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戰爭時期日本的貿易政策，存在著一個根本的矛盾：一方面，它不 斷透過關稅與貨幣政策，將滿洲、關東州以及中國佔領區納入「圓域貿易圈」
內；另一方面，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它又極力遏止台、日對上述地區有 過於密切的貿易關係。這種相互扞格的貿易方向，實來自於因應戰爭進程所 採行的不同經濟政策所致。
1930年代以後，由於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使得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受 到嚴厲挑戰。日本也不可避免的開始修正，在對外貿易上採取「輸出合理統 制」；七七事變爆發後，軍國主義盛行，國家力量對經濟的控制更是如影隨 形。此後日本貿易政策，同時受到日本本身經濟結構的變化與世界政治經濟
99 水津彌吉（台銀頭取），＜東亞? 經濟、台灣 ? 經濟＞，《台灣時報》274號，昭和17年 10月，頁53-54。
100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頁629。
101 此時汪政權統治下的地區，仍是中儲券與軍票並行的局面。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興 亞院即決定要停止發行新軍票，但因日本侵華軍當局反對及中儲券不足，一直未能實行。
1943年3月，因中儲券貶值等打擊，日本有關當局決定自4月1日起在華中、華南佔領區停 止發行新軍票，其軍費支出、銀行存款、借款、匯兌等，不再使用軍票，但已發行軍票 也不收回，並承認軍票之流通及軍票之債權債務關係得繼續存在。見周佛海著，蔡德金 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頁714、723。
變革的影響，自由主義傳統逐步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日甚一日的貿易統制政 策。
1940年9月27日德、義、日「三國同盟」的締結是重要分界點，日本貿 易 統 制 可 以 此 劃 分 為 「 準 戰 時 體 制 」（ 1937.9~1940.9 ） 與 「 戰 時 體 制 」
（1940.9~1945.8）。「準戰時體制」下，實施貿易統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取 得軍需資材，並設法獲取外幣以平衡國際收支；「戰時體制」確立後，平衡 國際收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貿易統制目標轉為各殖民地或佔領地的生 活必需品自給，以期建立「東亞共榮圈貿易」。102
不同的經濟體制下，對待「圓域貿易圈」的態度亦截然不同。「準戰時 體制」時期，為了避免對「圓域」過度輸出，阻礙英鎊或美元的取得，導致 入超過大，所以對於「圓域貿易圈」的區間貿易採取不鼓勵，甚至是抑制的 手段。相反的，「戰時體制」下，由於以英、美為首的反軸心陣營，確立了 ABCD對日包圍圈；103特別是美對日經濟制裁手段日甚一日， 1941年7月25 日，美國凍結日本在美資產，以報復日本對西貢的侵略；同時，英、印、緬、
加等國也相繼斷絕對日通商。至此，日本對外貿易被完全隔絕在美元、英鎊 集團外，只得轉向「圓域貿易圈」，因此對圓域內的貿易轉趨積極；到了1941 年底的珍珠港事件後，美、日正式開戰，初期的輝煌戰果和南方作戰的節節 勝利，使得「共榮圈貿易」的建立更形具體化。
總之，同屬「圓域貿易圈」內的台灣與大陸地區貿易往來，除了須受到
102 本文的分期，係參照田淵實、大浦賢＜台灣貿易? 統制＞一文，該文將台灣的貿易統制 分為三個階段：從金輸出再禁止迄昭和12年輸出入品相關臨時措置法為第一期；從臨時 措置法迄德、日、義同盟（昭和15年9月27日）為第二期；從三國同盟迄大東亞戰爭爆發 為第三期。其中第一期並非發生於戰間期，此處不擬贅述。此外，也有學者將第三期劃 至昭和16年7月26日美、英、荷對日施行資產凍結為止，其後則稱為第四期。惟作者認為 資產凍結之意義及其影響固然不容忽視，但它不過是三國同盟產生後的一個衍生事件，
毋須特別加以區分，故並列於三國同盟之後為第三期。詳見田淵實、大浦賢＜台灣貿易
? 統制＞，《台灣經濟年報第二輯》（昭和17年版）（台北：南天，1996年），頁238-239。
103 田淵實、大浦賢＜台灣貿易? 統制＞，《台灣經濟年報第二輯》，頁238。但該文作者並 未對「ABCD」加以解釋；按當時的國際情勢加以推斷應為美國（America）、英國（British）、
中國（重慶政府China）、荷蘭（Dutch）。
日本將中國納入「圓域」的進程影響外，還需視日本在不同時期對「圓域」
的不同政策而定。本節擬先敘述戰爭期間兩種不同經濟政策下，貿易統制政 策的轉變，繼而探討不同貿易體制下的圓域貿易分合。
一、貿易統制過程
「準戰時體制」下，台灣的貿易統制主要在管制輸出入商品項目，其方 式是由台灣總督逕行公告限制或禁止輸出入商品；「戰時體制」則進一步強 化統制的內容，台灣總督設立所謂的「調整機關」或「配給機關」來負責輸 出入的事宜。至於管制區域，前者主要針對第三國貿易；後者則擴及對南洋 及殖民母國日本。
（一）貿易統制的萌芽與「準戰時體制」
日本開始對貿易採取有限度的管制，可溯自大恐慌時代。由於1929年以 來的世界性經濟大恐慌，各國紛紛採取保護經濟政策，使得日本商品輸出市 場急速萎縮；黃金輸出解禁以後，資本流向海外更形顯著，益加深了日本經 濟的不振；同時期的台灣貿易也無法置身經濟恐慌之外，1931年貿易總額降 至三億圓，是 1915年進入復甦期以來的最低點。在此情勢下，1931年12月新 成立的政友會內閣（1931.12~1932.05）再度下達禁止黃金輸出的命令，透過 外匯管制，使得以低工資、低匯兌為基礎的日本商品，得以挾著低價格的優 勢大量輸出，日本內地經濟情況隨之好轉；而台灣的對外貿易額也在1932年 上昇至四億圓，出現了貿易史上的黃金時代。不過，同樣受到大恐慌衝擊的 其他國家，卻未必能如此幸運。在無法拓展輸出的情形下，只能努力維持國 際收支均衡與保護本國產業；而日本輸出越旺盛，意味著其他國家貿易衰退 越劇烈，為了保護本國產業，不得不以各種方式防堵日本商品。於是，日本 逐步放棄一次大戰時代的自由貿易政策，轉而採行較為緊縮的管制策略以因 應輸出的障礙。這種所謂的「輸出合理統制」，雖已略具貿易統制意涵，但
依舊帶有濃厚資本主義色彩。104
隨著軍國主義抬頭，為因應軍需生產力的擴張，日本政府決定犧牲和平 產業，優先輸入軍需資材，逐漸進入強制性的國家統制階段。七 七事變爆發，
更進一步加強這種對貿易的統制。當中日戰爭全面擴大後，為因應長期戰爭 的需求，於是將經濟體制強行改造為「準戰時」的結構，生產力的擴充、國 民生活的安定、貿易的振興並列為準戰時經濟三大方針，貿易部門亦隨之進 展為高度的統制化。105
法令的頒布與修訂是國家權力伸入貿易統制的最主要手段。1936年底，
日本政府考量到建立軍需產業的過程中，軍需資材的大量進口必導致輸入額 增加，造成貿易逆差過鉅，於是廣田內閣乃研議「貿易及關係產業調整相關 法律」，意圖對輸出入品稍加限制。接替的林內閣（1937.2~1937.6）向第70 屆議會提出，不料議會突然解散，未及審議；待事變初起，始由71屆議會以 法律第73號通過。106
然而，由於該法的自由主義色彩太濃，並無法因應「準戰時經濟體制」
的需求。這是因為日本長期將經濟重心置於輕工業，重化工業並不發達，欲 確立「準戰時經濟體制」，勢必支出大量經費，急速擴充生產設施、輸入龐 大資材。如此一來，將導致現金不斷流出，造成國際收支不均衡。解決之道，
唯有減少非必需品的輸入和振興軍需物資以外的輸出。但又恐造成物資不 足，甚至釀成通貨膨脹，破壞戰時經濟結構。因此，必須思索在貿易全面統 制的同時，也建立物資的適當配給。
於是，該法未及施行前，議會另於9月9日以法律92號公布「輸出入品相 關臨時措置法令」以取代之，台灣則於9月21日以敕令515號公布，與朝鮮、
104田淵實、大浦賢＜台灣貿易? 統制＞，《台灣經濟年報第二輯》，頁239-240。
105 田淵實、大浦賢＜台灣貿易? 統制＞，《台灣經濟年報第二輯》，頁246；酒井澤喜，《日 本貿易統制機構》（東京：修文館，昭和17年），頁18。
106 後藤清，＜統制經濟確保? ? ? ? 新立法－－貿易調整法、貿易組合法、工業組合法中 改正法? 解說＞，《法律時報》卷9號5（東京：日本評論社，昭和12年9月），頁14。
樺太同時施行，107貿易統制乃從以往「修正式的資本主義統制」，進入「純粹 的國家統制」。108
「輸出入品相關臨時措置法令」全文共八條，其中有關戰時貿易管理及 供需統制的第一、二條最為重要。它賦予總督在中日戰爭期間，為確保國民 經濟的運行，得擁有限制或禁止指定商品輸出、入的權力。雖然附則曾提到
「本法在支那事變終了後一年廢止」，但因戰爭狀態遲未結束，故該法不僅未 曾廢止，且成為日後多項商品統制規則據以制定的母法。109
限制或禁止輸出入商品，詳列於施行細則－－「臨時輸出入許可規則」
中，於10月11日以府令136號公布施行。110規則中顯示，為了節約消費以平衡 國際收支，棉花、羊毛、木材等（甲號商品）列為限制輸入項目，若無台灣 總督許可不得輸入；植物的枝、幹、根、莖、榖粉及澱粉類等（乙號商品），
列為不急與不需品，原則上禁止輸入；而 為了確保國內必需物資無虞，兔皮、
銻（antimony）等（丙號商品）列為限制輸出品，無總督許可不得輸出。111隨 著統制的需要，限制輸出、入項目也不斷增加：限制輸出品（丙號）由7種 增為14種；1121938年3月新增銅礦、白金、鉛、錫等九種限制輸入品（丁號）；
107 《台灣總督府報》第3093號，昭和12年9月29日，頁77。
108 田淵實、大浦賢＜台灣貿易? 統制＞，《台灣經濟年報第二輯》，頁247。
109 例如昭和十三年的『物品販賣價格取締規則』、『鉛、亞鉛、錫等使用制限規則』；昭 和十四年的『故銅及鐵屑配給統制規則』；十五年的『甘藷及樹薯配給統制規定』、『飼
109 例如昭和十三年的『物品販賣價格取締規則』、『鉛、亞鉛、錫等使用制限規則』；昭 和十四年的『故銅及鐵屑配給統制規則』；十五年的『甘藷及樹薯配給統制規定』、『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