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遷、國家轉型、全球化競爭的時代背景之下，社會各類 糾紛數量激增，種類也日趨複雜。舉凡勞資糾紛、管理糾紛、民事 糾紛、經濟糾紛、專利商標糾紛、行政糾紛、消費糾紛、醫療糾 紛、刑事糾紛、交通事故糾紛、鄰居糾紛、朋友糾紛、家庭糾紛等 等，這些都困擾著我們的生活，也考驗著我們解決糾紛的智慧。
法律，廣義說來，它不是教科書的法律爭議或大法官會議解 釋，不一定要充滿了繁複的程序和儀式，也不應該充斥著深奧的語 言和論證。法律應該存在於日常生活中，透過語言的溝通與說理，
幫助我們決定如何安排人與人之間的關係42。進一步的問題就是，
法律是否能夠扮演好這種定爭止紛的社會角色？法律是否有提供 我們完善的語言或者機制，以協助建立避免或消止人與人間爭執
地點。警方依車號查出車主是高雄市吳姓男子，他到案後否認認識少女，並提 出不在場證明，警方也查無他在汽車旅館的出入登記；吳反控誣告。少女獲悉 被告，和員警閒聊時，承認「根本沒有第四人」，並說是父親一再強逼，她才 亂掰。「李上尉、陳老師比父母更關心我，陳姓高中生是我的男友，他們不像 父親，把我當『搖錢樹』。」林女說，她與網友發生關係是兩情相悅，是父親 要她指控遭強暴。警方說，林女外型清秀，功課中等，常上網聊天，利用父母 晚間加班溜出去會網友，甚至帶網友回家發生關係。參閱聯合報，父要遮羞費 國中妹劈3男 虛擬4號情人，A13版，2007年12月25日。
41 此處「法律的文化解釋」之用語乃是借用梁治平教授的書名。參閱梁治平編，
法律的文化解釋，1994年10月。
42 MATHEW JOHN & SITHARAMAM KAKARALA, ENCULTURING LAW:NEW AGENDAS FOR
LEGAL PEDAGOGY (2007).
的模式43？
上述各類型的社會糾紛如果要透過法律來解決，必然要考慮到 糾紛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每一種糾紛都可能可以理解為法律進入 某一種社會文化脈絡。例如，法入校園解決校園體罰事件的爭議、
法入家庭介入家庭暴力事件、法入勞資關係以界定相關爭議、法律 介入土地使用的爭議，以及法律介入人們日常交往的語言互動關係 等等。這些都必須將社會關係中既有的校園歷史文化、家庭歷史文 化、勞資歷史文化、土地使用歷史文化，以及人際交往歷史文化等 等列入考量；法社會學關於糾紛解決過程的研究是必要將日常生活 中的法律放在「一個意義之網」44之中解釋，從人內部視野的不 同，理解不同的法律文化。這部分除了著重法意識／行為的研究之 外，還要強調法律運作內部不同角色之間的互動關係，分析法律議 題是如何被定位與討論。
既然研究的焦點落在各個主體的行為、決策與互動關係，首先 要注意到的便是人們理解和利用法律的方式，也就是「法意識」。
有些對法意識的研究是透過對法律態度的調查而進行，但是這樣的 研究假設每一個人對法律有一個系列且穩定的解釋，甚至假設人們 對法律的立場存在於可以意識到的明確領域，所以人們對法律的態 度可以通過設計的問題被導引出來。然而，事實上法意識乃文化的 一部分，包含每種個案類型的情境，以及這種情境被理解的方式
43 關於糾紛解決的法社會學研究，中國已有專書論著。參閱徐昕主編，糾紛解決 與社會和諧，2006年12月；范愉，糾紛解決的理論與實踐，2007年11月；左衛 民等，變革時代的糾紛解決——法學與社會學的初步考察，2007年10月。
44 Geertz指出，「正如韋伯所說，我相信人是一種被他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所 羅織的一種動物，我將文化視為這些網，而對文化的分析，因此，則非一種追 尋法則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索意義的詮釋科學。」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5 (1973).
等，僅就問卷式的態度調查，無法呈現出法意識永遠處於動態且行 動中的真實面貌。因此，法意識的研究必須避免人們對法律的態度 是明確和穩定的假設，此種研究必須將研究對象轉為在行動中所呈 現的法意識及其改變過程。
換句話說，糾紛解決過程的研究不應該研究人們「靜態」法律 態度的傾向，而應該研究在紛爭中主體針對個案「動態」的行為與 主張。當人們到了法院之後的主張和行為，透露了某種法意識，而 到了法院之後可能發現，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在法院的眼中可 能與他們的預期相矛盾時，人們可能會有創造和反抗的可能，而這些 過程都會影響到人們定義自己遭遇的方式，從而改變其法意識45。
除了法意識之外，法社會學研究也深入法律在糾紛解決過程中
「個人經驗」層次的象徵性意義。簡言之，糾紛的過程是一個爭論 的過程，爭論的內容是關於對社會關係和社會事實的解釋，當事人 雙方都努力地對事實進行描述和評價，第三方（往往是法院）則會 透過強制性的力量控制事實的意義與評價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法 律代表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象徵性意義，我們可以將糾紛看成是一 種信息交換的過程，或者一種創造意義的互動過程。
以下我將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保護令的審理過程為例46，簡述我 對於此種法律的文化解釋研究的初步法社會性觀察。
我 曾經與助 理旁聽過 地方法院 三十個保 護令審理 的開庭狀 況47，我們發現聲請人提起聲請的原因往往不只是現代法之下「身
45 薩利‧安格爾‧梅麗（Sally Engle Merry）著，郭星華、王曉蓓、王平譯，訴 訟的話語——生活在美國社會底層人的法律意識，頁1-29，2007年4月。
46 美國脈絡的相關研究，參閱ROSEMARY C. HUNTER, DOMESTIC VIOLENCE LAW R
E-FORM AND WOMEN’S EXPERIENCE IN COURT:THE IMPLEMENTATION OF FEMINIST R E-FORMS IN CIVIL PROCEEDINGS (2008).
47 此部分的初步研究成果，參閱王曉丹，同註32，頁389-444。
體權受侵害」這麼單純，其原因會包括許多社會文化面向的因素，
例如因為「過不下去想離婚」（對婚姻不抱存希望）、「希望女兒 去看精神科醫生」（媽媽自責沒照顧好女兒使她性情大變）、「小 孩已經長大」（已經隱忍了十六年）、「將外遇者踢出家庭」、
「搶奪監護權」等等因素。這些因素都糾結於台灣複雜的社會文化 家庭倫理關係之內，但也因為這些人進到了法院主張權利，這同時 展現了現代法協助人們突破傳統卻又呈現傳統意識的複雜現象。
我同時也觀察到這個過程對男性和女性呈現出不同的意義。男 性作為法庭上的相對人，往往抗拒法入家門，主張以家庭倫理來評 價系爭事實（例如雙方婚姻圓滿，只是對方常常不守婦德，作為抗 辯聲請不合理的正當理由），男性通常處在於驚訝、抗拒、堅持或 衝撞的一種心理狀態；而女性作為聲請人，法律其實扮演了一個幫 助其發聲，並且引導其主動要求改變的角色，而透過外在決定上法 院聲請的改變，逐漸構成其建立新主體性的可能環境。
有趣的是，觀察法庭上的對話過程，當事人的論述往往會被法 官打斷，而法官所問的問題可以歸納分析成一個具有邏輯結構的語 句，這個語句特性是一種線性結構的鋪陳，法官首先會問被打的時 間地點，再問有無驗傷單或證人，最後問希望請求哪一種類款項的 保護令。不同類型的法官當然具有不同的風格，有些法官會堅持這 種問話邏輯，鉅細靡遺不斷將當事人拉回這條線性軌道上；有些法 官只是形式上問問這些問題，但也不讓當事人做其他的發揮；有些 法官該問的問完了之後，仍會在語言的使用以及態度上不小心洩漏 審判者自身對家庭倫理的預設；有些法官會先入為主判定核發與 否，然後決定這條線性軌道要如何鋪陳。
法庭審理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語境」轉換的過程。例如，當聲 請人被問到希望如何時，可能會說「希望他自我控制」，這是一種 一對一、二人式的表達溝通，但是當這句話在法庭上表達時，很可
能被轉譯為「希望對方不可侵害我的身體權」，當權利的概念進入 敘事的語境時，二人關係也逐漸演變成三人關係，也就是法律作為 客觀的存在，透過法官訓示相對人不得侵犯他人身體，並且宣示這 是不可扭轉的基本原則。另外舉一個法庭上的觀察，聲請人常常會 想進一步追問「如何讓前夫的戶籍遷出」、「如何保證相對人給付 生活費」、「如何避免被跟蹤」，甚至「如何主張離婚」等議題。
此外，聲請人常常藉由說明自己已盡賢妻良母的責任，期待一個包 山包海解決實際問題的「包青天」，而法官面對這種狀況，常常無 奈於法律規定家暴案件原則上不得進行調解（家暴法第四十七 條）、家暴法可能導致離婚、卷宗資料過於簡化等因素，法官擔負 著不可承受之期待，某種程度上必須把此種「包山包海」的審判 觀，轉換為「權利有無」的判斷。
看似現代的劇碼，其實潛藏著傳統倫理觀念的色彩。怎麼說 呢，法官除了「依法審判」之外，同時也會擔負著、從事著各種不 同的工作。例如，法官有時會成為解釋法律、教導法律的人，當法 官問當事人是否要「禁止騷擾」時，有的當事人會問「什麼是騷 擾？」，法官會以教導的語氣說「就是叫他不做妳不喜歡的事 情」，然後當事人欣然同意；有時法官見到聲請人情緒激動幾乎熱 淚盈眶時，又會扮演安撫情緒的人，要聲請人放寬心，不要想太 多，好好過自己的日子；有時法官也會轉身一變，成為道德傳播
看似現代的劇碼，其實潛藏著傳統倫理觀念的色彩。怎麼說 呢，法官除了「依法審判」之外，同時也會擔負著、從事著各種不 同的工作。例如，法官有時會成為解釋法律、教導法律的人，當法 官問當事人是否要「禁止騷擾」時，有的當事人會問「什麼是騷 擾？」，法官會以教導的語氣說「就是叫他不做妳不喜歡的事 情」，然後當事人欣然同意；有時法官見到聲請人情緒激動幾乎熱 淚盈眶時，又會扮演安撫情緒的人，要聲請人放寬心，不要想太 多，好好過自己的日子；有時法官也會轉身一變，成為道德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