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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胡錦濤時期的外交政策
據說拿破崙曾將中國形容成一頭「睡獅」，並預言「一旦中國覺醒，天下將 為之震動」。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的權利政治板塊重新洗牌，經濟全球化取代 安全困境下的軍備競賽，然而國際體系呈現一超多強的格局，在這個時期，國際 環境總體和平，區域衝突零星不斷，美國基於國家利益對崛起的中國大陸，運用 外交策略發展建設性夥伴關係。而早在 1990 年代初期，鄧小平就曾提到「多極 化論」，並認為「中國早已是」國際秩序中的一極。1中國以改革開放實現的經濟 發展成果與自信為基礎，勾勒在 21 世紀扮演「責任大國」的角色藍圖，中國不 希望在對外關係中，因中國的大國化戰略造成「中國威脅論」等負面效應，所以 中國傾力提高「國際社會民主化」或「負責任大國」與「和平形象」。
具體來說，中國的戰略基礎通過「多極化」、「和平崛起」、「責任大國」、「大 國外交」、「新安全觀」等詞彙表現出來，並且這些言論在以胡錦濤為核心的第四 代領導人上台後更為流行。其中新安全觀強調以合作代替對抗，以共同發展取代 意識型態，融入並接受國際規範，扮演國際社會積極參與者而非破壞者的角色。
冷戰結束後的中美關係 第一節
冷戰至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 一、
在美蘇兩極結構下，中美關係只有結盟與對抗等兩種選擇，冷戰爆發後，整 個國際結構陷入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兩極對靠中，後來演變成美蘇對 抗和東西方對抗，20 世紀 60 年代後，美蘇對抗出現新轉機，美國由於陷入越戰 不能自拔導致國力削弱，與此同時，蘇聯通過實施以和武器為中心的全面擴充軍 事力量計畫，終於在 1960 年代末期改變美國獨占核優勢的局面，國際結構從「美 攻蘇守」轉為「蘇攻美守」2，此時美國向中共遞出橄欖枝，朝推動關係正常化，
形成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中美關係戰略基礎，也註定了當時中美的「戰略性合作」
性質，中美關係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所謂「蜜月期」，本質上屬於對蘇聯威嚇的 產物。3基本上在這時期國際格局決定中美關係的方向。
1 國際形勢與經濟問題，鄧小平1990年3月3日與中央同志談話的一部分，編入鄧小平文選第三 卷。
2 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1960-196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14-164頁。
3 倪世雄，趙曙光，＜結構性互動：中美關係 60 年＞，《美國問題研究》，2010 年 2 月，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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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學者吳國光則認為，從冷戰到後冷戰中美歷經 3 個階段，分別 為 1.戰略對立階段 2.戰略合作階段 3.戰略摩擦階段。4試述如下：
1. 戰略對立階段
1949 年中共建政，奉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國際上完全以蘇聯 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結盟，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相抗衡，中美兩國關 係完全是敵對與隔絕，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與中國參戰，直接導致中美 在戰場上的對峙，同時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進一步擴大中美對立局 面。
然而到了 60 年代初期中蘇交惡，改變中國依附蘇聯為首的世界共產 主義陣營，然而與美的對立關係卻沒有立即好轉，原因在於美國參加越 戰，使得中國認為美國仍在對中國實施（不單是蘇聯）的戰略包圍；另 外原因則是中國內部政策為同時反美反蘇，亦即「反帝反霸」的更強硬 政策。
2. 戰略合作階段
中蘇關係改變進而改變世界戰略結構，中美開始實行「戰略接近」， 繼而實現「戰略合作」，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是重大里程碑，
在這之後的中美關係是緩和多於緊張、合作多於摩擦。毛澤東在內部推 動極左路線的同時，在外交上卻選擇接近美國；而在美國，強硬反共的 尼克森堅持右派立場的同時，親訪北京締造中美的戰略合作關係，並且 之後的美國政府更迭並未影響中美關係，民主黨的卡特總統延續共和黨 的尼克森路線，儘管之後的雷根總統在競選期間表現出親台反中共的立 場，但在當選之後仍奉行與中國實施戰略合作的外交方針。同時在這階 段，中國內政也出現從毛澤東路線轉向鄧小平路線的重大轉折，開始注 意現代化政策，對外實施改革開放。吳國光認為，這樣大幅度的內部變 革，在冷戰格局沒有改變前，並未影響中美關係，可見中美戰略合作關 係的基礎不在雙方內部政治或經濟制度，也非意識型態，而是在於蘇聯 因素下的冷戰國際戰略結構。
3. 戰略摩擦階段
中美關係開始惡化始自 1989 年天安門事件，這起事件後凸顯出中美 政治制度與意識型態的對立，同時也凸顯中共人權問題，加劇中美之間 人權戰。
4 吳國光，＜論後冷戰時代的中美關係＞，《當代中國研究》，第53期，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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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美國為防堵共產主義蔓延，杜魯門主義從此成為美國在冷戰期間的 外交政策方針，冷戰期間，美蘇共產集團對峙，實施圍堵政策，但在權力平衡的 架構下，1950 年代中美保持適度接觸，形成片面性的政治合作關係，並持續藉 由日內瓦會議秘密溝通。1969 年中蘇友好關係生變，1970 年代美國主張尼克森 主義以和解代替對抗，與中共展開秘密外交，遂於 1972 年正式建交，旨在聯中 制俄，維持戰略平衡。1980 年中共實施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美國則是雷根主 義，高舉反共旗幟 撻伐中共以美日安保條約為主的亞太外交策略。
韓戰美國沒有打勝，第一次和第二次台海危機雙方和平解決，中共支持的北 越在越戰中打敗美國 1996 年第三次台海危機雙方以談判解決。550 年代兩次台 海危機，艾森豪總統都拒絕美國軍方建議對大陸使用核武，全力尋求和平解決。
1962 年，台北想趁大陸大飢荒進攻福建，但被甘迺迪政府聯手北京予以阻止。
越戰時期，美軍方擬轟炸中國華南，但被詹森總統打掉。韓戰和越戰時都有人建 議動用台灣軍隊，但美國皆拒絕。96 年第三次台海危機時，柯林頓總統警覺到 可能出現核戰狀況時，指示全力防阻中美戰爭，終於和平落幕。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孤獨的霸主」，6中國成為美國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對 手，中美關係面臨嚴峻的挑戰。中美關係在 1990 年代柯林頓任內呈現正面發展 的格局，但繼中國崛起帶來的中國威脅，仍迫使小布希在 2000 年後逐步將對中 國的設定由戰略夥伴改為戰略競爭者，同時為捍衛霸權以及因應台灣海峽、朝鮮 半島與中東等所為不安定弧形地帶緊急狀況所需，美國將部署在關島的攻擊型核 子潛艇由 3 艘增至 9 至 11 艘，這項部署也涉及中國軍事崛起的問題，7美國也在 2003 年至 2004 年間提議設置軍事熱線。美國在 2005 年至 2006 年間將中國的角 色設定從戰略競爭者轉為利益相關者，希望中國在全球能有負責任的作為，在強 調與中國合作的同時，美國也積極佈局亞太，這種轉換並非意味中國崛起足以撼 動甚至取代美國的霸權地位，但無疑的是，美國若想延續原有的國際影響力，必 得爭取中國的默認或支持。
中美在冷戰期間不僅因北韓越共等代理人戰爭有過外交接觸，更因國家利益 在冷戰末期聯手至俄，美中在冷戰後不再只是戰爭和圍堵，而是接觸與對談，也 就是說，美方試圖將中共納入國際體制規範，藉由加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制，
促成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加速與世界接軌，進而影響中共的政治改革，中共則是 為獲取經濟發展的動能，期能在和平崛起創造多極格局。
5 陳毓鈞，＜美國兩岸政策的「現狀」與「不戰」＞，《海峽評論》，163期，2004年7月號。
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9, pp35-39.
7 蔡東杰，＜當代中國外交政策＞，頁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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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U.S.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10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與兩岸安全策略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2003），頁38-39。
11 同前註。
12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志文化事業，2004），頁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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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爭取中共支持反恐行動
恐怖攻擊事件促使美國更須仰賴各國支持，以對抗恐怖主義，因此 美國需對各國利益衝突進行妥協，美國因此更希冀中共加強合作，打擊 恐怖主義。同時美國對外中心戰略任務違反恐與防止擴散，若單獨仰賴 自身力量難以解決，而中共是區域大國，有了中共無異如虎添翼。
由於美國把反恐視為第一要務，從而減少對中共的戰略壓力，並增 加對中共的依賴。對華政策的積極面為與中共接觸、合作面向上升，消 極面為對中共採取防範與遏制的態勢逐漸下降。儘管美國對華遏制戰略 減弱，反恐合作並未完全改變或消除雙方的結構性矛盾。13
總體來說，911 事件為中美關係的潤滑劑，雖然美國推動反恐聯盟，
但「既圍堵與交往」仍是美國對華政策主軸，此是 911 後並未改變的本 質。全球恐怖主義、國際法執行與合作、國際組織有效性、文化與宗教 衝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跨國犯罪問題等，皆需雙方合作，因此 長期來看「中國威脅」的論述在美國安全位階下較低，美國將暫時擱置 歧異，甚至在具爭議性的議題中，像是台灣問題，都將減少對中共採取 對抗或制裁的激烈手段。
(二) 911後中共對美戰略調整
911 發生前，中共外交策略大抵為為維持周邊環境穩定，與經濟建設作為主 要國家利益與目標。但在 911 後，美國對華態度軟化，中共也隨之調整對美策略，
藉由與華府在反恐上的合作，以維持穩定國際環境來確保中共內部發展，以及持
藉由與華府在反恐上的合作，以維持穩定國際環境來確保中共內部發展，以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