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 Sturzenegger (2001)
的實證研究說明了在低度與中度通貨膨脹的國家,
固定匯率制 度能有效降低通貨膨脹率,
但是固定匯率制度對於產出成長卻有不利的效果且會導致較大‧
政策。
Mishkin (2004)
及Heenan, Peter and Roger (2006)
認為IT
的架構主要有四大 成分:
一、 有明確的央行貨幣政策指令,
以追求物價穩定為主要目標並且有高程度的運作Con-sensus Economics
的總體經濟預測人員在2010
年1
月報告,
在2001-2008
年與2009-2010
年兩時期比較,
無論在高所得或低所得經濟體,
有實行IT
的國家通貨膨脹率仍然下降,
但and Schmidt-Hebbel (1999)
提出權衡與法則的兩難。 當執行IT,
貨幣當局會面臨一個 抉擇,
若強調執行IT
的承諾與信譽,
就越沒有彈性容納短期總體經濟的震盪。 以智利為‧
Gon¸calves and Carvalho (2009)
使用犧牲比率代表抑制通貨膨脹的成本,
樣本為30
個OECD
國家,
期間為1980
到2006
年,
使用OLS
迴歸,
研究採行IT
與犧牲比率的關 係,
並假設犧牲比率只受到起始通貨膨脹與抑制通貨膨脹過程的速度影響。 結果顯示起始 通貨膨脹與抑制通貨膨脹速度對犧牲比率皆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之後加入IT
虛擬變數,
貨幣政策透明度與債務比率之後,
結果皆顯示IT
與犧牲比率有顯著負相關,
且相對於無 採行IT
的國家,
有IT
的國家少大約7%
的產出損失。 也就是說,
估計結果顯示在抑制通 貨膨脹下,IT
與較小的產出損失相關。 另外使用Heckman’s two-stage procedure
來控 制選擇誤差(selection bias),
結果也顯示IT
的國家仍然產出損失較小。 證明了在抑制通 貨膨脹期間,
相較於無IT
的國家,
有IT
的國家經歷較小的產出損失。 但是因為採取IT
‧
循環的一致性(Business cycle synchroniaztion;BCS)
也有影響。 他們用Pearson
相關 係數來衡量BCS,
研究IT
與BCS
的關係。 樣本為1974
到2007
年間64
個國家的季資料,
結果顯示無論哪種去除趨勢方法對結果影響不大,IT
對BCS
影響並不顯著。 因為將貨幣 制度視為外生並不恰當,
因為政策當局選擇貨幣制度並不是隨機的,
當局刻意選擇IT
只 專注於通貨膨脹率,
可能是因為想孤立自己,
避免受到外國震盪,
導致IT
與BCS
較不相 關,
所以另外用配對方法來估計貨幣制度與BCS
的關係。 使用控制隨機試驗(controlled
‧
randomized experiment),
結果顯示IT
對BCS
有很小且顯著的正向效果。 研究發現IT
的出現似乎導致國家之間有較高的景氣循環同步性。 也就是說,
有IT
的國家景氣循環會‧
Hayo, Neumann and von Hagen (1998)
說明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在1998
年使用貨幣政策穩定物價,
並且企圖使調和的物價指數(Harmonised Index of
業率也逐步攀高,
德國經濟顧問委員會(German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CEA)
批評德國央行並未清楚將貨幣政策意圖傳遞給大眾,
為了避免通貨膨脹預期上升,CEA
認 為使用貨幣供給目標能夠傳遞給大眾,
讓大眾知道德國央行仍設法要擴張貨幣,
於是要求 政府採取貨幣供給目標,
德國政府在當時採取8%
的貨幣供給目標,
也順利成功穩定經濟。
在文檔中
數量目標與通貨膨脹 - 政大學術集成
(頁 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