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表 4-3-11 得知，在我族認同部份，父母不全為阿美族的國中生，其 我族認同得分為 72.54，父母皆為阿美族的國中生，其我族認同得分為 74.70，經 t 考驗檢定，t 值為-1.25(p>.05)，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水準，所 以花蓮地區阿美族國中學生的我族認同不因其父母親是否全為阿美族籍 22513.64 22679.13
2 5310.57 53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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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本節之統計分析結果，本研究將各自變項在我族認同及主流認同 上之差異情形列於表 4-3-13，並敘述如下：
表 4-3-13 族群認同因個人基本變項不同之差異情形
我族認同 主流認同
性別 **
年級 **
父親教育程度 母親教育程度
父親職業聲望 *
母親職業聲望
家庭總收入 (**)
家庭社經地位 父母族籍
*：p<.05， **：p<.01 ( )：指變異數達顯著，但在 Scheffe 事後比較中未能找出差異。
貳、族群認同因個人背景不同而顯現的差異之討論
綜合以上的統計分析結果，花蓮地區阿美族國中生的我族認同並不因 其性別、年級、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父職業聲望、母親職業聲 望、家庭社經地位等個人背景因素的不同而有差異；在主流認同方面，則 因性別、年級、父親職業聲望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一、我族族群認同不因性別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但主流文化的認同則有 顯著差異。女生對主流文化的認同情形比男生高。
在性別方面的研究，許多研究都提到了女性在族群認同上比男性有較 高的表現（Ting-Toomey, 1981; Bolling, 1974; Ullah, 1985, & Masuda etal., 1973），國內學者許文忠（民 87）、張琇喬（民 89）也有相同研究結果。
但本研究的結果卻發現我族認同不因性別而有不同，反倒是在主流認同方 面呈現相當的差異。Phinney（1990）在整理了這些的結果，提出了「文化 期盼（cultural expectations）的說法，他認為在一些文化中，性別是涵化的 主要變項之一，因為，男性在家計的主要負擔者，他們通常必須在主流文 化中尋找工作；而女性則多半在家中操持家務，因此受涵化的壓力較低。
另外，女性常是傳統文化的傳遞者（carriers），而男性常是創新者，這種 不同的文化期盼（cultural expectations），或許影響父母對男、女孩採用不 同的教養模式，使女孩在思想上與傳統文化更緊密結合。
本研究發現的結果雖與 Phinney 的看法相左，但從文化期盼的觀點來 看，Phinney「文化期盼」的前提是整個族群在我族認同與主流認同上呈現 相當大的差異，亦即其整個族群與主流文化的互動性不高，或是整個族群 的認同不高，所以才需要「重新去調適新的文化」。與原住民其他九大族 群相較，阿美族所居住的地方多在平地，根據許木柱（民 80：412-213）
的研究發現，因為阿美族已經生活在平原地區很久，所以接受到不同文化 刺激的機會也多，所以阿美族人有可能因為對主流文化的接觸已久，一般 阿美族成年人也期望他的子女能適應主流社會，完成雙文化認同的調適。
此外，在國中時期的男生和女生並在面對不同事情的看法時；國中女 生在求學態度及升學態度上比男孩子更接近「好孩子」的想法，所以在面 對學校所教授的主流文化課程時，對於主流文化的價值觀及社會化信念更 容易全盤接受。
二、我族族群認同不因年級高低而有顯著差異，但主流文化的認同因年級 的高低則有差異。中、高年級學生的主流認同高於低年級學生。少數 學生進入國中以後開始有歧視知覺，可能是影響其主流認同的因素之 一。
其次是年級與族群認同的關係。本研究的結果發現，花蓮地區阿美族 中學生的年級高低，對其我族認同並無顯著性的影響。此研究結果與國內 學者許文忠（民 87）在對南投信義鄉九所布農族學生的研究發現類似，亦 即發現年級高低對族群認同並無顯著性差異。但是在主流認同上，則顯示 中、高年級的學生對於主流文化的認同比較高。
從 認 同 形 成 論 的 觀 點 來 看 ， 少 數 族 群 青 少 年 的 發 展 歷 程 大 致 如 Atkinson 等人所說的有四個階段：服從階段、不和諧階段、反對與熱衷階 段、內省階段與協調階段。低年級的青少可能正處於第二、三階段之間，
亦即遭遇到我群認同與主流文化認同衝突的情況時，多採拒絕主流文化而 接受本族傳統文化價值的做法；中高年級的青少年則是處於第三、四階 段，對族群衝突開始能調適，並開始能認同主流文化，並逐漸從主流文化 與少數族群團體的價值中選擇重要的要素，發展出新的族群認同。
據此推論，和訪談結果比較，發現參與訪談的七位學生之中，僅有 Debby 與 Elva 兩位有歧視經驗或歧視知覺，比例上只佔 2/7，而且他們所 能講出來的歧視經驗有限，或是只來自於「應該會吧」的想象，顯示歧視 知覺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再與統計的結果相較，花蓮地區阿美族國中生
的歧視知覺得分偏低，都足以說明歧視知覺或歧視現象不是一個普遍存在 的現象。
不過，不應該因為有歧視經驗或歧視知覺的學生所佔只是少數，就忽 視這些學生的生活經驗。對少數有歧視經驗或歧視知覺的學生而言，有一 個值得注意的是，二、三年級的的學生，其主流文化認同高於一年級的學 生，又依據前述訪談記錄中所顯示，學生在國小階段很少碰到來自同學的 歧視行為，少數學生到了國中反而開始出現來自同學間的歧視行為。追尋 這兩個問題脈絡，可以歸納為「學生一進國中，開始碰到來自同學間的歧 視行為」及「低年級同學對於主流文化的認同較低」。換言之，即是有些 學生一進入國中，由於開始接觸到來自同學間的偏見行為，所以對主流文 化認同產生排斥、抗拒的心態；等到學生升上二、三年級的時候，一方面 因為心智較為成熟，能夠應付來向同學間的歧視行為，一方面也因為對認 同的發展較為成熟，能夠認同主流文化的價值。
這或許可以解釋部份學生在低年級時，其主流文化認同偏低；在高年 級時，其主流文化認同偏高。但不可否認的，本研究在比對問卷資料與訪 談資料的，發現學生在問卷上的填答與訪談上的回答稍有不同，這可能來 自於問卷填答時的問題，也可能來自於訪談時所表現出來的自我防禦心 理，可能有必要再加以深究。
三、阿美族國中生的我族族群認同不因家庭社經地位的不同而有差異。
其次是社經地位與其族群認同的關係，本研究與大多數的研究發現一 致，亦即家庭社經地位對族群認並無顯著的影響性（Phinney,1989; Carter &
Helms, 1988）。事實上，社經地位不但和族群認同沒有顯著的影響性，甚 至有些研究還認為，高社經地位者，對於我族的認同有減弱的現象。因為 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少數族群的個人必須拋棄傳統文化，並認同、接受 主流文化的生活型態。而本研究也發現，整體上花蓮地區阿美族國中學生 的主流認同不因其家庭社經地位而有差異，僅和父親的職業聲望有關，父 親職業聲望較高者，其對主流文化的認同也愈高。此一發現也正好符合上 述的說法，亦即阿美族國中生的我族認同不因家庭社經地位的不同而有差 異。
此外，根據研究結果發現，父親職業聲望是影響阿美族國中學生族群 認同的因素之一，其所顯示的意義是否代表著父親的影響比母親大？恐怕 要再深入探究。由於阿美族是一屬於母系的社會，因此，母親的影響如果 大於父親的影響，自然可以解釋此一現象。但是根據本研究所得結果卻是
父親的影響大於母親的影響，其所顯示的意義是否因為家庭的經濟重心落 在父親身上？或者母系社會已經受到漢化的影響而逐漸衰落？值得進一 步探討。
最後要說明一點的是，此一研究發現並不意謂著父母親是屬於高社經 地位者愈不認同我族族群文化，也不意謂父母親屬於高社經地位的阿美族 國中學生反而不認同我族族群文化。因為根據林淑媛（民 87）的研究，真 正在領導原住民文化研究者正是從原住民部落出身、在主流社會中已經擁 有相當高的社經地位，在經過反思之後，回歸部落、獻身本族文化的研究。
四、父母親是否全為阿美族，並不影響其孩童對我族的族群認同及對主流 文化的認同情形。
在父母親的族籍對其認同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的結果發現父母親的族 籍並不影響花蓮地區阿美族國中學生對我族認同與主流認同的看法。國內 學者許文忠（民 87）的研究雖然是針對布農族的學生，但其發現令也和本 研究的發現一樣，即父母親的族籍並不影響他孩子的認同情形，由此更可 說明國內外的研究具有相當的差異性。
參、研究發現
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發現，歸納以下幾點發現：
一、花蓮地區阿美族國中生的我族族群認同並不因其個人的背景因素而有 所不同。
花蓮地區阿美族國中生無論是在性別、年級高低、家庭社經地位或父 母親的族籍差異方面，其我族族群認同情形並無差異，由此顯示出個人的 背景因素並不是影響個人對我族族群認同的重要因素。
二、花蓮地區阿美族國中生對主流文化的認同受到性別、年級、父親職業 的影響。女生、中高年級學生及父親職業聲望較高者，其主流文化認 同較高。
花蓮地區阿美族國中生對於主流文化的認同因其性別、年級及父親職
花蓮地區阿美族國中生對於主流文化的認同因其性別、年級及父親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