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企圖自我國實務上見解找尋表見證明之直接、單純適 用案例，並不容易；至少在實務判決中明示其單純適用表見證明之 制度，而為詳細論證者，較難尋獲。對此現象，本文認為可能有如 下原因：其一、我國學說對於表見證明之研究，尚屬有限，實務家 因缺乏足夠參考資料，或因未能對於學說見解心領神會，以致不敢 貿然使用。其二、我國實務上對於證明度之理解，於個案適用時，
未必均有明確取向或意識，因而對於表見證明之利用亦會發生阻礙 性效果。其三、對於表見證明之適用，須對於經驗法則有適當之理 解，但我國學說對此可能尚未能提供實務家足夠之參考資料。其 四、經驗法則及表見證明之適用，須律師對此有充分認識及主張，
我國律師對於證據法知識之掌握，可能仍有不足。其五、對於間接 證明與表見證明間之區別，實務可能尚欠缺對此一問題之充分認 識，在實務上多以間接事實及間接證明處理如何認事之問題，其中 多少案例可能屬於表見證明之範圍，卻被以間接證明方式而認為當 事人已成功舉證，此部分即為重點及困難之所在。而所以致此，自 亦與對於證明度及本證、反證及證據評價等觀念之未予釐清有關。
287 其他觀察，Rommé, aaO. (Fn. 13), S. 14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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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就我國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 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 者，不在此限。」此規定乃對於侵權行為之可歸責性要件關於舉證 責任轉換之明文288，則對於可歸責性部分，於此類情形，似無需 藉助於表見證明。尤其若在交通事故，以擴張所謂保護他人法規定 義之方式以減輕被害人證明困難，則在可歸責性部分，於交通法規 之違反，理論上，應存在被壓縮之可能。其七，對於民事訴訟法第 二八二條規定之解釋，我國論者多傾向解為間接證明之描述性條文 而已。但該條文既有舉證責任例外之意義，則將之視為表見證明之 法依據，應較有助於表見證明制度之發展。
二、部分實務見解之評估
我國實務上判決，對於表見證明之適用，其單純明示表見證明 之適用性者較為少見。為研究之合目的性，在此，擬以較寬鬆之觀 察角度，對於實務上部分案例，其認定事實過程中，勉強可認為已 慮及表見證明制度之法理基礎或考慮因素者，即予以介引評析，如 此，或能有助於爾後實務及學界對於此一制度觀察之深度。另對於 實務上有部分判決乃將表見證明與英美法上事實說明自己原則併合 使用者（例如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小上字第五號民事判決、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二年重訴字第六九七號民事判決等），提之 另文評估其制度異同。
醫療事件
在醫師民事責任事件中，我國近年來實務上多置放在對於消費 者保護法之適用性問題，直至醫療法修正施行後，乃將醫師民事責
288 參姜世明，同註128，頁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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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回歸過失責任，但對於醫師民事責任程序中，如何減輕病人之舉 證責任，仍為學理及實務待發展之重點289。就表見證明而言，其 雖亦為醫師民事責任中舉證責任減輕方式之一，但實務上尚不多 見。
就因果關係之認定而言，其較直接之事例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九十二年訴字第一二○二號民事判決，其指出：「按醫療契約（全 大腸內視鏡檢查涉及診斷，應屬醫療行為）具有特殊性、多樣性，
非屬法定典型契約，應視其性質分別適用不同法律規定，原告如主 張因醫療行為致受損害，無論依據債務不履行（加害給付）或侵權 行為法律關係，均須損害之發生與醫療行為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 立。所謂因果關係，係以醫療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事實，依醫療行 為施行部位（解剖學）、醫學文獻或臨床統計上相同醫療行為發生 同種損害之可能性（蓋然性）、時間之因素（先後順序、損害發生 距離醫療行為長短）、是否以其他可能之因素介入等觀察判斷，通 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醫療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之 間，即有因果關係。而就因果關係無法確實認定時，如依前開證據 認系爭醫療行為發生損害之蓋然性甚高時，應予有因果關係之推定
（行為人仍可舉反證推翻，例如另有外力介入），如蓋然性甚低 時，應無因果關係之推定（原告可以舉證補強），方符合醫療事件 之本質。」此判決之論述方式，較符合表見證明之要件內容，其所 謂因果關係推定理論，若與典型事象經過之經驗法則結合，即可評 價為係表見證明制度之適用。
公害事件
對於公害事件中被害人之舉證困難，我國實務上亦有所意識，
289 參閱姜世明，同註39，頁47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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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如何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則有不同之見解。例如台灣嘉 義地方法院八十九年重訴字第一五號民事判決認為：「被告等
（按：指被害人）僅須證明原告之廢輪胎保管場發生火災與其農作 物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已足，至於原告就其廢輪胎之保管是否已盡 防止火災發生之義務而無過失乙情，依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舉證 證明，始符情理之平。」而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九年訴字第二○
一二號民事判決則認為：「被告經營五金熔解場，而有排放硫化物 之行為，惟其等是否於本件事故發生前之八十八年七月初即已停工 乙節，原告係受害之農民，並無相關資料可提出，反觀被告係企業 經營者，應能提供相關停工之證據資料可供審酌，是參酌前揭法條 及修正意旨，倘由原告就被告於何時停工乙事負舉證責任，將使原 告無法獲得應有之救濟，有違正義及誠信原則，是應認被告應就其 等自八十八年七月已停工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二判決皆引民事 訴訟法第二七七條但書為據，前者對於可歸責性要件以舉證責任轉 換方式減輕被害人舉證困難之問題。後者似亦有此企圖存在。但對 於停工一節乃與被害人應負舉證責任之「加害行為事實」相對立，
被害人所應負舉證責任者乃「加害人有排放廢氣之事實」，而非
「被告於何時停工乙事」，關於有停工之事實，依一般舉證責任分 配原則似即可推論應由被告於反證程序中進行舉證。
對於公害事件中，值得注意者係，有部分判決特別對於系爭事 件之特性加以著墨，論理上部分已類似於表見證明之考慮因素，但 其適用結果卻係類似於證明度降低者。例如在台灣桃園地方法院八 十九年訴字第七一七號民事判決中指出：「惟於公害訴訟案件，因 公害之形成原具有不特定性、地域性、共同性、持續性與技術性之 關係，其肇害因素常屬不確定，損害之發生復多經綜合各種肇害源 而湊合累積而成，被害人舉證甚為困難，若要求被害人與一般侵權 行為訴訟就行為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為相同程度之確切證明，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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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則而言，並不適當。如依情況證據之累積，就與關係諸科學的 關聯，能為無矛盾的加以說明，即應認為已有法律上因果關係之證 明，換言之，被害人對於因果關係存在與否之舉證，無嚴密的科學 檢證，只要達到蓋然性舉證即足，即只要有『如無該行為，即不 致發生此結果』之某程度蓋然性即可290。查本件被告身體健康所 受之損害，多為呼吸道方面之疾病，有被告病歷在卷可按，而空氣 品質不良，乃造成人體各呼吸器官發生毛病之主要原因，此早經醫 學上研究證實，成為常識，參酌自由時報八十八年十二月六日、十 二月七日分別所載『焚化爐戴奧辛致癌負擔，我是美國二千六百 倍』、『防止戴奧辛污染全民都有責任』之內容觀之，足見焚化爐 所產生之污染（戴奧辛），確實對人體會造成危害，且被告均稱在 此之前並無類似之病症發生，顯見被告上開呼吸道方面疾病之發 生，與原告垃圾場、焚化爐所製造之污染源確實存有『如無該行 為，即不致發生此結果』之相當程度蓋然性，參照上開說明，即應 認有因果關係存在。」在此判決中，有趣者係其乃以報紙之報導作 為論理依據，較為特殊，是否妥當，容有再行考量之餘地。至於就 公害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法理分析，其固有適用舉證責任減輕機 制，但自其判決中所謂「依情況證據之累積」、「只要達到蓋然性 舉證即足」等語，似非採表見證明之觀點，而係傾向以證明度降低 之方式作為此類事件之舉證責任減輕機制。
而在行動電話基地台案例中，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一年上字第九 三二號民事判決認為：「在公害事件由於公害之形成具有地域性、
共同性、持續性及技術性等特徵，其肇害因素常屬不確定，損害之 發生復多經長久時日，綜合各種肇害根源湊合累積而成，被害人舉
290 類似蓋然性判決之證論，參曾隆興，公害糾紛與民事救濟，頁125所舉事例，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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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損害發生之原因，甚為困難，故被害人如能證明危險，及因此危 險而有發生損害之蓋然性（相當程度可能性），而被告不能提出相 反之證據，以推翻原告之舉證，即可推定因果關係存在，其主張因 公害導致身體、健康受損者，欲判斷因果關係是否存在，係以疫學
證損害發生之原因，甚為困難，故被害人如能證明危險，及因此危 險而有發生損害之蓋然性（相當程度可能性），而被告不能提出相 反之證據，以推翻原告之舉證，即可推定因果關係存在，其主張因 公害導致身體、健康受損者，欲判斷因果關係是否存在，係以疫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