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特別是現實主義理論，長期忽略國際社會 中的性別因素，將「女性」排除在政治領域之外，導致安全研究缺少關 於性別的影響與作用等方面的研究論述。毋寧，在「男性」社會性別主 導的國際關係研究下隱含著嚴重的性別盲點，沒有表達人類政治生活的 全部景象。女性主義者從方法論反思以往的國際關係理論，特別是國際 安全方面的論述，透過女性的社會底層地位和生活上的經驗，並藉助後 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本體論（ontology）及認識論
（epistemology），揭櫫了國際安全理論中性別的偏差與父權思維所造成
68 這裡的個人是指「全體人類」的泛稱用法。
69 王逸舟，〈論綜合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4 期（1998 年），頁 51。
70 Cilja Harders, “Gender and Security in the 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8, No. 2/3 (Summer/Autumn 2003): 54-72; Ann J.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Westport, CT: Bergin & Garvey, 1994): 147-169.
的失衡現象，進而在解構傳統安全的同時，重新建構了屬於自己的安全 觀。71
透過本文對女性主義國際安全觀的闡釋，吾人可以發現傳統的國際 安全研究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都受到父權社會體制的深刻影響，相當習 慣地將男性的思維和對軍事議題的關注視為國際安全的必要與充分內 涵，72同時掩飾性別在人類社會中所存在的問題。這種研究以及解釋國 際關係的方法顯然是一種偏失與瑕疵。表面上係呈現與性別無關的中立 性，實際上則是僅顧及或反映特定性別之生活經驗。73
相較於現實主義，女性主義觀察到被忽略的性別差異所衍生出之社 會或政治問題，不同於傳統國際關係領域在論及男性和女性時，總將性 別差異視為既定的、永恆不變的或必然的，女性主義經由對社會制度的 解構發現，兩性的身體特徵僅有些微差別，他/她們之間真正的差異是在 政治化或社會化過程中所形成的不同主體身份，即透過社會建構所形成 的社會性別。換句話說，男性/女性這樣的描述其實是人為建構出來的，
一旦人們進入這種描述情境，就會得到對自我性別的確認，並受到與性 別相關的約束和期待。因此，女性主義認為男人是被建構成男性的人，
所以必須要勇敢、要能控制情況、要能掌握權力；女人則是被建構為女 性的人，所以應該要服從、要溫柔、要為家庭犧牲。但事實上，他/她們 之間在先天的自然性別（sex）上並沒有鮮明之差異，反而是後天建構的
71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30. 女性主 義主張向無偏見的國際政治學回歸，發掘女性在該領域中的價值，並為女性參與國際 政治活動提供實踐的基礎。
72 學者哈丁（Harding）認為，傳統社會科學的知識大部分均建築在父權制基礎上，女 性不可能成為這種知識的主體；換句話說，傳統認識論在整體上便排除女性成為可供 認識的主體或成為知識主體的可能性。參考：Sandra Harding ed.,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73 傳統經驗方法在建構理論之前，並未詳細考察與論證，而是先入為主地以「男性」
作為全人類的同位語，把男性假定為人類社會的主導者。在此方法和模式下，由於男 性已經從性別關係中解脫出來，不受性別的制約，以致理論在內容的發展上不可能關 注性別因素對國際政治發展的影響，也不可能關注這些因素是如何影響國際安全。詳 見：Jane Flax,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Feminist Theory,＂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2, No. 4 (Summer 1987): 629.
社會現象對兩性的影響較大。74
在解構因二元論所造成的不當區隔後，女性主義的安全觀可以說較 傳統論述更為週延與具有包容性。從其對於獨立主體性的強調、社會底 層問題的揭露、到關於人類安全和綜合安全的論述，吾人便可瞭解女性 主義的安全觀除了將長期被忽略的婦女安全問題帶回安全研究的領域 外，更大的貢獻在於，女性成為其他社會底層群體的代表，以一種載體 的方式反映出被傳統安全研究所忽略的那些問題。毋寧，女性主義欲彰 顯的安全觀不僅僅是自我作為人類主體價值的確立，內涵上更超越了冷 戰時期以現實主義為代表的那種國家中心安全思維。在女性主義之下，
軍事安全只是構成安全研究的一部分，其它如經濟、環境，甚至是一國 內部的暴力犯罪、童工、教育、娼妓等問題，也均是吾人研究安全問題 時，應予關注的對象。75
女性主義此種整體式的安全觀，認為所謂的國際安全不可能在任何 一個單獨國家其國內安全無法長久穩定的情況下實踐與存在，其次任何 一個國家要實現自己的安全都必須以所有相關國家的安全為條件，只有 所有相關的國家享有安全的時候，自己的安全才能獲得保證。76
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彼此互賴程度逐漸深化，國家安全、
區域安全，乃至於國際安全三者已密不可分，遑論相互交雜後所產生的 其它諸多新問題。國內問題國際化，國際問題國內化，更早已成為近來
74 R.B. J. Walker, “Gender and Critique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V.
Spike Peterson, ed , Gendered States: Feminist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1992): 190-192.
75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ee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 Lynne Reinner Publishers, 1998): 2-5. 本書的三位作者並非純粹的女 性主義者，但他們贊同女性主義分析安全研究所採用的宏觀視野。
76 以中國華北地區的北韓難民問題為例，中共與北韓雙方的政府間關係雖然不錯，但 是長期以來北韓逃往中國華北地區的難民，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一大包伏。這些 難民三不五時的衝進駐中國華北當地的外國使領館尋求庇護，一來使得中共當局無法 查核這些難民的身份，究竟他們是真難民還是有可能是間諜、恐怖分子；一來形成中 國在保護外國駐其境內外事機構安全的責任問題上，有可能違反維也納外交或領事關 係公約等國際法。參考：James Seymour, “China: Background Paper on the Situation of North Koreans in China,” commissioned by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Protection Information Section (January 2005); Edward Cody, “N. Koreans Fleeing Hard Lives Discover New Misery in China,” Washington Post (7 March, 2005).
安全研究發展的一個趨勢，一國的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越來越 多地受到來自國際的影響，一些源自國際的不安全因素也會不時地滲透 或波及到各國國內。同時，一國國內穩定與否所產生的影響，已不像過 去僅局限在國界之內，而將在全球化的發展下可能及於鄰國、週邊區域 甚至整個世界。有鑑於此，女性主義的國際安全觀顯然是反映時代潮流 的思想，適時地補足以現實主義為首的傳統安全研究在理論上的偏狹與 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