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韓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傳統特質
Sim Seong-bo（2006：127）認為韓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有三大特質：國家權 力、外來制度、壟斷資本（monopolistic capital）。壟斷資本主要指的是私立大學 的發展，從現今高等教育理論而言，是市場化特質之一。這三個特質均見於台灣 高等教育發展的背景，只是程度的差異。
一、 外來制度的影響：
在回顧自己國家高等教育發展時，韓國的學者總是很不容情的指出，韓國的 高等教育一直都是在外來影響之下發展，沒有自己的特質。韓國高等教育的三個 主要外來影響為傳統中國、日本帝國、美國。
(一) 中國儒家思維與科舉考試制度
根據文獻的分析，中國儒家思維與科考制度對於韓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的影響 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升學教育。Jeong-Kyu Lee（2006）；Hyunsoo（2007）指出，
受到科舉制度的影響，韓國父母望子成龍的觀念，省吃簡用，全心培育子女成才。
這個傳統，因高等教育菁英發展模式，市場供不應求的激化，使得韓國青年學子
從小就接受補習教育直至今日。另一個是學術寡頭，kim-Seok Kim（2007:4）指 出，傳統的韓國以儒家師門為基礎所建立學術群體，而此一「師門」（Gate）特 質至今仍是清晰可見。Jeong-Kyu Lee（1998）；Jeong-Kyu Lee（2000）均認為儒 家對於制度和權力的服從，是韓國高等教育中央集權的制度，以及大學校園官僚 體制與論資排輩的因素之一。
(二) 日本與歐洲中央集權管理體制
Jeong-Kyu Lee（2002）分析指出，日本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中國儒家與神 道（Shinto）的精神，再佐以法、德兩國的管理體制，實施中央集權，強調階層 化、規範和服從。這些特質於1901年隨著日本政權進入韓國直至1945年。1924 年成立的京城帝國大學（Keijo Imperial University）是韓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指標。
京城帝國大學的管理制度比照日本的帝國大學，具有德、法兩國大學校園學術寡 頭、論資排輩的特質。
日本殖民地時代，最大的貢獻就是開放高等教育，不再專屬特權階級，同時 透過大學引入西方的技術與實務訓練。但是另方面，日本亦壓抑韓國人民入大學 的機會，京城帝國大學與師範院校僅開放給少數順服者和有錢人子女就讀。殖民 地時期結束時，韓國小學生的入學率僅50%（Hyangkue Lee, 2001：111）。大學 校園中，韓國籍學生與日本籍大學生人數為1:100。眾多韓國人不願接受日本教 育，送子女至西方教會或是愛國人士所創設的私立學校，或是國外求學
（Jeong-Kyu Lee, 2002）。
(三) 美式高等教育制度的引入與影響
Jeong-Kyu Lee（2006）指出，1945年美軍進駐南韓之後，成立國家教育規 劃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Education Planning，以下簡稱「規劃委員會」）
負責新教育體制與發展理念的建立，恢復私立大學，又於1946年成立韓國首爾國 立大學，使得大專院校數量於短短兩年內令增加30所，將韓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從 為貴族與特權階級服務轉向平民大眾開放。在此期間，基督教與美國的實用、功 能特質，以及企業經理人的管理方式，亦進入韓國高等教育的組織文化，而韓國 大專院校協會的成立，為高等教育評鑑標準與程序之建立奠定基礎。Seong-bo Sim（2006：127）強調，韓戰結束之後，美援將韓國學者帶到美國，與美國進 行學術交流、韓國留學生赴美求學，美國的文化與教育影響得以深入韓國高等教
育，直至今日。
不過，Sim Seong-bo（2006）；Jeong-Kyu Lee（2002）；kim-Seok Kim（2007）
均提醒，上述美國教育制度的建立基本上仍是立基於日據時代的中央集權管理模 此，教授雖然享受終身制，卻失去自主性（kim & Lee,2006）。雖然朴政熙因中央 集權的管理模式與意識形態的控制，受到強烈的抨擊，但是其以人力資源發展作 為高等教育發展之動力和菁英發展策略卻是持續至今。
1960 年代，人力資本論為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主流。韓國政府亦提出「人 之再造」（remaking the man）的口號，強調韓國所擁有的就是人力資源，因此 應全力發展人力資源與人力資本。不過，Seong-bo（2006：110）指出，當時的 管道就是發展教育(Jeong-Kyu Lee, 2006)。
(二) 發展科學技術：1967 年頒佈《科學技術促進法》，推出《科學技術開發基 金的綜合計畫》（1967-1986），1971 年 2 月成立了韓國科學院，全力培 養科學技術人才，1972 年制定技術開發促進法（楊蕊，2007：24）。
朴政熙下台之後，意識形態的高壓政策不再，但是人力資源發展和人力資本 投資策略延續至今，而美國教育的影響，隨著韓國的經濟發展不斷擴展，以至今 日，韓國高等教育依舊附屬於美國知識體系（Seong-bo, 2006；Huang Hsin-ming, 1999）。
三、 高等教育市場因素的孕育與發展
早期，韓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台灣一樣，菁英導向，高等教育城鄉分布差距 懸殊，全國半數的大學集中於全國經濟、教育、文化、政治中心的首都首爾大都 會與外圍地區，城鄉教育資源差距懸殊，導致地方菁英流失，首爾地區不勝負荷
（Ran-Soo Kim, 1978）。
1960 年 4 月韓國學潮不斷，經濟蕭條，高等教育進入「整頓期」，此後十年 之間，配合加工出口的經濟發展政策，人力培育的重心為中等技術人才，高中教 育和專科院校的發展成為主流，大學教育的發展相對受到壓抑，僅理工學門獲得 較多的空間（Jeong & Armer, 1994: 536），致使 1965 年至 1976 年之間，大專院 校的數量從162 所增至 204 所，學生人數從 14.2 萬增至 32.3 萬，但是 1976 年高 費用（Hyangkue Lee, 2001：103-104)。換言之，相較於台灣，韓國的社會對於學費，
尤其是私立大學的高學費具有相當的承受性與接受性。
其次，就高等教育而言，韓國的私立院校比例甚高，居世界首位。1955 年，
71 所大學中，私立 58 所，占 81.7%，國立 8 所，公立 5 所（王留栓，2004）。
1997 年，各類院校多達 354 所，其中私立 292 所，占 83.5%，公立僅 51 所，占 14.7% （Jeong-Kyu Lee, 2000：45）。這些大學，或是創辦人為大地主，或是背 後有財力雄厚的財團支持，鮮少有資金不足的問題，硬體設備亦不遜於公立大 學，所缺的是發展的方向與動力（Ran-Soo Kim,1978；Kim Sin-Bok,1983）。
其三，首爾地區的私立院校在日據時代，生源為知識份子的子女，因此具有 一定的社會肯定。另方面，傳統上，韓國教育投資政策，慣以中小學教育為主體，
對於大學只是供應基本需求，因此公立大學當中，除了首爾國立大學，其他公立 院校，尤其是首爾之外的地方院校，資源不足，素質偏低，難與首爾地區歷史悠 的私立大學匹敵。儘管韓國學界一直抱怨政府未支持私校，但是接續的分析顯 示，在重大政策與教育資源分配上，菁英私立大學均得以共享。
（二）菁英體制的建立與發展
韓國高等教育菁英體制的指標就是大學院，即研究生院的建立與發展。日據 時代結束之後，1946 年 8 月 22 日，國立首爾大學依據「國立首爾大學成立法令」
設置第一所大學院，有文科12 科、理科 20 科，共招收 139 名學生(1 名女學生)。
3 年後，1949 年 9 月，私立高麗大學成立大學院。1950 年，私立梨花女子、延 世大學相繼成立，至1950 年代末，共有 24 個大學成立了大學院，其中 6 所在國 立大學、18 所在私立大學(大學院現況，1996)。大學院的設置與發展，不僅區隔 研究生教育與本科生教育，也為韓國高等教育機構階層化制度，以及現今大專院 校分類功能奠立基礎。1959 年，國立首爾大學模仿美國高等教育制度成立行政 與保健專業學院，自此韓國研究生教育兼負兩個任務：培育學術與專業人才。
1969 年至 1972 年之間，韓國教育部門舉辦一系列大學教改革座談，並於 1972 年以「高等教育創新」為名舉辦國際會議，會議結束之後，即推出一系列高等教 育改革政策，並持續至1970 年代末。這些政策的共同目標為提升高等教育品質，
集中資源建立菁英大學群。教改的第一個措施就是提升大學院教育品質，在表1 中，大學院的提升與發展是每一個方案中的重心。
表1 1970 年代韓國高等教育改革方案
資料來源：王留栓（2004）。韓國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中國研究生（北京），1，頁 27-29。
第二個重要措施，也是改革方案的核心，是推動「實驗大學」，以大學自主 與競爭機制為基礎，從各大學所提之計畫案中挑選出10 所菁英大學，一方面按 各大學的績效分配經費，另方面，在行政與經費上，給予自主空間，允許其以院 為單位招生，實行學分收費制，將大學總學分數從180 個縮減為 140 個，並設置 雙學位和主輔修制度。實驗學校至 1974 年增至 16 所，1978 年為 29 所（Kim Ran-soo, 1978；教育部 40 年史，1988）。
第三個措施是於1971 年訂定特別法令，成立 KAIST（韓國高等理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