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在臺灣教書，但有演講
導，所以，他們具有一定教育理論之基礎。
日籍學者的學歷分別來自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廣島文理大學，以 及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前三所學校在日本大學可謂為教育學之重鎮，東京帝國 大學以吉田熊次為首，以經驗的實證主義之學風為名;京都帝國大學以小西重直 為首，以理想主義與形而上學之學風為主，大正時代亦有「東吉田，西小西」之 稱號，表示這兩校之研究方向完全不同，但同樣地託兩方(渡部政盛，
1937 :
133) ;廣島文理大學則是京都帝國大學的分支，不同於前兩校的教育學，其學 風清新活潑，改走生命主義與文化主義為名(渡部政盛，1937 :
232) 。而東京 高等師範學校是日本教育學在師範教育中的四大名門之一，從事廣義的教育學研 究，但高等師範學校之重點擺在教學而非研究，故教育的理論性研究仍以大學優 先(渡部政盛， 1937: 17) 。由上述可知，臺北帝國大學是師承京都出身的近藤 壽治與伊藤獸典。其次，這些日籍學者均出身於日本的教育學術名校，可見文化 教育學分處於各校，其理論在日本盛行。但也因為這些學者未留學歐美，未能取 得第一手資料，在詮釋上可能有誤，導致在畫灣所發表的文章也有可能出現錯 誤。(二)均在盧灣的肅等教賈( "~t帝國文學、商導師範學校)語教 陳逢源專精於經濟學，而不是教育學者或哲學者，因此，在他的著作中，例 如， <晚近世界潮流之洞察) ( <親近世界仿潮流岩洞察甘止) ) (1
922)
〈作為人生批判原理之文化主義) ( <人生批判原理 tL τη 文化主義) ) (1923) ，本研究發現有些觀念與理論是錯誤的。然而，我們也看到，陳逢源憑 著一股對臺灣社會政治問題的關心，透過寫文章來針對臺灣教育進行褒貶批評，
呈現出對臺灣社會的敵蒙進步與文明化的強烈關心'是值得肯定的。
蔡帕一直都擔任澎湖縣等公學校之教員與校長，教學經驗豐富，雖然發表文 章的數量並不多，但可謂是模範的基層教育家。他重視個別差異的教學、機會 教育，並呈現這類的進步教學法，也對於文化教育學應用於兒童個性之分類有研
究。
日籍學者則分為兩派，一派是在高等教育，包括臺北帝國大學與高等師範學 校任教，例如，近藤壽治、伊藤獸典、八木寬與東日出男，他們所寫的文章較著 重於理論的深究與辯證。此外，入澤宗壽在1925年曾來臺灣演講有關Spranger的
祝，若穎 德國文化教育學在日治時期臺灣的傳播與發展(1 920-1940) 133
學說， 1926年於雜誌中發表演講內容。值得一提的是，入澤宗壽的著作《文化教 育學與新教育> ， 1931 年由蔣徑三翻譯，因其譯介頗為清晰，讓文化教育學能流 傳至中國教育界，影響中國很深(劉蔚之， 2007b : 105-111) 。由此可知，當時 臺灣比中國更早接受到文化教育學說，而日本學者親自來臺演講授課，更具影響 力。
男一派日籍學者則是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來臺長時間擔任公學校校長 居多，例如，渡邊節治、西卷南平、抵上種樹，他們所寫的文章，偏向以教育實 踐為主，將 Spranger的理論視為輔助工具，重視教育的應用層面，故較易推廣至 教育界中。
綜合上述，德國教育學說由臺籍菁英與日籍學者傳入，這是因為該學說在西 方國家本身即如此學院化， 1917年之後，其他研究典範，例如實驗教育學或J. F.
Herbart (1776-1841) 的教育學，則幾乎只能在大學之內生存，日本與臺灣也不
例外。西方、日本與臺灣所呈現的人格主義與文化教育學，因其理論所強調的精 神、生命與體驗等，都讓人廠到抽象，難以掌握，用字遣詞也過於艱澀，故偏向 高階知識的傳播與高等教育之研究。我們也發覺，臺籍訓導鮮少用該學說來發 表，這或許是因語言有所差異，欲理解該學派的理論與用語都十分困難，因此，
該學派猶如「貴族哲學」一般，難以落實至教育現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