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上述的權力轉移、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三個理論都是對的話，則華盛頓與北 京之間的軍事衝突與戰爭應該會在彼此權力轉換變動的此刻爆發。然而為什麼目前美
權力位階 Power
Hierarchy 中國，在當前 美國
check and balance 穩定建立在權力平衡
（權力平衡觀點）
美國
中國，在當前 中國，在未來
check and balance
大陸強權 vs. 海洋強權 權力位階
Power Hierarchy
穩定建立在權力平衡
（權力平衡觀點）
不穩定出現在權力轉移
（權力轉移觀點） 穩定建立在權力不平衡
（權力轉移觀點）
大陸強權 vs. 海洋強權
中戰爭並未發生？是有什麼力量阻止或延遲了美中軍事衝突的發生？本文認為，美中 戰爭的被阻止或延遲主要是受到美中雙方對彼此採行的「態度」與「政策」所影響，
也就是以下的兩鼓力量：一是華盛頓對中國所採行相當程度的交往政策，另一則是北 京向美國與全世界所宣稱的中國和平崛起。
一般而言，對霸權國家或是衛冕者國家來說，其對崛起中的強權國家或是挑戰者 國家的政策回應可以有以下的方式：（1）預防性的戰爭（preventive war），（2）制衡或 圍 堵 （ balancing/containment ），（ 3 ） 附 和 順 從 （ bandwagoning ），（ 4 ） 綑 綁 拘 束
（binding），（5）交往（engagement），（6）隔離或推諉（distancing/buckpassing），以 及（7）混和策略（mixed strategies）盰。其中，「制衡或圍堵」與「交往」可被視為是 政策光譜的兩個端點（極端不友善 vs. 極端友善）：採行制衡或圍堵的作法可被視為是 對崛起的強權採取「不友善」的政策，通常此一作法也較易引起衛冕者與挑戰者之間 的「衝突」。相反地，採行交往的作法則可被視為是對崛起的強權採取「友善」的政 策，通常此一作法也較易於形成衛冕者與挑戰者之間的「合作」，避免雙方爆發衝突與 戰爭。因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常常是彼此對另外一方所採行之態度與政策 的結果。就美國的一方來說，華盛頓方面從 1972 年 Richard Nixon 總統訪問中國，打 開中國的大門以來，「交往政策」顯然是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主調（雖然美國對中國的態 度也有若干制衡與圍堵的思維）盵。雖然美中雙方在許多國際議題上仍存有許多的歧見 與齟齬，但是這個政策的主要效應卻是相當程度上「緩和」了美國與中國走上衝突與 戰爭的可能性。因為如此，本文推論：假若華盛頓將其對中國的「交往」態度大幅度 地調整為「制衡與圍堵」（如對前蘇聯）的政策，則美國與中國走向戰爭的可能性將大 為增加。
就中國的一方來說，雖然中國正快速地在崛起之中，但似乎北京方面仍沒有強烈 的意願與華盛頓進行全面的對抗與挑戰。而事實上，中國所採行的政策是「雙面刃」
的作法：一方面從 199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不斷地在國際上宣傳解釋其發展乃是「和 平之崛起」，如此以消弭國際社會與美國對「中國威脅論」的擔心與焦慮。另一方面，
北京仍不斷保持其軍事現代化的發展，年復一年地增加其軍事費用的支出。因此就和 平崛起來說，此一說法的提出正說明了北京深刻體認到，國際社會對「中國威脅論」
的疑慮可能對中國造成負面的衝擊；如果它無法改變其他國家存在如此的疑慮，則中 國的崛起壯大反而會阻礙中國繼續走向現代化與全面發展，同時也會阻止中國最終成 為一個區域與全球的霸權。於是北京遂極力進行國際宣傳，努力將盛傳於 1990 年代初 期的「中國威脅論」扭轉成為現今的「中國和平崛起」印象。就這個轉變而言，中國 所訴求的對象，除了是整個國際社會之外，更重要的是針對美國。因為北京相信華盛
註 盰 Randall L. Schweller, op. cit., pp. 7~8.
註 盵 Robert S. Ross, “Engagement in US China Policy,” in Alastair Iain Johns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176~206;
David Shambaugh, “Facing Reality in China Policy,” pp.55~56.
頓是中國邁向區域或全球霸權的最關鍵國家，因此有必要讓其相信與接受一個崛起的 中國對區域或全球是有利的，溫和善良的，並且是有建設性的矸。同樣的道理，這個國 際宣傳的主要效應也的確「緩和」了美國與中國走上衝突與戰爭的可能。因此本文也 推論：假若北京揚棄「中國和平崛起」的論述，轉而不顧國際社會對「中國威脅論」
的質疑與焦慮而更「坦率直接」地擴增軍事實力與採取鷹派姿態，則中國與美國（或 其他國家，如日本、台灣、印度）走向戰爭的可能性也將大為提高。
綜合以上所述，本文認為在美中兩國權力轉移的過程裡，「華盛頓對中國採行交往 政策」，以及「北京向美國與全世界宣稱其和平崛起」是兩股阻止或延遲美中戰爭爆發 的重要力量。在表 4 當中，沿著華盛頓對中國可能採行的「圍堵 vs.交往」政策，以及 北京對「和平崛起」論述的國際宣傳作法，本文歸納出美中關係可能的四種組合如下
（表 4）：
第一，當華盛頓採行圍堵政策，而北京揚棄和平崛起論時，美國與中國走向衝突 與戰爭的可能性將增加，因為雙方是採取較為「鷹派」的強硬立場對待彼此。這也會 是華盛頓與北京最惡劣與最脆弱的雙邊關係（座落在第二象限）。
第二，當華盛頓採行圍堵政策，而北京持續和平崛起論時，某種程度來說，中國 是向美國妥協與讓步，因為美國是採取較為「鷹派」的強硬立場，而中國是採取較
「鴿派」的溫和立場。美國與中國走向衝突與戰爭的可能性將降低，美中戰爭因此延 後或消失（因為美國仍具優勢，但優勢卻在中國的崛起當中逐漸流失）（座落在第三象 限）。
第三，當華盛頓採行交往政策，而北京揚棄和平崛起論時，某種程度來說，美國 是向中國妥協與讓步，因為美國是採取較為「鴿派」的溫和立場，而中國是採取較
「鷹派」的強硬立場。美國與中國走向衝突與戰爭的可能性將降低，美中戰爭因此延 後或消失（美國雖仍具優勢，但優勢卻在中國的崛起當中逐漸流失）（座落在第一象 限）。
第四，當華盛頓採行交往政策，而北京持續和平崛起論時，美國與中國走向合作 與維持和平的可能性將增加，因為雙方是採取較為「鴿派」的溫和立場對待彼此。這 也會是華盛頓與北京最良好與最堅強的雙邊關係（座落在第四象限）。
根據表 4，美中關係應該是在「最惡劣與最脆弱的雙邊關係」（第二象限，雙方衝 突與戰爭，如美國與伊朗或北韓）與「最良好與最堅強的雙邊關係」（第四象限，雙方 合作與和平，如美國與英國或日本）之間游移變化。以目前來說，現在的美中關係既 非落於「最惡劣與最脆弱的雙邊關係」（因為雙方並未進行軍事衝突），也非處於「最
註 矸 Yong Deng, “Reputation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China Reacts to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86~214;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18~24;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39~48.
良好與最堅強的雙邊關係」（因為雙方仍存有許多的歧見與摩擦），而是座落於這光譜 之，美中的雙邊關係是一個「複合」（a complex）或「合成」（a synthesis）的雙邊關 係，雙方混合著「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於是根據本文以上的討論，美中雙邊關係
伍、結論：國際體系「形塑」國家行為 vs. 國 家行為「抵擋」國際體系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權力一直是觀察與評估國際體系之變化，以及強權之間關係 的一個重要關鍵。靜態的力量展示讓我們看到國家之間有強弱的區別。也因為國家力 量與影響力的不同，以國家為最主要構成單元的國際體系則有層級節制的結構呈現。
而動態的力量變化則是讓我們看到隨著國家力量的起落消長，國際關係為之轉型，國 際體系與秩序因此重新建構。因此，本文認為權力非但是觀察華盛頓與北京雙方的重 要基礎，它們彼此之間權力的流動與變化更是討論美中關係與現今（或未來）東亞區 域秩序，乃至全球國際秩序的一個重要根據。事實上，國際關係或國際政治的許多現 象正如物理學中的力學原理一樣，是可援用「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平衡」以及「力 量與速度」等概念來解釋說明的。而本文的出發點即是從「力」以及「力之流動與平 衡」的概念來解釋國家與國家之間何以會進行戰略競爭。此外，作者也認為國際關係 與國際政治的現象其實是廣義的「自然」的一部分。若是宇宙大自然間存在著許多或 若干的規則、定律與自然法則，則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現象亦可被視為是 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裡的「自然秩序」。若是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是國際體 系裡的自然定律，那麼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之形成與進行「自然」也就是這自然秩序
（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的過程與結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美中戰略競爭的驅動力 量在權力轉移、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的複合脈絡裡，是可被這三個理論所解釋的。
某種程度來說，權力轉移即是權力流動變化的一種現象，在權力重新分佈的轉換 過程裡，不只是國家與國家的雙邊關係受到權力轉移的影響而改變，而且區域與全球 的國際秩序也因為國家之間實力的接近而重新調整。美中關係的變化即是一個典型的 以「權力重新分佈」為基礎的權力政治。華盛頓與北京之所以進行戰略競爭，其最主 要的驅動力量是來自於兩國之間的權力轉移—包括雙方各自內部的經濟與軍事不平均 發展（而且是中國高於、快於美國），以及外部的國家實力接近。這個現象適足以被國 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轉移理論」所解釋。依據此一理論，不滿現狀的中國會加速地
某種程度來說，權力轉移即是權力流動變化的一種現象，在權力重新分佈的轉換 過程裡，不只是國家與國家的雙邊關係受到權力轉移的影響而改變，而且區域與全球 的國際秩序也因為國家之間實力的接近而重新調整。美中關係的變化即是一個典型的 以「權力重新分佈」為基礎的權力政治。華盛頓與北京之所以進行戰略競爭，其最主 要的驅動力量是來自於兩國之間的權力轉移—包括雙方各自內部的經濟與軍事不平均 發展（而且是中國高於、快於美國），以及外部的國家實力接近。這個現象適足以被國 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轉移理論」所解釋。依據此一理論，不滿現狀的中國會加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