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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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論. 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123. 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 譚偉恩（國立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國際安全是個學理爭辯豐富與研究範疇多元的領域，但在其理論建構的過程中卻長期相對欠缺有關「社會性別」（gender）的思考。相較於主流的國際關係理論，女性主義透過對父權社會和政治體制的批判以及對兩性不平等原因之探討，提出個體間相互獨立與平權的安全觀，並嘗試將社會性別的思考與國際安全研究相結合，指出安全研究所以歧視和冷漠女性的原因在於兩種根深蒂固的思考模式，即國際政治傳統對於女性的排斥以及國際安全無關女性的理解。有鑑於此，女性主義著手對傳統國際安全的概念進行解構和重新定義，認為安全概念的本身並非必然需要排除某種性別或社會群體，女性應該拾回長久被剝奪的權利。而解決之道是安全研究應該從方法論上拋開男性/女性此種二分一刀切的武斷區隔，以及所謂性別中立的非實際想法。循此方向出發，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是結合社會底層群體的綜合安全或全體人類的安全，是一種多層次、多面向且內涵豐富的安全觀，它同時容納了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於其中。. 關鍵詞：國際安全、女性主義、現實主義、社會性別、社會底層. *. 作者誠摯感謝匿名審查委員對於本文所提供的專建議和寶貴指正。.

(2) 124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 年 1 月）. 壹、前言「安全」（security）無論是一種客觀狀態的追求，還是主觀感受的滿足，對於人類而言，實已有相當久遠的歷史。但 20 世紀人類社會有關安全的論述，或許可以學者艾勒（Edward M. Earle）編著的《當代戰略之父》（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作為濫殤。 1但國際間真正將注意力集中在安全問題的時點，或許該以二次大戰為源頭，這與當時伴隨大戰而來的核子武器革新、東西冷戰的對峙有絕對與必然的關係。2此時期的安全研究圍繞在國際間和平的維持及衝突預防等核心議題上，論述的主軸離不開權力、競爭、利益以及沿昔自霍布斯（Hobbes）、馬基維利（Machiavelli）等現實主義者的思想。不過，當冷戰結束後，國際環境相較以往有了十分明顯的轉變，軍事事務的重要性被經濟問題取代，各國日漸頻繁的合作及往來，促使國際安全的研究在方向上有所調整與改變。 3 對於「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是項概念有無確切的含義，一直在學界中有所爭論，由於安全同時包括了客觀與主觀的成分，使得在不同的國家（或同一國家但不同時期的政府）、不同的區域、不同的時間、不同的事件之間，安全往往被賦予了不同的定義，以致任何一般性的安全界說都難免以偏概全或有顧此失彼之疏漏，故而有不少學者主張安全含義的闡釋只能針對具體的情況為之。 4. 1. Edward M. Earle,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某程度而言，國際（或國家）安全的研究實與戰略研究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因此本文認為國際安全的研究在淵源上應可併入戰略研究的領域。參考：Michael Howard, “Grand Strate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fense Studies, Vol. 1, No. 1 (Spring 2001 ): 1-10. 2 Steven E. Mill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t Twenty-five: From One World to Anoth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Summer 2001): 5. 3 David A.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1 (October 1996): 119–120. 4 Steve Smith, “The Increasing Insecurity of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in Stuart Croft and Terry Terriff, ed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Security and Change (London: Frank Cass, 2000): 72–101. 史密斯認為至少有七種以上的學派對於安全在定義上有明顯的區別，甚至是對立的看法。.

(3) 專論. 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125. 誠如上述，雖然國際安全已經是個歷史悠久、爭辯豐富與研究範疇多元的領域，但在其理論建構和發展的過程中卻長期欠缺對「社會性別」（gender）的思考。有鑑於此，本文對以「性別」意識起家的女性主義（Feminism）國際安全觀進行研究，嘗試理解女性主義思維下的安全，及此種思考對於既有國際安全研究的貢獻為何，作為彌補傳統安全觀不足與疏漏的淺薄努力。本文自第貳部分開始，先就國際安全的意義與內涵做一說明和界定。接著在第叁部分對女性主義和其安全觀進行闡明和解釋，經由人類社會的政治傳統、二元論（dualism）在安全研究領域的應用、女性特殊的社會經驗或際遇，以及女性與社會底層的關聯性等觀察面向，本文發現女性主義安全觀的真正內涵在於確立個體自我獨立的價值和反映與代言弱勢群體被隱沒的聲音。第肆部分依循本文研究的發現，將傳統以現實主義為重的國際安全研究與女性主義的安全觀進行比較，並對前者在研究方法與研究範疇上的疏漏提出批評與建議。結論部分除肯定女性主義在國際安全研究上既有的成果之外，同時指出女性主義對於安全議題的思考較現實主義更能反映冷戰後國際安全研究的發展趨勢及 21 世紀人類追求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需求。. 貳、國際安全的意義與內涵一般吾人對於「安全」的認知是指涉有關個體的生命（包含心理和身理兩方面）未受到任何因素，5特別是暴力的侵犯。如果把所談論的客體（個人）延伸至群體，例如家庭、部（宗）族、民族、國家等，那麼安全的意義就向上修正為，「透過武力或軍事的力量來確保群體生存空間的完整和自主」。 6基於這樣的理解，傳統上安全的內涵便是，透過防禦 5. 例如疾病、威脅、焦慮等因素。此處所以強調武力或是軍事力量，係因為群體的安全往往具有一定的系統結構；在此結構中有所謂的上下統治關係，結構外有所謂的利益競爭關係。無論何者都涉及了武力的威脅或使用，參考：Paul Doty, Albert Carnesale, and Michael Nacht, “Foreword,”. 6.

(4) 126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 年 1 月）. 力量的建構以避免、預防外在所加諸於己的危害；甚至在有必要的情況下，借助武力的使用求取在與對手的競爭中獲得勝利。如果將上述「危害」的範疇，界定為尚包括個人或群體生存所需的其他條件，如生活所依靠的經濟條件、賴以維繫的基本情感、特有的文化習俗或制度等因素時，則安全的意義與內涵就會更為複雜和寬泛。 7 一些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如弗瑞爾（Daniel Frei）、傑維斯（Robert Jervis）、渥爾福斯（Arnold Wolfers）便否認安全有確切的含義，認為此不過是個模糊的象徵。8他們指出，安全在不同的國家、不同的區域、不同的事件、或不同的決策者間，往往會被給予不同的定義，因此任何一般性的界說都難免以偏概全和陷入以管窺天的缺失，故而主張安全含義的闡釋只能針對具體的情況為之。針對「安全」本身概念的模糊性，及由此致生國際安全在研究範疇與內容界定上的不易，學者陶伊奇（Karl Deutsch）表示，國際安全在基本上意味著和平及和平的維護，但因作為一種與其他人類生活方式交錯的價值，它的含義往往是浮動與不明確的。9鮑德溫（David Baldwin）和米爾納（Helen Milner）也同樣認為安全的概念是社會科學中最不明確和價值內涵最多的概念， 10布桑（Barry Buzan）則認為，安全的本質使得人們無法對它產生一致的認同。 11 歸納安全概念在界定上所以引起諸多學理爭辯的原因，本文認為有：第一、國際安全的研究是隸屬於國際關係研究中的分支領域，由於國際關係本身即存在許多不同的學派、理論和研究方法，故勢必造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 No. 1 (Summer 1976): 2. Gary King and Christopher J. L. Murray, “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4 (Winter 2001/2002): 585-586. 8 Peter Mangold,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0): 2-3. 9 卡爾．陶伊奇（Karl Deutsch）著，《國際關係分析》（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周啟朋譯，（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1992 年），頁 283。 10 David A. Baldwin and Helen V. Milner,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Power, Economics and Security, Henry Bienen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29. 11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2nd Ed.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1991): 16. 7.

(5) 專論. 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127. 成不同學派、理論和研究方法對於是項概念的界定無法一致；第二、國際安全概念的本身具有相當程度的主觀規範性質。當研究者或決策者在分析以經驗為根據的資料時，必然會依其主觀的思考而有不同的價值取捨，進而對現實環境下的安全問題做出不同的界定。 12此外，在論及安全議題時，人們往往或多或少地賦予安全一定程度的道德義涵，用以表達主觀上對於維護或侵犯安全行為的是非判斷及褒貶。毋寧，「安全」不僅僅是一種客觀層面的現象、需求、或是描述，在同時含蓋人類社會道德評判的認知之下，尚具有個人或群體主觀層面的一種滿足或期待。儘管如此，學者渥爾福斯對於國際安全提供了一個相當值得吾人參考的界定，他說：「安全在客觀意義上係指對所獲得的價值不存在威脅；在主觀意義上則表明不存在該項價值會受到攻擊的恐懼。」。 13簡言之，所謂安全就是客觀上不存在威脅與主觀上沒有恐懼。以這樣的界定或描述作為起點，國際關係或國際政治中的安全研究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就相對變得明確許多，即行為體在國際社會的互動中怎樣免於受到外在環境的威脅，以及各個行為體在主觀心態上如何對政治、軍事、經濟、生態等層面可以不感到恐懼或將恐懼感降至最低。. 參、女性主義及其國際安全觀國際安全的研究源起於美國，是冷戰期間西方民主陣營用以抗衡共產勢力的軍事和政治策略指導方針。從 1950 年初學者赫茲（Herz）提出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項概念到 1994 年聯合國發展計劃小組（UNDP）提出人類安全（human security）為止，安全研究無論在內涵、實踐途徑、或是主體上均有很大的變化。但在這近半個世紀的過程裡， 12. Terry Terriff, Stuart Croft, Lucy James and Patrick M. Morgan, Security Studies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2. 13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148..

(6) 128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 年 1 月）. 安全研究卻長期欠缺對社會性別的思考。本部分以女性主義的論述為經，輔以女性的特殊社會經驗和立場為緯，對傳統國際安全觀的不足與既有理論研究上的疏漏做一補充。主要貢獻在於，對父權社會體制下的忽視女性現象進行檢討，以及對傳統以現實主義為主的二元對立安全觀展開反思。. 一、女性主義的基本內涵及其對安全的思考根據學者科特（Cott）的研究，國際關係中的「女性主義」（feminism）一詞約莫是在 1910 年前後發軔的，它的含義係指婦女在社會運動中扮演「消除婦女作為人以革命者角色的現象。14當時女性主義的思路主軸是，及獲得完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之一切障礙。」 15毋寧，女性主義是種基於人權平等而產生的思考，以追求兩性平權或平等為核心的社會科學理論。上述追求平等與完全發展的思考及隨後循此建立之相關論述在實踐過程中也漸漸融入到國際關係的研究領域之內。 16女性主義國際關係理論嚴格說來是 20 世紀 60-70 年代間國際婦女運動和社會性別研究的產物，但直到 80 年代末，才由少數西方女權主義者和國際政治學者嘗試將社會性別（gender）分析與國際政治研究結合起來，17正式開啟女性主義 14. 歷史上，女性主義係始於 18 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期間，象徵人類社會的發展進入以挑戰父權社會，追求男女平等的時代。參考：Susan A. Watkins, Marisa Rueda and Marta Rodriguez, Introducing Feminism (Cambridge: Icon Books, 1994). 15 Nancy F.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ter 1. 16 在 20 世紀 70-80 年代,從事社會性別的婦女研究者便開始思考如何將婦女研究整合到既存的學術領域中，經過相當時期的討論，這些性別研究者逐漸達成一種「融入主流」的共識，他們認為女性主義要有自己獨立的研究與學術成果,才能使婦女在社會中收回喪失已久的獨立自主權;同時還要在男女共存的大學及其它社會活動空間中取得尊重與重視。Fred Halliday, “Gender and IR: Progress, Backlash and Prospect,” Millennium (Anniversary Special Issue), Vol. 27, No. 4 (1998): 836-841. 17 社會性別（gender）是指在社會文化中所形成的男性或女性群體之特徵與行為方式。男性特徵(masculinity) 和女性特徵(femininity) 是對於男性和女性群體特徵，即共性的一種表述。參考：Janet T. Spence, Robert L. Helmreich, “Masculine Instrumentality and Feminine Expressiveness: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Sex Rol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Vol. 5 No. 2 (December 1980): 153-154..

(7) 專論. 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129. 視野的國際關係研究。 18而此種以社會性別作為分析工具對國際關係進行的研究模式，正是女性主義國際關係理論的特點，也是之後女性主義對國際安全提出質疑或批判的重要依據。就理論的研究內涵來說，女性主義除了以社會性別作為分析國際關係的中心議題外，尚借鑒了批判理論（critical theory）、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馬克思主義（Marxism）等社會學理論，以及歷史學（historiography）和人類學（anthropology）的研究方法，作為其與主流國際關係理論（例如現實主義）互動與思辯的基石。 19此外，為了使研究成果更具有科學性與說服力，女性主性者也不忘在其研究中佐以量化研究或進行數量分析，例如懷特沃斯（Sandra Whitworth）分析國際計劃生育聯盟（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IPPF）與社會性別關係的專著、琴（Christine Chin）觀察馬來西亞外國女性傭人的討論、20 彭渰雯就各國女性參政與婦女運動成果的研究等。 21 次從理論發展的歷程來看，國際社會中女性首次涉足於安全領域的紀載或許可以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婦女大會（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於海牙（Hague）的召開作為濫殤。該次會議於閉幕時通過一項決議，認為裁軍是確保未來國際安全與婦女人身自由的具體措施。 22此後，女性主義者開始根據自身在生活中遭遇的實際經驗來理解與研究安全議題。例如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婦女關注核子戰爭的爆. 18. Francine D’Amico and Peter R. Beckman eds., Women in World Politics (Westport, CT: Bergin & Garvey, 1995): xii. 19 Anne S. Runyan, “Still Not ‘At Home’ in IR: Feminist World Politics Ten Years Lat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9, No. 3 (September, 2002): 361; Charli Carpenter, “Gender Theory in World Politics: Contributions of a Nonfeminist Standpoi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3 (December 2002): 153-165. 20 Sandra Whitworth, 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 Christine Chin, In Service and Servitude: Foreign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Malaysian “Modernity” Pro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 彭渰雯，〈女性參選，從基層社區出發：台北市現任女里長的參政經驗觀察與啟示〉，收錄於《第三屆全國婦女國是會議論文集：性別議題與選舉文化》，詳見：＜http://Taiwan.yam.org.tw/nwc/nwc3/papers/index.html＞ 22 Jane Addams, Emily G. Balch and Alice Hamilton, Women at the Hague: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 and Its Result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Preface..

(8) 130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 年 1 月）. 發、第三世界的婦女則把安全與帝國主義的殖民、軍國主義的侵略或種族主義造成的結構性暴力相聯繫。簡言之，女性主義自開始著手研究國際關係的問題以來， 23即係以偏向社會底層（underclass）弱勢者的身份或批判既存現象不公的角度來呈現國際關係，此種理論建構的方式不免令人易感其性質之激進，從而使得女性主義的理論解釋效度或信度受到折扣。 24為了突破發展上的限制和提升學術價值，70 年代之後的女性主義從原本作為一種批判和偏重女性的社會理論到在態度上逐漸趨於溫和，並能為其它社會底層群體代言和爭取福利的方式進行其安全理論或安全觀的建構。 25 整體而論，女性主義認為主流國關學說的國際安全觀係以男性為中心的，這種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一）政治領域歧視女性及其權利的傳統如果說對於女性權利或者是女性安全的忽略是人類社會一項古老的傳統，或許並非言過其實，考察古雅典時期的法律制度，便能清楚發現婦女是得不到任何保障的。歷史學家的研究證明，雅典女性實際能支配的財產權遠不及於男性，同時如果女性在婚前失貞，則父親有權將其販賣為奴，也就是說，雅典時期的女性是屬於男性的一項財產。學者柯爾斯（Eva C. Keuls）的研究更是清楚的指出，人類社會男性優位以及對於權力和暴力的崇拜與古雅典時期女性受到壓制之間，有著密不可分的 23. 1972 年，學者卡羅爾（Berenice Carroll）發表一篇名為《和平研究：對權力的崇拜》的文章，從女性主義的觀點闡釋「權力」是項政治概念。此文被認為是第一篇發表在主流國際關係刊物上的女性主義論文。Berenice Carroll, “Peace Research: The Cult of Power, ”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6, No. 4 (December 1972): 585 24 王文，〈超越兩分法：女性主義國際關系理論的前途〉，《國際觀察》第 2 期（2005 年），頁 39-45。文中指出，女性主義雖然為國際關係理論的發展做出了重大貢獻，但在近二十年的理論建構歷程中並沒有擺脫其在國際關係領域中的邊緣地位，故而建議女性主義研究者當嘗試與社會主義理論融合，以解決國際政治中的婦女問題為理論目標；或是與國際關係的主要理論妥協，從事性別在國際關係層面的社會建構。筆者管見則是認為，女性主義在發展歷程上還是需要憑藉大量的實證研究和非批判式的邏輯論述，才足以讓人信服，畢竟只有破壞沒有建樹的理論，終究是曇花一現。 25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 5..

(9) 專論. 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131. 關係。 26 其次，女性明顯較少有機會參與外交和國防領域的政治事務，截至上個世紀為止，僅有約 40 位女性擔任或曾經擔任國家元首或政府高層的公職。 27此種女性參與國內政治的貧乏狀況往往會直接影響到女性自己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 28究其原因乃是在許多以父系為骨幹的社會裡，女性被視為「較軟弱的一群」，無法承擔政治事務中巨大的壓力與責任。以下藉發生於英國之事例再做進一步的說明。英國自 1918 年起，女性就已經獲得了以候選人身份參選下議院議員的權利。但是在將近一個世紀的歷史裡，該國總共只有 253 個女性有幸進入西敏寺成為議員。英國著名的女權組織弗斯特協會（Fawcett Society）認為，女性政治權力的不平等主要問題之一在於各政黨對女性的態度及其挑選候選人的程序所致。除此之外，該協會將女性參政的幾個主要障礙概括為 4 個C，即文化（culture）、育兒（childcare）、財力（cash）以及信心（confidence）。 29文化指的是英國政治歷史與傳統中對女性領導能力、智力、膽識等由來已久的輕視；育兒則反映出教養孩子依舊是女性「先天」難以免卻的責任；財力問題係由於女性的平均工作所得低於男性、因此能夠支付的競選費用較對少於男性，以致容易喪失競爭優勢；信心則代表婦女在長期、傳統的政治文化中對於自我能力的評價。（二）男主外；女主內 30 26. Eva C. Keuls, The Reign of the Phallus: Sexual Politics in Ancient Athe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208-211. 27 李英桃，《社會性別視角下的國際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年），頁 130-134。. 28 先以單一國家的層次來看，台灣（以 91 年 12 月底的統計資料為例）女性公職人員比例最高的是台北市（43．6%），但十職等以上的高階公職人員（政府官員）中女性只佔了 0.26%，約只佔所有女性公務員的 0.89%。因此，女性在我國的政治影響力遠不及於男性。同樣的情形，在美國、日本、韓國、甚至是歐洲大部分國家也均相同，因此女性在國際政治層次上的弱勢地位是想當然爾之事。參考：吳嘉麗，〈從性別角度看公務人員的組織〉，《飛訊》第 28 期（93 年 12 月），頁 7-8。 29 資料參考自：＜http://www.womenandequalityunit.gov.uk/public_life/parliament.htm ＞ 30 Jean Bethke Elshtain,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Wome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 132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 年 1 月）. 「政治」在某種程度可以說是透過與「家庭」進行區隔而建立起來的人類社會活動。在政治領域中那種以爭奪權力為本質的特性，顯然與家庭生活（至少在表面上）的溫情、包容、相挺等性質格格不入；男性透過擊敗政治上的對手或是挑戰更高權力的掌控來驗證與昭告自己的能力，反之，女性必須透過在家庭中生兒育女、相夫教子、料理家務，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並且往往為家庭犧牲奉獻越多者，獲得之社會肯定也越大。此種情況經由長期下來的積累，逐漸形成「男主外；女主內」的社會性別認知。於是乎，人類（或者更貼切的說是男人）將權力及其所象徵的勇敢、強硬、專斷視為男性特質，而服從及其所具有的特徵如溫柔、恭順、依賴等，被界定為女性應有的美德。前者是政治活動必備的條件與能力；後者則被視為政治活動下的附屬，或是根本與政治無關。 31. 在上述認知之下，男性/女性的社會性別劃分因此具有了優與劣、主與從等意義。一方面，深深影響人類社會對女性與權力的看法，使女性被排除在政治領域之外；另一方面，社會性別的區隔在人類社會文化中形成兩性差異的理解和評價。儘管睽諸歷史，早在國際關係現實主義理，因此，論發跡的年代，32女性便已經開始享有參政的權利（雖然不普遍）理論上來說，女性是有管道可以進入政治權力機構之中的。但是因為社會生活在歷史的實踐過程中多半由男性取得主導與掌控，使得政治領域被斷然地劃定為是男性的屬地，而女性的活動範圍、工作場域、個人成就和歸宿則被男性判定應該經由「家庭」來取得。（三）安全與女性無關承接上述，主流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論述係以國家為中心而開展的 31. Ibid.: 24-31; and Spence and Helmreich, “Masculine Instrumentality and Feminine Expressivenes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op. cit.: 155-160. 32 二次大戰的爆發，使得戰前盛行並主導英美等國的理想主義學派在國際政治顯得格外無力，甚至被冠以綏靖主義的惡名。1939 年，英國學者卡爾就著書嚴厲地批判了理想主義（烏托邦主義），並進而提出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理論與其必要性。詳見：Edward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56): 31-34; 51-55..

(11) 專論. 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133. 理論，集其大成的學者摩根索（Hans J. Morgenthau）接受了馬基維利（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等古典現實主義者的政治思想，把本國和他國對立起來，建構了以「我」為中心，進而與他國具有生存與利益上衝突和競爭的國際政治觀。 33摩根索認為在國際關係中，國家為了生存的自主與獨立性，可以不必顧念生活規範中的道德約束， 34或讓家庭生活中的利他、無私奉獻等德性滲入其中。此種理論建構上的二元論（dualism or dichotomy）思維—透過貶抑異己來突出自我（對某一事物的推崇伴隨著對另一事物的否定），體現在社會性別有關男性特質和女性特質的劃分判準之中。它使吾人將男性/男性特質和女性/女性特質的區分延伸到政治與家庭、權力與道德、衝突與合作等問題範疇，從而導致國際關係的研究在不知不覺中對「女性」產生排斥。 35 安全研究作為國際關係或國際政治的一項次領域，時間上興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36此時期的安全研究因為缺少經驗主義（positivism）的支撐而顯得具有相當的局限性， 37同時，本時期的文獻資料對於政治學的界定較為狹窄，以致安全研究明顯朝向軍事層面發展，普遍關注國家軍事的能力與彼此間權力平衡的問題。而在研究假設的安排上，基於核子武器所造成的恐怖平衡，嚇阻理論（deterrence theory）即假定存在一個具有敵意的侵略者（例如蘇聯）並集中關注如何使國家報復的能力與意願可以讓對手國清楚知悉。 38 33.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Revis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34 也就是認為，外交政策與國際政治係一個與道德不相干（是無關道德amoral，而非沒有道德immoral）的領域。參考：Steven Ford, “Classical Realism,” in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Terry Nardin and David Mapel,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62-63. 35 一些現實主義學者表示，女性若要從事國際關係領域的學術或實務工作，必須先克服其先天的（the given）理想主義傾向，因為這是導致二次大戰的主因。詳見：Peter R. Beckma,“Realism, Women, and World Politics,”in Peter Beckman and Francine D’Amico eds., Women , Gender and World Politics (Westport , CT: Bergin & Garbey, 1994): 24-25 36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2 (June 1991): 211-239. 37 這種缺點是不可避免的。例如歷史上核子武器的使用除了對日本的兩次轟炸之外，研究人員不可能得到其他實證上可以確立自己論證的經驗資料。 38 如此的安全研究途徑顯然不曾反思，為何會有敵意侵略者的出現或是為何會有對現.

(12) 134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 年 1 月）. 由上述說明可知，國際關係中的安全研究在本質上就是一種以權力和軍事戰略為中心的研究領域。 39而現實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觀，便是假設國家之間始終存在著發生戰爭的可能性，而軍事力量的使用對於國家生存具有深遠的影響，因此應把安全研究的範疇界定為有關軍事力量的使用和控制，而研究的內容聚焦於可能使用軍事力量的情況為何、國家為了準備、防止或參與戰爭所應採取的特定戰略與政策為何等議題。至於軍事以外的其它議題（例如水資源、糧食、難民、移民），雖然可能同樣危害個人或國家，卻被劃分到低階政治（low politics）而束之高閣。而現實主義研究典範（paradigm）下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派別，更透過結構理論的運用，指出任何政治家/國家，不論男女/好壞，只要進入缺乏共同權威的國際無政府狀態下，就必然會受制於國際體系結構的影響，為了生存與安全而做出同樣的行為或決策。 40 從對軍事面向的強調，到結構理論的運用，現實主義透過國家中心論（state-centrism）的核心假設，順理成章的產出其國家安全優於個人安全的國際安全觀，此與人類歷史上慣於區隔男性/女性、男性特質/女性特質的二元論述如出一轍。換句話說，現實主義視野下的安全觀剝奪了那些非政治的、非權力的、非衝突的安全議題的存在可能性，凡與家庭、道德、合作相關的事項，或是涉及女性和社會中其他弱勢群體的安全事務皆不容見於其中。 41尤由甚者，現實主義研究典範下的攻勢流派（offensive realism）更不惜以多數國家安全的稀缺成就少數大國權力的狀提出挑戰的國家存在。儘管當時已有少數學者意識到國家的認知（perceptions）和觀念（ideas）可能影響衝突或戰爭的或然率，但早期安全研究最為關注的議題是「國家的權力」，因而所探討的問題是國家間不同力量的分配將如何改變或影響有關國家發動戰爭的可能性。參考Walt, ibid.: 225-226;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CT: Yale, 1966): 221-251. 39 Benjamin Frankel,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London: Frank Cass, 1996); Sean M. Lynn-Jones, “Preface,” in Michael E. Brown, et al., ed., Theories of War and Peace (Mass.: MIT Press, 1998): xi. 40 Peter R. Beckman , “Realism , Women , and World Politics,” in Peter Beckman and Francine D’ Amico eds., Women, Gender and World Politics, Westport (CT: Bergin & Garbey, 1994): 24;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40-56. 41 Spike V. Peterson and Anne S. Runyan , Global Gender Issues, 2nd ed.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9): 51..

(13) 專論. 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135. 優勢或是區域霸權的形成。 42 現實主義如此的思考方式，使得吾人在研究安全的過程中，缺乏一種社會性別的角度，不自覺地將安全去性別化並等同於「國家」的安全，而在國家這個充滿政治活動的場域裡，因為已根深蒂固的慣由男性所掌控與主導，因而使得女性處於權力的邊緣，而在安全的概念和範疇中被界定為「不值一顧」或「無關」。 43. 二、女性主義對傳統安全觀的回應女性主義對於傳統安全觀的回應（以現實主義的論述為主）是建立一個批判的基礎上。首先，他們認為國際關係的研究是一個男性思維與霸權主義充斥的學科領域。44女性主義學者雪維絲特（Christine Sylvester）便曾指出，國際關係是男性固有的領域， 45當中的各項活動，無論是外交或國防，基本上均是由男性負責主導或支配，而女性則被判定為不適合承擔安全或是危機處理的相關工作。學者蒂克納甚至認為，人類社會 42.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235-237. 43 應注意的是，女性主義強調長期被貶損的社會性別概念，並不是要把男性特質從既有的權力與安全觀中去除。而是為了要說明，透過自我與他人的劃分，利用競爭來謀求安全的觀點雖然不是一種徹底的謬誤，但並不能令人滿意，現實主義的安全觀是一種片面、有待補充的看法。女性主義者表示，無論男女都既嚮往獨立又渴望依賴；國家之間不單僅有利益上的衝突，更具有合作的共同基礎。在人與人、國與國的關係中，這些相互矛盾的情形常常交織在一起，故而和諧與競爭對維護國家安全（或是全人類的安全）是同等重要的。學者蒂克納（Tikner）曾表示，女性主義決不是要以自己的主張去取代傳統國際關係的看法，鼓勵國際關係學界接納女性主義的觀點，是為了要超越單一分析視野的研究局限，最終破除男性特質/女性特質的僵化劃分和它們之間的人為鴻溝。因此，將女性的經驗納入安全研究與分析中，將能幫助建構更加全面的安全定義與內涵。參考J. Ann.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52. 44 傳統政治理論對人類生活與人類關係的描述存在著許多問題，其中最明顯的是性別意識的缺乏。以男性為思考主軸的父權主義知識體系總是從男性的地位出發，界定個人在社會的地位與價值，導致少有人懷疑這樣的論述方式是否有所偏頗，甚至在經歷相當的一段時間後，女性也已習以為常，從而形成了男性思維方式。造成女性在思考政治問題時，經常追隨男性的觀察面向與立場，這對重新審視傳統國際政治學與進行安全研究帶來諸多障礙。參考：Wendy Brown, Manhood and Politics: A Feminist Reading in Political Theory (Totowa, N.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88) 45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5..

(14) 136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 年 1 月）. 傾向透過教育去宣導，男性是要學會控制，而女性則是要學會服從的這種觀念。並賦與發動戰爭或武力使用一種儀式性的特權，例如某些人類的族群在打仗前要先用女性祭祀上天，祈求戰神的眷顧。 46 女性主義之所以認為國際關係充斥著男性思維與霸權主義，在很大程度上肇因於作為安全研究主幹的現實主義理論藏而不露的性別歧視傾向。 47女性主義是一種以「性別」作為理解國際政治途徑的國際關係理論， 48此派學者透過將社會性別因素引入國際政治領域之中，質疑並挑戰權力平衡、零和賽局等傳統上以男性經驗為中心的概念及其論述。 49 在女性主義者看來，現實主義理論歧視婦女的根源主要在於認識論上的男性/女性、男主外/女主內、高階政治/低階政治等二元對立思考。 50有鑑於此，女性主義嘗試對現實主義下的國際安全觀進行修正，致力於打破具有差別意義的社會性別分割及與之相對應的高階政治/低階政治的界線，重新賦予後者與前者同等的學理與實務價值，從而使得被邊緣化的性別意識及婦女所代表的社會意義得予進入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研究. 46. J. Ann Tickner, “Hans Morgen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 A Feminist Reformation,” in Rebecca Grant, Katleen Newland eds.,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2): 27-28; Napoleon Chagnon, “Yanomamo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Warfare,” in M. Fried, M. Harris and R. Murphy eds., War: The Anthropology of Armed Conflict and Aggression (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1968): 127-128. 47 胡傳榮，〈社會性別與現實主義〉，《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2 期（2001 年），頁 21。 48 相較之下，現實主義則是以「權力」作為理解國際政治的依據。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學者摩根索（Hans J. Morgenthau）認為，國際關係是國與國之間爭奪權力的競爭互動。國際政治如同國內政治一樣，均是為了權力的鬥爭。國家對於權力的渴望源自於人的天性。故而，國際關係的運作以權力為出發點和本質，國家透過權力來界定己身所能享有的利益範圍，因此權力即是手段也是目的。參考：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4. 49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35-36. 50 現實主義的政治思想在初期發展階段即已毫不掩飾地表現出對女性的蔑視，在馬基維利（Niccolo Machiavelli）的著作中，將由上帝創造的自然界比譬為命運女神（Fortune），認為代表眾民的君王有必要透過對她的征服來充分顯示自己的男子氣概與領導能力，他說：「命運之神是一個女子，要想克服命運，就必須擊敗她。…她[命運]寧願讓那些有行動的人去征服她，也不願照料那些默默地進行勞動的人們。」詳見：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translated by Peter Bondanella and Mark Mus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84..

(15) 專論. 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137. 的領域。 51 首先，在傳統安全方面，依據現實主義的思考，國家在面對生存威脅時，擁有使用武力作為保障自身與人民安全的權限。女性主義認為，此種觀念相當片面，全然忽視了內在因素，即國內族群衝突、家庭暴力、治安犯罪等人類基礎生活的危害，使得安全研究的範圍不夠全面並造成婦女在安全對話中（discourse）成為失語（aphasiologist）的社會底層群體。 52由於現實主義將主權國家置於論述國際關係的核心地位，使得安全的相關論述以「國家」作為圓心向外開展，安全從某種意義上來說，成為國家的專屬，進而掩飾了婦女所遭受的不安全事實以及婦女對維護安全所發揮的作用。 53國家作為人民安全的保護者，必須確立何種外來事物構成對己身的威脅，指出不安全的來源；對內，在保護人民的政治責任之下，國家有權要求具有某一性別的公民做出犧牲（絕大多數是男人上前線保家衛國，婦女在後方從事撫育與家事工作）。54依循這樣的模式，人類社會在維繫安全的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將女性納入到被保護的對象，她們是保護的需求者，而非保護的供應者；同時因為國家往往過度的強調軍事面向的安全，忽略了安全在本質上所具備的多樣性內涵，結果造成了女性在國家安全或是國際安全上的長期缺席現象。. 51. 胡傳榮，〈社會性別視角的顯現—女性主義對國際政治學的介入和改造〉，《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5 期（1999 年），頁 71。 52 Charles W. Wright, “Particularity and Perspective Taking: On Feminism and Habermas's Discourse Theory of Morality,” Hypatia, Vol. 19, No. 4 (Fall 2004): 47-74. 53 Diana Thorburn, “Feminism mee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IS Review (Summer-Fall 2000): 1-10. 54 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著作中，表達了和馬基維利相近的看法，即反對女性參與政治活動。因為他認為，男性比女性更善於吃苦耐勞、承擔風險，故而更適宜從事政治與軍事活動；其次，所謂的女權並非所有的女性皆可享有，它只被賦予能像男子那樣保家衛國的女子（Amazon）。霍布斯認為，女性的社會價值在於承擔生育後代的重任，在社會契約成立之前，那種人人相互為戰的自然狀態中，會使女性陷入險境。為了保護自己和孩子，女性必須把自己的權力讓渡給她們的配偶，從而淪為他們的奴隸，接受男性的保護。女性因此失去了自由，自然不能參與商談社會契約、建立主權國家的過程。詳見：Thomas Hobbes, The Leviathan (Ch. 20: On Dominion Paternal and Despotical ) 參閱：＜http://oregonstate.edu/instruct/phl302/texts/hobbes /leviathan-d.html#CHAPTERXXI＞.

(16) 138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 年 1 月）. 三、女性主義的國際安全觀藉由本文以上的分析，吾人可以藉由本文以上的分析，吾人可以發現女性主義駁斥傳統的安全定義，認為依循傳統國關理論（如現實主義）定義國際安全的結果，只能導致以男性思維和軍事權力來維護國際或國家安全的單一結論，造成安全研究的失衡與片面性。因此女性主義者嘗試對安全是項概念進行重新界定。（一）女性主義對於安全的思考既有文獻對於女性主義安全觀的討論，均偏向將女性主義與人類安全、環境安全、共同安全等非傳統安全概念進行聯結。 55對此，本文亦表贊同，但認知上並不認為此係女性主義最原始的安全觀點，透過考察女性主義者對於社會、政治等領域的一些相關研究著作，作者於此對女性主義的安全觀提出不同之詮釋。. 55. 在此類文獻中，女性主義的國際安全觀是一種個人安全與國家安全的綜合體，強調透過國家在國際社會中落實個人安全，來解決當今國際社會間所有的安全問題與矛盾。可參考：Tammy Findlay, “Getting Our Act Together: Gend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State,”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 18, No. 1 ( June, 2004): 45-47; Susan McKay, “Women, Human Security, and Peace-building: A Feminist Analysis,” in Conflict and Human Security: A Search for New Approaches of Peace-building (IPSHU English Research Report Series No.19, 2004): 152-175; Ellen Lammers, Refugees, Gender and Human Security: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Utrecht: Th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Books, 1999); Dyan Mazurana and Susan McKay, “Women, Girls, and Structural Violence: A Global Analysis” in Daniel Christie, Richard Wagner, and Deborah DuNann Winter eds., Peace, Conflict, and Violence: Peace Psych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1): 130-138; J. Ann Tickner,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 in a Global Economy” in Caroline Thomas and Peter Wilin eds., Globalization, Human Security, and the African Experience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Ch. 3; Betty Reardon, “Feminist Concepts of Peace and Security” in Paul Smoker, Ruth Davies and Barbara Munske eds., A Reader in Peace Studies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0): 136-143; Charlotte Bunch and Roxanna Carillo, “Glob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he Challenge to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in Michael Klare and Yogesh Chandrani eds., World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a New Century, 3rd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229-248; Charlotte Bunch, “A Feminist Human Rights Lens on Human Security,” Peace Review, Vol. 16, No. 1 (March 2004): 4; See Amnesty International, Burundi: Rape - the Hidden Human Rights Abuse (New York: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04), available at:＜web.amnesty.org/library/Index/ ENGAFR160062004＞.

(17) 專論. 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139. 在西方女性主義研究婦女問題的一部經典之作—《危險的愉悅》（Dangerous Pleasures）一書中，論者觸及了一個敏感的議題：賣淫。56 賣淫（或者是說性交易），是種沒有受害人的犯罪行為（前提是，出售身體的主體係基於自願）或是在一些國家根本不視之為犯罪。 57對於賣淫現象應當採取什麼態度，在女性主義的各個流派中有著不同的意見，其中以又要反對賣淫又要保護賣淫者這樣的兩難抉擇最令女性主義神傷。站在女性主義的立場，不可能贊成賣淫，因為它使女性的身體被物化或商品化，成為市場上供男性滿足欲望和消費的財貨；同時，反映出女性社會地位的低下。但另一方面，女權支持者也不能贊同禁娼的法律，因為這樣的社會規範事實上限制了女性掌握和處置自己身體的權利。毋寧，吾人可由女性主義對於娼妓問題的研究，得出悠關安全的重大啟發。首先，安全的獲得必須以獨立主體性資格的享有為前提。任何一種在主體性方面無法與「他體」區隔或切割的單元，便很難得到安全。蓋因為此種單元可以很容易的被物化，或是其不具有自我獨立決定未來命運之權利。另一本女性主義關於社會底層的研究著作—《社會、性別與暴力》（Community, Gender and Violence）， 58指出婦女或是女性，與其說是被安全研究所忽略，不如說是作為代表被安全忽視之一切現象的載體。易言之，「女性」以一個載體的身分，突顯出社會底層的疾苦。事實上，無論是政治領導菁英還是知識分子，其實多半少有是關心社會底層者。舉凡童工（或女工）的工資問題、人口（含嬰兒）販賣問題、移民的就業及其後代受教育的問題等，鮮有（並非全然沒有）成為一國政府主要政. 56. 李孝悌，〈評介《危險的逸樂：二十世紀上海的妓女與現代性》〉（Gail B.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第 5 期（1997 年 8 月），頁 239-248。 57 關於賣淫非罪化（decriminalized）的觀點，以 1963 年英國沃芬頓報告（Wolfenden Report）最具代表性與影響力，在西方法律學研究中具有深遠之意義。該報告的一個重要結論是：「私人的不道德不應成為刑事法律制裁的對象。」因此，性交易不應從眾多不道德的行為中被單獨挑出，置於刑法處罰的效力範圍。 58 Partha Chatterjee and Pradeep Jeganathan eds., Community, Gender and Viol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18) 140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 年 1 月）. 策或是學術主流關注的對象。換句話說，國內或國際社會中底層階級的存在，實際上是安全研究領域的一大罩門。這些底層階級因為和女性一樣欠缺在社會結構中的相對權力（資金、管道、宗教、文化等因素），使得即使他們的問題較之國防、外交事務更貼近於人類生活，卻反而必須遭受「失語」的命運。從賣淫問題揭露出的女性權利維護兩難，到「女性」因為身為社會底層的一個代表，而與其它所謂的社會弱勢群體產生聯繫。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安全觀，必須同時兼顧女性作為人類主體性別之一的自我決定自由，以及適度反映其它為社會漠視的失語社群之生存權利。前者，是女性主義始終努力和追尋的目標；後者，則是鑲嶔於女性主義所難以遁逃的宿命之中。 59 （二）女性主義國際安全觀的建構「安全是所有人或國家的權利」，這是女性主義在其研究中一再強調的觀念。因為女性主義認為，既有國際關係中關於安全的研究其實只偏狹地反映男性的生活經驗，所謂安全研究領域的性別中立，實際上是偏向男性經驗與知識的產物，從而導致安全的定義與內涵被過多的建立在男性理解的軍事與政治事務上。因此，女性或其他社會底層群體被剝奪了發語權和沒有獲得應有的生存空間。為了修正既有安全研究的疏漏和偏頗，女性主義者開始倡導安全是包括男性和女性在內的所有人類的安全，強調只有所有人類的安全都得到保障，國家與國際社會才有真正的安全可言。女性主義的代表學者蒂克娜在反駁摩根索的現實主文章中曾指出，所謂「國家利益」應該是多層面的和依照不同的環境而調整的，所謂「權力界定利益」的說法，實則已被現實主義在暗地裡將權力賦予了男性政治菁英。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裡，國家利益所要求的是每個國家之間的合作而不是對抗，因而要. 59. 若「女性」拒決成為其他社會底層的載體，或是將自身的安全與這些底層群體割裂，則無異於是陷入另一種二元論的困境之中。不但同現實主義一般地恣意剝奪了其他社會底層的生存權利，也等於是對自我的存在進行了一次否定。.

(19) 專論. 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141. 改從互賴而非競爭的角度來思考安全，在此前提下，諸如經濟安全和環境安全的重要，將不亞於傳統上獨大的軍事安全。 60茲將女性主義安全觀的內涵分類說明如下： 1、經濟安全女性主義對於經濟安全的研究係專注於女性在經濟中的不平等現象。認為女性受壓迫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制度所造成，因而推翻或修正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是女性獲得經濟地位平等和保障的必要途徑。根據聯合國的資料顯示，雖然婦女代表過半數的全球人口和三分之一強的勞動生產力，且婦女在家務勞動、照顧孩童及農業生產方面的貢獻每年高達約 14 萬億美元，但她們卻只得到世界總收入的十分之一。61 由於性別歧視、生理特徵，或其它社會因素使然，幾乎所有工作中的女性所得都比男性要少，使得工作中的職業婦女不可避免的面臨經濟上的不安全。 62女性的普遍貧窮現象說明了女性在經濟事務上所遭受到的不平等，而此種情形在未開發、低度開發、或部分發展中國家更為明顯。同時，當國家在必須減少財政支出時，首先也往往便是社會福利事務的縮減，而原本這些社會福利的財政支出往往便是婦女主要的經濟來源（例如健康、教育和社會保險之類的補貼）的其中之一。 63 2、環境安全環境惡化對於國際安全的影響已經被研究所證實。 64學者梅仙特. 60. Tickner, “Hans Morgen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 A Feminist Reformation,” in Rebecca Grant, Katleen Newland eds.,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0-36. 61 詳見：＜http://www.un-instraw.org/en/images/stories/Beijing/womenandpoverty.pdf＞，頁 4-10。 62 Alison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anheld, 1983): 138. 63 Enloe Silicon, “Silicon Tricks and the Two Dollar Woman,”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227 (July, 1994): 12-14. 64 環境安全又稱生態安全，是指與人類生存息息相關的環境及自然資源是否處於良好的狀態或未遭受不可恢復的破壞。詳細說明參閱：Lester R. Brown, Building a Sustainable Societ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81): 197-198; Hugh Dyer,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ase for en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3 (July 2001): 441-450..

(20) 142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 年 1 月）. （Carolyn Merchant）認為現代科學技術雖有助於指導工業和科技的發展，但這樣的發展是以環境的犧牲作為代價。一旦環境受到破壞，受害者將不只是自然界，生存於自然之中的人類也將遭受其害。由於女性是從事家庭生活工作的主力，因而處於接觸污染環境的時間與機會均高於男性，此即何以婦女的生殖系統與生理機能因而特別容易受到工業廢棄物和有毒物質的損害。 65 3、人類安全人類安全（human security，或有稱之為人的安全）概念最早是由聯合國發展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在 1994 年的《人類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中提出的，作為傳統安全概念的補充，人類安全強調在日常生活中平民大眾的切身權益被國際社會所忽略了，所謂的安全應該含蓋保護一國之內的人民不受疾病、饑餓、失業、政治壓迫和環境惡化等的威脅。 66 女性主義認為，人類安全概念的提出恰足以證明確保人類安全是國際安全的根本目標，但在現實主義傳統安全觀中，此概念卻被隱於國家安全之下，而不受重視。此種傳統國際關係的安全觀顯然有所缺漏。詳言之，現實主義以國家安全為中心的思考及論述背後隱藏著或犧牲了很多個人的不安全；現實主義透過領土、主權和民族生存這些表面上不具性別性的安全訴求，有意或無意地將婦女和其它社會底層的問題排除在安全範疇之外， 67這種區分的標準是安全定義無法周延的障礙。女性主義因此主張，唯有先於個別國家層次落實對於各國人民的安全承諾，以 65. 女性主義相信，常期擔任家戶工作的女性在污染環境中會比男性更加的不安全。 Carolyn Merchant, Earthcare: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Ch. 1. 66 林碧炤，〈全球化與人類安全〉，發表於《人類安全與廿一世紀的兩岸關係研討會》 2001 年 9 月 14 日（台灣綜合研究院戰略與國際研究所主辦），頁 8-9。 67 女性主義者提出「女性安全」的概念，將它視為人類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容從家庭生活為中心向外開展，目標是要消除各種暴力行為，特別是男性對女性的社會性別暴力，進而實現以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大同理想，不再將他人或他國視作敵人，不再需要藉由征服和壓制才得以實現安全。參考：Benita Ferrero-Waldner, Human Rights,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sed World,” Women Building Peace Conference,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Vienna, 8 July 2005), via at:<http://ec.europa.eucomm/external_relations/news/ferreo/2005/sp05_428.htm>.

(21) 專論. 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143. 國際社會為範圍的國際安全才可能獲得實踐。毋寧，當前的安全研究和其內涵不再僅僅涉及到國家，還應包括個人。 68 4、綜合安全綜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是全方位、多層次、內容廣泛的安全概念，它同時容納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內容。 69女性主義者認為，雖然人類安全使得安全的概念從軍事拓展到經濟和環境層面上，但應該要繼續向更深的層次拓展，例如包括社會和個人心理的層面。這意謂著安全內容要在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等領域進行結合，讓每個層面的安全不是孤立的存在，而是相互的融合與協調。各國只有在與安全相關的政治、經濟、文化上相互信任和合作，才能獲得真正的安全；另一方面，女性主義認為要將女性的生活經驗納入到安全的範疇中，例如女性在職場上的差別待遇、在家事工作上所面臨的污水和有毒廢棄物、在暴力犯罪中的特殊傷害等，才能幫助建構更加全面的安全定義。 70. 肆、女性主義國際安全觀的評析由於主流國際關係理論，特別是現實主義理論，長期忽略國際社會中的性別因素，將「女性」排除在政治領域之外，導致安全研究缺少關於性別的影響與作用等方面的研究論述。毋寧，在「男性」社會性別主導的國際關係研究下隱含著嚴重的性別盲點，沒有表達人類政治生活的全部景象。女性主義者從方法論反思以往的國際關係理論，特別是國際安全方面的論述，透過女性的社會底層地位和生活上的經驗，並藉助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本體論（ontology）及認識論（epistemology），揭櫫了國際安全理論中性別的偏差與父權思維所造成 68. 這裡的個人是指「全體人類」的泛稱用法。王逸舟，〈論綜合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4 期（1998 年），頁 51。 70 Cilja Harders, “Gender and Security in the 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8, No. 2/3 (Summer/Autumn 2003): 54-72; Ann J.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Westport, CT: Bergin & Garvey, 1994): 147-169. 69.

(22) 144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 年 1 月）. 的失衡現象，進而在解構傳統安全的同時，重新建構了屬於自己的安全觀。 71 透過本文對女性主義國際安全觀的闡釋，吾人可以發現傳統的國際安全研究在認識論和方法論上都受到父權社會體制的深刻影響，相當習慣地將男性的思維和對軍事議題的關注視為國際安全的必要與充分內涵， 72同時掩飾性別在人類社會中所存在的問題。這種研究以及解釋國際關係的方法顯然是一種偏失與瑕疵。表面上係呈現與性別無關的中立性，實際上則是僅顧及或反映特定性別之生活經驗。 73 相較於現實主義，女性主義觀察到被忽略的性別差異所衍生出之社會或政治問題，不同於傳統國際關係領域在論及男性和女性時，總將性別差異視為既定的、永恆不變的或必然的，女性主義經由對社會制度的解構發現，兩性的身體特徵僅有些微差別，他/她們之間真正的差異是在政治化或社會化過程中所形成的不同主體身份，即透過社會建構所形成的社會性別。換句話說，男性/女性這樣的描述其實是人為建構出來的，一旦人們進入這種描述情境，就會得到對自我性別的確認，並受到與性別相關的約束和期待。因此，女性主義認為男人是被建構成男性的人，所以必須要勇敢、要能控制情況、要能掌握權力；女人則是被建構為女性的人，所以應該要服從、要溫柔、要為家庭犧牲。但事實上，他/她們之間在先天的自然性別（sex）上並沒有鮮明之差異，反而是後天建構的. 71.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30. 女性主義主張向無偏見的國際政治學回歸，發掘女性在該領域中的價值，並為女性參與國際政治活動提供實踐的基礎。 72 學者哈丁（Harding）認為，傳統社會科學的知識大部分均建築在父權制基礎上，女性不可能成為這種知識的主體；換句話說，傳統認識論在整體上便排除女性成為可供認識的主體或成為知識主體的可能性。參考：Sandra Harding ed.,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73 傳統經驗方法在建構理論之前，並未詳細考察與論證，而是先入為主地以「男性」作為全人類的同位語，把男性假定為人類社會的主導者。在此方法和模式下，由於男性已經從性別關係中解脫出來，不受性別的制約，以致理論在內容的發展上不可能關注性別因素對國際政治發展的影響，也不可能關注這些因素是如何影響國際安全。詳見：Jane Flax,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Feminist Theory,＂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2, No. 4 (Summer 1987): 629..

(23) 專論. 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145. 社會現象對兩性的影響較大。 74 在解構因二元論所造成的不當區隔後，女性主義的安全觀可以說較傳統論述更為週延與具有包容性。從其對於獨立主體性的強調、社會底層問題的揭露、到關於人類安全和綜合安全的論述，吾人便可瞭解女性主義的安全觀除了將長期被忽略的婦女安全問題帶回安全研究的領域外，更大的貢獻在於，女性成為其他社會底層群體的代表，以一種載體的方式反映出被傳統安全研究所忽略的那些問題。毋寧，女性主義欲彰顯的安全觀不僅僅是自我作為人類主體價值的確立，內涵上更超越了冷戰時期以現實主義為代表的那種國家中心安全思維。在女性主義之下，軍事安全只是構成安全研究的一部分，其它如經濟、環境，甚至是一國內部的暴力犯罪、童工、教育、娼妓等問題，也均是吾人研究安全問題時，應予關注的對象。 75 女性主義此種整體式的安全觀，認為所謂的國際安全不可能在任何一個單獨國家其國內安全無法長久穩定的情況下實踐與存在，其次任何一個國家要實現自己的安全都必須以所有相關國家的安全為條件，只有所有相關的國家享有安全的時候，自己的安全才能獲得保證。 76 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彼此互賴程度逐漸深化，國家安全、區域安全，乃至於國際安全三者已密不可分，遑論相互交雜後所產生的其它諸多新問題。國內問題國際化，國際問題國內化，更早已成為近來 74. R.B. J. Walker, “Gender and Critique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V. Spike Peterson, ed , Gendered States: Feminist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1992): 190-192. 75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ee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 Lynne Reinner Publishers, 1998): 2-5. 本書的三位作者並非純粹的女性主義者，但他們贊同女性主義分析安全研究所採用的宏觀視野。 76 以中國華北地區的北韓難民問題為例，中共與北韓雙方的政府間關係雖然不錯，但是長期以來北韓逃往中國華北地區的難民，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一大包伏。這些難民三不五時的衝進駐中國華北當地的外國使領館尋求庇護，一來使得中共當局無法查核這些難民的身份，究竟他們是真難民還是有可能是間諜、恐怖分子；一來形成中國在保護外國駐其境內外事機構安全的責任問題上，有可能違反維也納外交或領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參考：James Seymour, “China: Background Paper on the Situation of North Koreans in China,” commissioned by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Protection Information Section (January 2005); Edward Cody, “N. Koreans Fleeing Hard Lives Discover New Misery in China,” Washington Post (7 March, 2005)..

(24) 146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 年 1 月）. 安全研究發展的一個趨勢，一國的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越來越多地受到來自國際的影響，一些源自國際的不安全因素也會不時地滲透或波及到各國國內。同時，一國國內穩定與否所產生的影響，已不像過去僅局限在國界之內，而將在全球化的發展下可能及於鄰國、週邊區域甚至整個世界。有鑑於此，女性主義的國際安全觀顯然是反映時代潮流的思想，適時地補足以現實主義為首的傳統安全研究在理論上的偏狹與缺漏。. 伍、結論女性主義的安全觀展現了「性別」是項因素在建構安全理論中的重要作用，從女性的立場出發，將女性所遭遇的歧視現狀與獨特生活經歷納入到安全的分析與研究中，將能幫助建構更加綜合及週延的安全定義，同時反映出經濟、環境等攸關人類安全的議題。女性主義揭示女性經驗與男性經驗在根本上的不同，人類社會（包括國際社會）無法也不應草率的漠視另一種性別或任何群體的存在。女性主義在有關社會性別的研究努力上，呈現男性/女性所以具有差異的深層因素，而當人類社會能開始重新注重被不當忽視的女性時，將會意識到「社會性別」對於破除所謂性別中立的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的價值，進而瞭解到既有關於安全的研究領域實際上是普遍男性的生活經驗和認知，被過多的定義在軍事與政治方面，使得安全研究長期以來呈現研究範圍的侷限性，以及無法突破方法論上的二元對立思維。 77 女性主義藉由彰顯女性不安全的現象，說明全球化時代下的國家或國際安全研究將不再是單一軍事層面的或是男性父權中心的領域。從女性主義的視野看待安全，除了強調婦女本身的不安全問題外，更重要的是點出不平等的社會性別觀念，即男性/女性、男主外/女主內、男政治/ 77. Sandra Whitworth, 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der in Institute and Non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25) 專論. 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 147. 女家事等此種二元論的區隔思考，是如何使非歸屬於「男性的」的社會底層群體無法獲得安全，或是更缺乏安全。透過對於舊有安全概念的解構，女性主義者認為要達到真正的安全必須先將等級制的社會關係和分割的社會性別予以修正，換句話說，要透過觀念導正的方式來修正傳統安全研究在方法論上採取二元論所帶來的失衡現象。 78 總的來看，女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是一種「由下而上，由個人推衍至國家」的安全思考。一方面點出「獨立主體性的確立」是獲得安全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以「治本」作為其建構安全的核心思考，也就是國際安全無法在忽視個人安全的情況下被落實。女性主義這種強調綜合安全與人類安全的安全觀，其內涵是一種以平等、相互尊重、和合作為主概念的思考，它同時容納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內容。盱衡冷戰後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及修正趨勢，如果新時代的國際安全在內涵上已經確實包括全體人類的安全或是含蓋了軍事以外的非傳統安全（例如經濟、環境），那麼女性長期在社會中受到的歧視與不公平對待，以及此現象為國際關係研究所忽略的事實，就需要儘快獲得導正。因為女性是構成人類全體的一部分，當整體中的某部分無法獲得安全時，倡談整體的安全無異於捨本逐末，而毫無落實的可行性。（收稿：200 年 12 月 15 日，修正：2007 年 3 月 24 日，接受：2007 年 4 月 23 日）. 78. Barbara Ryan, Feminism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Dynamics of Change in 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Activ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97..

(26) 148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 年 1 月）. 參考文獻王文，〈超越兩分法：女性主義國際關系理論的前途〉，《國際觀察》第 2 期（2005 年），頁 39-45。王逸舟，〈論綜合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4 期（1998 年），頁 5-14。卡爾．陶伊奇（Karl Deutsch）著，《國際關係分析》（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周啟朋譯，（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1992 年）。李英桃，《社會性別視角下的國際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年）。. 李孝悌，〈評介《危險的逸樂：二十世紀上海的妓女與現代性》〉（Gail B.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第 5 期（1997 年 8 月），頁 239-248。林碧炤，〈全球化與人類安全〉，發表於《人類安全與廿一世紀的兩岸關係研討會》2001 年 9 月 14 日（台灣綜合研究院戰略與國際研究所主辦），頁 1-16。胡傳榮，〈社會性別與現實主義〉，《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2 期（2001 年），頁 21-24。胡傳榮，〈社會性別視角的顯現—女性主義對國際政治學的介入和改造〉，《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5 期（1999 年），頁 69-74。.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04), Burundi: Rape - the Hidden Human Rights Abuse, New York: Amnesty International, via at:＜ web.amnesty.org/library/Index/ ENGAFR160062004＞ Addams, Jane, Emily G. Balch and Alice Hamilton (2003), Women at the Hague: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 and Its Result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Baldwin, David A. and Helen V. Milner (1992),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Henry Bienen ed., Power, Economics an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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