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最後，我們討論人格證據的問題。所謂人格證據指的是訴訟當事人 過往的各種行為舉止，以及他們的家人、親友與各種其他社會關係。人格證 據不只和一個人在公領域的活動有關，更牽涉當事人的私領域生活。27依據 Gagarin（2012: 301）統計，不管是埃斯奇尼斯或者是德摩特尼斯，在第二場 官司中兩人都用了絕大多數的時間攻擊對方的人格。因此，我們看到德摩特 尼斯（Demosthenes, 2005: 18.129, 258–260; 19.199）取笑埃斯奇尼斯的父母親 從事低賤職業，埃斯奇尼斯本人是個唱戲的。埃斯奇尼斯（Aeschines, 2000:
2.93, 99, 165）也攻擊德摩特尼斯不是血統純正的雅典人；不知感恩，竟然控 告照顧他成年的監護人；見錢眼開，為罪犯代寫訴狀。兩人也都不厭其煩地 列舉自己與家人過往對於雅典城邦的貢獻（Demosthenes, 2005: 18.257, 268;
19.230; Aeschines, 2000: 2.167–169, 146–151）。但這些事項都與爭訟案件沒 有直接關連。就現代法治原則而言，使用人格證據顯示雅典法庭並未就事論 事、公正判案。人格證據是現代學者認為雅典民主沒有法治的主要理由之一。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人格證據雖然重要，但並非唯一，也非關鍵的證 據。雅典法庭並未全盤接受人格證據，相反地，法庭對於人格證據的適用常 有疑慮，法庭演講中常質疑人格證據的效力（Lanni, 2006: 60; Harris, 2013:
27 但這樣的作法有其規矩，不是可以任意為之的。特別在有關殺人與契約的案件，法庭不採 用人格證據。參見Lanni（2006: 3）、Harris（2013: 127–137）、Aviles（2011: 19）等研究。
127–131）。在殺人與海外貿易案件的審理上，雅典法庭採用相對嚴格的程序
（Lanni, 2006: 3）。即使在其他案件，原告與被告提出人格證據時，都必須特 別說明理由。換句話說，人格證據雖然常見，但它並不是法庭審理的原則，
而是訴訟者必須詳加解釋的例外狀況。在埃斯奇尼斯與德摩特尼斯的訴訟 中，雙方之所以大量引用人格證據互相攻擊，一方面是因為兩人的衝突原本 就是政治事件，不是一般的民刑事案件；另一方面，是因為埃斯奇尼斯在控 告德摩特尼斯違法接受金冠時，也同時指控德摩特尼斯的人格，才引起德摩 特尼斯的反擊（Gagarin, 2012: 305–307）。
此外，就當時的歷史環境而言，雅典人採取人格證據有其考量。從本文 的討論裡，我們可以提出兩個考量，同情理解雅典人採取人格證據的作法。
第一個考量是訟棍問題，第二個考量是命運問題。28
我們之前提到，雅典法庭沒有專職獨立的法官，也沒有審核人證物證的 客觀科學機制。這些不僅不是一個小型古代社會可以負擔，而且也違反了雅 典的直接民主原則。訟棍因此成為雅典民主關切的問題，顯示雅典民主離不 開語言，又不信任語言的焦慮。採用人格證據乃是雅典民主對抗訟棍顛倒是 非、顛覆民主的一個方法。雅典人寄望從一個人過往的行為記錄與社會關係 揭穿訟棍的語言迷障，探知真正的行為動機與相關事實。雅典人相信，一個 人若家世與行為記錄良好，應該不太可能做出嚴重違法犯紀的事。29這樣 的經驗法則不完全科學，但也有其合理性。要強調的是，在雅典法庭上，被 告提出人格證據，是為了證明自己過去行為良好，不可能違法，不是要求法 庭法外開恩，輕縱犯罪者。30雅典人明瞭法律規定與人格證據之間的緊張 關係。
埃斯奇尼斯在控告德摩特尼斯的盟友提馬可斯（Timarchus）的演講中，
28 Cohen（1995: 188）及 Todd（1993: 161）認為雅典法庭是依據訴訟雙方的社會地位裁判爭 訟案件，因此訴訟雙方的人格必須被公開檢驗。依據這樣的說法，雅典法庭傾向偏愛社會 地位高的一方，忽略爭訟事件的性質。本文認為這樣的說法不對，我們從大多數法庭演講 稿看到的是，爭訟事件仍有其重要性，人格證據是為了解釋爭訟事件而被提出。
29 參見 Adamidis（2016: 8）、Lanni（2006: 46, 61）、Gagarin（2012: 305）、Johnstone（1999:
88）。
30 這個重要的區別，參見 Konstan（2000: 133）、Aviles（2011: 40）。
便呼籲法庭不要相信被告一時的說詞，而要採信他所提出的關於被告的人格 證據。這是雅典法庭採信人格證據的最佳例證之一。埃斯奇尼斯（Aeschines, 2000: 1.127）宣稱社會傳聞正確反映了被告的真實人格：
當人們的生活與舉止受到大眾關注時，合乎實情的評價便會自然 而然地傳到城邦各地，向大眾宣告這個人的所作所為，並預告他 將來的行動。
因此，埃斯奇尼斯（Aeschines, 2000: 1.93）說道：
過去有關提馬可斯的議論與評價都有事實的依據。而那些今日才 製造出來的辯詞，都是為了今天這個審判，是為了欺騙你們各位 才有的。所以，請法庭依據長期的社會觀感、事實，還有你們本 身的判斷，來投票吧。
當然，一切事務其實都是透過語言來表達。人格證據並沒有超越語言，
而是開闢了另一個語言的戰場。埃斯奇尼斯控訴提馬可斯私生活不檢點，但 其實沒有任何目擊證人或者直接的物證。埃斯奇尼斯承認他提出的有關被告 的人格證據都是傳聞。但或者是埃斯奇尼斯口才無礙，或者是被告的社會形 象實在太差，埃斯奇尼斯仍然贏得了這場訴訟。
人格證據的第二個考量則是命運的議題。對雅典人而言，命運是語言之 外的另一個不確定因素：個人或群體的一切努力，在無常命運之前，不僅顯 得徒勞，甚至可笑。在現代科技興起前的傳統社會，人們確實深刻感受到德 摩特尼斯所說的生命無常：人的生命、財富與家庭很可能因為疾病、戰亂或 其他意外，轉瞬化為烏有。從這樣的生命經驗來看，以事件結果在法庭上論 勝負，對個人課責，實無意義。埃斯奇尼斯與德摩特尼斯兩人藉此翻轉雅典 法律的功效邏輯，主張以「意向」與「動機」作為賞善罰惡的標準。
人格證據是雅典人測量個人意向與動機的具體指標。意向與動機並非難 以捉摸的心理狀態，而是具體呈現在個人家世與過去的行為記錄上。在雅典
法庭裡，訴訟人列舉個人家庭背景與過去政治生涯的作為，試圖塑造自己的 人格形象。他們或許值得同情與諒解，就像德摩特尼斯主張的，因為他們已 經盡心盡力，只是跟所有人一樣，仍然無法對抗命運的操縱；或者，他們甚 至值得雅典人尊敬與效法，就像德摩特尼斯回顧的，在波斯戰爭中，雅典祖 先的偉大不是因為他們勝利，而是因為即使面對極為強大的敵人，他們也選 擇為尊嚴與自由而戰。在命運這場不可能贏的戰爭中，個人仍然可以選擇勇 敢，以行動實現高貴人格，得到雅典人永世尊崇。
城邦是為了對抗命運而存在的政治組織。雅典人曾經以這樣的組織，統 治了半個地中海。但當馬其頓興起後，雅典城邦已到了末路。不管如何掙 扎，雅典總是擋不住馬其頓的攻勢，持續反抗只換來持續失敗。過去成功的 經驗，此時全然失效。命運無常，雅典人此時想必感受深刻。埃斯奇尼斯與 德摩特尼斯將政策成敗推諉命運，雖是為個人卸責，但其實也反映了當時雅 典社會的氛圍。人格證據在這樣的氛圍中，順勢成了雅典法庭此次判案的重 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