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若酒駕未肇事者，有錢的人可透過易科罰金不用被關，最後被關的都是沒錢付起罰金的人。
2. 有部分酒駕者與受害者和解，和解背後通常都需要一定花費，和解後通常法官也會輕判，這時候沒 錢的人相形之下就被判的比較重。
3. 酒癮戒癮有一道無形的門檻，戒癮費用健保不給付，難以完全根除酒癮，再犯酒駕。
立場概述
認為臺灣現階段酒駕問題是「沒有防只有治」，只依賴後方的成癮矯治，卻未從源頭管制是最大問 題，除此之外，臺灣目前在酒駕成癮的戒斷上，缺乏配套、誘因不足，法律也不能強制一律戒癮，
因此也很難從後段的戒癮上發揮效果。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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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駕只是酒害的其中一種，而酒駕頻率最高的族群是介於成癮和未成癮之間的「酒精使用疾患」， 他們沒有察覺喝酒對生活的影響，更是輕忽喝酒後帶來的問題，這也反映出台灣人民對酒害沒有警覺 心。相較其他國家，臺灣是提倡拼命喝酒的國家，便利商店就能買到酒，賣酒也沒有時間限制。這樣 沒有從源頭管制，等喝酒出問題後再求助醫生，完全是治標不治本。
此外，目前臺灣在酒駕戒癮面臨以下困境：
一、台灣的成癮治療資源不足
台灣的健保資源中，精神醫療的佔率只有3.6%，約為國外的 3 分之 1。而且精神醫療著重在憂鬱 症、焦慮症、失眠、躁鬱症、失智症等，若再加入酒癮治療，其他項目資源一定會被壓縮。
二、酒癮治療醫師給付低
大部分酒癮患者伴隨多系統的病變，醫師在治療時要投入相當多的心力。 看一個酒癮患者的時 間，可以看四、五個精神病患者，因此願意投入酒癮治療的醫師非常少。
三、酒捐無法源實施
酒捐是指買酒時，先投入錢去儲備未來可能的治療費用，比起用健保給付，更符合「使用者付費」
的公平理想；酒捐也會提高酒價，減少買酒人數，間接節省因酒而起的疾病健保支出。 然而，唯有 通過酒害防制法，才有法源課徵酒捐。
四、法律未強制一律要戒癮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從105 年起，與法務部合作執行酒駕犯醫療計畫，由台北地檢署轉介酒駕的受 刑人到院，進行不同程度的治療。治療一年之後，完成治療者的再犯率為8%，顯著低於未完成治療 者的18%。
不過這項計畫也碰到與戒治處分類似的難題，由於僅為試辦，缺少強制執行的法源，檢察官要轉 介個案還須經本人同意才行，大部分的檢察官執行的意願並不高，一個月 1000 多件的酒駕大概只轉 10 幾件而已。
五、國內缺乏國酒癮戒治者的收容處所
雖然保安處分執行法規定，實行禁戒處分必須限制人身自由，但在執行面上酒癮不像毒癮有專門 的戒治中心，大部分是地檢署將個案轉至公立醫院門診。但依然面臨酒癮戒治門診、病房稀少的問題。
六、矛盾的健保給付及藥物政策
酒癮戒治健保不給付，但對於酒癮造成的其他傷害及後端併發症，例如憂鬱症、肝硬化治療、髖 關節手術、外傷等，健保卻是有給付的。如果在前端給付，不就能防堵後端的問題了嗎？此外，在臺 灣戒癮藥物在台灣尚無藥物許可證，只能由醫院專案進口；專案申請的缺點是，如果病人吃藥發生副 作用，完全沒有藥害救濟管道，若發生醫藥相關事件，機構負責人要負起全責，因此國內大部分醫療 院所都不願意、也不敢使用。
立場概述
不贊成近年屢將刑法加重，因為酒駕議題透過媒體渲染，加上政治因素參雜，會走向刑罰失衡，修 法如果只為回應民意，也變成敷衍性的立法。許多案件的肇事與否，運氣成分居多，因為運氣加重 刑度，有失公允。與其不斷提高刑度，不如針對其他相關的配套措施好好強化，從現有制度面、硬 體面去改善，絕對勝過只調高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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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防制酒駕，可思考以下方面：
一、連帶責任促進社會共同監督
日本的酒駕防制制度最健全，最明顯的措施就是刑事連帶責任。法規除了處罰酒駕者，提供酒駕 者車輛的人、提供酒類的人，以及明知對方酒駕的人，都要負連帶刑責，有不同程度的處罰。高酒駕 率的福岡縣還訂有自治條例，宣導酒駕防制，也提供檢舉獎金。地方政府還製作「指定駕駛標章」， 明確標記在這個場合不能飲酒，多了一層提醒作用。
此外，日本代駕制度已有法規明確規範，不僅促進代駕產業的興起，民眾習慣也隨之養成。如今 他們整個心態已經改變，民眾會認為「怎麼可能酒駕呢？」但台灣還沒改變到這個程度，還是有許多 民眾抱持僥倖心態。
防制酒駕最根本的解方在於「社會共同監督」，而「連帶責任」有機會促進民眾的反酒駕意識。
若未來法規可連動到民法的連帶賠償，對被害人家屬會更有保障。
二、改善交通建設
花東地區的酒駕案件偏多，最大的原因就是大眾運輸不發達。偏鄉地方的計程車、代駕遠比都會 區來得少，居民聚會後很難找到方便回家的方式，再加上距離遠、相對收費高，許多民眾就會抱持著 僥倖心態上路。然而，現實上不太可能全面擴大大眾運輸建設，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與民間合作 推動代客駕車，例如從社區發展協會著手，或由村里長扮演宣導、服務的角色。
三、降低拒檢率
落實攔檢是酒駕防制一大關鍵。根據警政署統計，2014 年酒駕拒測件數為 3423 件（拒測率 2.96%）， 之後逐年增加，2017 年酒駕拒測件數則高達 7216 件（拒測率 6.96%）。儘管修法提高拒檢罰鍰金額，
但仍有民眾寧願繳高額罰鍰，不願酒測，因為他們害怕的是刑法公共危險罪。然而，警察會要求做吹 氣檢查，通常是靠近當事人已聞得到酒味，或是發現其他違規跡象。面對拒檢民眾，就應使出殺手鐧，
直接啟動犯罪偵查，但這是個費時的過程，需要檢察官核發鑑定書才可採取血液，實務操作面臨很大 的挑戰。
立場概述
在判決量刑時，通常會從多方因素去綜合考量，並非從單一的酒駕肇事結果。若是初犯，多是因為 一時僥倖，應給予其自新機會，希望酒駕者能記取教訓，不再酒駕。但隨著刑罰逐漸提升，儘管社 會各界認為法官輕判，但法官判刑仍須依據法律，而非僅顧及人民感受，整體判決的確隨著刑度增 加而加重，緩刑比例也隨之下降，並非外界認為的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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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判決時，會選擇以較輕的刑度判刑，主要有以下考量：
一、個案顯可憫恕
酒駕致人於死案件最輕本刑為3 年，如果法官認為被告犯罪惡性相對較輕，可依刑法第 59 條「犯 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減刑至2 年以下，再宣告緩刑。
現在社會流行罵「恐龍法官」，是因為一般人不能理解法官量刑時的考量。法官還是要判斷「肇 事主因」是什麼，而不是只要一方有喝酒，就把肇事原因都歸為酒駕。在一些案件中，酒駕者的肇事 責任可能不到一半，對方違規才是主因。
是否給予被告緩刑，要依犯罪惡性、犯後態度、是否達成和解、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等因素綜合 考量，法官不是找理由減刑，而是真的有情有可原之處才會減刑，例如曾有人酒後急著載臨盆的妻子 到醫院，途中撞傷人，事後也賠償，這樣的案例與喝得爛醉執意上路的被告犯罪惡性並不相同，若不 分情節輕重一律處以重刑，有違罪刑相當原則。
但近年社會對酒駕事件民怨四起，酒駕致死案件被告若緩刑，會讓民眾很反感，這確實也會是法 官量刑時的考量因素之一。且因酒駕致死案件賠償金上千萬元並不少見，被告無力支付而無法達成和 解，自然也無法獲得緩刑，這些都可能是造成近年緩刑比例略為下降的原因。
二、對被害者家屬的賠償
立法者設計緩刑制度時，就有考量被害人能否藉此獲得適切賠償。給予被告緩刑，原則上要經過 被害人家屬同意；被告要積極填補傷害才可能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因此，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對 於減低刑度當然有一定影響。
生命可貴，再多金錢賠償都換不回一條生命，但還是希望被告盡可能填補被害人家屬的傷害，與 其讓被告入監無法賺錢，不如讓有心賠償的被告努力賺錢賠償被害人家屬。而且緩刑可以附帶條件，
要求被告在一定期間內履行賠償義務，否則撤銷緩刑，對被告仍有一定的壓力。
三、刑罰加重的正當性
酒駕修法很多情況是基於民意考量，實質上法官也沒有那麼贊成。酒駕僅是危險交通行為的一個 態樣，嚴格來說與疲勞駕車致人於死沒有太大差異。而現在的法規是把特定行為拉出來加重其刑，但 加重的實質理由並沒有那麼有正當性，因此法官在量刑時不一定會跟著重判。
量刑較輕 量刑較重
車輛噸位 輕 重
職 業 非職業駕駛 職業駕駛
犯後態度 自首、賠償損害、和解 拒絕酒測、宣稱他人駕駛 資料來源：司法院刑事案件量刑審酌事項參考手冊
立場概述
在求刑時，雖然是犯罪追訴者，但與法官相同也會從多方因素去綜合考量，禁戒與否在案件判定及 實務執行上都碰到很大的難處。若為初犯者且情節輕微，則傾向緩起訴或不起訴，希望能給酒駕者 自新機會，但若再犯檢察官就會直接公訴；若酒精值雖超過標準，但通過生理檢測，仍有可能會不
在求刑時，雖然是犯罪追訴者，但與法官相同也會從多方因素去綜合考量，禁戒與否在案件判定及 實務執行上都碰到很大的難處。若為初犯者且情節輕微，則傾向緩起訴或不起訴，希望能給酒駕者 自新機會，但若再犯檢察官就會直接公訴；若酒精值雖超過標準，但通過生理檢測，仍有可能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