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盛世：
論“開皇之治”
── 重說隋文帝楊堅的功業與再評價
1. 楊堅得位的經過
隋文帝(楊堅，541-604，581-604 在位) 的先世自楊鉉以來已力於北朝鮮 卑政權下，他的父親楊忠更因跟隨後周太祖宇文泰入關，累官至柱國、大司空，
封隋國公。楊堅因著父蔭與本身才華，很快便得到宇文氏君主的賞識，自十四歲 開始已漸在官場中嶄露頭角。 他的長女楊麗華還嫁給北周宣帝宇文贇, 成為四 大皇后之一。 這些都為他在日後篡周自立方面奠下基礎。
楊堅以國戚身份在朝野上下收買人心，並且以謙禮接士，大崇惠政的清形 象出現，對生活在後周末年紊亂嚴苛的刑政與法令下的百姓來說，不啻是一度帶 路明燈。正史載錄周宣帝在位時對楊堅每多猜疑，曾多次企圖故借故將他殺死；
我們不必過份相信這些說法，或者，這正與《隋書.高祖上》指尚在褓襁中的楊 堅突見遍体生鱗，頭上有角冒般的無稽，目的還不過是替隋之代周找理論與天 命的依據吧了！不論如何，楊堅在宣帝時藉後周帝主的失德而大力收買人心是 不爭的事實，《隋書‧高祖上》說：
宣帝時，刑政苛酷，群心崩駭，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 令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
在 《隋書》 中往住說宣帝暴崩，朝臣以楊堅為宣帝楊皇后之父，於是假傳遺詔，
宣楊堅入朝總領中外政事 ; 若正如前述，楊堅早招宣帝的猜疑，於宣帝年多的 在位期間裡，屢番對楊氏一門顯露殺機，而楊堅心內惶恐，每每蹈光養晦。宣帝 大象元年 (579)二月，宇文贇正因自己寢疾多時，恐有不測，特意傳位只有六歲
的兒子宇文闡 (靜帝)，並於次年五月，出楊堅為揚州總管，楊堅竟以 “暴有足疾，
不果行” （《隋書‧高祖上》）來等待千載難逢良機的來臨。司馬溫公還剎有介事 的解說“先無此疾而忽有此疾曰暴”（《資治通鑑》卷 174，〈陳紀 8〉），我們或也 應該推敲一下他的弦外之音。 宣帝於大成（579）元年初死後，靜帝在位不足兩 年被迫禪位，楊堅奉他為介國公，食邑萬戶；開皇元年 (581)五月，這年僅九歲 孩童猝然暴斃，也不會引來史家太多的爭議，唐代令狐德棻等編撰《周書》時，
還直指“(靜帝)崩，時年九歲，隋志也＂，簡介了楊堅篡弒的順利。
2. 隋文帝的 “德政＂
隋文帝一向在歷史上都以賢君的姿態出現，《隋書》讚揚他勵行節儉：
開皇仁壽之間 ，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
裝帶不過鐵骨角而巳。
似乎一改南北朝以來，統治者驕奢無道，胡亂花霍的形象。“開皇之治” 最為 人樂道的，是隋文帝對財政，經濟等方面的調整，這些都被不少史學家稱譽為利 民政策，其中最特出是戶口調查、墾荒與均田、輕徭薄賦、開河灌田及倉庫儲糧 等諸項。隋代新承分裂王朝之後，對農民實施了“讓步政策”，並且進行多項的制 度改革，藉此鞏固中央的統治權力。
2.1 地方與中央政制的改革
隋文帝即位後推行了多項鞏固政權的改革，其中如併省州縣、廢郡實行地方 政府二級制，又減少冗官、廢除九品中正制等，都為史家津津樂道，但影響最為 深遠的，當是三省制的設立。
遠在北魏孝文帝時，尚書六部的規模已漸次成型，文帝時確立內史(中書)、
門下、尚書三省，尚書省最高長官為尚書令，其下左右僕射各一員，六部(吏、
兵、刑、度支、工、禮)歸其管轄，內史省最高長官為內史令，其下內侍郎二員。
門下省最高長官為納言(侍中)，其下黃門侍郎二員，三省首長均行使相權，並與 帝主共議國事，在開皇年間，文帝以尚書權力過大，從沒有委任官員出任尚書令 之職，只是不斷遣調不同的官僚輪流出任右僕射，至於他信任的高熲則長居左僕 射的位置。三省制度的確是皇權澎脹的必然結果，帝主以三省相互牽制，彼此監 察，從而削弱了相權及減少了獨相的機會，這制度為日後唐代所繼承，並加以強 化，成為宰相合議制的濫觴。
2.2 人口與戶口的普查
南北朝時，人民多因賦役繁冗而棄田逃匿，大量的流人浮客造成國家賦稅徵 收出現困難。 開皇 3 年(583)，尚書左僕射高熲建議行 “大索貌閱”的方法，並開
“相糾”之科，即勒令鄉正里長嚴行挨門逐戶進行認人登記，又實行春秋時代商鞅 推行的民間百姓相互監視、相互糾劾的方法，務使人民安於本份，不能擅自逃亡。
《隋書‧食貨志》指出自這方法實行後，增進了 443,000 丁，1,641,500 口。事實 上，人口普查對開皇年間的農業開拓和經濟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2.3 墾荒與均田的措施
隋朝的均田制，因襲北齊的制度而來，基本上是禁止土地私自買賣，以防止 兼併情況繼續惡化。每一成丁受永業田(桑田)二十畝， 露田八十畝，婦女則受 露田四十畝。露田主要是播種穀類農作，受田老死後將歸還政府，桑田顧名思 義，是種植以桑樹為主的樹木，屬於受田者永遠擁有， 《隋書‧食貨志》指每 畝桑田均令種桑五十株，這顯示了政府勸農課蠶的目的。
另一方面，隋文帝雖企圖法曹魏以來禁止私自買賣土田的方法，但的賜 田，令近畿地區可供百姓耕作的田地日益減少，於是自開皇 9 年(589)始，他便 大開墾田之法，除墾荒之外，新平定的南陳廣大肥沃的土地正可供開拓農田之 用，而均田法也由此推行到南方去；至煬帝大業年間，天下可供耕作的土田已達 55,854,040 頃，足是平陳期間的兩倍，而隋代的富饒正與重視農耕有莫大的關係。
2.4 輕徭薄賦的惠政
隋朝的賦役制度也是因襲北齊與北周的賦役法，並將它加以改良。內容方面 由過去一床夫婦納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改為租粟三石，這較北周五斛田租 減輕了不少，相較北齊的二石五斗則似乎較重。至於調，隋代桑土調以絹絁，麻 土以布，絹絁以匹，再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比較北周非桑土輸布一匹，
麻十斤，北齊的絹一疋，棉八兩也來得較輕。
力役方面， 文帝於開皇 3 年(583)令男子二十一歲成丁服役，六十免役， 每 歲服役二十日，並減調絹一匹為二文，這比較北周期間男子十八成丁服役，六十 四免役，每歲服役三十日固然已減輕了很多，比較北齊的二十成丁充兵與六十免 役也輕鬆了不少。
2.5 開鑿河渠 ── 農兵之利
隋朝政權繼北周而來， 因而仍以長安為都城，但長安在地理環境上偏西，
與黃河有一段距離，江淮一帶雖然富庶，但運糧至長安以濟關中之不足頗有費時 失事的弊病。開皇 4 年(584)，文帝頒佈開鑿運河的詔令，開始隋代 “東發潼關，
兩引渭水” 的漕運工程，宇文愷利用漢代所開的若干漕渠故道，闢拓一條全新的 運河，由新建而成的大興城引渭水東流至潼關入黃河，全長 300 餘里，取名為廣 通渠，於是關中一帶的經濟得以逐步恢復，農田水利也因河渠的疏導而得以發 展，論者多稱譽廣通渠為 “富民渠”。
此外，開皇 2 年(582)開渠引杜陽水作為灌溉三畤原之用，一時數千頃的農 地如享雨哺；在發動對南陳的戰役前，又特意疏導吳王夫差時開鑿，惜已淤塞多 時的邗溝，這是為運兵南下時而作的準備工作。 開皇 15 年(595)鑿陝西底柱山、
18 年(598)因山東諸州水澇為災，於是疏導黃泛區的川源，使主要產糧區的生產 能維持平穩的產量，這正是隋代富盛的原因之一。
2.6 倉庫儲糧 ── 公私之利
隋朝的富強來自豐年時的倉儲,倉庫又可分為兩種，一為官倉，一為義倉。
(a) 官倉： 官倉為中央政府擁有，平常以儲積米糧供朝廷使用，正如前述，長
安位於陝西，距離關東與江淮一帶的生產區域遙遠，儲糧作為平常的供用是 必須的準備工作。隨著人工運河的開鑿，河運由東而西，於是建置倉庫儲糧 的行動自開皇 3 年前後已加緊實行，河南的黎陽倉、常平倉、河陽倉及陝西 的廣通倉先後建成，而黃河沿線專門負責運糧的 “運米丁” 便把這些東來的 糧食分批儲倉，然後再以段運的方式送到京師。開皇中業,京師與附近倉庫 均告滿溢，糧米被迫放置於廊蕪之下，至文帝晚年，計天下的儲積已可供五、
六十年之用。
(b) 義倉：義倉是民間自置的公倉， 開皇五 5 年(585)，度支尚書長孫平建議仿 效前朝方法，在諸州豐年時按百姓貧富劃三等，捐糧食入義倉儲蓄，待至 災年時便以積穀回饋饑饉者，它除了有賑賜黎庶的意義外，也是提防災荒之 際，人民鋌而犯險，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的措施，故義倉亦名 “社倉”。據說義 倉由來自民間的社司負責看守工作，初時倉廩充滿、百姓多賴，但因後來管 理失當，自開皇 15 年(595)，義倉已歸所在地的政府管轄，次年又將百姓 自動捐的方法改為徵收，並規定按戶口的上、中、下三等繳納定額的米糧 進倉，義倉便正式轉化為官倉。
2.7 平定南陳 ── 統一之利
除了經濟建設外，文帝的重要功績在於出兵討平南方的陳朝，自楊堅登基以 後已積極步署平陳的軍事行動。 開皇 2 年就曾遣高熲節度諸軍事，出兵攻打南 陳，但正值陳宣帝死，高熲應陳後主陳叔寶的和議，認為禮不伐喪，暫時按下南 攻行動。開皇 7 年(587)， 隋攻滅與南陳毗鄰的後梁蕭氏，為討伐陳國作好準備，
又在永安(今四川奉節)督造戰船。次年 8 月，文帝以晉王楊廣為行軍統帥，率領 各路兵馬南下，攻陷陳國首都建康，俘虜陳叔寶。
平定南陳對隋唐兩代來說意義重大。首先它結束 283 年分裂的局面，使中國 復歸一統。次者，自南北朝對峙局面形成後，南人詬北人為“索虜＂，北人指南 人為“島夷＂，因著長期戰爭的緣故，南北人相互抗拒之心益濃，隋能一舉而攻
陷建康，除陳主部署失當外，南陳君臣上下的貪圖逸樂、政治紊亂，使人心散渙，
莫有固志正是主要的原因，但這並非代表南人已即時接受了這長久以來被視為宿 敵的北方王朝。隋的一統，使彼此敵視的態度漸次消弛，為唐代的南北溶和奠下 基礎。三者，後梁、南陳所領的州郡是南方，甚至沿海的肥沃土地，括荊州、
揚州、南豫州、豐州、湘州、沅州、桂州、廣州、高州、交州等地,都是今天兩 湖、江蘇、浙江、福建、兩廣與越南等富饒而還有開發價值的領域，平定南方在 經濟上來說，亦為日後的開拓資源未雨綢繆。
此以上的功績外，隋文帝還推行廢九品中正制，而草創科舉來提拔寒門俊 彥，並制定中央官制，整飭吏治。文帝舉家雖禮敬佛教，卻無改楊堅在禮敬佛教 之餘，仍令僧尼繳納稅項的定。《隋書．經籍志》說：
開皇元年，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
文帝加強對宗教的控制，令僧尼繳納稅項,以充府庫，《隋書‧高祖本紀下》評價 文帝與開皇年間的政治時說“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這或正是隋 代被譽為富強的原因。
3.“ 開皇之治 ＂的真象
3.1 戶口增加的基本原因
“大索貌閱＂的人口普查確能把浮戶的問題大幅削减，隨著開年間的政治安 穩，不少昔年為逃避戰亂或暴政的流民也逐步遷回家園。開皇 3 年北方有 303 萬戶，平陳後增添 60 萬戶，至煬帝大業 2 年 (606) 時，天下共 890 萬戶，人 口也由開皇 3 年時的 990 萬（9，091，640）增至 4600 萬（46，019，956）有 奇，增幅幾達五倍。這是自東漢末桓帝永壽３年( 157 )以來，天下戶口至為密集 的時代，也是歷來評估開皇善政時的主要論據之一。事實上，自東漢末年州牧割
據，戰亂頻仍，百姓多居無定所，中原一帶的黎庶多僑遷異地，造成統計戶口的 困難，豪滑之輩每多遁入空門，逃避庸役，導致政府無法確知實際戶口數字，南 北分裂既久，而朝代迭易，更使人口調查難以達到至善的目的。自開皇年間嚴行 因人辨貌的方法後，流人得以重新編整，說明了文帝的惠民政策固然了安撫民 生的作用，但浮客歸土還鄉也是令人口飆升的因素。
3.2 均田困境的加劇
隋代的均田，隋著戶口日益增加，造成分配的困難。開皇 12 年(592)京輔三 河(渭水【陝西】、洛水【河南】、汾水【山西】，亦有指為長安周邊的渭水、涇水、
滻水)地區已呈現了地少人眾，衣食不給的嚴重問題。時朝臣建議自地少人多的 狹鄉徙民至地廣人稀的寬鄉耕作，而在狹鄉的農民，每丁實際上只分到二十畝土 地。《隋書．食貨志》說：
(開皇 12 年) 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人眾，衣食不給，議 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 四方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才至 二十畝，老小又少焉。
每丁 “才” 至二十畝，即表示不合均田常軌，而老少更不足二十畝之數。
文帝陰謀奪宇文氏天下，對佐命元勳與平陳功臣予以賜田，變相造成土地集 中的情況，這才促成文帝推行墾荒的政策。開皇 12 年，蘇威曾建議世冑功臣交 出若干土地以作均田之用，立即遭受以國戚王誼為代表的北方世族集團反對，這 不免使意圖改革的文帝作出曲就，也可推知均田在北方的實行也有一定的局限 性。此外,儘管金寶祥等認為平陳以後,均田也確切地在南方推行（《隋史新探》，
頁 74-80） , 但強行均田的結果,便是驅使當地的富家豪族聯袂兵反隋,最後事 件雖然被鎮壓下去了,但對來自南方的貴族朝臣自不免有所賜賞,土地屯集在南方 世族手中的問題事實上沒有根治, 舊豪族土地被沒收, 新興地主階級因之而取代,
天下大同的均田理想,始終未能貫徹地執行。 正因為天下百姓未能分配到足夠的 土田耕作關係, 文帝在力役方面減輕了百姓的負, 並由過去 18 歲成丁的慣制 改為 21 歲成丁, 使人民不必提早服役;不過, 這也是針對土地不足而作的措施, 目的在使丁男延遲受田時間, 使整體不足的耕田可在這制度下得以暫且抒緩,也 說明了百姓受田與耕作的時間較過去為少, 在貧脊的地區來說,也無疑是加重了 家庭的負擔。
我們在此尚可加以補充的，是煬帝時因天下戶口日益增多，土田問題更形嚴 重；《隋書‧食貨志》便指出男子的成丁年齡，因之而押後至 22 歲，這表示田地 不均的難題日趨惡化，而婦女的租調得以免除，不表示朝廷大施惠政，或正如日 本學者鈐木俊等的推斷，認為因土地日少的緣故，婦女、部曲等的授田亦一併被 廢除。而我們從唐代的均田制中，便可看到唐代承襲了這政策，還擴大至老少、
廢疾、寡婦等都失去受田的資格，也可以說，均田的原意在隋代時已因土地不足 的困難而遭到破壞。
剛才說過，隋代官僚受賜田地的問題。嚴格而言，隋代官吏的職田不多 , 一 品京官只授五頃(一頃一百畝) , 以後按級遞減半頃 ,至九品京官授一頃為止。但 京師土地有限 , 集腋成裘 , 造成長安一帶土地嚴重缺乏, 百姓有無田可耕的現 象。開皇中葉時 , 大量開墾近畿地段的荒野 , 導致後來出現讚揚文帝勤於推動 農事政策的美談 , 事實上卻正反映了這是鬧田地荒的結果。開皇 9 年平陳以 後 , 均田更難在南方推行 , 南方對這新來的征服者固已充滿敵意 , 地主階 級更不願把手上的利益給北來的王朝攫奪而去, 開皇 10 年 (590)汪文進的兵 反隋正是其中一例。最後文帝被迫採取懷柔的方法，使南方地主保留名下的土 地，以此來緩和南北的矛盾。
3.3 “薄賦”問題的背後
我們試簡單地比較一下隋代與前朝的田賦:
北魏 (386-534)
北齊 (550-577)
北周 (557-581)
隋 (581-618) 二石 二石五斗 五斛(石) 三石
隋的政權承北周而，表面上，它的田賦較北周為輕，但《隋書‧律曆志上》記載，
開皇年間以古斗三升為一升。現試引列簡表如下:
一石 = 十斗 一斗 = 十升
三石乘三倍 一開三 三石 = 卅斗 三斗 = 卅升
若推敲屬實，隋徵收三石即等同九石米糧，那末隋代不獨沒有 “輕徭薄賦＂，卻 是自始已一個橫徵暴斂的朝代。
3.4 義倉真相揭秘
義倉固然是文帝一大德，自開皇 10 年 (590) 後，京師官倉與社倉也相繼滿 溢。開皇 14 年(594)，關中大旱，百姓以至豆屑雜糠為食，文帝涕淚交流，深自 咎責，又不進酒肉，表示與民同饑，還親率文武百僚與老弱往洛陽就食。問題就 在於他不開倉賑災，只是沽名釣譽地上演一幕造作的戲劇。後來，唐太宗回顧這 一片斷時，便批評隋文帝不憐百姓而惜倉庫(《貞觀政要》卷 8) 。當然，自義倉 合併成為官倉後，情況更無庸細述了。由是觀之，隋之富強，為富國而不富民，，
其富強亦因聚歛而來。但於聚斂之餘，災荒之際卻拒絕開倉賬濟，這樣，開皇過 渡至大業年間一脈相承的惡果，便只有留待給楊隋的子孫們來承受。
3.5 壓抑地方勢力
在兼論開皇年間其他政策時，我們需要留意文帝為加強統治而作出壓抑舊社 會世族與地方豪族的措施。廢除九品中正制是改變過去士族政治壟斷的局面，提 倡科舉正是為了改變昔日 “上品無寒門” 的陳舊迂腐思想；文帝即位後遷徒豪家 大族至近畿地區，也是站在削弱地方勢力，從而達至監管目的而出發的計謀，其
間，中央派出的刺史如梁彥光、令狐熙等也著力地打擊治內的豪滑之徒，並加強 法治精神， 像《隋書 ‧梁彥光傳》中說到當梁彥光初接任相州剌史一職時，完 全缺乏能力駕馭當地豪強，結果被文帝以失職之罪罷黜。後來梁彥光再請復鎮相 州，重整民風，豪猾之輩聽到梁彥光重來的消息都百般嘲笑，結果梁彥光在復職 後，力竭姦邪、壓抑豪強，然後才逐步革除地方上的積弊，使河北、山東一帶強 悍的民氣在一統王朝下重回正軌。
另一則整頓地方的故事出自《隋書‧令狐熙傳》。令狐熙為汴州刺史 ，出發 前文帝令他到任後壓抑姦俠，於是他：
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
星居者勒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
可見打擊豪右，誅挫游食，是文帝受禪之初在北方推行的地方管治政策(或《可 參考 《隋史新探》，頁 47-70 ) 。 隋代對沒有朝廷勢力庇護的豪族所實施的手 段，並不曾真正地磨滅掉他們的戾氣，以上的行動只是廣泛地播下潛藏仇恨的種 子，他們會否茁壯生根，在於痛懲之後的懷柔工作；然而楊隋重蹈嬴秦的覆轍，
在新王朝管治下，它沒有像漢初般給予人民休養生息的機會，卻在均田、賦役上 劇化了官民間的矛盾，不獨使普羅農民對隋代政策不有好感，也為潛隱於各地的 豪強們在日後的煽動群眾之際製造更多的理據與借口。至於剛納入版圖的南 方 ，《資治通鑑》卷 177 說：
（高智慧）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 大者有眾數萬，
小者數千，共相影響。
除高智慧、汪文進外，尚有李稜、朱莫問、顧世興、沈玄、沈雪、沈能、沈孝 徹、王國慶等等 ( 見《隋書‧楊素傳》) ，因而隋代開皇 10 年以前，表面或尚 算安穩，但實際上各階級裡也都蘊釀不滿的情緒，幾乎就有等待朝廷政變或 權臣謀叛的良機，從而促使禍亂催生，楊素在開皇 9 年平陳後長期留守南方，正
是要鎮壓如朱莫問、沈玄等所捲的反隋浪潮。而文、煬父子的施政與權謀，
又正是導致社稷覆滅、宗枝殄絕的利器。
4. 開皇年間的統治核心
隋文帝用人之明頗能突顯於對李德林的重用。李自楊堅為北周丞相時已追隨 左右，平陳之役，李德林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深得文帝賞識。《隋書‧李德林 傳》稱他學富五車，深得同僚佩服與敬重。開皇初年，他陞任為內史令。
隋代初年的統治核心，有所謂的 “四貴” ，其中以高熲最受器重，他以才能 與功勳累陞至尚書左僕射兼納言，兼領左衛大將軍及左領軍大將軍，統領禁軍，
是朝臣中最具左右時局力量的人物。《隋書‧高熲傳》盛譽他 “有文武大略，明 達世務” ，是隋代文臣武將中傑出的代表。高熲雖身為關隴集團的俊彥，卻非其 中的渠帥豪族，這樣更見他是因為才華出眾而受到帝主的賞識。
“四貴”中的虞慶則憑武功與才幹，在開皇初年擢為內史監，後遷尚書右僕 射。文帝在統治核心中安插兩名出身不高的人物，似乎有防止過多世族貴胄進入
策階層有關 ; 但在另一方面，為平衡形勢與安撫豪族與世祿功臣的情緒，
“四貴”中的蘇威正是北魏漢族名臣蘇綽之子，世代貴介，以文學見重於士林。高 熲引薦入朝，拜為太子太保，尚書右僕射，於隋初與高熲在朝合作無間，史家每 謂 “開皇之治” ，全仗高熲與蘇威二人同心協力所致。 “四貴” 中最後一人為楊 雄，他是文帝的族子，也是關隴高門之後，舉止雍容，談吐得体，禮接朝士，在 楊堅謀奪北周政權之際出力良多。在開皇期間拜為左衛將軍筆兼宗正卿，遷右衛 大將軍，參與朝政，多有謀。此外，開皇之際所拔擢的文臣如楊尚希、牛弘、
蘇孝慈、宇文弓等俱為一時之選，武將如賀若弼、韓擒虎、史萬歲、楊素等也 是有赫赫戰功的出色人物。
4.1 隋文帝的猜疑與忌
自楊堅於北周取得權力開始，曾幫助他的舊僚都逐一被削權，鄭譯、劉昉正 其中的表表者。 鄭、劉二人所得到的回報就僅是左丞相府中的幕僚，大為怨望，
不獨對丞相府內諸事委蛇推搪，更進而貪財縱樂，企圖以此向楊堅示威；其中尤 甚的，是在北周保皇勢力兵討伐楊堅之際，二人便以文官不堪羈旅及以老病等 藉口為辭而拒絕，事件最後雖因高熲自動請纓而解，卻由是可見楊堅不能對北 周過渡至隋朝的舊侶完全信賴，也正因高熲忠的表現，強化了他日後在隋王朝 的地位，也深化了他與北周舊人間的矛盾。
至於其他功臣如梁士彥、韋孝寬、元諧、王誼等或恃討平司馬消難與尉遲迴 之力，希冀文帝賜予更多寵祿，結果招來帝主的猜疑，借著他們的怨憤，或激成 謀亂，或誣陷叛逆，梁士彥、宇文忻、元諧、王誼、王世積等全遭文帝誅殺和賜 死。隋代立國之初 ， 統治階級內部已矛盾叢生，加上文帝獨攬權力與過份家天 下思想的影響下，終於導致後來大誅功臣局面的出現。
4.2 猜疑刻忍與鼓勵密告
文帝更進一步鼓勵以下告上的舉報方法，因此刻意韜光養晦的朝臣，或在伴 君如伴虎的情況下也難得倖免。 以上柱國王世積為例 , 眼見功臣每多獲罪, 於 是經常醉酒，不談朝政，而文帝對他仍不放心。 《隋書‧王世積傳》說：
上以為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
明顯地就是把他軟禁及監視，最後還藉其親信皇甫孝諧誣告謀反，將他誅殺。 在 開皇中期前後，這些自後周期間過渡至隋皇朝的舊人都已被誅屠過半。
由猜忌朝臣而大開殺戒，帝主對近倖，包括重臣甚至親人都漸不信任；皇族 中的安德王楊雄雖有國親之情，又在北周期間一力幫助楊堅奪位，但由於他禮賢 下士，極得朝臣愛戴，犯上文帝的大忌。開皇九年平陳成功後，楊雄權力被架空 ， 拜為司空，表面上還對楊雄厚加禮遇，楊雄亦深明帝主之意，立刻閉門謝客，得 以頤養天年。
“四貴”中的虞慶則，屬於典型關隴中的武將，既善鮮卑語，又能騎射，並勇 於臨陣殺敵，深得北地豪雄的推重，加上曾招降突厥，聲譽日隆 ; 文帝對善運 兵的梁士彥及宇文忻均不惜下手鏟除，對虞慶亦絕無留情之理，終於借虞的家人 趙什柱告其謀反而將之殺害。
楊雄與虞慶則外，在開皇初年受文帝器重的李德林，於籌劃南下滅陳之役中
策良多，文帝早已許諾加以重賞，但當征旅凱旋班師時，他卻不欲大臣之功蓋 過平陳統帥的晉王楊廣，並無對李德林進行應有的賞賜，最後還猜忌日甚，借說 他在廷議上應對忤旨，貶出為湖州刺史，轉懷州刺史。李德林在任內為民掘井灌 田，還被考司彈劾，斥指為勞民傷財之舉， 結果導致李德林鬱鬱而終。《隋書‧
李德林傳》評說：
(李德林)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爭名之徒，更相譖毀 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
說明了文帝愛聽讒言，雖有知人之明，卻又忌賢與能，終至良將凋零，賢臣遠謫。
事實上，文帝不斷借密告來清除心目中的障礙，在地方上監察的司憲之官已替 他埋葬了李德林的宦途，上柱國王世積反罪之成，是其親信皇甫孝諧與世積素有 心病，積怨早種，而誣謀反的報酬，換來的是大將軍的封號。虞慶則的家人趙 什柱上告主子欲策動叛逆，亦獲拜為柱國。這些舉措除鼓勵告密者外，也深深的 挫折朝臣的士氣，而我們也可在文帝對諸子的態度上，進一步去觀察他性格的黑 暗面。
4.3 諸子疏離與藩屏崩潰
文帝五子，長子為太子楊，其他依次為晉王楊廣、秦王楊俊、蜀王楊秀及漢 王楊諒。蜀王秀性格貪侈，服用輿乘都自擬天子之制，開皇末又不憤晉王廣奪嫡，
結果被廢為庶人，不得與妻兒相見，幽禁於內侍省，終文、煬兩朝都不得自由。
秦王俊也是生活奢華酷愛享受的皇子。他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來供花霍，,
侵地擾民，每多違法。結果諸罪俱證，被文帝免官。他的妃子崔氏因楊俊多內寵 ， 進毒瓜圖害親夫，楊俊外有父親下旨切責，內則瓜毒攻心，一時暴疾而薨，文帝 亦不過慟哭數聲而已。
皇太子楊勇不獨生活奢華，且好女色，姬妾盈堂，既不得父親的鍾愛，更招 致母親的猜疑。既而，文帝多疑的習性也自然地投向了這必然的繼承人身上。楊 勇好酒喜客，朝臣爭相趨附，開皇中期冬至時節，文武百官未至正殿向文帝祝賀，
卻雲集東宮報喜，立時惹來文帝的憂慮；文帝曾就削減東宮護衛與高熲爭議，後 來更撤去太子府中的衛士以自己的親信入駐監視，還發展至近乎精神崩潰階段的 夜裡如也不敢遠離寢宮，恐防楊勇收買自己派去的護衛，反過來行刺自己。事 實上，文帝的疑慮亦未嘗全然缺乏根據，當時左衛大將軍元旻、大將軍兼領工部 尚書蘇孝慈，甚至 “四貴”之一的高熲都傾向太子，而高熲的兒子更是楊勇的佳 婿！正史裡說到晉王楊廣的矯情飾行以討父母的歡心，但若非楊勇失愛於先，也 不容楊廣有隙可乘，奪嫡於後。在太子勇於開皇 20 年(600)被廢的前夕，擁護楊 勇一黨雖以不宜廢長立幼為詞，但文帝執意不回，最後蘇孝慈首先被貶為淅州刺 史，高熲因力保楊勇被廢為民，元旻更因此而被誅，在廢太子的同時，原屬太子 府的慕僚，十之八九難逃一死的命運。
在廢太子的事件中，我們還可窺探文帝的刻忍與涼薄。其中在高熲被廢後，
讒言蜂湧而至，有司上奏請斬高熲，文帝曰：
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熲，天下其謂我何？
(《隋書‧高熲傳》) 至於晉王廣雖被立為太子，但文帝吸收了諸朝臣及東宮官僚簇擁太子的教訓，下 令東宮官屬不得稱臣於太子。
4.4 法苛刑深及其弊病
在開皇初年未列入政治核心的楊素因晉王楊廣日漸奪寵的關係，得以攀
上統治權力的中心。 在平陳之役及其後的善後工作裡，晉王與楊素合作無間，
也加強了他們互結黨羽，為爭奪太子寶座而奠下基礎。太子楊勇因被視為必然的 繼承人關係，文武大員爭相趨附，晉王欲延攬人材，非要在平南戰役中留心，並 要在駐紮江南遠離朝廷的陣營中物色；楊素以關隴名門之後，文韜武略皆有績可 尋，他自北周時已刻意與楊堅交結，且彼此均同姓、同鄉 (河南弘農華陰)，《隋 書‧楊素傳》說：
(楊素)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 ， 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
他地尊望高，論家世及才學足可與高熲媲美，是開皇末可威脅高熲尚書左僕射地 位的第一人。開皇初年 “四貴”用事的局面，隨楊雄被奪權、虞慶則被誅及高 熲因廢太子事件為楊勇力爭而被罷黜，權力核心一時成了真空，楊素此時被提拔 成為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蘇威共同理政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然而朝臣多番的被貶被謫，自然壓抑了言路，令不少人為保官祿，甚至保住 頭臚而不再直言進諫。 文帝一朝的大員裡，像右武候大將軍賀若弼、李德林、
蘇威等，都曾因小故而被貶斥，貶斥不久又再度用，藉此來挫折他們的銳氣，
結果便造成了唯唯諾諾如蘇威的大臣充斥朝廷。而文帝的隨意任免，生殺任情，
更是直接地對朝政構成負面影響的劇毒要素。
文帝晚年濫於用刑，大臣稍有得罪，或應對失旨，即往往在廷上杖責，偶有 大臣因受不了重懲而在殿上即場死亡。有次因朝臣在內殿答事忤旨，一時找不到 廷杖，隨手便抓起馬鞭笞人，在用法過於嚴苛的極度擴張下，百姓也不在漏網之 列，《隋書‧刑法志》指仁壽年間：
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
我們或可看作這是文帝矯枉過正的行為，卻未嘗不可視為開皇末年，民間因各 種剝削叢生的弊政而難以過活，最終引至盜賊蜂，使朝政不得不立嚴例來防範
罪行滋生的傍証。若配合開皇 17 年(597)桂州李世賢反、20 年熙州李英林反、
嶺南斐文信反、仁壽 2 年(602)交州李佛子反、4 年(604)朱崖王萬昌、王仲通反，
地方派兵平亂動輒數千，多則數萬等事件觀察，亂事規模似乎不小，可見“開皇 之治” 或僅為一盛世假象而已。
4.5 關於楊廣奪嫡的反
關於文帝清洗舊臣的心態，《隋書‧高祖本記》記載：
(文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 之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北)周之舊臣。
一語道出他對從龍大臣不能信任的原因。正因如此，文帝企圖急速地培養諸子成 材；晉王廣年僅 13， 便出鎮并州，17 歲入朝為內史令，驅使他儘早熟習朝政 。 楊廣 19 歲率兵平陳，平陳後因後功勳早著， 取代觀德王楊雄掌兵權，擢任太尉。
秦王俊 12 歲與晉王等諸兄弟同時期 (開皇 2 年)被派出， 為河南道行台尚書 令 ，蜀王秀為西南道行台尚書令。文帝急不及待地使諸子的官爵品秩凌駕在舊 臣之上，同年，他以晉王為左武衛大將軍、秦王為右武衛大將軍，皇太子楊勇則 屯兵咸陽防禦突厥。開皇 12 年(592)以蜀王為內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漢王諒為 雍州牧、右衛大將軍。開皇 18 年(598)又令楊諒統軍征高麗，可惜他的培訓只換 來了秦、蜀二王的豪奢，最後還遭到貶斥與廢黜的命運。皇太子亦因奪嫡一事而 被廢黜及幽禁，這些不快的家事，在古代家天下的觀念中，本來就是主要國事，
他為保楊隋江山的延續，誅除異己就是那最終的抉擇。
晉王廣自開皇 10 年(590)以後已調駐江南，他的戰功與政績成為了他覬覦太 子寶座的本錢，楊素更成為了奪嫡集團裡的中堅份子，楊廣令多疑的父親疑忌兄 長不難，但要使他廢黜太子則先要令父親相信楊素，並疏遠兄長的姻親高熲，其 中得力於母親獨孤皇后關係至大。隨著 “四貴”中的虞慶則被殺、楊雄被奪權，
蘇威兩番被貶後，高熲在這剎那成為了廢太子的最大絆腳石，他在開皇 19 年(599)
被罷免是可以預見的，而在這事件中也牽連了不少東宮幕僚被殺，甚至朝中大將 如元旻等也未能倖免。
4.6 開皇末年的工役與濫刑
文帝期間的開鑿運河，究竟有沒有像煬帝般役人無算，史料已湮沒無聞。 但 由楊素督造的仁壽宮，窮極奢華，加上宮室依山而建，工役死傷頗多。文帝雖為 宮殿粉飾過於華麗而不樂，但從他晚年頻頻駕幸仁壽宮來看，他早期節約勤儉的 作風恐怕已大為改變，這或與獨孤后在仁壽 2 年(602)去世有著一定的關係。至 於開皇 18 年(598)征高麗之役，以繼給不足，途中遇上疫症，陸路軍隊無功而還，
然而繞海路出發的水師卻遭風漂沒，死者十之八九 ; 晉王楊廣由奪嫡至登基，
他所親近的大多是鎮守揚州時的幕僚，或由南方所拔擢的文人武將，於是南人與 北人間的矛盾，加上文帝期間種下的各項政治、經濟等問題，終藉著煬帝的不恤 民命為導引，掀了翻天覆地的反隋浪潮，甚至是在唐朝編撰的《隋書》在痛詆 煬帝暴政之餘，也不得不承認：
其(隋)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 遠矣，非一朝一夕。 （《隋書‧高祖本紀下》) 這是在研究“開皇之治”時應當注意的關鍵問題。
5. 有關隋文帝評價的回顧
王仲犖指文帝能節約用度，留意農民疾若，亦在政治與經濟改革上作出貢 献，尤足稱道的在於一統的功業（《隋唐五代史》，頁 33-35）。 湯承業以較傳統 的史評分析文帝的事功，讚揚楊堅各項文治武功的定策及推行；此外，他也提及 開皇間的法家政治傾向性和末年濫刑之弊端（《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 呂思 勉稱頌文帝的勤政愛民，慎行儉約，設倉庫以屯糧，卒使隋代富於積貯；惟其失 德在於擅意任刑，猜忍刻薄，終至廢長立幼，君臣失義（《隋唐五代史》，頁 3-9）。
岑仲勉認為楊堅改革地方政制與中央集權有關，指責他在開皇中末期的浪費已無 復早期的節儉（《隋唐史》，頁 37-38）。 芮沃壽(Arthur Wright) 以文帝傾向以法 家理念管治天下，其中各項改革與廢學校最能印證其說，並以倫理、社會學的角 度，分析文帝受獨孤后的影响，遂有貶逐賢臣與易儲的失誤（《劍橋中國隋唐史》， 頁 58-113）。 高明士認為隋的富强建基於重建農村社會、户籍管理及改革行政之 上；他同時也非議文帝晚年的失政，包括苛刑、屠戮大臣與擅易太子等（《隋唐 史》，頁 77-91）。其他相關資料可參考王霜媚（〈隋朝前期政治的演變〉，見《東 海大學歷史學報》，1981 年 4 期）、王士立（〈楊堅的重租政策和隋王朝 “富有”
的關係〉，《史學月刊》，1965 年 9 月）、齊陳駿（〈關于評價楊堅和“開皇之治”的 幾個問題〉，《蘭州大學學報》，1980 年 4 期）等研究。
隋唐盛世：
評“貞觀之治”
── 唐太宗治術與權術的管窺
1. 有關“貞觀之治＂ 的檢視
唐朝在太宗(李世民，599-649，627-649 在位) 的領導下，政治與經濟逐步 踏上軌道，翦伯贊 《中國史綱要》認為太宗身經隋末農民戰爭的教訓與經驗， 因 而儘量減免不必要的浪費，在對基層群眾方面以輕徭薄賦來舒緩民困，地方上選 用廉吏，使百姓安居樂業，這正是他能夠鞏固統治的第一步。至於統治核心方面 翦伯贊指太宗為調協地主階級內部各集團的利益，兼用關隴、山東與江南的貴 族與士族，此外也擢用了關東地區的普通地主，這批人物在緩和與統治階級的矛 盾和權力上，了重要的作用。 對於太宗聽諫與納諫方面，翦伯贊亦讚許他確 能達到兼聽的目的，並簡略地介紹了貞觀年間的外交與軍事上的勝利，同時也同 意太宗在貞觀末期的表現已大不如前。 王仲犖《隋唐五代史》一書則認為 “貞 觀之治” 被過去的史家過份美化，當時不少地區經過戰爭的洗禮而殘破不堪，百 姓亦未能依制受田，租、庸、調也沒因受田不足而有所減輕；再者，貞觀間對外 戰事的頻仍，使人民的徭役有增無減，太宗晚年更有劍南民變事件可徵，如果盲 目吹噓貞觀時期為理想的太平盛世，那肯定與史實不符（頁 122-129）。事實上，
太宗是個善於運用權術的君主，他駕馭大臣的方法，亦是 “貞觀之治”成功的主 因之一，學員在不能忽視他獎勵農業與改革制度方面的貢獻之餘，亦應留意他在 貞觀 10 年後的拒諫與生活漸趨奢華的缺點。 呂思勉在 《隋唐五代史》裡指論 史過譽貞觀年間的成就（頁 74），而王仲犖亦同意 “貞觀之治” 是過份被喧染 的黃金時代。如果大家在參考講義後仍感不足的話，應閱讀有關材料，才會在廣
泛的層面上看到 “貞觀之治”的真正內容。
2. “貞觀之治＂ 的背景與內容
貞觀盛世的出現，在於太宗吸收了楊隋失敗的教訓，同時對漢初經大亂後予 民休息，其後漸得恢復的歷史有所啟悟。隋煬帝承受了儲積可供花費五、六十年 之用的倉粟，卻因濫用民力下被隋末義群雄各據倉庫，推翻政權。在鏖兵交戰 敉平群雄的初唐嵗月中，使武德年間的內政未能真正踏進正軌。太宗沒有像煬帝 般可供花霍的經濟背景，相反的，他要面對土地不均，農作失收與人口流散等的 內部問題，於是他所釐定的措政，必須首先在草根基層方面著眼。
2.1 與民休息
讀史者在吳兢《貞觀政要》書內，常可找到太宗重視農民的資料，他深徹了 解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的道理(《貞觀政要‧君道》)，因而在地方水旱蝗禍 接而至之際，他不獨遣使存卹，更多賜帛賑粟，減免田賦，藉此抒緩民困。隋 末大亂時，不少農民棄家遁走域外，或於群雄逐鹿之際被突厥沿邊擄去，太宗在 貞觀 2 年 (628)以重金把 8 萬難民贖回中土，經過這些德政宣傳後，塞外慕歸者 120 餘萬，朝廷把這些人安置在寬鄉開墾，促使全國人口增加接近一成，變相地 提供了生產的勞動力。
2.2 獎勵農業
太宗重農的精神可從《帝範‧務農》中略窺一二，雖然在整個 23 年的統治 期內，水旱蝗禍頻仍，但貞觀年間堅持輕徭薄賦的政策就是本重農目的而出發；
除贖還與招攬塞外亡人外，太宗大力提倡男女適齡嫁娶，並慫恿鰥夫寡婦相互婚 配，希望儘快提升人口，增加勞動力，貞觀 3 年(629) 還詔令賞賜誕下男嬰的婦 人粟一石，以示獎勵。在各種鼓勵政策下，由太宗即位之初戶不滿 300 萬，經過 二十年前後的生聚教養，至高宗永徽 3 年 (652)時戶口調查所得，天下已達 380
萬戶，對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幫助；此外，隨貞觀 10 年 (636)以後對外 的武力開拓，大批少數民族或甘願或被迫移徙中國，朝廷把他們安置在邊關一帶 開發土地，並給予農具、耕牛、種子，又教以耕作技術，這對農業的發展有深遠 的影響，也因著這緣故，貞觀 17 年(643)太宗還以耕牛有用於莊稼為理由，廢去 帝主在慶典中賜父老牛隻的傳統。
有鑑於均田不均的問題始終未能解決，太宗詔令在中外官僚的職田中撥一部 份給欠田的丁男，又著力推行將狹鄉農民移居寬鄉的方法，當水澇旱災嚴重之 際，他還勒令把官家的苑地分配給農民耕作，以彌補收入的不足，其中貞觀 11 年 (637)洛陽飛山宮及明德宮正是其中的例子。其後因太宗域外政策取得一定的 成果，均田還在貞觀 14 年(640)後，拓展至新平克的高昌(今新疆吐魯番東南)一 帶。在武德兵交不絕的年間，斗米一度升至 3000 文，經過貞觀年間的休養生息，
米價不獨自初唐高位大幅回落，且由中期的 5 文下降至 3 文錢，可見民殷民阜，
百姓豐足，反映了太宗推行農業經濟的成效。
2.3 改革制度
在宰相制度方面，唐初以三省(中書、門下、尚書)首長(中書令、侍中、尚書 令)共同行使宰相職務，或有鑑於高祖時，李世民曾任尚書令關係，自他登基後，
整個唐代 290 年裡再沒有朝臣出任這職位，尚書省的尚書左右僕射成為首長。
然而太宗仍認為若國家樞要只掌握在小撮大臣手上，確實未能達到共同議政的目 的，於是選擇一些職級較低但具備辨事能力的朝臣，掛以參豫朝政、參議政事、
專典機密等銜，成為了與宰相共議國計的官僚群；這方法不獨可以令貞觀年間政 治人才不斷的湧現，也避免了三省首長專政的局面。此外，對於不同地域、不同 集團的朝臣來說，縱使未能成為三省長官，但卻仍可分享最高權力核心的決策工 作，不免也是撫慰的方法之一。太宗為著進一步加強集權的效率，在他臨終之際，
把尚書僕射的職位加 “同中書門下三品＂，即以後尚書僕射若非加上此銜，已非
必然的宰相。貞觀年間並強化以中書、門下相互檢察，落實推行中書出令、門下 封駁、尚書執行的工作，從正面評價來說，是相互分權、分工的制度；負面來看 ， 卻是互相監視、互相牽制的老方法。
2.4 開科取士
為了補充官員的流失與致仕，強化科舉並藉此來提供人才正是最佳的方法。
太宗一朝都在實行壓抑山東士族的政策，整個貞觀年間的名臣行列之中，嚴格而 言，出身山東士族的只有親戚關係的高士，房玄齡雖自山東然尚算不上高門之 列。貞觀 6 年，太宗令高士廉編修《氏族志》後，因發現他把清河崔氏列為天下 第一大姓，置於上上等至為不當，於斥令重修之餘，又以李唐皇室為第一等，外 戚為第二等，崔氏降為第三等。為了進一步挫折山東士族的地位，他大開科舉之 門，方面寒庶子弟上攀青雲之梯，確然太宗提擢了不少庶族出身的朝臣參豫機 密，從而鼓舞過往報效無門的士子踴躍應考，至令唐代文壇也相繼地出現了百 花齊放的現象。科舉在隋代時已粗具模式，但成為制度卻是奠基於貞觀年間，科 舉分常科與制舉兩種。常科 每歲定期舉行，吸引無數的士子應試，為唐代提供 了不少行政、文學等人才，太宗至高宗期間的朝臣像房玄齡、岑文本、許敬宗也 是隋代的郡秀才。貞觀元年的開科取士，內容由秀才、明經、進士等六項，日後 演變成為傾重以試策問、帖經、詩賦、文章為主的進士科，每歲平均取士三十人。
制舉則按情況需要，詔令天下州縣推薦能人異士。貞觀時雖選士不多，但科舉由 此成為定制，為庶族知識份子舖設一條晉身官場的台階，也使天下知識份子甘心 於效忠李姓皇室，難怪太宗看見趨之若鶩的應考者時，不禁笑說 “天下英雄盡入 吾彀中矣”。
文教方面，太宗繼位後，也著力督令弘文館學士編修亡逸典籍。顏師古、
孔穎達等考定 《五經》，成《五經正義》，時至今天仍然通行。貞觀年間亦大量 撰修前代史，廿四史中《晉書》、《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隋書》
成於此時，太宗還御筆撰寫《晉書》中四個紀傳。對《唐實錄》的纂修也不遺餘 力，太宗曾三度親幸國史館，下令重寫玄武門之變中有關人物的片斷，我們固然 可說他篡改歷史，但亦未嘗不可視之為重視歷史的表現。
2.5整頓吏治
貞觀年間另一項令人稱道的善政 ，便是太宗留心地方官的政績，並以此作 為他們升黜的標準。唐初州郡數量甚多，造成政出多門、冗員過剩的現象。太宗 即位後，為了減少國庫支出，在貞觀 13 年 ( 639 )把天下州府減為 350 餘個，太 宗親自挑選地方刺史，又按時考核他們的政績。貞觀 8 年 (646)又遣李靖、蕭瑀 等重臣為黜陟大使，觀省天下的苛刑弊政，貞觀 20 年(646)又再遣褚遂良等 22 人巡察四方，這種遣調自然與重視地方吏治有關。太宗自即位後，對州刺史、縣 令的功績都瞭如指掌，甚至將特出的地方官姓名書寫在御書房的屏風上，作為調 職、升遷的參考。隨大量裁減冗員政策的實施，國家支出也跟節省起來，而 且還減免了不少政出多門的弊病。
全國分為十道後，中央經常派出不同的官僚到各地監察吏治、糧賦轉運又 或者軍事演習等等。在整個 23 年的統治歷程中，最少有兩次相類似的中央官大 規模出外監督行動；這樣的政策督促了地方吏治的清平，薜大鼎、賈敦頤、李桐 客、鄭德平等都被天下百姓稱為良吏。在貞觀年間 “官在得人，不在員多”的宗 旨下， 中央官僚維持在三百多名左右，地方官僚架構以精簡為要，這都與太宗 用人、科舉、吏治等政策有著相關而不可分割的關係。
2.6 選賢納諫
太宗鑒於隋煬帝剛愎拒諫而失國，故此對朝臣的諫議頗為重視，當中最著名 的正是諍臣魏徵。 魏徵的犯顏直諫雖曾招來太宗的不滿，甚至有 “誓殺此田舍 翁” 的詛語，但當他冷靜下來後，始終也接受魏徵的進諫和建議。此外，他常以
前代失政的帝主為例與朝臣探討致治的根由，這些都可在《貞觀政要》的各篇章 中看到。
2.7 均衡政治集團的利益
武德 9 年(626)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在月餘間迅速即位，在這傖 猝的時間裡他要面對前朝舊臣、兄長昔日太子府中的幕僚及本身秦王府中謀士猛 將的人事調動，而且這些不獨是涉及不同政治集團問題，更加涉及不同地域集團 的利益關係和集團與集團間的矛盾形勢。黃永年<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 部矛盾與鬥爭>(見氏著：《唐代史事考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 對 此亦有所及，可作背景參考。
玄武門之變後，高祖不得已指派世民以皇太子身份領天下軍國事，冒死跟隨 世民發動政變的秦王府功臣，都得到了立時的升遷，如：
高士廉(侍中) 秦叔寶(左衛大將軍) 房玄齡(中書令) 程知節(右武衛大將軍) 長孫無忌(吏部尚書) 尉遲敬德(右武侯大將軍) 杜如晦(兵部尚書)
由世民以皇太子身份至即位為天子期間，秦王府手下已經過兩番升遷，文臣武將 各據要津，唐高祖也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正式讓位予世民。
2.71 對老臣的任用問題
高祖一朝舊人，幾都出身貴族，父祖兩代甚至世代以來都是顯宦，有的還 位至三公之列。如蕭瑀、陳叔達等更是南朝帝王之家的後人，因而《唐會要‧氏 族》中便指出：
創業君臣，俱是貴族。三代以后，無如我唐。
太宗在即位後表面加以重用老臣，像玄武門之變後即用擁護自己的高士廉、房 玄齡為宰相，卻亦留用蕭瑀，至於代表楊隋勢力的楊恭仁則被剔出宰相群，改授
他官，不久以後，蕭瑀、陳叔達都被踢出宰相行列，又以宇文士及和封倫兩位前 朝舊人入選權力核心。
貞觀元年 (627) 封倫去世，再以蕭瑀入相，但又同時擢升長孫無忌進入統 治架構高層，並將舊臣宇文士及罷相，再選杜淹參豫政事。同年底，蕭瑀又再度 被罷。
就在這年的內調事例中，我們可猜知太宗企圖在秦王府為主的班子中，找 到可與舊臣相互合作的人選，惟終 23 年的統治歷程裡，蕭瑀始終不能與房玄齡、
杜如晦達成一致的共識，他五度入相，即表示曾五度罷相。前朝老臣有此殊遇，
皆因蕭瑀在建成、世民相爭之際，並沒有明顯傾向隱太子集團的痕跡，加上本身 在南方仍擁有一定影響力的緣故。蕭瑀最終因意見不為太宗接受，憤而以捨身出 家為要脅，不料因太宗一口答應而懊悔，結果被外貶為商州刺史。
封倫的早逝，使我們看不到這名曾傾向建成集團老臣的下場。 不過在貞觀 17 年，太宗終於獲悉此事後，立刻奪回封倫的贈官，可見太宗之被譽胸襟廣，
沒有派系成見等，似乎都只屬錦上添花的贊詞吧了！
至於宇文士及與楊恭仁這兩名楊隋勢力的代表人物，也只在短暫時間出任 相職，旨要在於安撫隋代舊人的情緒; 而武德年間曾位居要津的唐儉、長孫順 德 、楊師道、裴寂等 , 都因與建成有所勾結，又或後來有小過之故，被逐出政 治高層，甚至遭受外放的命運；這都能略窺太宗對武德朝大臣的 “妥善安排” 及 逐步讓他們 “和平” 撤出統治核心的仔細步署。
在高祖一朝有功，而又能在貞觀年間封侯拜爵的，李靖及李勣可謂鳳毛鱗 角的代表。
太宗重用李靖、李勣與他們的軍事才能有直接的關係。 事實上，在貞觀年 間對外的征戰中，往往也是以二李担任主帥或副帥，這二人也多能獲勝而歸。然 而我們卻能從二李身上，看到了太宗性格的另一面，也更能清楚地看到太宗如何
以權術來駕馭部下。
《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載及建成與世民相爭至烈之際，李靖與李勣都 相繼請命，願忠於秦王世民，如：
大王(秦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
這段說話明顯地是史臣為強化歷史觀眾信服世民為滿朝文武公卿所擁護而造 的史料，或與史實有一段距離。劉餗的《隋唐嘉話》雖然只是稗史，但記及這片 斷時卻有一定的說服力：
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主社稷。謀之衛公(李靖) ，靖辭，謀於英 公(李勣) ，勣亦辭。帝由是珍此二人。
李靖、李勣當年曾婉拒太宗之邀是真，太宗由此而敬重二人則有待商榷。李靖表 面上極得太宗器重，歷史書令、尚書左僕射等宰相之職，可是他的宰相畢竟是個 虛位，在與他共事的宰相群中，房玄齡 、長孫無忌及早期的杜如晦才是行宰相 之事的真正決策者。杜如晦早逝，太宗深謀遠慮，選擇出身較次的朝臣作輔助，
貞觀 17 年後被立為太子的李治，馬周、劉洎因而得到提升進入宰相層。 當然 太宗也慮及出身較佳朝臣的心理狀況，褚遂良、于志寧也擢升參豫朝政之列。《舊 唐書‧李靖傳》內便提到李靖在宰相級會議中論及國家大事時每不多言，足見李 靖頗能揣測太宗心意。 貞 觀 4 年 (630)，李靖已位至尚書左僕射，但實際長年 於外征戰，宰輔會議每多缺席，又何能稱之為真宰相？太宗嘗問李靖何人可作觀 省天下風俗使，李靖認為魏徵處事公正可為先導，但在貞觀 8 年，太宗竟以李 靖出為畿內道大使，出外巡察，隨行的還有蕭瑀、楊恭仁(武德間舊人)、王珪（建 成舊部）、張亮（秦府舊部）等。李靖舉薦魏徵為黜陟大使，聖意卻囑令自己上 路，於是以足疾為辭，婉拒出發是自我表態，隨即的上表懇請致仕，則是試探自 己在太宗心目中還剩下幾成的利用價值。 太宗不獨懇留李靖，並叮囑他多作調 理，病情好轉則“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這表面優容，實則叮囑李靖
不必勤加理政。 李靖在貞觀 8 年正月以足疾為辭，卻在該年 8 月再負統軍之 重責，率兵大破吐谷渾；更有意思的是吐谷渾之役後，他即被人密告謀反，李靖 的最佳自辯，就是閉門謝客，韜光養晦，靜待事過境遷。
李靖被告謀反事件終告淡化，卻不表示太宗就此相信這名大將的忠誠。貞觀 19 年，太宗遠征高麗的前夕，李靖以 70 餘齡病於，而太宗召他入宮賜坐，
《舊唐書‧李靖傳》說：
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
李靖即指：
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期瘳矣。
如斯靈變的回應，使李靖得以在京終老。
李勣的遭遇也與李靖相若。 一般人都把貞觀 15 年，李勣突染急病，太宗親 自剪下自己的鬍鬚作為藥引的例子，便指李勣深為太宗所寵信。這就是著名的龍 鬚和藥的故事。 另外也為讀史者津津樂道的，是在貞觀 17 年柔弱的晉王李治 被立為太子後，李勣被太宗封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衛率，輔助太子文武之事。
太宗在一次宮廷飲宴之間，忽然與李勣說：
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
李勣涕淚交流， “嚙指出血” (《舊唐書‧李勣傳》) ，其實深知既出身山東集團，
又為李密舊部，更非秦王府中從龍大將，卻又功高招忌，危之將至。在李勣企圖 酩酊避禍之際，太宗還解下被肩上的御袍覆蓋在他身上， 正史稱“其見委信如 此”。 惟於貞觀 23 年，太宗病危時，召太子李治，囑咐後事：
李世勣(本姓徐，名世勣，奔唐後屢建奇功，賜姓李。因避太宗世民 諱，遂稱李勣) 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
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俳徊顧望，當殺之 耳。 (《資治通鑑》卷 199 ，〈唐紀〉15)
李勣接貶令後，過家門而不入，策馬直奔疊州 (甘肅)上任。
學員從李靖與李勣的遭遇來看，表面的功勳與禮遇，不過是人主借以賂賄的 工具與手段，正因二李深知自己出身並非秦府舊人，因而誠謹侍主，終於位極人 臣並於史冊留芳，這未嘗不是他們深知太宗性格所至。
2.72 對奪嫡功臣的任用
往昔秦府諸將大都出身於山東，並且都是無功無祿，無家世，無祖蔭的豪 傑，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段志玄、張公謹等都是其中的表表者。他們與 昔年的李世民謀奪權位，彼此賺取應得的利益，並在李世民嚴平處事，均衡利益 的安排下，都甘心各安其份。除侯君集因勾結太子承乾企圖謀反，張亮被人誣告 謀反先後被誅殺外，其他從龍諸臣都並享富貴以終。
2.73 對隱太子舊臣的任用
魏徵才能為太宗賞識，是他被拔擢的原因之一。但大家切勿忘記他是山東寒 門，用魏徵不獨可安撫建成舊部，還可了懷柔山東地域的作用。更重要的，
是武德一朝的大將李勣，昔日從龍諸臣如秦叔寶、程知節、張亮不獨都出身山東，
還曾與魏徵共事李密，重用魏徵可以達到籠絡各派人心的目的。
魏徵雖以直諫知名，但他未嘗不洞悉太宗的城府。《舊唐書‧魏徵傳》說他：
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辯說，遂參帷幄，深懼滿盈，後以目疾頻表遜 位。
雖得太宗懇切挽留，並以衡山公主賜婚其子魏叔玉，但自魏徵死後，讒言交至，
加上侯君集是魏徵所推薦為相，卻在後來參與太子承乾謀反的行列；於是太宗不 獨悔婚，更令人推倒替魏徵御筆撰寫的碑文，這樣看來，魏徵在太宗心目中的地 位不免與二李等同。
2.74 貞觀中後期重臣的擢用
尚書省最高長官尚書令懸空本是隋唐時代的傳統，僅隋大業初霎然的偶變，
至太宗中期，左右僕射是虛位的宰相，左右丞是真相，即尚書左右丞是實際行宰 相之事的職位，加上帝主要應付各集團人物的需要，還有中書省的中書令、門下 省的侍中都是宰輔級大員 ; 此外添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甚至 冠以參預機密、參預政事等頭銜，也是行宰相之事的機要官職。這方法可以，第 一 , 各集團、出身不同的朝官都可以為相，滿足群臣的權力慾；第二，削弱了 宰相的權力，減少了權力集中在小撮人身上的機會。在三大派系人物之中，特別 受到眷顧的，是長孫無忌。
秦王府舊人為相而又有屬於山東的文官有三： 一是張亮，可惜他被人誣告 而以死收場。二是房玄齡，秦府舊人的文人幕僚中，他的官位做得最高。三是妻 舅高士廉。很明顯，太宗不願秦府武將兼相職，最後以同樣出身山東的李勣為同 中書門下三品，除希望他日後繼續忠李治外，主要還是來懷柔昔日山東的故舊。
至於關隴貴族長孫無忌，既是國舅身份，也是玄武門陰謀中首要功臣，太 宗對他始終信任。貞觀 17 年李治被立為太子後，三個地域的朝臣都同時出現在 統治核心之中：
關隴集團 : 長孫無忌、于志寧 山東集團 : 李勣、馬周
江南集團 : 褚遂良、許敬宗
褚遂良、許敬宗是江南士族，李勣、馬周更是山東寒門，稍可抗衡的李勣，卻在 貞觀末年被貶出外；于志寧在關隴人物之中出身遠不及長孫無忌， 那末，太宗 欲將身後的輔政大權集中在關隴貴族的大舅身上是毫無疑問的。
在貞觀末年政治核心的鬥爭中，學員還可重新審視太宗在處理貴族與庶族爭 權過程間的態度。劉洎可以為此中的例子。
劉洎出身自江南寒門，太宗即位後漸得擢用，升至相職。 太宗征高麗，劉 洎與馬周輔太子李治監國。臨行，太宗囑咐朝廷之事，劉洎好大言，便妄稱大臣
若有過失即將其誅殺；可是他忘記了生殺予奪之權是操控在帝主手上而非大臣手 上。貞觀末，太宗卧病，劉洎眼淚直流訴說聖体可憂，褚遂良素與劉洎不協，乘 機進讒指他企圖在太宗殯天後行伊周、霍光輔政之事，雖然馬周力證劉洎清白 ， 但劉洎始終還是被賜自盡。
從劉洎事件中學員可以考慮江南集團中極可能出現士族與寒門之爭；而推進 為山東寒門馬周力保江南寒門劉洎，甚至可視為統治核心中的寒門企圖團結一致 以求自保，然而太宗最後的定，說明他寧取貴族的支持而犧牲寒庶作交換條件。
從以上事件進一步引申，太宗時，朝臣間相互關係似乎也不能長期處於由衷 共濟的地步，早期的蕭瑀與房玄齡、杜如晦不協，長孫無忌又與王珪等不協，後 來褚遂良又與劉洎不協，不獨涉及集團與集團、地域與地域，甚至是出身與出身 的鬥爭。太宗在生期間的駕馭，在於竭力維持以關隴集團為首，江南貴族支持為 副的統治局面，這些不獨是吸收了隋煬帝失敗的教訓而作出調整，也進一步能看 到太宗壓抑山東集團，特別是山東士族高門的政策。 而這些政策也直接影響太 宗身後的政局，從而出現了翻天覆地的逆轉。
3. 唐太宗時期的外交與邊政
唐代初年的邊患主要來自東突厥，它的東鄰契丹、室韋，西鄰吐谷渾、高昌 與其他鐵勒的大小部落都向它稱臣。但東突厥汗國的構成，全然是鐵騎掠奪，橫 暴迫貢的草原方法，因而當它實力寖衰的時候，其他附庸又將投向勢力更強橫的 部落，太宗得以被少數民族尊為 “天可汗＂， 除了運用靈活的外交手段及因時 制宜的戰略步署外，與少數民族離弱投強的政治投靠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太宗能稱雄域外，主要是繼承了隋代的外交路線離間與和親。此外，他擁有 的一代名將如李靖、李勣等均能不辱君命，達到開拓疆土的目的。既而，太宗能
靜待時機並按步就班，次第擊敗東突厥、薛延陀、吐谷渾 ，西突厥，再攻取西 域，建立大唐帝國的威信，這點是值得讚許的。
3.1 對東突厥的征討
頡利可汗於初唐間入掠的目的不過是垂涎中國的財富，對土地的野心不大。
突厥部落主要倚靠的是鐵勒等外來族落的歸附，此外，收容在中國本土不能立 足，甚至帶罪的人犯與突厥沿邊擄劫的漢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他們軍事、
經濟及文化水平。但正因頡利可汗過份倚重非本族突厥出掌要務的緣故，致令突 厥統治階層裡出現四分五裂的局面。 再者，頡利個性暴虐，動輒詬和懲處其 弟（侄）突利，造成太宗得以離間二人的機會。貞觀元年 (627)，鐵勒族的薛延 陀、迴紇等都相繼叛離突厥，突利引兵出戰不利，被頡利拘禁 10 天，直接導致 早已怨望的突利心離營南奔。三者，自貞觀 2 年(628)以來，突厥因長期大雪，
羊馬凍餒，勢力日衰，突利可汗於貞觀 3 年(629)拒絕與頡利合兵，並率領本部 入附唐室。薛延陀更在自稱可汗後入朝請貢。太宗以時機成熟，同年，遣李靖、
李勣分道出擊，貞觀四年 ( 630 )李靖夜襲頡利， 頡利敗走，被行軍總管張寶相 所俘，太宗以頡利為右衛大將軍， 留於京師，賜以田宅。
東突厥自頡利可汗入京後，部眾或投薛延陀，或投回紇，或西走西域，不少 亦內附漠南一帶，散處於西南的餘落請尊太宗為 “天可汗” ， 直至高宗永徽年 間， 雙方戰事再起，至玄宗時，其勢力才正式被地處更北的迴紇所取代。
3.2 對薛延陀的征討
薛延陀的祖先為匈奴，南北朝時期是鐵勒中強悍的部落。唐初，西突厥汗國 強盛，薛延陀成為附庸。貞觀 2 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死， 其國漸亂。薛延陀 酋長夷男歸附東突厥頡利可汗，太宗以夷男有眾 7 萬落，遂施以離間之法，拜 夷男真珠毗伽可汗，鐵勒諸部如回紇、拔野古等大小十數部落漸次歸順。頡利入
京後，夷男據有東突厥故境，勝兵 20 萬，常引飛騎狙擊西突厥，成為一支威脅 唐朝北方的新興勢力。於是太宗在貞觀 12 年( 638 )又再施離間之法，冊封真珠 毗伽可汗二子為小可汗藉此削弱薛廷陀的勢力，結果真珠毗伽可汗入犯，被李勣 敗於沙漠。 貞觀 17 年(643)，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認為薛延陀叛服無 常，答應以新興公主下嫁，企圖以和親政策來緩和緊張關係，不過薛延陀的聘禮 因橫涉沙漠而誤期，太宗亦因國際形勢的轉變而悔婚。貞觀 19 年 (645) 真珠毗 伽可汗死，諸子爭位，國力日衰。 次年，太宗藉勢遣兵進擊，李勣與回紇九姓 大破薛延陀於郁督軍山，薛延陀汗國亡，餘部多西走。 依附薛延陀的其他鐵勒 部族如回紇、拔野古、契苾都相繼降服，太宗置六都督府、七州，以各部落的首 領為都督或刺史，又以燕然都護府來統領六府七州。諸部首領請在回紇以南、突 厥以北，開參天可汗道作為朝覲之用。於是，太宗命於漠南置驛站 68 所，備驛 馬、酒肉以款待入朝的使節。高宗龍朔 3 年(663) 燕然徙至回紇，易名瀚海都護 府，總章 2 年(669)再改稱安北都護府，管轄漠北部落。
3.3 對西域的經營
西突厥源出於北突厥，與東突厥同為匈奴之後。唐初，西突厥統葉護可汗強 盛，北併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控弦之士數十萬，並據有西域，成為中國 西北邊的大患。由於西突厥壟斷西域通道，使不少向唐朝示好的少數民族如伊 吾、龜茲等不能遣使入朝，而依附西突厥庇蔭的其他部落則經常掠唐人商旅，
使太宗不得不釐定一套與昔日隋煬帝時期相同的戰略。雖然統葉護後來被其伯父 所殺，但其子肆葉護得立，北征鐵勒，破薛延陀，聲勢仍盛，驅使太宗在貞觀 9 年(635)遣李靖、侯君集、李道宗領早已內附的東突厥騎兵先攻取臣服西突厥的 吐谷渾，吐谷渾國主伏允自殺，其子慕容順降。吐谷渾是唐軍進擊西突厥的主要 障礙，吐谷渾伏允死後，太宗以慕容順為西平郡王，使數千唐兵留守，與慕容順 共理國事，吐谷渾成為唐軍進攻西突厥的補給站，也成為了阻擋西吐蕃入犯的
要塞。
早在東突厥汗國覆亡時，以伊吾為首的西域七城已歸順唐朝，唐太宗在當地 設伊州，為日後經營西域作出了步署。貞觀 13 年(639)底，太宗遣候君集率東突 厥降將契苾何力等攻打西突厥的附庸高昌，並於次年 8 月攻陷田地城，迫使其 國君麴智盛投降。太宗於其地設置西州，並建置安西都護府統轄西域諸國，進一 步鞏固了平克西突厥的基礎。
貞觀 21 年(647)，太宗遣東突厥降將阿史那社爾率契苾何力攻取龜茲，並取 得焉耆的控制權，高宗時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統轄安西四鎮(龜茲、于闐、疏 勒、焉耆)。
3.4 對西突厥的征討
貞觀 23 年(649)以前，針對西突厥的戰部署業已完備，西突厥在西域的控 制權幾乎完全為大唐帝國所取代。太宗於該年 5 月駕崩，次年其酋沙羅可汗即 入犯庭州，此前被太宗克平的不少西突厥屬部如處月、處密等相繼投附，高宗遣 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擊退西突厥，並於永徽 6 年(655)遣程知節、蘇定方等領 兵十餘萬遠征，西突厥大敗，俘擒其可汗，於是天山南北路完全為唐朝所控制。
王仲犖《隋唐五代史》認為經營西域與挫敗西突厥的意義在於廓通唐朝與中 西亞間的經濟、科技與文化交往，中斷多年的 “絲綢之路”也終於藉著唐王朝軍 事上的勝利而重開；此外，唐代在西域的經進一步拓展了漢族與各少數民族間 的友誼，為多民族的一統帝國奠下基礎，這正是大唐王朝揚威塞外，唐太宗被尊 為 “天可汗” 之餘，一些正面的貢獻。
3.5 與吐蕃的外交關係
早在貞觀 8 年(634)，吐蕃的贊普松贊干布已遣使入唐，希望與中土建立友 好關係。這時松贊干布已降服了周邊的西羌部落，一統吐蕃，而太宗正企圖對西
羌種的吐谷渾用兵，為要求吐蕃在事件中保持中立，首先必要建立穩定的外交關 係。在雙方互通使節後，松贊干布得悉唐朝國力強大，為著加強國與國之間的聯 繫，便遣使入朝請婚。不過太宗雖了解吐蕃在當時具有牽制吐谷渾的重要性，但 它直接的威脅力，卻不及西突厥與吐谷渾，因此他答允了後二者的請婚而婉拒了 前者。松贊干布剛一統吐蕃，為著要保存顏面，於是在貞觀 11 年(637)發兵攻打 被唐朝新立的吐谷渾王諾遏，進而勒兵 20 萬包圍唐朝西陲的松州。次年，太 宗遣侯君集等分道進擊吐蕃並取得勝利，松贊干布帳下不少大臣以自殺來勸他退 兵，結果吐蕃遣使入朝請罪，並再向太宗表達求婚之意。這時，太宗正欲與西突 厥爭奪西域的控制權，又正籌劃用兵遼東，不願再被這新興的勢力牽制，於是在 貞觀 15 年以宗室女文成公主下嫁。
文成公主入藏 , 促進了雙方人民的交流, 漢族的典章文物,農業、建築等各 方面的技術相繼傳入, 不少吐蕃王公大臣子弟也相率入唐至國子監受學, 而中國 的名茶由此陸續輸入吐蕃來換取馬匹, 這不獨使素不產茶的吐蕃地區刮品茗 熱潮 , 還培養了吐蕃人民視飲茶為俱備食療功效與延年益壽作用的習慣。
3.6 對高麗的用兵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認為唐太宗重蹈隋煬帝的覆轍，喪師遼東，他指出正 史甚至有虛報唐朝軍隊死傷數字之嫌，概括而論，他認為太宗是因四夷賓服，只 有高麗不臣，，會率眾親征，最後終告無功而還。不過，撇除了好大喜功的因素 ， 海東三國在高祖時雖已與唐朝建立邦交，但高麗勢力最強，新羅、百濟入朝通貢 之路往往為其所阻，而其中百濟的政治立場較傾向高麗，導致貞觀 16 年 (642) 好戰的高麗西部大人泉蓋蘇文弒其國主高建武，更立建武弟子高藏為王，自為莫 離支(軍事統帥)，并與百濟和親，遣兵進伐當時已成為唐朝友邦的新羅。太宗為 保先前奠下的軍事霸業，决意用兵遼東。可是，唐朝的軍隊除了在對遼戰役的初 期取得勝利外，卻因高麗的固守而阻延了速勝的戰略，入秋以後，漸冷的氣候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