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至天間的宰相擢用

號稱“開元之治” 名相的姚崇猜忌之心甚重，在他任相期內，不少大臣都遭 受他的排擠，其中張說、魏師古、劉幽求、鍾紹京都是典型的例子。《新唐書‧

姚崇傳》雖讚揚他直言敢諫，但也指他擅用權譎之道，在他獨攬大權之下，很少

同僚可與他長久和平共事。而玄宗本人也是猜疑之心極重的帝主，雖然表面對姚 崇信任備至：

於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

唯獨（姚）崇佐裁決，故得專任。

（《新唐書‧姚崇傳》） 姚崇既是專政獨裁的大臣，自然瞭解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故他在直諫之餘還不致 觸及逆鱗，然而卻不表示君臣間無所猜算。 在姚崇為犯賄賂罪的親倖趙誨請求 玄宗予以寬減不果，加上姚的兩子也同因受賄而受大受輿論指責時，姚崇洞悉玄 宗對他已不悅之心，於是引宋璟入相, 自己還笏歸政。

宋璟只是執法守成的宰相，雖然他也能犯顏切諫，但玄宗認為他只是沽名弄 直，宋璟在任內亦實無重要建樹， “姚宋之治” 前後不過七載，雖然宋璟後來在 開元 17 年(729)再遭用為相，但最終也平庸無成。

宋璟後較有才能的宰相張說亦是排擠異己，獨攬大權的政治家，他挑其他 大臣的反感，故雖有理政之，卻被李林甫、宇文融等聯合在玄宗前中傷，導致他 最終的倒台。 姚崇、宋璟號為開元名相，但未能久安其位，更遑論其他賢良大 臣了。而且長期缺乏賢相有效理政，使宰輔未能有效地推行全盤治國、理財與治 河的策略，這與開元過渡至天寶年間各種社會民生問題的逐步惡化有莫大的關 係。

一般史家都讚揚他在開元 9 年(721)，接受另一宰相源乾曜的建議， 指權 貴高門多求京官之職，致令不少才俊流落州縣，促成玄宗推行內調外遷的方法，

並向宰相發出指引，凡三省侍郎有缺，當以外任刺史為優先考慮對象，郎官選人 亦依上述方法，凡於地區任縣令而有政績可尋者， 均得考核，依次入官， 而依 戀京職不肯外遷的官僚一律處以重罰。 這政策的優點在於警惕京宦，激勵外官，

驅策各級官員均力求上進。 但在深層意義上， 這政策減少了官僚於某職守上長

久居停而屯集勢力，進而結黨立派，影響地方與中央政治運作。而玄宗這種手段，

不獨用於行政人員，也因樣施於邊將，甚至諸子身上。

昔日太子瑛的被廢與所謂交結朋黨有關，配合了課堂開始時業已強調玄宗即 位前後對大臣交結王府的疑忌心態及各種不同程度上懲處的反應。在玄宗即位之 初，他仍可憑著年青有為的幹勁及成長於憂患之中的歷練操控朝政，但在位日久，

對朝臣的猜疑日甚一日。其中張九齡被排出政治核心的例子可視為其心態的借 鏡。

開元 23 年 (735) ，玄宗以朔方節度使牛仙客鎮守有功，企圖加以實封戶的 賞賜，但張九齡再三激烈反對，玄宗不悅，說：

卿以仙客無門籍耶？ 卿有何門閥？ （《舊唐書‧李林甫傳》）

玄宗於次年以御史周子諒妄論牛仙客不宜為相加以誅殺，李林甫乘勢指周子諒乃 張九齡所推薦，論牛仙客不宜為相實乃九齡指使，這個 “門閥” 的帽子觸動了玄 宗大忌，結果張九齡被貶為荊州長史。九齡去相以後，朝廷已再無直言之士。而 這事件不獨再證明玄宗厭惡大臣自立門閥，私相授受，也使善觀帝主意旨的李林 甫權力抬頭，進一步達到獨攬政綱的目的。

玄宗的英明與猜疑，因李林甫的巧飾善偽技巧而受蒙閉，造成李林甫高踞 相位 19 年，是玄宗一朝任相最久的大員。林甫能長期壟斷朝政，在於屢興大獄，

鏟除有機會勝任宰相的同僚； 此外，不獨正人遭到斥逐，在正史上被目為姦邪 的聚歛之臣如楊慎矜、王、李適之、韋堅同樣受到誣陷，他們若非死於獄中，

即被李林甫窺準玄宗的個性，以各種不同的罪名賜死。然而他能駕馭安祿山才是 得玄宗久任的原因。

楊國忠藉貴妃的親屬關係崛起，他能迅速攀升與無才無學不受李林甫猜忌 有直接的原因。李林甫在天寶 11 年(752)病死後，楊國忠又窺準玄宗多疑之心，

遣人誣告他與蕃將阿布思謀反，結果林甫被奪爵，廢為庶人，諸子並謫於嶺表。

這事件或可再印證玄宗的性格的黑暗面。

從上可見中樞架構缺乏賢相長久，有效地處理政務，官僚群間相互傾軋排擠，

權相則壟斷朝政，斥逐俊彥與逐殺異己， 使宰相群不能發揮應有的輔政功能，

因而開元政局只是舖排了安穩的假象，卻為天寶年代奠下了肇亂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