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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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

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

權力轉移？

陳亮智

（美國加州大學河邊分校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摘要

關於 21 世紀的東亞區域秩序，一般認為主要是受到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戰略競爭所影響，尤其是中國的崛起正威脅與挑戰美國在此區域的霸權地位。然而，美國與中國戰略競爭背後的驅動力量究竟為何？國際體系裡是否存在著「自然」的力量驅策著這兩個國家走向戰略競爭？有論者或從「安全困境」，或從「權力平衡」，或從「權力轉移」的理論角度來解釋美中戰略競爭。但是我們鮮少見到學者將此一議題置放在這三個理論裡一起討論。基本上，本文認為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正是源自於「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這三股力量的驅使。然而，當我們細究這三者的時候，本文所欲說明的是：與安全困境和權力平衡相較，權力之間的轉移才是真正重塑美中兩國走向戰略競爭的主要力量。附帶地，就在延續這個觀點的同時，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如果這三個理論都是對的，何以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軍事衝突目前並未發生？作者認為阻止或延遲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爭爆發主要是受兩股力量的影響：一是華盛頓對中國採行相當程度的「交往政策」；另一則是北京對美國與全世界宣稱其「和平崛起」。而此一理論與實際的「落差」適足以給「國際體系」與「國家行為」一個進行對話的機會；也讓國際關係研究在「分析層次」的問題上擁有一些再思考的空間。關鍵詞：戰略競爭、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權力轉移、交往政策、和平 崛起、分析層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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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什麼是美中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

泝當中國正在經歷經濟與軍事迅速成長的同時，「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也成為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領域裡（不論是學術研究或是政治實務）一個極為熱門的議題沴。在中國快速發展的脈絡裡，有些人對東亞區域秩序的現狀與未來依然感到樂觀；他們認為美國終究還是此一區域的霸權，同時也認為為了維持區域的安全與穩定，美國必須繼續保有它在此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優勢。相對地，有些人則對目前與將來的東亞區域秩序感到悲觀；他們認為中國迅速的經濟與軍事成長將會很快地趕上並且超越美國，中國的崛起勢必會挑戰美國在東亞的支配地位。他們也認為極其潛在地，一個由美國與中國所共組的「兩極體系」（bipolarity）未來將是不可避免的沊。在這兩個論點的相互對照之下，未來的東亞區域秩序會是什麼？是一個以美國霸權為首的「單極體系」（unipolarity）會繼續維持？或是一個由美中兩國所構成的兩極體系會迅速到來？亦或是會演變成一個由美國、中國、日本與俄羅斯所構成的「多極體系」（multipolarity）？這些關於華盛頓與北京之間力量變化的爭論，以及對於東亞區域秩序重構演變的歧見，促使本篇論文想提出一個核心問題：什麼是形塑美國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有哪些國際關係理論是有助於我們瞭解這強權競爭與國際秩序重構背後的驅動力量？關於美中兩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問題，論者或從「安全困境」的角度，或從「權力

註泝在此，本文援引 Christopher Layne 對美國巨型戰略的界定（to maintain overwhelming U.S. geopolitical dominance and muscular idealism）為概念，定義戰略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係指強權之間相互角逐「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影響優勢。換言之，強權之間的戰略競爭即是強權國家們相互競逐一個共同目標，此目標乃是一國要比另一國在掌握地緣控制與思想意識形態上更具有影響力的優勢。參照：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 此外，本文認為華盛頓與北京「既是戰略伙伴也是戰略競爭者的關係」，而彼此關係的定位則是視雙方對「議題」的態度而定。例如：在反恐怖主義戰爭與台灣獨立議題上，華盛頓與北京是屬於戰略伙伴的關係；然而在武器擴散與軍備發展議題上，雙方則是處於戰略競爭者的關係。參照：David Shambaugh, “Facing Reality in China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1（January/February 2001）, pp. 56~58.

註沴關於「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請參照：Denny Roy, “Hegemony on the Horiz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Summer 1994）, pp. 149~168;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r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March/April 1997）, pp. 18~32; 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Spring 2001）, pp. 5~40; 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Summer 2006）, pp. 45~52.

註沊關於「中國崛起對美國或西方之影響感到悲觀」的論點，可參考「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的文獻（同註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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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角度，或從「權力轉移」的角度來解釋與說明。但是在既有的文獻裡，我們甚少見到學者將此一議題置放在這三個理論當中（也就是一個更大的架構裡）一起討論。基本上，本文認為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正是源自於國際政治中之「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這三股力量的驅使；而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三者也恰好提供美中戰略競爭所需之理論解釋。本文的焦點是集中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相對的「力量流動」（dynamics of power）變化上。當我們在中國崛起的脈絡裡進一步審視東亞區域秩序的轉變時，作者認為在後冷戰時期驅策美國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主要力量是源自於雙方「不平均的國內發展」、「權力之間的轉移」與「權力的重新分佈」。隨著雙方權力轉移的出現，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則是另外兩股驅動力量「加速」、「惡化」與「升高」兩國之間的競爭（圖 1）。這樣一個「由內向外」（inside-out，先由國家內部發生，後導引國家外部關係之改變）的權力流動與變化觀點，其因果關係之邏輯如下：因為經濟發展，中國變得更為富有，並且在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每年在國防支出上維持兩位數的成長，所以北京的力量正迅速地趕上華盛頓。雙方在國內經濟與軍事發展的不同速度非但縮短了彼此之間國力的差距，同時也影響了雙邊關係的發展。而此一結果也重新形塑了雙方的政治菁英與外交決策者看待彼此的觀點（此一效應被界定為權力轉移的「外部性」）沝。在這權力轉移的過程裡，雙方心理上對權力變動所產生的不安全感則加速、惡化與升高了彼此之間的「安全困境」。當美中雙方努力加強各自的國防武力時，他們同時也創造相反的效果：增加自己防衛的難度與削弱自己安全的基礎。另一方面，權力轉移的結果也促使雙方重新評估，並且重新定義東亞的區域秩序「應該是什麼」或「應該要如何」。對中國而言，北京努力嘗試達到一個新的「權力平衡」（挑戰並且改變一個既存不平衡與不對稱的現狀）；對美國來說，華盛頓則努力維持既有對其有利的「權力不平衡」（保持並且繼續一個既存不平衡與不對稱的現狀）。然而在這三個理論的大架構裡，本文認為「權力轉移」、「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三者是有「主要」與「次要」的區別。詳言之，與安全困境和權力平衡相較，權力之間的轉移才是真正塑造美中兩國走向戰略競爭的主要力量。之所以將「權力轉移」視為比「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更為「主要」的原因是：倘若兩國之間的權力變動不出現「縮短」或「接近」的話，一方面，美國將不會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壓力，也不易感受到中國可能的挑戰與威脅。另一方面，中國則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或有意願卻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的霸權。換言之，正因為是美中兩國的國力出現消長與接近，華盛頓不只是感受到中國的快速崛起，同時也感受到中國的挑戰與威脅；北京也因為國力的不斷提升而更顯得自信，變得更有意願與更有能力挑戰美國的領導地

註沝權力轉移的外部性效應（an externality or external effect of power transition）係指一個國家內部的經濟與軍事成長導致該國在對外關係上的轉變，例如：因為國內的發展而造成縮小或擴大與他國之間國力的差距。參見：Jacek Kugler and A.F.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Manus I. Midlarsky ed., Handbooks of War Studies（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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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之所以將「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視為美中競爭的「次要」驅動力量，其考量是：若不是中國內部出現快速的經濟與軍事成長，並且縮短與美國之間的國力差距，那麼美中兩國的安全困境或許不會發生，亦或許會發生，但不至於迅速惡化；美中兩國的權力平衡也不會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到底還是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或有意願卻沒有能力去打破現存的權力不平衡，進而達到一個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權力平衡。綜合而論，「權力轉移」與美中兩國相對國力的消長與接近既是雙方走向戰略競爭的「主要」驅動力量，同時也是點燃彼此間「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問題的核心關鍵。圖 1 權力轉移、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脈絡裡的美中戰略競爭

資料來源：作者繪圖。就美國與中國之所以進行戰略競爭的理論解釋上，本文認為「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與「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這三個國際關係理論是最適合被援引說明解釋的。首先，從安全困境的角度來說，由於一個國家提升國力以捍衛其安全的同時，也被其他國家視為是對該國家安全防衛上的削弱與威脅沀。因此在華盛頓的眼中，中國不斷地強化其國防力量將被美國視為是對其安全

註沀關於「安全困境」的文獻，請參照：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2, no. 2（January 1950）, pp. 167~214;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權力轉移（內部面向）國內的不平均發展：中國的速度與幅度快於、大於美國權力轉移（外部面向）外部性（externality）：強權之間國力的縮短與接近安全困境權力平衡美中戰略競爭競逐在區域或全球擁有影響力的優勢中國更顯自信，更有意願與更有能力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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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領導威信的一大挑戰，反之亦然。其次，從權力平衡的觀點來看，雖說目前東亞的安全與穩定是建立在權力結構的「不平衡」（unbalance）與「不對稱」（asymmetry）之下，也就是所謂的「美國霸權穩定」，然而中國的成長與崛起已被視為是將來制衡美國霸權最重要的一股勢力泞。再者，從權力轉移的面向思考，當具挑戰者身分的國家與具衛冕者身分的國家在國力接近的時候，衝突與戰爭的發生是極有可能的泀。而當前美中兩國的國力相對變化與彼此對雙方關係定位的分歧，似乎正座落在此一情境與脈絡裡。在接下來的段落裡，本文將依據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權力變動，在「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的複合脈絡（multiple contexts）裡探討何以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是受到這三者的驅使。首先，本文將上述三個理論放在四個特殊面向上做比較。此四個面向分別是：（1）國際體系的假定，（2）國家性格特質的假定，（3）和平穩定與戰爭爆發的條件，以及（4）理論的反例、侷限與缺失。其次，從國內經濟發展、軍事費用支出以及政治菁英與群眾對彼此的態度等三個角度，本文觀察美中兩國之間的權力相對消長，並驗證驅策兩者進行戰略競爭的主要動力正是兩國之間的權力轉移，再者是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再其次，附帶地，作者嘗試解釋何以美中兩國在權力消長發生的此時，並未如上述三個理論所言地爆發軍事衝突？本文認為阻止或延遲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爭發生主要是受到兩股力量的影響：一是華盛頓對中國採行相當程度的「交往政策」；另一則是北京對美國與全世界宣稱其「和平崛起」。最後，本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January 1978）, pp. 157~180; Evan Braden Montgomery, “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2（Fall 2006）, pp. 151~185;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4（Spring 1999）, pp. 49~80.

註泞關於「權力平衡」的文獻，請參照：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 Knopf, 1978）;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New York: Routledge, 1996）;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Summer 2000）, pp. 5~41; T.V. Paul, “Introduction: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levance,” in T.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5. 關於「美國霸權」的文獻，請參考：G. John Ikenberry,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atrick Karl O'Brien and Armand Cleese eds., Two Hegemonies: Britain 1846-1914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1-2001（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2）.

註泀關於「權力轉移」的文獻，請參照：Jacek Kugler and A.F.K. Organski, op. cit.; Randall 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1~31;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d and A. F. K. Organski,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Douglas Lemke, “Great Power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A Power Transition Perspective,” in T.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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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總結：從權力流動變化的觀點來看，華盛頓與北京在後冷戰時期的戰略競爭主要是受到兩者之間權力轉移的驅使。伴隨著權力轉移的加劇，美中之間的安全困境也為之惡化；對權力「不平衡」與「不對稱」的態度也出現差異。然而目前美中關係的發展與權力轉移、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理論的推演卻是「不完全地」契合，其主要的原因即是雙方對彼此的態度與政策並非完全從權力政治的觀點著眼。也因為這一個理論與實際的「落差」，本文認為此一落差適足以給「國際體系」與「國家行為」一個進行對話的機會；也讓國際關係研究在「分析層次」的問題上擁有一些再思考的空間。

貳、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的理論比

較

在援引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這三個次理論來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之前，本文認為有必要對此三理論做相互對照與比較。藉此，我們將釐清各自不同的假定基礎，並且認知到這樣不同的假定基礎會歸納出不同的結論。接下來，本文分別從（1）國際體系的基本假定，（2）國家性格特質的假定，（3）和平穩定與戰爭爆發的條件，及（4）理論的反例、侷限與缺失等四個面向來回顧、比較、並從新評估這三個理論。

一、

國際體系的基本假定：無政府狀態 vs. 層級節制

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此三個理論首先在關於國際體系本質的假定上出現差異：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理論認為國際體系本身是無政府狀態，而權力轉移理論則認為國際體系基本上是層級節制的結構。在現實主義論者的眼中，由於「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被視為是國際政治裡兩個極為重要的自然現象，因此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理論對國際體系的基本假定也就是立基於現實主義對國際體系的基本假定：無政府狀態。所謂的無政府狀態，其定義係指「在國際體系之中不存在一個至高無上，或是比國家更高的權威，而此權威能排除國家之間的爭端並且強制所有的國家服從其所做之判決」（圖 2）洰。在這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國家是此體系裡最重要的行為者；同時國家也會理性地尋求其權力與安全的極大化。因此從現實主義的角度

註洰 Richard Betts ed., Conflict after the Cold War: Arguments on Causes of War and Peace（New York: Longman, 2002）; Jack S. Levy, “Why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 in Paul T.V.,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9~51;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eople’s Power, Preferences, and Perceptions（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6）; Bruce Russett, Harvey Starr and David Kinsella, World Politics: The Menu for Choice, 8th ed.（Belmont CA: Thomson/Wadswort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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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衝突與戰爭是源自於兩個自然狀態：一個是屬於宏觀層次與結構因素，亦即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另一個則是屬於微觀層次與個別因素，亦即國家是自私自利並且理性地追逐權力與安全的擴大。首先，做為國際關係裡一個重要的現象，安全困境論者的論證發展主要是根據國際體系乃是無政府狀態的此一基本假設泍。根據 Robert Jervis 的定義，安全困境係指「國際關係裡的一種情況，當一個國家透過許多方法用以增加本身的安全時，同時它也在削弱別的國家的安全」泇。換句話說，一個國家（甲國）對安全的尋求，會造成別的國家（乙國）的不安全。乙國由於不安全感與安全受到威脅，於是乙國也致力於提升國力以尋求安全保障。然而，弔詭的是當乙國也積極尋求安全保障的時候，對甲國來說，卻也是一種安全上的挑戰與威脅。也因此對甲國而言，尋求「增強」安全的過程與結果也是「減弱」自身的安全，於是甲國便身陷於進退兩難的「安全困境」之中。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乙國。此外，安全困境的邏輯也可以被解釋為：由於國際體系中缺乏足以強制約束秩序以及懲罰破壞規則者的至高權威，於是定義中的無政府狀態遂允許也鼓勵主權國家去尋求更多的力量以求自保，如此以遠離其他國家的威脅。可是，當國家在這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裡尋求權力與安全極大化的時候，其擴張的行為也將導致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力量競爭，最後演變成整軍經武與軍備競賽沰。其次，與安全困境的邏輯相似的是，權力平衡論者的論證也是根據國際體系乃是無政府狀態的基本假定展開。Morgenthau 便認為國際政治是一種國家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環境裡相互競逐權力的情況；而權力平衡可視為是國際關係裡的一個普遍的原則泹。權力平衡的主要邏輯是認為，國際體系的安全與穩定是建立在該體系中的國家之間的「力量平均分佈」之上。因為在權力平均分佈與平等對稱的情況下，沒有單一的國家或國家聯盟擁有更大的力量足以攻擊並戰勝另一個單一的國家或國家聯盟，所以和平與穩定是最有可能達到的泏。反過來說，只要國際體系中的任何單一國家或國家聯盟，當它的力量超過另一個單一國家或國家聯盟時，於是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隨即被打破，現狀立刻被改變。權力失衡的國際體系將由和平與穩定的狀態向戰爭與動盪的狀態變動，因為被超越的一方不樂意見到其力量處於落後，安全受到威脅，於是將尋求力量的提升並且迎頭趕上已超越的一方。同樣地，Waltz 也界定國際政治體系為或多或少的無政府狀態泩。由於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而每一個國家總是不斷地追求自身的生存與安全，因此弱小的國家會透過兩個途徑來制衡強大的國家：一是藉由國家內部的國力提註泍同註沀。

註泇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p. 169. 註沰 Bruce Russett, Harvey Starr and David Kinsella, op. cit.

註泹 Hans J. Morgenthau, op. cit., pp. 29, 183~193; Michael Sheehan, op. cit., p. 5. 註泏 T.V. Paul, op. cit., p. 5.

註泩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 111; Kenneth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Spring 1988）, p.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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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另一則是透過國家外部的合縱連橫，如此以達到權力平衡的狀態並保障其國家的安全。然而，相對於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之假定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權力轉移論者則認為國際體系的本質是一個層級節制的系統泑。也就是說，國際體系的結構是有位階高低的區分：力量強大的國家位處於高階的位置，而力量弱小的國家則為位處於低階的位置；位於高階的大國對位於低階的小國具有影響，甚至掌控的力量。在此，層級節制的定義為「一種安排，在其中有些國家擁有最多的資源（比如：財富、軍力與國際社會的聲望），有些國家則是擁有最少的資源，而有些國家則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炔。由於權力在這世界上的不平均分佈，以及力量和資源總是集中在少數國家的手上，因此國際體系總是被認為是一個由少數強國，或更強的國家所治理、主宰的環境。在權力轉移論者的眼中，雖然國際體系或多或少還是屬於無政府狀態，然而國際秩序卻不全然是混亂失序。相反地，國際秩序是由若干更具力量的國家所支配統治。Jack Kugler 與 A.F.K. Organski 更進一步界定國際體系是一個「層級節制的金字塔」（a hierarchical pyramid），而這金字塔主要是由以下四個類型的國家所組成：一是最具支配優勢的霸權（dominant power），其可被視為是國際體系裡最強而有力的國家，位處該體系裡的最高階位置。二是較前者低一位階的強權（great powers），他們的國力雖不足與前者相互匹敵，然而卻是極有潛力在未來挑戰前者的霸權地位。三是更低一位階，位處國際體系中下部分的中等強權（middle powers）。四則是再更低一位階，位處國際體系底層的弱小國家（small powers）（圖 2）炘。權力轉移論者的國際體系觀非常類似於一般國家的國內政治系統概念，乃是在於強調結構或系統的「階層組合」，上一位階者對下一位階者具有支配、管理的影響力。此外，這樣的層級節制不只是存在於「全球」的國際體系裡，它同時也存在於任何的「區域」系統中。雖說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區域性的強權（regional dominant power）是臣屬於全球性的強權（global dominant power），但這並不必然表示後者在任何的國際事務議題上是可以為所欲為炅。相反地，

全球性的強權在若干程度上是必須與區域性的強權進行妥協，甚至於是讓步。因此總結來說，在國際體系的基本假定上，權力轉移理論所勾勒的國際體系結構「層級節制」，是明顯不同於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理論所描述的國際體系結構「無政府狀態」。

註泑 Jacek Kugler and A. F. K. Organski, op. cit., pp.173~175;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d and A. F. K. Organski, op. cit., pp. 6~8; Douglas Lemke, op. cit., pp. 55~58.

註炔 Bruce Russett, Harvey Starr and David Kinsella, op. cit., p. 80.

註炘 Jacek Kugler and A. F. K. Organski, op. cit., pp.173~175;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d and A. F. K. Organski, op. cit., pp. 6~8. 註炅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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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對國際體系基本假定

1.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立基於現實主義）：無政府狀態（Anarchy）不存在一個足以完全控制或影響主權國家之行為的至高權威

2.權力轉移：層級節制（Hierarchy）

資料來源：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部分，作者自繪；權力轉移部分取自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d and A. F. K. Organski,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 10.

事實上，不論是「無政府狀態」或是「層級節制」，本文認為此兩者乃是國際體系的一體之兩面，國際體系的本質可被視為是無政府狀態，或是層級節制，或是既是無政府狀態也是層級節制。一方面，與權力轉移理論相較，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理論並未考量到國家之間的力量、能力與天然資源是不平均分佈的現實。一般而言，這些力量與資源多是為單一超級強權或一些次級強權所擁有。也因此，國際秩序多是被這些國家所支配掌控炓。對權力平衡理論而言，雖說該理論討論到權力分佈對國際體系穩定與否的影響，從能力分佈的角度來界定國家的力量，並且集中焦點說明力量的擁有會

註炓 Douglas Lemke, “Great Power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A Power Transition Perspective,” p. 55.

甲國乙國丙國最具支配優勢的霸權（dominant power）強權（great powers）中等強權（middle powers）弱小國家（small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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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響與改變國家的對外行為，但不論是 Morgenthau 或 Waltz，他們都沒有從國家之間權力不平均分佈的事實，來解釋國際體系可能是「層級節制」的結構，而只是在一開始便假定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炆。另一方面，雖說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家間的力量是呈現不平均的分佈；國際體系是一個由霸權與強權所支配掌控的階層結構。但是它也必須認知到，不論是最具支配優勢的霸權或是國際組織與國際建制，國際社會終究還是不存在一個至高的權威足以完全控制或影響主權國家的行為。因此誠如 Waltz 所言，國際體系的結構還是「或多或少」的無政府狀態。在這樣的國際體系中，在某些特定的國際事務議題上，霸權國家未必能一意孤行、為所欲為，而是必須與其他強權國家或弱小國家尋求跨國與多邊的合作，方能達成其國家的利益與目標。因此，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層級節制的國際體系還是在無政府狀態之下所做出的闡釋，其本身並未脫離無政府狀態的大前提。

二、國家性格特質的假定：自私自利與自助自保 vs. 對

現狀的滿意或不滿意

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三個理論的第二個差別，乃在於它們對國家性格特質的基本假定不同，而這個差別也造成了他們彼此對衝突與戰爭之所以存在於國家之間有不同的解釋。首先，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兩者乃假定國家就像人類一樣，是自私自利的。從國家是自私自利的角度來看，國際政治乃被視為是國家自助以求自保的一種過程炄。相對地，權力轉移理論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界定國家的性格特質，該理論認為跨國之間的衝突與戰爭，端賴於一個國家對現狀的滿意或不滿意而定炑。針對權力轉移理論的假定，本文則進一步說明，衝突與戰爭的可能性是與國家的意願與能力息息相關的炖。做為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中的兩個主要次理論，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兩者皆定義國家是國際體系裡自私自利的行動者。由於國家在對外關係的行為上，是以有如人性的自私自利為出發點，因此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中，國家的基本目標乃在於尋求力量的提升以保障自身的生存與安全。另一方面，由於在國際體系中，無一至高的權威能確保任何一個國家的安全，而一個國家也不能完全依賴其他國家的保護或與他國家的合作，因此最終地，國家仍是必須依靠自己來保衛自己。於是，在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論者的眼裡，國家的本質乃是自私自利的；而國際體系的本質即是一個自助自保的環境炂。另外，對安全困境理論來說，現狀的改變與穩定的打破，一方面除了

註炆 Hans J. Morgenthau, op. cit., p. 18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91~192. 註炄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op. cit., p. 129.

註炑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d and A. F. K. Organski, op. cit., p. 9.

註炖 Jacek Kugler and A. F. K. Organski, op. cit., pp.177~178; Randall L. Schweller, op. cit., pp. 19~23. 註炂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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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來自於國家的自私自利性格外，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源自於國家的誤解與誤判。Robert Jervis 便論述到，外交政策制訂者對國際環境與其他國家的認知與瞭解是從現實世界而來，它們會深深地影響到國家的對外行為，也深刻地影響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炚。也因為如此，蒐集、分析與詮釋資訊遂在國家的認知形塑過程裡扮演極為重要的關鍵。但是卻也因為資訊的不確定性與不完全之限制，國家無法準確地解讀它的競爭者或反對者是如何看待它們彼此共同競逐的標的，或各自的偏好順序。於是乎，錯誤認知的形成極有可能導引國家制訂出錯誤的政策炃。相反地，倘若資訊與情報能被準確地蒐集、分析與解讀，則國家將可能避免彼此之間的誤解與誤判，甚至因此而避開可能爆發的軍事衝突。舉例來說，許多關於美國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樣中國政策的爭論，部分原因乃是源自於華盛頓方面無法精確地解讀北京真正的動機與戰略意圖；而北京方面也無法百分之百地掌握華盛頓可能的反應與動作。因為彼此對對方的訊息不夠明朗，無法精準地瞭解與研判對方可能的想法和行動，於是雙方誤解與誤判的機率為之升高，如此也因而加速、並且惡化彼此的安全困境（因為情況不明，基於自利自保的本性，國家唯有尋求力量提升之一途）。相對地，權力轉移理論則沒有明顯地在國家是自私自利的基本假定上著墨太多，反而是從心裡學的角度來審視國家的對外行為—亦即國家的對外政策是形塑於該國對既存的區域或全球層級結構感到相對「滿意」或「不滿意」。透過滿意與不滿意的二分法，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際秩序，以及衝突與戰爭的發生，主要是受到「滿意現狀的國家」如何與「不滿意現狀的國家」互動所影響。一般而言，在層級節制的國際體系裡，最具支配優勢的霸權與若干的強權國家是相對滿意於它們在國際體系裡所處的地位，傾向於保持它們所享有的利益與聲望，並且捍衛既有存在的現狀，於是它們的行動是近似一位「衛冕者」。相對地，有些強權國家與大部分的中等強權則對於它們所擁有的國家利益，國際地位與國際聲望感到不滿意，因而傾向於挑戰、打破、並改變既有存在的現狀，於是它們的行動會類似一位「挑戰者」。當它們之間的相對力量發生轉移與變化的時候，挑戰者會試圖努力趕上並超越衛冕者，並且向衛冕者做出挑戰。 Kugler 與 Organski 認為，就在「滿意現狀的國家」與「不滿意現狀的國家」之間相對權力發生轉移、變化的時候，國際體系的不穩定是很有可能發生，尤其是當後者（挑戰者）躍躍欲試想改變現狀，而前者（衛冕者）又努力試圖想維持現狀的時候牪。更進一步地，透過衛冕者與挑戰者之間滿意與不滿意的不同組合，權力轉移理論勾勒出「安全穩定與經濟整合」以及「軍事衝突與戰爭爆發」的各種條件。基本上，該理論認為「安全穩定與經濟整合」是較有可能存在於「滿意的國家對滿意的國家」的組合之中；而「軍事衝突與戰爭爆發」則是較有可能存在於「滿意的國家對不滿意的國

註炚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10, 54~57.

註炃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p. 169;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10, 54~57; Evan Braden Montgomery, op. cit., pp. 15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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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是「不滿意的國家對不滿意的國家」的組合裡（表 1）狖。表 1 「安全穩定與經濟整合」vs.「軍事衝突與戰爭爆發」在「滿意與不滿意的衛冕者」對「滿意與不滿意的挑戰者」的組合之中衛冕者（最具支配優勢的霸權 dominant power）滿意不滿意和平穩定經濟整合軍事衝突戰爭爆發（衛冕者想要得更多）滿意挑戰者（強權國家great powers）不滿意軍事衝突戰爭爆發（挑戰者想要得更多）軍事衝突戰爭爆發（兩者都想要得更多）資料來源：作者製表。固然，權力轉移理論給了我們一個不同於傳統現實主義的國家本質基本假定。但是在此，本文試著提出一組問題：第一、從衛冕者的角度來看，最具支配優勢的霸權與若干的強權國家必定會傾向於維持現狀嗎？第二、對衛冕者來說，它有無可能允許挑戰者去挑戰或改變現狀，不論是漸進地或是急遽地改變？第三、如果衛冕者允許挑戰者去挑戰或改變現狀，為什麼衛冕者會允許如此？第四、在什麼環境中，或在什麼條件下，衛冕者會與挑戰者達成妥協？或對挑戰者採行讓步？第五、相對地，從挑戰者的角度來看，強權國家或中等強國必定會傾向於挑戰現狀嗎？第六、對挑戰者來說，它有無可能不去挑戰、改變現狀，或是暫緩挑戰、改變現狀？第七、為什麼挑戰者不去，或是暫緩挑戰、改變現狀？第八、在什麼環境中，或在什麼條件下，挑戰者不去，或是暫緩挑戰、改變現狀？本文認為在實際經驗上，有兩個默許的例子是與權力轉移理論所強調「衛冕者會傾向於維持現狀」的論點相左的（雖然這兩個例子中的挑戰者是符合該理論所描述的，也就是「挑戰者會傾向於改變現狀」）：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 1930 年代，英國對德國在歐洲大陸的恣意擴張採取綏靖安撫與姑息的政策。另一則是在 1930 年中期到 1940 年初期，面對日本在中國東北、東南亞與西太平洋的版圖擴張，美國則是採取容忍觀望的態度。從這兩個例外來看，現今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否也類似於 1930 年初期的英國對德國，以及 1930 年中期到 1940 年初期的美國對日本？是綏靖與姑息的另一個版本（默許中國擴張）？而現今的中國亦未全面地選擇對抗，或甚至攻擊美國，這是否也是一個迥異於權力轉移理論所言「挑

註狖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d and A. F. K. Organski, op. cit.,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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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者會傾向於改變現狀」的例外？從以上的例外與問題當中，作者認為除了關照到國家對現狀是否「滿意」或「不滿意」之外，我們必須更進一步追問國家是否有「意願」與「能力」去對現狀做出反應與行動。換句話說，國家之所以選擇「維持」或「改變」現狀，以及選擇與其他國家進行「對抗」或「合作」，都深深取決於他們採取行動的「意願」與「能力」狋。在邏輯推論上，關於國家的意願與能力之組合至少有以下四種類型（表 2）：第一，國家既有意願（或意願堅強）也有能力（或能力足夠）面對現狀的變動。這樣的情況可以是衛冕者，也可以是挑戰者。當國家既有意願，也有能力去面對現狀變動的時候，它會傾向於「鷹派」的作風。最具支配優勢的霸權與其他的次等強權會相互地競爭與衝突；挑戰者會向衛冕者做出挑戰，衛冕者會抵抗挑戰者所欲改變現狀的企圖。第二，國家雖有意願（或意願堅強）但卻沒有能力（或能力不足）面對現狀的變動。這樣的情況一般是指挑戰者，因為挑戰者的能力比衛冕者的能力較薄弱。當國家雖有意願卻沒有能力（或能力不足）去面對現狀變動的時候，它會傾向於「少一點鷹派」，「多一點的鴿派」的作風（能力問題使然）。它會在若干程度上選擇與競爭對手妥協或讓步；會選擇繼續遵守由霸權所規範的遊戲規則，直到有一天它的力量足以挑戰霸權的時候。第三，國家雖有能力（或能力足夠）但卻沒有意願（或意願薄弱）面對現狀的變動。這樣的情況一般是出現在衛冕者，因為衛冕者比起挑戰者更具有能力。當國家雖有能力（或能力強大）但卻沒有意願（或意願薄弱）面對現狀變動的時候，它也會傾向於「少一點鷹派」，「多一點的鴿派」的作風（意願問題使然）。它也會在若干程度上選擇與競爭對手妥協或讓步；它也有可能選擇允許或默許強權國家漸進地（而非急遽地）改變現狀。第四，國家既沒有意願（或意願薄弱）也沒有能力（或能力不足）面對現狀的變動。這樣的情況一般是出現在強權國家、中等強權與弱小國家，因為他們缺少足夠的力量與最具支配優勢的霸權競爭。從角色的定位來看，它們並不是挑戰者，因為它們既沒有意願（或意願薄弱）也沒有能力（或能力不足）去改變現狀。一般而言，它們會傾向於「鴿派」的作風；它們會選擇繼續遵守由霸權所規範的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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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家面對現狀變動的意願與能力之組合意願（willingness）強弱（1）可以是衛冕者，也可以是挑戰者傾向於「鷹派」作風國家選擇競爭與衝突（3）通常是衛冕者傾向於「少點鷹派」，「多點鴿派」作風國家選擇與競爭對手妥協或讓步強能力（capability）弱（2）通常是挑戰者傾向於「少點鷹派」，「多點鴿派」作風國家選擇與競爭對手妥協或讓步（4）多是強權國家、中等強權與弱小國家；不是挑戰者傾向於「鴿派」作風選擇繼續遵守由霸權所規範的國際秩序資料來源：作者製表。沿著最具支配優勢的霸權與次等強權之間的「意願」與「能力」邏輯，本文認為國際體系的安全與穩定最有可能被打破的時間點，是在當挑戰者（次等強權）既有意願，又有能力去「挑戰」最具支配優勢的霸權（衛冕者）的時候。在表 3 當中我們發現，當「堅持維持現狀的衛冕者」與「努力挑戰現狀的挑戰者」相互衝突時，戰爭最有可能發生，穩定最有可能被打破，以及現狀最有可能被改變（參照表 3 之組合（1））。此外，本文認為現狀的被打破也有可能在另一個情況裡發生：當衛冕者「雖有能力卻沒有意願去維持現狀」，而挑戰者「既有意願又有能力去挑戰現狀」時，安全與穩定將受到挑戰（表 3 之組合（2））。就此情況而言，國際秩序將因為挑戰者的崛起而受到衝擊，穩定的狀態將朝向不穩定的狀態變動。相反地，不論衛冕者是否有意願維持現狀，當挑戰者（1）雖有意願卻沒有能力，（2）雖有能力卻沒有意願，或（3）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挑戰現狀時，現有的國際體系會呈現比較安全與穩定的狀態。基於以上的推論，本文歸結改變現狀與打破穩定的主要原因，是來自於挑戰者的態度（因為衛冕者多是傾向於保有現狀，除非它也想改變現狀，得寸進尺地獲得更大的力量與利益，如此也將引發挑戰者的反彈）狘，尤其是當它對其所處的國際地位感到不

註狘 Steve Chan 提出與「權力轉移」理論相反的論證。Steve Chan,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1~197. 根據 Douglas Lemke 的書評指出，Chan 認為當今對國際體系之穩定的最大威脅並非來自於中國，而是來自於美國。許多證據顯示，美國的緊張與焦慮是來自於兩方面的：一是中國國力不斷地提升，另一則是美國自身力量的下滑。而在北京尚無強大的實力足以抗衡華盛頓的此時，美國在許多時候才是真正破壞國際秩序與穩定的始作俑者。請參考：Robert Sutter, “Book Review on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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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而它既有意願也有能力去挑戰由衛冕者所規範的國際秩序的時候。表 3 傾向維持現狀的衛冕者 vs.傾向挑戰現狀的挑戰者衛冕者（維持現狀）既有意願又有能力雖有能力卻無意願（1）現狀被改變和平與穩定被打破衝突與戰爭爆發（2）現狀被改變歧見與衝突但非戰爭（3）現狀持續 _{（4）現狀持續} 既有意願又有能力有意願卻沒有能力挑戰者（挑戰現狀）有能力卻沒有意願（5）現狀持續（6）現狀持續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7）現狀持續（8）現狀持續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三、和平穩定與戰爭爆發的條件：權力平均分佈 vs. 權

力不平均分佈

第三個在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三個理論之間的差別，是它們界定和平穩定與戰爭爆發的條件不同。雖然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理論在看待國家的行為上有相類似的地方，即它們皆集中焦點討論國家「尋求權力」的行為如何影響國際秩序的穩定；在它們的眼中，權力永遠是國際體系穩定與不穩定的關鍵。然而，不論是權力平衡理論所強調的「權力平均分佈」，或是權力轉移理論所著重的「權力不平均分佈」，安全困境理論並沒有分析到「權力分佈」的狀態會影響到國際的和平與戰爭。在安全困境理論家的眼中，除非國家不尋求保障其國家安全，並且放棄加強其防衛能力，否則國際體系的不穩定是無可避免的，而戰爭總是不斷地重複發生。而對權力平衡理論家來說，雖然他們為了到底是多極體系或兩極體系比較穩定而彼此爭論，但他們卻有一個共識：只要權力達到「平均分佈」的狀態，不論是在多極體系或兩極體系之下，國際體系都會呈現相對的穩定。相反地，權力轉移理論家卻是認為，權力「不平均分佈」的國際體系，特別是由一個最具優勢的霸權所掌理的單極體系，乃是最為穩定的國際環境。換句話說，權力平衡認為安全穩定的基礎乃在於重要的國家之

Critique,” East Asia, vol. 24, no. 4（Winter 2007）, pp. 425~427; Douglas Lemke, “Book Review on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6, no. 3（September 2008）, pp. 64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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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力量平均、平衡；當力量的平均、平衡被打破時，衝突與戰爭也就隨之發生。權力轉移則視霸權的存在為安全穩定的基礎，當對現狀不滿意的次等強權崛起，進而挑戰霸權國家的領導地位時，戰爭的可能性也就隨之增加。首先，安全困境理論似乎略過關於權力分佈的討論，而直接對焦在無政府狀態與國家自私自利的性格上。它對國際體系的安全與穩定是感到悲觀的，同時也認為衝突與戰爭是國際關係裡一種「持續不斷的自然與普遍現象」。而此一現象主要是受到兩個結構因素的影響：一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另一是國家追求力量與安全極大化的本性。在安全困境論者的眼中，國家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無政府狀態裡從未擁有安全感，其他國家追逐權力與安全的行為對該國家而言，永遠是一種威脅狉。正因為如此，國家會透過內部的整軍經武，或外部的合縱連橫來提升力量以保障自身的安全。而這樣的過程與結果，遂也造成國家與國家落入軍備競賽的惡性循環當中。於是，在安全困境的脈絡裡，現狀總是不斷地改變與被改變著；國際體系的安全穩定在國家之間的軍力競爭威脅下顯得脆弱而易碎，國際體系總是處在戰爭的邊緣。相對地，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理論則對權力分佈的問題多所著墨，雖然它們存有對彼此不同的見解，但是兩者皆認為國際體系的穩定與不穩定是與權力分佈的現象息息相關。權力平衡理論認為，當力量平均散佈在國家之間，而沒有一個單一的國家，或國家聯盟擁有多餘超過的力量足以攻擊、戰勝另外一方，因此國家會傾向於保守的態度，不易進行發動攻擊的行為，也因此和平與穩定是最有可能達到的狜。相反地，一旦單一的國家或國家聯盟的力量超越另外一方的時候，國家間的權力平衡隨即被打破，現狀為之改變，衝突與戰爭因此爆發，國際體系從穩定狀態向不穩定狀態變動。因此權力平衡的狀態乃被界定為「主要國家之間的力量均衡狀態」。它是國際體系層次或次層次裡的一種政治結果；同時也是國家用以追求該結果的策略與外交政策行為狒。因此對國家而言，權力平衡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準此，Richard Rosecrance 認為權力平衡必須有以下的條件：其一、國家必須是出於防衛性而不是攻擊性的動機；其二、國家必須是加入弱小而非強大的一方；其三、當它的盟友與權力平衡狀態受到威脅時，國家會願意捍衛並修復權力平衡狔。在現實主義理論家的眼裡，權力的平衡與不平衡永遠是國際政治裡的自然與普遍現象，兩者間的交替與轉換是宇宙間的一種天然循環，一如潮起潮落，日昇日落，與春去秋來一樣—權力平衡會向著權力不平衡變動，而權力不平衡也會向著權力平衡移動。只要不平衡存在著，有一天它終將會被轉化為平衡；只要平衡一被打破，有一天它終將會被恢復狚。因此在權力平衡的脈絡裡，現狀

註狉 John H. Herz, op. cit., pp. 167~214;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pp. 157~180. 註狜 T.V. Paul, op. cit., p. 5.

註狒 Ibid, p. 2.

註狔 Richard Rosecrance, “Is There a Balance of Power?” in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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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與否，以及國際體系的穩定與不穩定，是取決於國家之間的權力分佈狀態，以及重要國家或國家集團之間的互動結果。只要一方試圖挑戰與改變力量的平均分佈狀態，以權力平衡為基礎的安全穩定將隨即被破壞。唯有在雙方（兩極體系）或三方（或三方以上，多極體系）的力量相互等同時，國際體系的穩定才有可能被維持。當有一方向另外一方（兩極體系）或另外兩方（多極體系）失去對抗制衡力量的時候，穩定的國際體系會被打破，不穩定會隨之出現。然而與安全困境理論相類似的是，權力平衡理論也認為，權力平衡與不平衡背後的驅動力量是來自於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以及國家在該體系中，因為不安全感與自私自利，而不停地追逐力量與安全的極大化。根據上述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兩個理論的比較，它們兩者是否有關連？若有，那是什麼關係？本文認為，在和平穩定與戰爭爆發的條件此一面向上，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兩者是權力政治或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之一體兩面，而且彼此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的辯證關係（圖 3）。一方面，安全困境的現象會驅動國際體系的權力分佈出現「失衡與再平衡」與「平衡與再失衡」的發生。因為在國家尋求提升力量以保衛自身安全的過程裡，安全困境會出現在國家身上；而當國家與國家在落入戰略競爭與軍備競賽的同時，它們不只是在惡化自己的安全環境，也是在「打破」（失衡）與「修復」（平衡）彼此間的權力平衡。首先，在平衡的國際體系裡，國家基於對現狀的不安全感而欲比其他國家獲得更多的力量，於是它會藉武力擴張以尋求更大的安全保障，如此非但惡化本身的安全困境，同時也「打破」原有的權力平衡（失衡）。其次，在不平衡的國際體系裡，位處較低階的弱小國家，會藉由武力的擴張以求與位處較高階的強大國家平起平坐，此即是在「修復」權力平衡。當然位處較高階的強大國家，也會藉武力的加強以保持其領先的優勢，維持既有的權力不平衡，但也就在這同時間惡化其本身的安全困境。因此，不論權力平衡的狀態是被打破或被修復，因為受到國家與生具有的不安全感與安全困境的影響，國際體系裡的「平衡」與「不平衡」會不停地交互更迭，流動穿梭，永不止息。另一方面，權力平衡與不平衡的循環現象不只是讓國家身陷安全困境的兩難之中，國家尋求打破與修復權力平衡的過程也「加速」、「惡化」與「升高」彼此間的安全困境。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中，基於不安全感和希望比其他國家更有力量以保障自身的安全，於是國家會採行以加強武力的方式來改變（通常是弱小國家）或維持（通常是強大國家）權力的不平衡，亦或是以加強武力的方式來維持（也是改變，通常是實力相當的雙方）權力的平衡。不論國家是想要改變或維持權力的不平衡，或是想要維持（改變）權力的平衡，我們發現到在這些情況裡，國家必須採行的基本動作是提升與擴張國力（此可以是內部的整軍經武，也可以是外部的合縱連橫）。根據安全困境理論的邏輯，只要國家一旦提升與擴張國力，其他的國家也會跟進提升與擴張國力。於是，國家尋求權力與安全極大化的過程與結果，恰如也會適得其反地削弱它的力量與安全，使得它距離安全與和平更為遙遠，距離衝突與戰爭更為接近。因此，不論是從安全困境看權力平衡，或是從權力平衡看安全困境，兩者皆在權力政治的國際關係中相互影響，彼此帶動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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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之間的相互依賴資料來源：作者繪圖。與權力平衡理論相反的是，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際體系的穩定並非是建立在兩極體系或多極體系的權力平均分佈上，而是建立在由一個最具主宰優勢的霸權所組成的不相等、不平衡與不對稱的系統。而國際體系的不穩定則是會出現在權力轉移發生的過程裡，尤其是當強權國家，一方面在其國家的內部出現急遽的成長，因而改變與強化它的自尊心與自信心。另一方面則在該國家的外部，因為國力快速地茁壯，使其縮短與霸權國家之間的實力差距。根據該理論的界定，權力轉移的發生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一必須是有一對霸權國家與強權國家的組合；其二必須是崛起的強權國家在內部急速的力量成長上，以更快的速度追趕超越霸權國家狌。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當權力轉移發生，國家實力接近的時候，強權國家會更有意願、也更有能力去挑戰由霸權國家所建構的國際秩序。所以權力轉移的出現，對挑戰者而言是一種「機會」，對衛冕者來說則是一種「警訊」。因為在層級節制的國際體系裡，由於國際秩序主要是由霸權所主導，並且是對霸權較為有利的，一般而言，霸權國家會對不平衡與不對稱的現狀感到滿意，並且傾向於維護它。然而在強權國家方面，當它崛起的時候，它會對其在國際體系中所享有的地位、聲望與待遇感到不滿意，它會期望別的國家，尤其是霸權國家，用不同的方式來對待它。因此，崛起中對現狀不滿的強權會傾向於挑戰、改變既有不平等與不對稱的國際結構狑。當強權國家採取行動去挑戰、改變既有的權力不平衡與不對稱時，現狀為之改變，動盪隨之發生，衝突與戰爭的可能性也因此提高。以圖 3 為基礎，當我們在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兩者中加進權力轉移此一因素後，關於國家間相互競爭與衝突的更巨幅圖像會是什麼？權力轉移現象與安全困境、權力

註狌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d and A. F. K. Organski, op. cit., p. 21.

註狑同註泀。安全困境因為不安全感與自私自利，所以不斷強化力量（現實主義基本假設）國家強化力量，增加安全的同時，也弱化力量，減少安全權力平衡因為不安全感與自私自利，所以不斷強化力量（現實主義基本假設）在不平衡的國際體系中，弱小的國家強化力量，尋求「修復」權力的平衡；強大的國家強化力量，尋求「維持」權力的不平衡在平衡的國際體系中，實力相當的國家強化力量，尋求「維持」（「改變」）權力平衡驅動驅動加速惡化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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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又會有什麼的因果關係？本文認為，第一、對一起角逐共同戰略目標的國家來說，強調「國內不平均發展」（內部性）與「國力接近」（外部性）的權力轉移，是「引發」、「加速」、「惡化」與「升高」它們之間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問題的重要關鍵。第二、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的發生，則不必然會引起權力轉移的現象。其主要的關鍵乃是，一起角逐共同戰略目標的國家之內部發展是否成「相等」或「等比例」的實力增加（圖 4）。首先，權力轉移的發生可以從兩個角度觀察：一是從國家的內部來看，必須是相互競爭的國家內部各自出現「不同速度」與「不同幅度」的政治、外交、經濟與軍事力量成長。二是從國家的外部來看，必須是各自內部不平均的發展「外溢」，導致彼此之間實力出現縮小與接近。一方面，這樣國家內部力量的轉變與國家之間實力的接近，會帶給強權國家（挑戰者）一個爭取與霸權國家平起平坐的機會之窗，同時也鼓勵它去嘗試挑戰，甚至改變既有的現狀。而另一方面，這樣的權力轉移必也迫使霸權國家（衛冕者）必須回應挑戰者的改變與行為，抵擋其崛起與挑戰現狀的可能。因此，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霸權國家與強權國家的互動，一方面既是「引發」彼此對權力與安全等共同戰略目標的競爭；一方面也是「引發」打破權力的不對稱，朝向修復一個嶄新的權力平衡邁進。而之所以「加速」、「惡化」與「升高」它們彼此的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問題，其主要的關鍵也是來自於雙方各自內部的不平均發展，與隨之而來的外部國力差距縮小。因為挑戰者的「迅速、大幅」崛起會加深衛冕者的擔憂和疑慮，進而促使衛冕者也必須「迅速、大幅」或「更迅速、更大幅」地提升國力以保持其領先的優勢。而這樣的反應與結果，自然也會促使挑戰者努力「更迅速、更大幅」或「更更迅速、更更大幅」地提升競爭力量，如此安全困境以及權力的平衡與不平衡不只是在雙方當中存在發生，同時也因此而加速、惡化與升高。其所反應的是「時間速度」與「嚴重程度」兩個面向的問題。其次，反方向地來看，本文認為，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的發生「不必然」會引起權力轉移現象的出現。根據權力轉移的定義（國家內部不平均的發展與國家外部實力的接近），權力轉移的前提必須是挑戰者與衛冕者的國內發展速度和幅度不同，而且必須是前者比後者的成長速度更快、幅度更大，並且有後來居上，甚至超越的趨勢。倘若它們彼此內部的發展是成「等量」（等差）或「等比例」（等比）的實力增加，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實力差距」，或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力量比例」，並不會因為各自國力的成長變化而縮短差距，或縮小比例（此即為在圖 4，從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到權力轉移的箭頭是虛線的原因）。換言之，權力轉移的現象也就不存在這兩個國家之間。如此，挑戰者將難有意願與能力，或有意願卻無能力去挑戰衛冕者；而衛冕者將也不必擔心挑戰者會趕上超越，挑戰成功，進而改變由其所主導的國際秩序。正因為基於這樣的論點，本文認為「權力轉移」是真正塑造美中兩國走向戰略競爭的「主要」的驅動力量，而「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則是「次要」的驅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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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權力轉移、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的因果關係資料來源：作者繪圖。

四、理論的反例、侷限與缺失

雖然安全困境、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三個理論皆對穩定和平與動盪戰爭的原因和條件提出了解釋說明，但是它們每一個依然還是有理論上的反例、侷限與缺失。首先，如果安全困境的論證是對的話，那麼我們會看到衝突與戰爭總是不斷地在國家之間上演發生。然而這並不正確。事實上，基於若干的理由，國家與國家之間並不必然會存在著安全困境的問題。相反地，這些理由的存在恰好阻擋了安全困境的發生。例如，地理的因素極有可能對國家有意發動戰爭的企圖立下一道障礙玤。也有可能是出自於國家的意願與能力問題，例如，國家雖擁有強烈的意願但卻沒有足夠的能力（如高科技能力），雖有強大的能力卻沒有積極的意願，或是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於是它選擇放棄軍事對抗的做為。而如民主和平理論者所揭櫫的，國家的政體形態也是避免國家走向戰爭衝突的一個關鍵，因為在經驗上他們發現，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是不會，或極少會發生戰爭的。另外，本文則認為，評估國家之間是否存在安全困境的關鍵，端賴於它們之間是否「一起角逐共同的戰略目標與利益」。如果國家在區域或全球之中，為一些特定的利益而相互競爭，它們會感到沒有安全感，因為它們總以為其他的國家會不停地擴張自己的實力，為的就是要從對方的身上獲得某些特殊的利益。因此總結來說，安全困境理論必須被澄清的是，當一個國家增加其軍事力量的時候，不

註玤 Jennifer M. Lind, “Correspondence: Spir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4（Spring 2000）, p. 191. 內部的權力轉移國家內部不同速度、不同幅度的成長外部的權力轉移國家力量差距的縮小與接近安全困境權力平衡引發、加速、惡化、升高不必然，前提必須是挑戰者與衛冕者的國內發展速度和幅度不同，而且前者較後者的成長速度更快、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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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表示也會減低它與其他國家的安全顧慮，或引發國家之間的軍備競賽，除非它們一起競爭著相似或共同的戰略目標與戰略利益。更準確地說，增加軍力只是增加安全困境的可能性，卻不必然會陷國家於安全困境的「困境」之中。其次，如果權力平衡的邏輯是正確的話，我們會看到「平衡」與「不平衡」的交替更迭是國際體系裡一個恆久持續的現象。根據 Waltzs 的結論，權力平衡一旦被打破，它終究會有被復原的一天。然而，John Ikenberry 卻提出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為什麼在後冷戰時期，一個足以與美國相互抗衡的力量至今尚未出現？對 Ikenberry 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主要是，由於美國本身的國家性格特質所使然。與歷史過往的超級強權相較，美國在地理上的遙遠位置，民主的政治體制，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它對國際制度的建立與功能所做的承諾和努力，這些都降低了對抗美國勢力的產生玡。Ikenberry 的論點對權力平衡論者來說似乎是有疑問的，而他們或許也會質疑、挑戰說：由美國霸權所構成的單極體系究竟能持續多久？權力平衡理論家認為國際體系最終還是會朝權力平衡的狀態演變。尤其是，現今中國的崛起，似乎正意味著能夠對抗美國霸權的勢力正在興起當中。就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的崛起將會抗衡美國霸權的論述聽似合理。但是截至目前為止，在現今的國際體系裡，我們確實還未見到有哪一個強權國家既有意願也有能力去全面挑戰、抗衡美國。因此，將中國視為是制衡美國霸權之力量的觀點似乎還是過於早熟，因為目前我們還是無法準確地論斷它的意願與企圖，而北京此時也不具備有全面挑戰美國的能力。此外，國家間是否存在著一起競爭相似或共同的戰略目標與戰略利益，此一變數也是決定它們之間是否存在權力平衡問題的關鍵，其理由則是與安全困境相類似。而權力平衡還有一個理論上的侷限，就是和平、安全與穩定並不必然是建立在權力的平均分佈基礎上。相反地，從權力轉移的觀點，在「霸權穩定」的單極體系裡，權力的不平均分佈反而是可以避免衝突與戰爭，達成和平與穩定。再者，權力轉移理論的主要缺失是，雖然它以為國際體系的不穩定與戰爭爆發是最有可能發生在權力轉換與國力接近的時候，然而這並不完全正確。固然，當一個不滿現狀的崛起強權遇上一個滿足現狀的超級強權時，彼此間的歧見與摩擦是很有可能出現、增加。但是，這並不表示雙方必定會捲入軍事衝突。一如前面所提及，國家間是否存在著一起競爭相似或共同的戰略目標與戰略利益，此一變數會是決定它們之間是否走向戰爭一途的關鍵。換言之，若彼此不是戰略競爭者的關係，則權力轉移現象的出現理當不會迫使它們進行對抗或衝突，例如在上世紀的前 50 年，當英國的國力出現減退而美國的國力呈現上升的時候，英美兩個國家並未形成戰略競爭的關係，更未演變至雙邊軍事衝突。而從英美兩國權力消長的例子看來，誠如民主和平理論所強調的，雙方的民主政治體制也是去除英美兩國走向戰爭衝突的一個重要關鍵。因此，當我們在權力轉移的過程裡去評估衝突與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時，我們不只是要觀察衛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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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挑戰者雙方的滿意與不滿意、意願與能力的問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雙方是否存在著戰略競爭的關係，以及彼此的政體形態，因為戰略競爭關係的存在與否，以及各自政治體制的採行都會深深影響到彼此之間是否發生衝突與戰爭。

參、權力轉移、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驅動下的

美中戰略競爭：一個「由內向外」的觀點

從權力變動的角度來看，本文認為後冷戰時期的美中戰略競爭是可以放在權力轉移、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的脈絡裡來解釋說明。在這三個理論的脈絡裡，美中戰略競爭之所以形成的邏輯如下：由於兩個國家各自內部的經濟與軍事不平均發展，以及不平均發展的外部性所導致的兩個國家之實力縮小與接近，中國逐漸對其所處的國際地位感到不滿意，而它也變得更有意願、更有能力去挑戰現狀。這樣的權力分佈變化於是也激發了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問題。一方面，在權力轉移的過程裡，雙方皆視對方的軍事擴張與防衛加強是對另一方的威脅，因此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遂惡化與升高兩者之間的安全困境，導引雙方進入更激烈的戰略競爭。另一方面，由於權力轉移的出現，於是雙方從新評估，也從新定義東亞的權力平衡—北京認為應該創造一個新平衡，因此它思考如何達成一個可以與華盛頓平起平坐的新權力平衡；而華盛頓則認為應該維持既有的不平衡，於是它則努力維持其在不平衡現狀中的優勢（圖 1）。在此一邏輯解釋下，美中關係的轉變與彼此間的戰略競爭，主要是受到一個「由內向外」的力量變化所驅動與加速，也就是「先國內變化產生，後國外轉型出現」；而非是受到一個「由外向內」的力量所驅使，也就是非「先國外轉型出現，後國內變化產生」。依據現實主義理論，或許有人主張，由於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是國際政治裡兩個重要的自然與普遍現象，所以它們兩者可被視為是驅動華盛頓與北京之間進行戰略競爭的「外部力量」。此言雖有道理，但是若把這個論點放在權力轉移、安全困境與權力平衡的分析架構裡，我們將發現，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安全困境主要還是受到各自國內不平均的發展所致，而非是安全困境造成了雙方的內部不平均發展。因此，倘若「內部的」權力轉移不出現在中國，隨之「外部的」權力轉移也不出現在中國與美國之間，則美中之間的安全困境將不會發生，或是會發生但卻非常地微弱。相似地，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從「權力不平衡」向「權力平衡」變動，其實也是受雙方的權力轉移所驅使。在層級節制的國際體系裡，因為華盛頓與北京所享有的國際地位是不對稱與不平衡的，因此我們合理地推論：正當中國在經歷迅速的經濟與軍事成長時，北京也就試圖去改變現狀，進而達成一個新的權力平衡狀態。而這樣的論述依然是一個「由內而外」的觀點。基於「由內而外」的權力轉移觀點，本文接下來的部分遂從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權力轉移開始探討美中的戰略競爭，接續著再從安全困境與權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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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角度討論。

一、權力轉移驅動下的美中戰略競爭

後冷戰時期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力量變動，主要是來自於雙方各自的內部出現不同速度與幅度的發展，尤其是中國快速的經濟成長與軍事現代化。而各自內部不同速度與幅度發展的「外部性」則又影響美中兩國的權力轉換，縮短彼此之間的差距（參照圖 5-1 與 5-2）。也就在同時間，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權力轉移，一方面升高了雙方的戰略競爭，驅動、加速與惡化彼此的安全困境；另一方面，權力轉移也給中國一個挑戰不平衡現狀的機會，同時也逼迫美國必須起身捍衛其自身的優勢。首先，在權力轉移理論所假定之層級節制的國際體系裡，美國與中國分別擁有不同的國際地位—美國較中國位處於較高階的國際地位，美國也較中國富有，擁有更強的國家力量與能力。然而，美國與中國力量的變化確實是反映在兩個國家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逐漸在縮小、接近當中。就經濟方面來說，當我們比較這兩個國家各自的「國內平均生產毛額之購買力平價」（GDP）時，我們發現從 2000 年到 2007 年之間，美國的購買力平價是從 2000 年的 9.26 兆美元上升到 2007 年的 13.13 兆美元，年平均成長率為 14.28%玭。在同一期間，中國的購買力平價則是從 2000 年的 4.8 兆美元上升到 2007年的 10.17 兆美元，年平均成長率則為 14.29%（圖 5-1）玦。而兩國在此一項目上的比值也從 2000 年的 1.93 縮小至 2007 年的 1.29（雖然當中有 2001 年的擴大至 2.21；以及 2003 年的擴大至 1.82，因 2002 年為 1.68）。這說明，雖然中國的購買力平價（GDP）還是低於美國，但是中國的經濟力量正在快速地趕上美國當中。此外，當我們比較美中雙方從 2003 年到 2007 年的「國內平均生產毛額—實際成長率」時，我們發現在此期間美國的年平均經濟成長率是 3.27%，而中國的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則是 9.42%玢。這個趨勢也說明了，假如中國能每年保持過去以來的高平均經濟成長率，而美國相對是維持較低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則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經濟實力差距是會很快速地縮短。

註玭 “United States GDP（Purchasing Power Parity）,” Indexmundi, http://www.indexmundi.com/g/g.aspx?c=us&v=65. 註玦 “China GDP（Purchasing Power Parity）,” Indexmundi, http://www.indexmundi.com/g/g.aspx?c=ch&v=65. 註玢 “United States GDP - Real Growth Rate,” Indexmundi, http://www.indexmundi.com/united_states/gdp_real_

growth_rate.html; “China GDP - Real Growth Rate,”Indexmundi, http://www.indexmundi.com/china/gdp_ real_growth_r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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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權力轉移驅動下的美中戰略競爭圖五之一：2000-2007 美國與中國購買力平價之曲線分佈 0 2 4 6 8 10 12 14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年份購買力平價（兆美元） U.S. China 資料來源：作者繪圖。就軍事方面來說，美中的權力轉移變化也確實反映在兩個國家的軍事實力逐漸在接近當中。當我們比較這兩個國家各自的「軍事支出」時，本文發現從 2000 年到 2007 年之間，美國的國防支出是從 2000 年的 3,421.72 億美元，（以 2005 年為基準）升高到 2007 年的 5,783.15 億美元，年平均成長率為 14.29%玠。在同一期間，中國的國防支出則是從 2000 年的 237.78 億美元升高到 2007 年的 582.65 億美元，年平均成長率亦為 14.29%（圖 5-2）玬。而兩國在此一項目上的比值也從 2000 年的 14.39 縮小至 2007年的 9.38（雖然當中有 2002 年的 11.72 擴大至 2003 年的 12.06，以及整個美中軍事支出的差距是在擴大之中）。這也表示，雖然目前中國的軍事支出（或軍事力量）仍不足與美國相互匹敵，但是中國的軍事力量正在逐漸接近美國當中。根據美國國防部 2007 年向美國國會所提出的年度中國軍力報告所指出，中國的軍事預算自 1990 年中期以來始終維持著穩定的成長，並且是從 1980 年代以來每年維持著兩位數的成長。而在 2006 年，北京則是宣布其將在 2007 年的年度軍事預算提高大約 350 億美元，成長的幅度約是 14.7%玝。以上的經濟與軍事發展說明了，中國在這兩方面不只是迅速地成長，同時它的崛起也正快速地在縮短它和美國之間的實力差距，當然這也深刻地改變美中關係，以及從新塑造各自看待彼此的態度。

註玠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www. 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database1.html; “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the United State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milexdata.sipri.org/result.php4.

註玬 “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China）,”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milexdata.sipri.org/result.php4 .

註玝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Washington, D.C.: The Pentagon, 2007）, pp. 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