛的支持為成員對體系標的物的肯定的態度或是善意的積累。其有助於成員在面對他們反對或是有損其利益的輸出時，仍然可以接受或是容忍。因此，即使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施政績效不滿而不給予其支持，仍然無損於他對典章制度或是政治社群的支持。Easton（1975,444-6）也進一步指出廣泛支持的三個特性，包括：較為持久而穩定、是對典章制度與政治社群的

「基本」支持以及它是來是社會化與個人經驗。不過 Easton（1975）其後的文章將廣泛支持的對象擴及對權威當局的支持。他指出，在廣泛的支持表現在對於權威當局以及典章制度上，為信任（trust）與合法性（legitimacy）。Gamson

（1968: 54）將信任定義為「即使未加關照，政治體系仍然會產出可欲的成果」。因此，當執政當局照顧其成員的利益，或是典章制度的運作過程讓其成員得到符號的滿足，即可獲得其成員的信任。就合法性而言，Easton 認為

（1965: 278）成員廣泛支持也表現在對於政治標的物具有合法性的信念上。當成員認為在政治領域中，各標的物與其個人的是非觀念或道德原則相符時，而願意服從權威當局的領導或是遵從既有的典章制度。Easton（1965: chs. 18-9, 1975:450-2）也進一步討論賦予合法性的對象以及來源，在對象上，他專注於典章制度與權威當局兩個面向加以討論，就來源而言，他指出意識型態、結構以及個人因素，均為其來源。

至於 Muller(1970, 1149)有關政治支持的討論，側重在代議政治下，民眾對於權威當局表現的評估。他認為：代議政治是將政治社群的成員與權威當局連結的重要機制，因為成員可以檢視權威當局是否代表或是滿足成員的利益。成員對於權威當局滿意度的評估，Muller(1970, 1149)指出，會進一步變成其成員對於政治體系的支持。Muller 認為成員對權威當局表現的認知未必全然奠基於

「工具性的表現滿意」（instrumental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有時也視其對權威當局「符號性的表現滿意」（symbolic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其後，

Muller(1970, 1154-6, 1155 fn.31)在後續的研究中，針對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表現

（performance）歸類為工具性的（instrumental）、表達性的（expressive）以及其他的（extraneous）表現三種。民眾在評估權威當局的工具性表現前，需具備一定資訊且對政治事務積極關注，他們會因為特定政策輸出（不）符合其預期而表現出（不）滿意。至於表達性的表現，係民眾無法權威當局的表現與特定政策輸出連結，而僅是認為體系成員也會因為政治人物的一些符號性行為而感到滿意。當然，選民也可能僅因為受家人影響而喜歡特定政治人物，此即屬於其他的支持。

不過，Hibbing 與 Theiss-Morse（1995：12-7）對於 Easton 的政治支持的分類卻持不同意見。他們認為，廣泛的支持與特定的支持的區分，其實忽略了政治過程的重要。換言之，當民眾不認同或是不滿意整個決策過程的話，自然影響到他們政治支持的高低。這個決策過程，為 Easton 系統分析中不可觸及的

「黑盒子」部分，卻是運用 Easton 的分類進行分析的盲點。此外，他們也認為，政治支持的對象其實依據不同的政體而會出現不同的制度及其成員。以美國而言，總統、國會以及最高法院是分權與制衡的三個主要機構且各有不同成員，如果不加以區分，對於民眾的政治支持與政治信任的研究，將會是一個重大缺失。Sztompka（1999：45）也提出「程序信任」（procedural trust）的概念，他認為這是奠基於對於制度化慣例與程序的信任，相信遵循制度化慣例與程序後會得到最好的結果。在政治領域中，我們對民主程序（選舉、代議制、

多數決…等等）的信任將滿足多數人的利益以及在衝突利益中獲得最佳的妥協結果。

綜合而言，有關政治支持的定義，學者集中在政治社群、典章制度與權威當局三個層次上，就其特質而言，則以理性評估的特定支持以及感性取向的廣泛支持為討論焦點。不過，如何將這些抽象的概念落實在具體測量中，才是研究政治支持學者的重要挑戰。以下我們先討論國外學者對於政治支持測量的定義，接著說明本研究的定義。

二、政治支持的測量

關於政治支持的測量，學者除了沿用 Easton 的相關定義，在具體的測量

在文檔中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研究---概念、測量與應用(III) (頁 6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