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otard（2000:365）認為在後現代社會，教育與知識的獲得以非以往有 跟無的差別，取而代之的教育應是為一種「貨幣」與「投資」的概念，也因 此知識的追求在現今皆隱涵著「追求價值極大化」的潛在動機。以此觀點檢 視國際學生的流動便可獲得相互映證，在教育市場化的驅使下也正因為教育 為追求額外附屬價值的過程，國際學生的流動更呈現了世界系統中霸權力量 的階層化現象（Barnett & Wu, 1995）。在世界系統階層的框架下，也許各國 同學術領域學生在當下學習同樣的「意旨」，透過不同文化與語言的「
意符」加工與包裝，其知識隱含的額外價值便也存在著階級之分。
世界霸權力量的階層系統透過知識傳遞與通訊媒體存在於每個人的認 知中，因此在陸生來台政策被提出後，相關人士皆拋出一個疑問：「陸生真 的會來嗎？」而誠如前教育部長鄭瑞城認為，陸生出國留學仍會以歐美國家 為第一選擇。當透過多方說法與相關公聽會的檢證，政府單位也逐漸察覺所 謂的「三贏」是存在著許多矛盾與失周的地方，隨著「三限六不」等限制被 提出後，陸生來台之實際政策目標也隨之與教育和國際學生流動趨勢逐漸脫 軌。Salter和Tapper（1994）認為國家往往會運用各種方式來達成政策目 的，包括立法、財政、行政與最重要的－意識型態。
在過去大陸學歷開放政策上，行政機關對市場與教育的考量主要是伴 隨政治責任、政權穩定的前提之下。最早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二條 前，當時行政院長郝柏村說：
由於海峽兩岸關係尚不明朗，政府原則上暫不同意承認大陸學歷，即 使將來要承認，也應根據兩岸教育差距，由教育部舉辦甄試或鑑 定。（民生報，1991年6月19日）
教育部也以兩岸敵意仍濃、相關配套措施不夠周延等理由，將研議多
時的大陸學歷報備及採認等相關辦法退回原專案小組，無限期繼續研議（中 國時報，1998 年6月12日）。從行政機關重要的論述都顯示出政治框架是最 主要思考政策的前提。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制訂前，行政機關的立場大致上 都是一致持反對或不鼓勵的態度，然而此種反對的態度明顯是以國家安全或 兩岸情勢關係等政治考量為主，其不僅延後了社會文化交流的可能衝突 可能，更忽略了將來全球化下教育與市場之間衝突的問題，甚至陳水扁總 統還更加明確宣示任內絕不可能承認大陸學歷（聯合報，2005年9月5日）。
而根據鄭棋瑋（2006）的研究，大陸學歷認證與陸生來台之政策，在公眾論 述中最多的都是政治框架，其次是教育，第三是市場框架，這顯示出在政策 的討論過程中，政治考量是最重要的因素。
既 然 先 前 兩 岸 學 歷 政 策 中 ， 政 治 扮 演 最 關 鍵 的 角 色 ， 之 後 兩 岸 間 學歷認證與陸生來台政策也適逢2008年總統大選則產生戲劇性的轉變。
Stevenson（2000）認為公眾理性（public rationale）是政策發展中的關鍵因 素，因為政策的產生必須符合社會需求與闡述潛在效果，換言之，政策的理 性應包含幾個基本元素，分別是政策的本質、必要性與預期目標。在陸生 來台政策中的公共理性就如同問題潮流中不斷符應的問題說帖，政府不斷地 更換說法便是創造出符合社會需求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並認為此政策可為國 家利益、高等教育與青年學子帶來更美好的發展。而所謂的好與壞，就如同 Bourdieu（1993）所言，人所認知的世界是由分類系統架構來區分上∕下、
好∕壞、對∕錯，每件事物在人的認知體系中都有一個位置。然而，該位置 並非來的理所當然，而是經過無數有形或無形的鬥爭後，才能形成現存的位 置安排，也就是所謂的共識。而為了佔據一個正當被認可的位置。
政府透過修改符應問題的說帖，運用地方保護與維護國民權益的說服 策略，背後所潛藏的意識形態其實早已與「教育」逐漸脫鉤，取而代之的 則是希望社會大眾相信「陸生來台為萬靈丹」的說帖，為一種「兩岸友 好」的意識型態。此政策發展的過程就如同上述所提之「誤認」，誤認便 是期望透過集體的信任，使人們相信與自願接受權力者所界定的事物高下 之判，不加以懷疑地將之內化為理所當然的認知。該意識型態的形成也透過
政策與政治潮流逐漸強化，儘管陸生來台政策中存在著許多矛盾，然而意識 型態卻能夠調解與自然化事物本身的矛盾，並且以複雜的樣貌呈現（Hodge
& Kress, 1993: 210）。如同Althusser 及Gramsci 對我們的提醒，意識型態 是有作用的，它以自然的偽裝成社會共識，並設定主體位置。透過意識型 態在其中的運作，隱含於政策間的論述也並非單純的再現而是建構性的（
constitutive），它不斷持續創造主客體地位，其功能乃是支撐或顛覆權力關 係（Fairclough, 1995:73）。
國家的角色與作用力無所不在，且已滲透至社會整體結構制度並成為 其中的一部份（Yates, 2000; Torres, 2003）。「兩岸友好」的意識型態更以 陸生來台政策為其轉化媒介，該政策也如同Althusser（1972）所言之「國家 機器」將其意識型態植入高等教育系統中，並以「政治中立」的超然角色 自居。政府意識型態的實踐乃訴諸於論述，Foucault（1972/1991）認為，論 述不僅是言說的組合，它更具有赤裸裸的權力效果，而這種效果是以「自 然化」的型態運作，使人民臣服於社會控制的規範而不自覺，並利用「分 類」方式來定義好壞與善惡，界定我者與他者，彼此間不再對話或交流。
Fairclough（2000:158）更進一步認為論述為社會實踐，其內容反應「政治 操作」的過程，目的在指出政治如何藉精心製作的論述與修辭，動員背後的 同我族類。因此，由論述建構出的知識締造出「真理政權」，兼具認識論及 政治功能的雙重效果，對個體產生雙重制約的宰制功能，在此過程中，排除、
禁止、分類等策略，都是常見達成權力的方式（Foucault, 1972/1991）。
以陸生來台為例，陸生與台灣學生屬於兩個不同的分類，政府透過此 政策便企圖將所謂的「他族」歸屬同一個分類中，然而所謂的「我族」指的 是台灣方抑或是大陸方便無從得知。其次，在論述納入的部份，一開始許多 大學校長認為陸生來台有助於解決我國大學生源不足的問題，政府對此也納 入政策說帖中。直到最近，政府也逐漸納入「國際視野」、「地方保護」與
「技職教育」的說法，以使陸生來台獲取社會大眾的重視與信心。最後，在 排除了部份更可清楚窺見該政策矛盾之處如何被政府加以修飾與轉化，這也 如同Lyotard（2000）所言的「語言遊戲」。招收優良學生的意圖雖然不
變，然而當初自由市場競爭的假設已被排除，取而代之的則是「公私有 分」與「技職教育」的說法，而在野黨的政治意識型態操弄的指控也始終 被排除在外。陸生來台政策產生後，相關的論述場域彷彿像是一個競技 場，二元對立論述所持象徵系統結構，彼此互不相容，逕渭分明，並以各 式各樣的語言論述鞏固自己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