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從兩方面探討在臺菲籍女性移工的境遇以及她們發展出的應對策 略。家庭方面，本研究探討全球化下產生的跨國家庭面臨了什麼樣的困境，以 及移工母親如何向內與向外安排支持網絡、如何透過通訊科技維繫分處多處的 家庭關係、如何在遠距下執行母職，以及在金錢糾葛下，移工母親如何重建親 情與教養的意義。
本研究發現：移工母親支持網絡的安排除了向內仰賴家族親戚關係，也向 外尋求協助。向外尋求協助除了展現自己改善經濟的能力，也是透過金錢的使 用證明自己仍是盡責的母親，更是移工母親遠距保護小孩，使他們免於家族權 利義務糾葛的方式；親情維繫的策略上，移工母親透過多種通訊科技的協助，
片段式地參與彼此的生活；遠距教養的部分，「明確的規範」是移工母親經常使 用的教養策略，使移工母親能快速掌握小孩每日的活動，同時也透過小孩規範 的遵行再次確認親情的穩固。「不斷地說明」也是因遠距而不得不採取的教養方 式，移工母親期望藉由不斷的說明讓小孩從觀念上轉變，進而可以產生隱形但 卻實際存在的約束力，以代替因遠距而不能產生的實體管教。此外，與一般教 養最大的不同是移工母親相當程度將教養連結到移工身分上，試圖透過自我犧 牲與承受苦痛的說明來換取小孩自律的允諾；金錢也成為移工母親教養的工 具，卻也因此帶來母愛商品化的矛盾。
工 作 方 面 ，菲 律賓 籍移 工在 全 世 界形成 了流 離 失所的 社群 (diasp oric community) (Cruz 2006)，在不同國家從事著低階的工作。然而，對於這群教育 程度相對較高的移工而言，如何調適自己所受養成教育與目前從事工作地位之 間的落差便是自我整合的重要課題。本研究發現她們發展出克服高成低就落差 的方式涉及了許多心理認知層面上的群我區隔過程，不僅肯定與強化「我」的 優勢，同時也貶低與拉遠「他群」，好讓她們能夠建構解釋現況的合理認知架
構，平復高成低就帶來的認知不協調。
本研究發現「群我區隔」發生在四個面向：
（一）誰能成為移工？
移工是具有成就動機、冒險精神以及渴望向上流動的人，而且也是有能力 通過測試、社經地位較好、能夠為家庭帶來匯款，改善家庭經濟的重要成員，
非移工則不具備這些條件。
（二）成為什麼樣的移工？
兩種類型的移工皆認定自己的產業別較為優越，藉以強化自我的工作認 同。廠工以「技術助理」自稱，認為自己不僅具有大學學歷，也不需要清潔打 掃。家庭移工則認為自己工作較穩定、不受景氣影響，也不會有雇主惡性倒閉 的風險，擁有大學學歷的家務移工也不認為成為廠工是困難的。
（三）誰是優秀的移工？
另一個移工創造出的群我之別是菲律賓籍移工與其他東南亞國籍的移工。
她們多半認為英文能力、精明能幹是自己的優勢，雖然不願意明講，但是許多 菲籍移工覺得東南亞其他國籍的移工在能力上不如她們。這樣的區隔，同樣使 她們在矛盾處境中肯定自我。
（四）在哪裡擔任移工？
她們將臺灣視為向上流動過程中的一站，藉以平衡自己的工作處境，而在 加拿大工作的願景則提供她們建構美地以及在流動中繼續堅持的驅力，使她們 在面臨流離失所的困境時，仍有可以朝著邁進的方向。
雖然研究發現移工透過許多群我的分別，乃至階層化的過程在其認知架構 中強化自身的優勢地位，然而應該強調的是，這些看似偏見，甚至歧視的群我 區隔策略乃是個人座落在全球經濟轉變中，遭逢自我價值衝擊時必須找尋的出
路，是一種不得不如此的生存策略。因此，當在解讀這樣的現象時，與其放大 群我區別策略可能帶來的歧視與偏見，其實更應該將視角拉到全球化的政治經 濟架構上，理解結構在她們身上所造成的創傷，進而迫使她們必須如此才能有 足夠的勇氣對抗她們束手無策的政經巨變。
移工經驗帶來的流離失所感、錯置感是移工們無法選擇的宿命，她們可以 做的是從個人身上發展出各種相應的生存策略，無論在工作適應或是家庭維繫 上皆然。希望透過本研究能對於在臺菲藉女性移工在鉅觀結構下不得不發動的 生存策略有所了解，並體認到這些生存策略對於移工重新協商以得出自我價值 以及滿足家庭情感渴望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