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家庭與工作之生存策略分析：
在臺菲律賓女性移工的故事
（Strategies of Survival for Family and Work:
Female Filipino Overseas Workers in Taiwan）
翁康容
陳雅琪
（Weng, Kang-jung；Chen, Ya-chi）
摘 要 本研究從家庭、工作兩方面探討在臺菲律賓籍女性移工的境遇以及她們在面臨困境 下發展出哪些生存策略加以因應。家庭方面，探討在遠距情形下，移工母親發展出哪些 維繫家庭與執行母職的策略，使自己不在場的影響力降到最低；在工作方面，探討這群 教育程度相對高的移工如何在心理上調適工作高成低就的落差，以及如何協商出新的自 我價值。研究發現，移工母親除了向內安排支持網絡外，更向外找尋協助以保護小孩免 於家族權利義務的糾葛、透過通訊科技片段式地參與孩子的生活、設立明確的規範與不 斷地說明來確保教養的正常運行，她們也將教養的內容連結到身為移工的處境，以換取 小孩自律的允諾，這都是順應遠距所因應而生的母職策略。在工作上，移工透過許多心 理認知層面上的「區隔」過程，創造出群我之別，這些區隔包含移工與非移工、家務移 工與廠工、菲律賓籍移工與其他國籍移工，以及在哪裡擔任移工等，往下的比較使她們 在心理上獲取優勢地位感，往上比較則提供未來美景的投射，建構解釋現況的合理認知 架構。 關鍵字：生存策略、菲律賓女性移工、群我區隔、遠距母職。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Strategies of Survival for Family and
Work: Female Filipino Overseas
Workers in Taiwan
Weng, Kang-jung；Chen, Ya-chi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female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OFWs) struggle for their family and work, and how they develop strategies of survival to work out these struggles. We first discuss what strategies overseas mothers develop to maintain family bonding and to mother from afar. We then try to describe how OFWs adapt the gap between their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nd low-skilled work and how they develop new self values as overseas workers. We found the strategies overseas mothers develop include seeking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family network for support, which help their children avoid the complicated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tangled kinship, using multimedia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children’s lives, constantly lecturing on social norms to ensure discipline, and explaining their situation as overseas workers to win self-discipline from children. As to work, OFWs maintain their self-esteem by differentiating, even stratifying from others. These differentiation includes overseas/non-overseas, domestic/factory, Filipino/non-Filipino, work-in-Asia/not-work-in-Asia workers. They acquire senses of superiority by comparing downward and hope by comparing upward. In doing so, they provide themselves a reasonable cognitive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their status quo.
Keywords: Differentiating, Female Filipino overseas workers, Mothering from a distance, Strategies of survival
壹、背景與研究問題
全球化的進展下，經濟朝向全面開放，迫使許多制度與組織面臨轉型，國 家的藩籬與規範也受到挑戰 (房思宏 2004)，女性及其所生存的空間也在全球化 的衝擊下開始不同。國際勞工組織 (2007)認為，全球化一方面解放了女性，使 女性離開無酬的勞務或農事，提高就業的機會，另一方面，貿易自由卻摧毀了 她們賴以維生的土地，使女性更容易處於財務危機的狀態。 不僅如此，在全球化使資金與商品產生全球性流動的同時，人力資源也突 破國界，成為供人揀選之商品。過去女性常是遷移者的家眷，但是自 1960 年代 以後，女性的遷移日趨普遍，甚至已成為移動勞動力的多數，特別是發展程度 較落後的國家，女性勞力的輸出成為改善國家經濟的途徑之一，使得越來越多 女性投入移工的行列。不過，女性在人力解放的過程中，卻也在工作、家庭的 種種面向上遭遇多重的衝擊。 菲律賓移工與臺灣的交會發生在 20 世紀末。一方面，人口轉型與產業發展 使得臺灣許多產業，特別是較辛苦的紡織、橡膠、石材、加工製造業發生了大 量缺工的情形。臺灣政府基於產業轉型所引發的低階人力需求，在雜揉的壓力 下，首度於 1989 年 10 月起陸續開放外籍勞工來臺。從此以後臺灣的勞動人口 多了新的分類－外籍勞工，於產業或家庭內從事著危險、辛苦、骯髒等補充性 質的勞力工作。另一方面，菲律賓則倚賴海外工作解決大量失業問題並撐起國 內蕭條的經濟。Acacio (2008)指出，從 1970 年代起，菲律賓面臨了大筆債務、 經濟失衡、投資資金缺乏以及政府貪污等問題，導致社會動盪不安。當時在全 球貨幣基金以及世界銀行的指導下，馬可仕政府開始採行「勞力輸出政策」來 改善國內高度失業的問題。這樣的措施在當時不但被認可，也被視為與 IFM 和 World Bank 同調。在隨後的演變中，菲律賓政府的角色從 1974 年是唯一可以組織勞力出口的 機構 (Labor Code of the Philippines, Presidential Decree No. 442, 1974)，到後來開 放私部門從事勞力招募與配置 (Presidential Decree No. 1412, 1978)，而政府僅以 監督角色促進勞動條件的情況下，菲律賓海外移工的就業安全已出現諸多的問 題。但是，在國家債務未能償還而海外移工又帶來龐大匯款下，原本被視為短 期措施 的 勞力出口政策卻成為日後國內經濟的主力 (亞太移駐勞工工作團 2002)。菲律賓政府封這些海外移工為國家英雄 (雌)，即便他們面對的工作條件 堪憂，但因為他們能為國家債務帶來極大的改善，菲律賓政府也只能以「積極 促進」海外勞工權益的方式加以改善。 截至 102 年 2 月底，臺灣菲律賓移工人數達 8 萬 7,154 人 (勞委會職訓局 a 2013)，社福外籍勞工以女性居多，而產業外籍勞工則兩性人數相當，不過若單 看臺灣整體產業外籍勞工的分布，女男比仍以菲律賓藉居冠 (勞委會職訓局 b 2013)。女性產業類勞工多 25-34 歲，而社福類移工則 35-44 歲最多，25-34 歲也 不少 (勞委會職訓局 c 2013)。與其他國籍的移工相較，菲律賓移工的教育水平 較高，許多具備大學學歷，且普遍具英文能力，因而較高比例從事電子相關之 製造業。在看護工方面，許多身兼幫傭的角色，甚至有些還兼任僱主小孩的英 文老師，這在其他國籍的外勞中較為少見。而菲律賓人大多在 30 歲前完婚，總 生育率為 3.1 人 (CIA 2013)。 合併以上數據來看，菲律賓女性移工在臺工作期間擔任多重身分，她們常 是完成高等教育乃至已工作一段時間的知識分子，她們也常是母親。這些多重 身分意味著在她們身為移工的時間中，將同時面臨自身工作高成就低的失落以 及家庭情感聯繫的挑戰。
過去研究顯示，個人在鉅觀結構的衝擊下仍保留了反動的可能性，雖然不 可能全面性地解決結構所帶來的限制與框架，但是卻也能在巨大且強制的結構 中找到個人生存的方式與空間，例如 Cruz (2006)談到移工會形成連鎖遷移 (chain migration) 的 現 象 ， 進 而 形 成 跨 國 社 區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 Bryceson & Vuorela (2002)的研究也描述移工可能為了減緩親情需求所帶來的心 理情緒，而允許自己以非血緣關係的連帶取代親情。這些作法無論是否真實地 解決移工家庭與工作的困境，但卻能幫助她們減少因跨國家庭以及工作高成低 就而產生的緊張情緒。 由是，本研究想要探究在臺菲籍女性移工同時面對工作與家庭極大挑戰與 多重限制的同時，她們發展出了哪些相應的生存策略，以調適乃至有效地緩解 成就地位落差的失落以及家庭破碎化的困境。更進一步地說，在家庭方面，本 研究欲了解在臺菲藉女性移工在跨國家庭誕生與發展的過程中，如何安排支持 網絡、如何維繫家庭關係與經營跨國家庭、如何遠距地持續發揮母職以教養下 一代，以因應家人、親屬，乃至菲律賓社會對於家庭與家庭成員的想像與期 待，而在執行這些策略的過程中又面臨什麼樣的困難。在工作方面，由於許多 菲籍女性移工具備高等學歷，卻因為結構性因素來到臺灣從事低階勞力工作， 因此本研究試圖了解她們發展出了哪些調適地位成就落差的策略，以及這些策 略如何運作，好讓她們的自我認同與自我形象得以保存，而不致產生認知失 衡。 本研究與過去研究不同之處有三。第一，本研究特別側重個人能動性的觀 察。鉅觀的結構與微觀的個人能動性一直是觀察變遷議題時不可忽視的辯證。 不過，過去跨國移工相關的研究卻經常較側重前者對於後者的影響，而較少重 視個人如何緩和鉅觀環境所帶來的不安與不適。因此，本研究的特點之一在於 強調個人面對鉅觀困境時，雖無法完全克服鉅觀條件的牽制，但卻也能發展出
去關於國際移工的探討多鎖定在社福類移工，對於產業類移工的關懷卻是較少 的，本研究同時訪談了社福類與產業類移工，透過訪談的內容歸納兩類移工的 差異，以及她們如何看待彼此。第三，本研究除了將從受訪者的訪談中整理移 工家庭與工作的生存策略外，亦將更細緻地去描述與呈現各生存策略如何實際 地在日常生活中運作，使我們對於這些生存策略的實際發生脈絡有清楚的了 解，更加貼近移工真實的生命故事。
貳、文獻回顧
一、菲藉移工家庭的衝突與維繫
當勞動者開始在全球流動時就形成了「跨國家庭」 (transnational family)， 它指的是家庭核心成員中至少一人散佈在其他國家，小孩由留下來的另一半或 是親戚照顧的現象 (Gorospe 2007)。跨國家庭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家庭解組、家庭 情感難以維繫、父母罪惡感與失落感、小孩孤單與缺乏安全感、家庭重聚調適 等等的風險中 (Gorospe 2007; Grandea and Kerr 1998; Parreñas 2000)。菲律賓家庭中，女性扮演的角色是多元的。菲律賓一方面傳承傳統馬來文 化中女性握有較多權力的特性，但又在經過西班牙文化的洗禮後，使男性的地 位提升許多。在西班牙殖民後，美國文化的輸入以及女性的解放運動，又使得 女性權益與地位獲得許多肯定。基於上述地位多重的轉變，菲律賓女性在其社 會存在著多元且複雜的角色，除了肩負教養的責任，也常要投入農務與外出養 家 (Pedrajas 1997)。 在多重角色以及全球流動勞動力女性化的情形下，使得菲律賓女性容易成 為離鄉背井，進入他國從事低階勞動的一方，而當到國外工作的角色是母親 時，跨國工作對於家庭的衝擊將是最大的。在菲律賓有超過 50%的移工是母親
(Gorospe 2007)，顯示成為移工帶來的衝擊不但相當大而且相當普遍。移工被迫 在經濟與親情間做選擇，導致許多家庭被撕裂、家庭連帶被瓦解，更阻礙移工 渴望家庭與社群聯繫的天性 (Lindio-McGovern 2004)。 進一步加深海外工作對於家庭衝擊的因素是菲律賓家庭關係緊密的特性。 菲律賓是一個傳統家庭價值深厚的國家，血緣與姻親的關係綿密，即便在工業 化下仍然十分濃厚，例如在居住型態上，雖然仍以核心家庭為單位，但他們習 於將房子建造或購買在原生家庭或親戚附近，因此仍然維持了擴展家庭的功能 (Chant and McIlwaine 1995)。因此，遷移對於強調家庭緊密性、支持性的菲律賓 傳統價值有著很大的衝擊，母親無法陪伴在親人身邊的事實也挑戰了家人、家 族、乃至整個社會對於家庭的既有想像，這中間不免包括了親友的指責、孩子 的啼哭與抱怨以及丈夫可能發展婚外感情的危機。因此，成為移工對於母親而 言是一個很痛苦的抉擇。
跨國家庭雖然被撕裂，分處多重的位置 (multisited)，但身為移工的母親仍 然努力維繫家庭的情感 (Asis et al. 2004)，使得跨國母職 (transnational mothering) 的概念也被提出加以討論 (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我們認為母親移工 為了減緩自身角色轉變所帶來的家庭衝擊，將衍生一些克服距離限制的家庭情 感維繫管道，以及發展出持續發揮母職功能的策略來加以因應。當然，這些策 略不可能弭平遠距所帶來的所有困境，在施行的過程中也會發生諸多不理想或 不順利的情形，但是這些至少是身為母親的移工能夠盡力削弱距離所帶來之障 礙的方式，這將使得她們在面對鉅觀結構壓力或困境時，能以更強韌的態度與 樂觀的心情面對。
二、工作成就落差的失衡與調適
菲律賓女性移工的教育程度普遍不低，不少擁有大學學歷，她們在母國經 常從事著白領階級，甚至是管理階級、專業人士的工作，但到了臺灣卻從事廠 工或是家庭幫傭、看護等工作，在職業聲望上有一定的差距。這中間地位與成 就的落差可能導致自我價值的懷疑與自我認同的崩解。 「認知失衡」 (cognitive dissonance)理論論及到當個人的自我認知或形象遭 遇 自 身 行 為 改 變 所 帶 來 的 衝 擊 時 便 可 能 產 生 個 人 不 適 應 的 狀 態 (Festinger 1957)，個人因而將採取一些行動來消弭失衡的狀態，包括個人可能改變自己的 行為使認知回復原先的平衡狀態，也可能改變自己原來的認知來辯護自身的行 為。再者，個人亦可能增加新的認知來辯護自己的行為進而使得失調減少 (Aronson, Wilson, and Akert 1996，余伯泉、李茂興譯 2003)。當菲律賓籍移工來到臺灣從事低階工作時，便產生了上述巨幅認知失衡的 情形時，為了減緩認知失衡，她們也必須形成一套平衡策略或心理調適機制， 以面對社會階層快速向下流動的不適感受。最常見用以辯護自身行為的保護性 認知來自於賺錢、追求更好生活的想法，認為賺錢目的足以補償向下流動所帶 來的不適感。 遷移理論的新經濟學派支持了上述的理由，該理論認為，家庭會共同討論 並派出一位家庭成員至外地工作，遷徙者與家庭間存在自願性的契約關係，透 過匯款的方式以分攤家庭可能遭遇的風險。此種類型的遷徙常因相對剝奪感所 觸發，亦即當一個家庭因匯款改善家境時，會使得其他鄰近家庭產生羨慕的情 緒，進而也選擇去外地工作，這是一種自我續存 (Self-perpetuating)的連續性事 件，因此，遷移者往往在結束一段工作契約後短暫停留母國，一有工作機會就 會再度遠赴海外的工作地點。
除了金錢可作為紓緩高成低就的失落外，菲律賓政府也替她們創造了新的 認知，使她們能藉以辯護成為移工的決定。菲律賓政府賦予她們犧牲、勇敢的 特質，並為她們創造「國家女英雄」的形象，使她們不再僅是從事低階工作的 邊緣勞工，而是為了家庭能夠忍辱負重還為國家撐起經濟的中堅份子，這使她 們又重新回到熟悉，甚至更高尚的社會階層，如此不僅平衡了認知的不協調， 也作為她們支撐持續行動的動力。 除了上述薪資誘因與國家政策上能緩和移工工作高成低就失落的機制外， 本研究欲探究移工自身還發展出哪些心理平衡機制，以有效地化解自身高成低 就的困境。
參、研究方法與個案說明
本研究嘗試呈現在臺菲籍女性移工在結構限制的困境下個人發展生存策略 之脈絡與機轉，與其如何應用以改善跨國家庭困境並縮短社經地位認知落差， 進而展現出個人能動性之生命力。 本研究採取多樣的質性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訪談、參與觀察以及次級資料 分析，將各種資料收集並統整，試圖在多樣的資訊中，精準地呈現移工因流動 而產生的家庭、工作困境，並整理出她們發展出的因應策略，以完整地建構研 究主題的全貌與回應研究問題。 深度訪談的對象來源有二，一是研究者擔任兩個服務跨國移工民間組織之 志工時所接觸到的移工，二是透過人際網絡所接觸到者，受訪者之相關背景資 料請見表一。本研究在進行深度訪談前，透過互動交流先與移工建立一定程度 的信賴感，訪談時，則以較開放性、個人背景資料等問題作為開頭，再深入到 工作認同問題、親情維繫阻礙等核心問題上，最後則是在訪談的資料中歸納出 移工所採取的生存策略。由於訪談以英文進行，因此在分析訪談內容時，研究者將較多整合與歸納受訪者的回答，而較少以受訪者個別的談話內容呈現。 參與觀察的資料來自於研究者擔任志工時親身接觸、貼身觀察的數十位菲 律賓籍移工，包含已婚、未婚者，同時也包含男性與女性。這是研究者參與移 工組織活動與行程中，與她們接觸、交談後所獲之體驗與感觸。在次級資料的 使用上，本研究處理資料有三，一為臺菲政府公開數據、施政內容與未來政策 重點；二為國內外移工議題相關研究，包括探討鉅觀政經文化結構以及微觀感 受與適應等文獻；最後則是與移工相關之非政府組織所公布的研究報告、資訊 與數據。 表一 深度訪談移工背景資料 個案 年齡 教育程度與主修 學科 家鄉所在地 婚姻與家庭 在菲工作資歷 在臺工作資歷 貝琪 26 四年制大學 財務金融 呂宋島 未婚 記帳員 2 年 初次海外工作 共 2 年 5 個月 凡妮 27 五年制大學 電腦工程 維薩亞斯群島 (Visayas) 未婚 網路咖啡店管理人員 1 年 初次海外工作 共 2 年 5 個月 愛蓮 27 四年制大學 電腦管理 呂宋島 已婚 一子(3 歲) 購物中心行銷 主管 1 年 二次來臺工作 共 5 年 5 個月 珍珍 28 四年制大學加兩 年法律(未完成) 北呂宋島 土格加勞 (Tuguegarao) 未婚 外商稅務研究 1 年 初次海外工作 共 2 年 5 個月 蕾娜 45 中學一年級肄業 民多洛島(San Jose, Mindoro) 離婚 二女 (27,28 歲) 一子 (22 歲, 歿) 農夫 二次來臺工作 共 6 年 露比 34 大學 邦板牙(San Ferinando, Panpanga) 離婚 一女(15 歲) 一兒(14 歲) 小學教師 三次來臺工作 共 7 年 莎莉 29 大學 三投斯將軍市 (General Santos City) 離婚 一兒(9 歲) 一女(7 歲) 大學教師 1 年 二次來臺工作 共 6 年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肆、穿越藩籬－在臺菲藉移工家庭關係之維繫
我知道並相信我並不是這個國家唯一每天在夜裡哭泣的母親...。在再次看見 深愛的孩子之前，仍然必須在臺灣這裡數著日子。這個列表可能是無止盡的。 沒有人能聲稱有這種愛‧‧‧只有母親能。 —愛來自不同的形式 (Ellen Amarante，菲藉看護工，37 歲)一、母職的遞嬗與輪轉：支持網絡的使用與安排
無論是從過去文獻或是受訪移工的故事可以看出，她們多半在小孩尚幼時 到海外工作，有些人可能在小孩剛出生沒多久，如受訪者愛蓮，一些則是在小 孩 6 到 8 歲時，如露比、莎莉。這個時候正是孩子非常需要母親角色的發展階 段，因此為小孩安排可以信賴的照顧與教養是移工母親重要的考量，她們必須 在自己最大的能力範圍下為小孩做最好的安排以接替自己的角色。這可說是維 繫家庭功能正常運作最首先要考量到的策略，如此移工母親才能安心到海外工 作。這類安排從訪談內容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向內尋求親屬網絡的協助，二則 是向外聘請家教或是本地家庭幫傭，如洗衣婦，以協助小孩的生活起居。 尋求支持網絡的對象與自己的婚姻狀況有很大的關係。在菲律賓，破碎的 婚姻在菲律賓並不鮮見，在四位曾婚的受訪者中，有三位在許多年前就與先生 分居。一方面可能在菲律賓時，婚姻上已有丈夫未盡家庭照顧責任或是外遇的 情形，進而導致離異或分居，例如受訪者莎莉與蕾娜都是在來臺灣前就與丈夫 分居。但是另一方面，則可能與女性移工長期處於外地有關。傳統的性別角色 規範在菲律賓亦是很明顯的，然而過去文獻卻指出，在 2001 年時，已有三分之 二的移工為女性 (Lindio-McGovern 2004)，表示許多家庭中的男性反而必須負擔 照顧家庭的角色 (Parreñas 2000)。”Houseband”、”huswife” (藍佩嘉 2002)等字眼 充分表達了這樣的衝突，對於婚姻中的男性而言是一種自我認同的動搖與貶抑，再加上長期遠距的挑戰，就容易使得婚姻的維持面臨困難，例如受訪者 露比來臺灣工作第三年時先生就有了外遇對象。在許多女性移工婚姻破碎、先 生無法擔任代理母職 (surrogate mothering)任務的情況下，經常是託付自己的母 親或是婆婆擔負起家庭照顧的責任，而當長輩無法提供協助時，則可能由家族 中其他女性，如弟媳來接手。 從訪談內容中還可以發現長女在家庭支持網絡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露比的兩個孩子分別為一女一男，雖然兩個孩子在校成績都算優異，但是男孩 平時較沈默，特別是當別人談到自己的父親時。露比的先生在自己來臺工作的 第三年與外遇對象共組了新家庭，除了分居的頭一年外，其他時間不曾回家探 望小孩。除此之外，父親還有藥物濫用、酗酒的問題。露比談到她輾轉聽到學 校老師曾向兒子詢問爸爸在做什麼，兒子卻一句話也沒有回覆，這與兒子平時 在校表現有很大的差異，此外，兒子也曾為了打電動而錯過數學課，這些都讓 遠在臺灣的露比非常擔心，卻不能直接給予兒子協助。露比採取的作法是透過 大女兒來持續自己對兒子的關注，露比要大女兒留心兒子的狀況並加以回報， 同時也要女兒時常繞道到兒子的教室察看兒子是否在教室內，也要求女兒必須 和兒子一起放學回家，以防兒子跑到不良場所。 蕾娜的小孩從小也在沒有父親的環境下成長，蕾娜的丈夫不願意工作，整 天酗酒、鬥雞、打牌，蕾娜在小孩還小時就與先生分居。當蕾娜為了小孩出國 工作時，雖然小孩與外婆同住，但是大女兒卻是家裡主要負責照顧弟妹課業的 人。隨著小孩逐漸長大，蕾娜的大女兒開始爭取匯款使用權，希望蕾娜不再將 匯款全部交由外婆處理，而是交給她處理。她認為孩子們使用媽媽工作所得卻 必須經過外婆的控管是不合理的，有趣的是蕾娜也就聽從了大女兒的建議，而 使得自己與媽媽之間劃下了裂痕。從蕾娜寧願聽從大女兒而不是媽媽的建議來 處理匯款的問題，以及露比仰賴自己的女兒而非與她們同住的舅媽來注意兒子
的心理狀態，看得出移工母親對於大女兒代替自己執行母職的委任。
移工對於女兒的授權與託付和女性在菲律賓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息息相 關。在菲律賓的文化中，女性被教育要為家庭付出盡責、照顧年幼的兄弟姊 妹，兒子則被給予較多的自由，這也是何以較多的女性，而非男性為了家庭經 濟從事遷移的原因之一 (Lauby and Stark 1988)。當移工母親離家尋求更好的薪資 時，原來母職的擔子就落到母國家庭中女兒的身上，在國家文化與全球經濟結 構的框架下，彷彿有著一個菲律賓女性命定的循環。
除了向內尋求協助外，移工母親也會向外聘請當地的家庭幫傭或是家庭教 師來協助母職的執行。學者曾用全球褓姆鏈 (global nanny chain) (Hochschild
2000)或是再生產勞動的三層轉移 (three-tier transfer of reproductive labor)來形容 這樣的現象。在全球各區域經濟不平等的狀況下，形成了對於家務工作者多層 次的需求，先進國家或是新興發展中國家女性大量進入勞力市場，導致家務工 作者的需求大增，而在全球經濟階層處於下層國家的女性即成為這波家庭幫傭 需求中最大的勞力貢獻者。然而，當這些來自東南亞地區的移工女性將自己原 本付出在家庭的體力勞動與情感勞動 (emotional labor)投入在另一個家庭時，反 而造成家中小孩欠缺母親的照顧。移工母親為了彌補自己母職執行的不足，經 常聘請更底層的當地家庭幫傭，如洗衣婦 (labandera)，或是家庭教師來代替自己 執行母職 (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 Parreñas 2000)，這些「菲律賓當地 的家務勞工是握有較少經濟、文化資本的女性，她們沒有充分的資格或不能負 擔尋找海外雇主的成本」(藍佩嘉 2002)。 聘請當地婦女接替母職的現象在過去文獻有不少的解釋 (e.g. Parreñas 2001；藍佩嘉 2002)，一方面是因為家務工作在菲國原本就是女性最大宗的工作 類型，再加上全球經濟的不平等分配，使得此類工作的提供者在菲律賓不但普 遍而且廉價，藍佩嘉 (2002)的研究顯示，在主要城市裡，當地家庭幫傭或褓
姆的平均月薪約是美金 30-40 元；另一方面，這樣的做法也有展示的意味，亦即 透過這樣的聘請來彰顯自己的經濟地位並確保自己的家庭可以過著中產階級的 生活。 然而，本研究則發現了其他的原因，除前述的理由，聘請家庭外的人協助 母職延續，對內，為移工母親提供了一種補償的心理機制，也就是移工母親透 過金錢的付出來平復自己無法身為在場全職母親的缺憾與離開小孩的罪惡感； 對外，則是對於自己遠距母職的執行提供了可說明性 (accountability)，亦即向眾 人宣告身為母親的自己，雖然身在遠方，但仍然是一個盡責的母親。特別是在 家庭觀念強烈的菲律賓，留在菲律賓生活的人對於到海外工作者常有著逃避既 有責任，特別是母職照顧責任的批評 (McKay 2005)。移工母親若將照顧小孩的 責任完全交予親人，在家族密切聯繫的網絡中，透過親戚間的人際傳播，移工 母親受到未盡母親職責的指責將會更加強烈，因此使得移工母親無法將照顧的 責任完全交付其他家庭成員。 此外，研究也發現向外聘請家庭幫傭有更實際的理由。正由於菲律賓的家 庭關係緊密，家族成員的權利義務往往交錯複雜，一個家庭成員能到海外工作 往往是長輩、親屬的協力籌資才能成真，因此家族中一個人出國工作就意味著 另一人出國工作機會的消失，而那些沒有出國機會的家族成員就可能要負擔照 顧其他家庭成員的責任，導致了家族成員間不平等的關係 (Basch, Schiller, and
Blanc, 1994: 241)。匯款方面也會有歸屬問題的模糊地帶，當照顧者所負擔的照 顧責任越大，便越有可能以及越有權利介入匯款的使用與支配，如此一來，移 工母親便難以確認小孩是否獲得原本規劃給予她們的匯款分配。因此，到最後 只好向外安排支持網絡。
二、遠距母職的喜樂與哀愁：串起家庭的「線」
規律的通訊是讓移工感覺自己仍是家庭重要成員的方式之一 (Asis et al. 2004)，也是讓移工覺得可以修補失落親情最立即的管道。在受訪的對象中，我 們發現親情的聯繫主要是透過通訊科技的使用，無論是電話線或是網路線，都 是以虛擬通訊壓縮真實的地理空間 (Parreñas 2001)，進而串起跨國家庭與鞏固家 庭結構。 移工最常使用的聯繫工具是電話，過去文獻指出她們花費收入相當高的比 例在電話通訊上 (Lindio-McGovern 2004)，本研究中的受訪者也是如此，在每月 只有 9,000 元臺幣花用的情形下，愛蓮至少每月花費 1,000 元在通訊上。對於小 孩較年長的移工母親來說，這個花費會更大。露比即說，她每天固定講十分鐘 的電話，五分鐘給大女兒，五分鐘給小兒子；莎莉也描述到常常講到電話卡沒 錢也還沒把想講的話講完。電話對移工而言是最重要的隨身物品，不僅是與朋 友聯絡，對於移工母親，更是教養小孩的主要工具。 除電話外，網路也是串起親子關係的重要管道。對於許多移工母親來說， 新科技或許她們並不擅長，但是許多的考量使得她們願意打開電腦，彆扭笨拙 地插入耳機、打開視訊、使用一指神功輸入訊息，一聲一聲對著麥克風呼喚遠 端不曉得是否聽得見的家人。 現在的中山北路三段每到星期天就成了小菲律賓區，或稱小馬尼拉區。這 裡除了有許多販賣菲律賓食用品、提供匯款服務或寄送包裹的店家、休閒娛樂 的卡拉 OK、Disco 外，還有幾間小小的網咖身處「金萬萬」大樓裡，店裡大概 只有十多個位子。這裡的網咖沒有青少年打著線上遊戲，大多數人在裡面看著 網路相簿、查看電子信箱，或是透過視訊與遠方的家人講話。一小時約 50 元的 費用，每每假日總是座無虛席。曾經在一次踏入金萬萬大樓時看到正要進入網 咖的移工手上拿著的不是飲料零食，而是事先預備好的一疊衛生紙，好像網咖裡正上演著一齣悲劇電影。 除網咖外，一些服務移工的民間組織也提供網路讓移工使用。露比算是比 較幸運的，雇主讓她使用家裡的網路，但是每到星期天，露比還是一早就來到 民間組織的辦公室，除了參與組織活動以及和朋友交談外，她最常做的事就是 使用視訊。我問她，「你平常不是可以使用網路嗎？為什麼來到這邊還是急著用 網路？」她告訴我，「那是雇主的房子，我在那邊講 Tagalog (菲律賓語)怕雇主 會覺得我很吵，而且我覺得在雇主面前哭是很奇怪的事。」這也就是說，雇主 的家雖然是她居住的地方，但是卻是工作且公開的場合，不適合有私人的情緒 流露；相反的，在人來人往的小菲律賓區，在有相同背景、故事與移工圍繞的 環境中，反而是一個私密的場合，可以安心作自己、發洩情緒，這是「公私反 轉」的弔詭現象 (吳永毅 2007)。 移工母親對於網路的使用不是那麼順暢流利，網路也是一個不容易學習的 過程，這是過去文獻較沒有提及的。曾經有機會觀察一位移工母親在民間組織 透過網路與小孩進行「類視訊」的情形。何以說是「類視訊」？在她工作多年 終於為家裡添購電腦與網路後，為了要與小孩進行視訊，她為家裡的電腦再安 裝了網路攝影機，但卻不曉得要安裝麥克風，反觀在臺灣的她，使用了一台只 有麥克風而沒有網路攝影機的電腦，因此在小孩那裡只有聲音而沒有影像，在 她這裡只有影像而沒有聲音，這端的露比透過麥克風不斷呼叫小孩的名字，可 是由於沒有影像的輔助，網路那端的小孩沒有任何反應，露比改用緩慢的打字 方式詢問有沒有聽到她的聲音，但螢幕上只出現幾分鐘前小孩傳過來的動畫。 在經過約十分鐘反覆的呼叫與打字後，終於確定小孩那邊有媽媽的聲音，但是 由於小孩不理解網路攝影機的運作方式，一會兒出現畫面中，一會兒只露出半 張臉，一會兒又離開，讓露比完全沒機會好好看看小孩，文字訊息也好像始終
跟媽媽從麥克風傳過去的訊息毫不搭嘎。經過 20 分鐘這樣的「溝通」，就在小 孩要去吃飯的原因下匆匆結束了。 雖然從單個案例無法清楚大多數移工透過網路的聯繫是否都這麼不順暢， 但是對於網路科技接觸不多的移工母親而言，要能夠進行網路視訊本身就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必須要有足夠的金錢購置通訊設備。再者，由於網路與 電腦設備在於一般菲律賓家庭中並不普遍，因此除了移工必須到網咖使用電 腦，在菲律賓的家人也是如此，因此網路上的碰面必須事先聯繫，以確保雙方 能在同個時間使用網路，不過有時卻可能出現好不容易的假日卻碰不上任何親 友能外出使用網咖的情形，多日累積的思鄉情反而在此時更加突顯。另外，網 路與電腦相關的知識是使用網路進行聯繫的必備條件，然而對於許多已有小孩 的移工來說，這是需要經過學習與摸索才能獲得的。 照片是另一個移工經常使用的聯繫媒介。菲律賓移工一旦有機會到臺灣各 地或是參與不同的活動，她們最喜歡的就是拍照。拍照就表面意義來說是種紀 念，但其實拍照的另一層意義在於聯繫情感。這些拍起來的照片，無論是透過 郵寄或網路相簿傳遞到母國家人的手上，其實都是傳遞了在臺生活內容的訊 息。除了海外移工將照片放到網路上，母國家人也依約定如此，於是相隔兩地 的家人透過網路相簿的分享與相互閱覽間接地、點滴且片段式地參與著對方的 生活。跨國家庭就在上述種種媒介的運用中努力嘗試維繫著家庭情感。
三、遠距離下母親教養的持續與挑戰
移工母親採用何種策略克服遠距所帶來的親子教養困境是本節要探討的焦 點。遠距教養帶來的困境包括移工母親對小孩約束力的減弱、無法提供即時的 協助，以及因為借用媒介而削弱的意義。從訪談內容發現，移工母親克服這些 困境的方法可以歸納成三方面，這三者是相輔相成的，包括規範的詳細設定、 支持網絡的結合以及不斷的聯繫與說明，以下將分別說明之。詳細且明確的規範具有將遠距母親投影到日常生活作息中的功用，這些規 範通常明確地限定了什麼時間該做什麼事的規範，例如做功課、休閒以及處理 家務。透過明確的時間劃分，提供遠距母親管教孩子的藍圖架構，讓移工母親 在無法與小孩進行電話聯繫時也能知道小孩現在正在做什麼以及應該做什麼， 而在與小孩通話時，不但可以很快地與孩子有共同的話題，也讓移工母親很快 地掌握與檢視孩子今天的活動內容。 除有形的活動內容外，明確規範的建立也可擔任遠距母親與孩子心理連帶 的顯影劑。當孩子執行雙方約定的規則時，不僅是活動本身被完成了，也是母 親與孩子間約定的再履行、母親與孩子緊密關係的再確定，亦是母職地位的再 證明，證明自己對於孩子的影響力仍然有力地存在著。 明確規範的建立也與移工母親支持網絡的安排有關，如前所述，菲律賓家 庭關係緊密容易導致親人間的權利義務糾葛不清，而明確規範的建立可以提供 照顧者清楚的準則，釐清移工母親與照顧者間對於照顧責任的認定與期望。此 外，無論支持網絡的執行者是親人或是家庭教師，透過訂定清楚且明確的規 範，不僅可以排除小孩因照顧者不同而從事不同的活動，移工母親也較能確保 小孩按照自己建構的理想規範規律地生活。 但是並非這樣的安排就能確保孩子每日生活都能按部就班，一旦小孩出現 爭執甚至偏差行為時，訪談中的移工母親最常執行的教養方法就是不斷地「講 道理」，讓小孩明瞭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與一般親子間「講道理」不同的 是，其內容大多連結到母親海外的工作上。移工母親經常反問她們的小孩：「你 希望一個人在海外工作的我傷心嗎？」「你不聽話，是要我放棄海外的工作 嗎？」她們試圖讓孩子瞭解母親海外工作的原因以及海外工作可能為家庭帶來 的經濟收益，讓小孩因為體諒她們的犧牲而達成自我約束的展現。透過觀念轉
變來達成小孩行為改變的教養策略是遠距母職發揮功效的重要機制，正因為是 遠距，移工母親無法使用實體層次上的規範，例如命令小孩馬上坐下來寫功 課，或是當小孩晚歸時給予一個嚴厲的眼神，不斷講述與說明道理的方式就顯 得格外重要，唯有孩子在觀念上真正的改變才能使遠在天邊的母親能持續維持 母職的正常運作，也才有實際的約束力。
四、親情與金錢交織的變奏曲
受訪的移工母親最常用來解釋到海外工作的原因就是經濟上的考量，相對 地，她們也就容易使用金錢作為維繫親情的工具 (Asis et al. 2004)。除了每月定 期的匯款外，逢年過節寄給孩子的禮物一定不會少。商品化或金錢化的母愛是 協商情感緊張的方式之一，因此移工母親會有意或無意地過度使用物質來補償 小孩 (Parreñas 2001)。 金錢還可作為一種管教的工具。在移工母親不斷向小孩說明海外工作與家 庭經濟、小孩教育，乃至小孩未來發展之間的關聯性下，小孩多能理解母親為 何到海外工作 (Parreñas 2001)。因此，當小孩出現不當行為時，移工母親就可能 使用這個關聯來規範、約束，乃至威脅小孩。露比談到這種威脅的有效性，由 於露比與先生已分居，先生也與外遇對象有了下一代。曾經一次露比的小孩犯 錯，露比故意這樣說著：「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你不知道這樣我會很擔心嗎？ 如果我很擔心我就要回家，不在臺灣工作了，而我如果不在臺灣工作就沒有錢 供你唸書，到時候你就要去你爸爸那邊，反正我也沒錢養你！」 然而，金錢與母職的糾結也帶來不如預期的後果。Parreñas (2001)就指出三 個移工母親與小孩主要的衝突：小孩不同意母親以商品作為愛的標記、不覺得 母親有體認到他們的犧牲、質疑母親付出的程度。一份調查菲律賓移工小孩的 研究也顯示出相似的情況，在小孩最重要的需求中，父母親的愛名列第一，而 很多錢、名貴漂亮的衣服以及娛樂則被小孩視為最不重要的 (Dayrit 2006)。另一方面，移工母親也要承受小孩將自己的付出金錢化的風險。露比的小孩就曾經 開玩笑向母親說：「你不要回來啦，你回來我怎麼買東西？」在陳述這個經驗 時，露比特別要我們瞭解這只是「開玩笑」而已，這道出了以金錢作為維繫親 情、執行母職之工具所產生的兩難。
伍、昨是今非－菲籍移工海外工作之調適與發展
到國外是放手一搏 拿驕傲 人生 和自尊當賭注 —機器 (Leny Veluya，菲律賓看護工，39 歲) 本節將針對菲籍女性移工面對來臺工作遭遇高成低就的心理問題所延伸出 的調適策略加以探討，瞭解工作內容與職業聲望落差如此巨大的情形下，移工 透過哪些心理機制協助自己跨越失落感。我們發現移工採用的生存策略中涉及 了一連串「群我區隔」的過程。舒茲曾提到由於人們無法觸及所有「同時代的 人」，所以就會以分類的方式進行集體的瞭解，這是一種非常抽象化理解他人的 方式 (Jenkins 1996，王志弘、許妍飛譯 2006)。McDowell (2006)則認為，劃設邊 界的權力關係造就了群我的差異，也限定了誰歸屬一地而誰排除在外。因此， 個人在群我劃界與了解的過程中，將得以突顯自身的差異與優勢。一、飛越呂宋海峽：能與不能
雖然菲籍移工在臺工作環境並不理想，但是在菲律賓要成為移工卻不是很 容易的事。藍佩嘉 (2002)指出，最窮及長期失業的人很少出國工作，他們缺乏 充分的動機、資訊與資源。確實，在遷移理論的論述中，遷移者常被認為較有 清楚目標也較有行動力，而且由於出國工作的環境充滿未知，移工也被會給予 有能力調適離鄉背井之苦、有堅強信念與信仰等形象，相反的，留在菲國的人 就好似被貼上沒有理想與能力的標籤。有能力出國工作以及沒有能力出國工作的區別乃成為移工第一個強化自身認同的心理機制，也是移工進行群我區別的 第一層劃分。 第二層劃分在於是否擁有改善自家環境的匯款，這個劃分透過移工華麗的 返鄉展演將更加明顯。愛蓮、露比、凡妮、蕾娜皆談到過去看到親人或朋友衣 錦榮歸帶著大包小包禮物的模樣，住著蓋得越來越高大的房子，以及添購先進 家庭設備等等中產階級才享有的一切，讓她們在心中不由地生起欽羨之情。因 此，不論是為了自己或是家人，擁有匯款成為推動她們離鄉背井最主要的原 因。當她們真的成為移工，也確實透過匯款改善家庭經濟後，她們對於成為移 工的決定以及對此身分的認同又更加強化了。受訪者中，露比和蕾娜已累積較 多工作經驗，她們都表示家中的經濟確實因為自己的努力獲得很大的改善，露 比表示本來在居住的社區中，自己家裡的經濟水準較差，那時會有自憐 (self-pity)的感覺，但是現在回去發現自己的家變大變漂亮了，跟其他的鄰居差不多 了，就比較不會那麼自卑，而蕾娜除了購置兩幢市區房子外，還幫助女兒開立 一間雜貨店。藍佩嘉 (2002)的研究另指出，在返鄉之後菲籍移工通常沒有正式 工作，或至少會在剛返鄉的前幾個月在家裡休息，以彰顯出她們在地方上相對 的經濟優越地位。據此，匯款不僅引發出國工作的動機，也反過來強化並合理 化繼續在海外工作的理由，甚至是賦予這個決定崇高的意涵。在成為移工與改 善家庭生活畫上等號的同時，便深化了移工身分的認同，海外工作中高成低就 的落差也就獲得了解套。
二、家庭與工廠的擺盪
除了是否成為移工以及是否擁有匯款外，成為廠工或家務工是另一層的劃 分，此部分研究的目的不在於區別不同產業的移工有何不同，而是在於觀察移 工如何緩解自己身處移工身分的困境。研究發現無論哪一方都傾向認定自己目 前所身處的工作是較優越的，如此合理化了自己成為某一類移工的決定，這是為了平衡工作高成低就落差的必要之惡，也是為了不致認知失衡而在無意中採 行的生存策略。
（一）廠工自我調適成就地位落差的策略
研究訪談的廠工都是高學歷、年齡較輕的女性。她們來臺應徵的工作項目 為「海外技術助理」(Overseas Technical Assistant)，看似只要坐在機台旁操作電 腦的工作，珍珍沒想到還要搬重物，她表示自己在菲律賓從來沒搬過這麼重的 東西，凡妮則是簡潔地表達她對工作的看法：「boring」。 來臺觀光的外國人可能認為臺灣的景致迷人，但是困在廠房與宿舍的廠工 可不這麼認為。由於雇主強迫儲蓄她們一半的薪資，她們必須到合約結束才能 拿到所有薪資，再加上還要支付水電、仲介服務、食物與日常用品、電話等費 用，一個月真正可支用的金額不到兩千元，因此根本沒錢出門。另外，大夜班 的工作時間往往使她們睡覺時艷陽高照、工作時夜深人靜，這種晝伏夜出的時 程安排，亦阻礙了她們與家人以及社群的聯繫。廠工 12-14 人共用一間房間及一 套衛浴，因此每天上工前及下工後都必須排定每個人使用的時間表，週日還須 排班、調班，因此也沒有固定的假日，這些種種與自己原本設定的工作情形極 不相符。研究者發現她們會透過一些心理過程嘗試減少心理的失落感，特別是 工作高成低就的感嘆。 例如，她們傾向避談過往工作經歷，所以當研究者問到過去從事的工作 時，發現受訪者不太清楚彼此間過去的工作，而時有驚呼的表情或語氣。這可 能是因為她們很清楚，工廠裡的每個人都和自己一樣有著一段放棄白領階級、 較高社會聲望工作的心理掙扎過程，所以也就沒必要追問過去的工作經歷，而 當得知工廠內亦有護理師或律師等身分的移工時，也只是使她們更釋懷自己高 成低就的失落。此外，她們也傾向把目前工作視為一個過程。隨著臺幣與披索
的比值越來越低，她們大多表示合約滿了之後就想到其他國家賺錢，因此現在 的工作只不過是一個過程、一個跳板，她們懷著「只是一份薪水比較高的工 作」，絕不會是自己最終的落腳地。這種寄情下一個更好國外工作的方式，讓她 們多少化解了成就落差的感受。 （二） 廠工與家務工眼中的彼此 菲籍廠工大多在科技業工作，而科技業大多要求熟稔英文且擁有大專學歷 的條件，家務工則沒有學歷的限制。除了教育程度的差異外，工作性質也有極 大的不同。家務工的雇傭關係較緊密、複雜，除了體力勞動外，還要投入情緒 的勞動，廠工外勞則大多從事體力勞動或機械化的工作。家務工工作時間無明 確的規則，是否有假日得視自己遇到什麼樣的雇主而定，廠工下班的時間明 確，但卻也必須透過排休才有外出的時間。此外，廠工雖然待遇較佳，但卻沒 有家務工來得有保障，因為廠工可能因為景氣衰退而提早解約，這個現象卻不 容易發生在家務工身上。 在移工的考試中也存在廠工和家務工的差異。應徵科技廠的廠工必須經過 學科考試，考試內容除英文外，還包含代數、解方程式等數學測驗，錄取率大 致為四成，由此可知即便工作只是儀器機械的操作，但也競爭激烈。另一方 面，家務工的考試則是針對已經訓練過的內容加以考核，大致上包含烹調、熨 燙、清掃、照顧小孩和老人、國語等等，大約五成的人會通過考試。有趣的 是，主考官會依據移工的個別差異而改變測驗的內容，大學畢業的莎莉和露比 指出她們根本沒有參與訓練，只做簡單的測驗就拿到結業證明，但是中學肄業 的蕾娜，則是在受訓過程中被要求許多細節，例如砧板必須依食物不同分別使 用、抹布也要按不同用途加以區分等等。
1. 廠工看家務工：囚鳥 雖然集體管理的廠工被限制了一些自由，但是在她們眼中，家務工的處境 非常不好，居住在雇主家中沒有自由可言。當研究者提及為何不當家務工時， 珍珍、愛蓮、貝琪與凡妮直搖頭，愛蓮則直指家務工「very low」，因為處理的 事務都與髒亂有關，而珍珍則開玩笑說：「只要會煮飯就可以當家務工了。」此 外，貝琪還說到「小學畢業就可以當家務工」，她甚至還提到「她們(指家務工) 都比較老，她們只有當家務工才可以到國外工作。」除了工作低下的詮釋外， 貝琪提到家務工非常孤單、沒有同伴可以傾訴。 廠工對於自己的工作資格有較正面的評價。她們提到廠工不但要有學歷、 還要會說英文，愛蓮說「要有 above 的工作經驗、要有電腦相關的知識」。因 此，總的來說，廠工以較為優越的人力資本自居，將年齡、學歷、專業作為分 割群我的依據，藉此強化自己成為廠工的決定，也藉此找到工作相對優越的證 據，轉化高成低就的心理芥蒂。 2. 家務工看廠工：候鳥 可能由於家務工訓練內容與實際工作有所銜接，也可能是對工作的預期較 低，受訪的家務工較少陳述工作想像的落差。家務移工並不對自己沒有成為廠 工而感到惋惜或遺憾，相反地，她們認為擔任家務移工可能比廠工來得好。 首先，她們認為家務移工多能自由安排外出的時間，而且如果能對每天必 須進行的家庭事務，如打掃、備餐、帶小孩等進行有效率的管理，往往會有很 多自由支配的時間，而且若贏得雇主的信賴，甚至可以爭取到至朋友家作客、 週末不用加班的福利。以蕾娜來說，當早上完成接送小孩、準備雇主早餐、打 掃之後，接著要忙碌的時間就是晚餐，所以她可以在這中間採買、找朋友，這 是廠工沒辦法獲得的自由。
此外，家務移工認為要成為一個家務移工也不比成為廠工來的簡單。在家 務移工的測驗中，有許多關於清潔、烹飪的技巧必須學習，也有許多的細節必 須注意，所以當蕾娜得知自己通過仲介的考試時，其實是又驚又喜，她的家人 還為她感到光榮驕傲。不只需要通過考試，擔任一個家務移工還需要有一些條 件，莎莉認為除了要有語言、教育等條件外，也要夠聰明，同時還要夠體貼 (attentive)，如此才能做好雇主代理母職的工作。從她們的眼神中看得出她們對 自己能夠勝任代理母親而產生的自信，特別是她們流露出自己與雇主小孩的感 情不是任何他人可以取代時之神情。露比就提到：「其實我可以申請到加拿大工 作，但是雇主的小孩跟我關係很緊密，所以很難決定。」 再者，她們認為家務工的收入較廠工穩定，例如莎莉就認為「廠工薪水少 (事實是只有在景氣不好時廠工的薪水才會低於家務工)，而且景氣對於廠工的衝 擊很大，許多工廠提早解約廠工，使得廠工不定期地往返菲律賓。」這使得廠 工好像候鳥一般，來來回回其他國家與故鄉之間。
三、菲律賓與其他國家的比較
透過上述的討論，我們指出了一些菲籍女性移工採用減緩高成低就失落的 群我區隔策略，包括區別能否到海外工作、能否帶來匯款，以及身為何種產業 別的移工等，在這個部分，將再指出另一個幫助移工在心理上緩和成就落差的 群我區隔策略，就是國家層次上的群我之別，包括菲籍移工如何看待自己與其 他國家的移工，以及菲籍移工如何比較不同國家的工作。 （一）移工聯合國：菲籍移工與他國移工 從訪談中我們發現，菲籍移工很少與其他國家的移工接觸，她們對於不同 國家的移工也有一些既定的看法，特別是對於印尼籍的移工，她們普遍會將印 尼當作比較的對象。蕾娜談到來臺灣工作後，雖然也會看到一些印尼籍的移 工，但卻僅止於打招呼而已。露比認為印尼人不敢反抗，莎莉則說印尼人雖然也會說英文，但是沒有菲律賓人流利，愛蓮則提及與印尼、泰國籍移工共事 時，她認為自己的優勢在於能說流利的英文且學習能力快，她覺得雇主比較重 視她，會交給她責任較重大的工作。雖然說這些對於他者的印象不見得是正確 的且可能存在偏見，但是看得出菲籍移工在與他者比較的過程中肯定了自我的 能力，也強化了自我價值，這對於她們高成低就的落差亦有一定程度削弱的作 用。 （二）菲籍移工的全球地圖：臺灣與其他國家 藍佩嘉 (2008)以薪資與勞動條件作為分析層次，將亞洲家務移工的目的地 區分為四種等級：最低的中東國家、次低的星馬、第三層是受薪資保障的臺灣 和香港，而加拿大則是居於最高的層級。確實，從訪談的脈絡可以發現，許多 移工將臺灣視為到加拿大工作的前哨站或中繼站，夢想的田園還是加拿大，除 了薪資更高之外，成為加拿大公民進而將全家帶到加拿大生活更是最大的願 景。但是，到加拿大工作並不容易，相較於亞洲較低的仲介費，加拿大的仲介 費高達十五萬披索，而菲律賓每年平均國民所得只有一萬六千披索 (CIA 2013)。 因此她們必須先到臺灣工作並存夠金錢，才有可能提出到加拿大工作的申請。 凡妮談到，「到東南亞國家工作並不足以讓她體驗文化，僅是為了賺錢；相 反地，若是到歐美國家工作，那才稱得上是體驗文化」。凡妮也以化約的方式看 待臺灣，她甚至提到，「世界各地都有 China Town」，這些文化到處都有，毋須 體驗就垂手可得。由此可見，在臺灣工作的現況並不是她們理想中的工作地 點，但無奈現實是她們必須先在臺灣工作才有經濟能力前往心目中理想的加拿 大，她們也才能真的享受到出國工作的好處。在寄託未來更好工作環境的過程 中，無形中延展了移工心理的忍受力與耐力，讓她們更能夠調適自己身處臺灣 的工作困境。
陸、結語
本研究從兩方面探討在臺菲籍女性移工的境遇以及她們發展出的應對策 略。家庭方面，本研究探討全球化下產生的跨國家庭面臨了什麼樣的困境，以 及移工母親如何向內與向外安排支持網絡、如何透過通訊科技維繫分處多處的 家庭關係、如何在遠距下執行母職，以及在金錢糾葛下，移工母親如何重建親 情與教養的意義。 本研究發現：移工母親支持網絡的安排除了向內仰賴家族親戚關係，也向 外尋求協助。向外尋求協助除了展現自己改善經濟的能力，也是透過金錢的使 用證明自己仍是盡責的母親，更是移工母親遠距保護小孩，使他們免於家族權 利義務糾葛的方式；親情維繫的策略上，移工母親透過多種通訊科技的協助， 片段式地參與彼此的生活；遠距教養的部分，「明確的規範」是移工母親經常使 用的教養策略，使移工母親能快速掌握小孩每日的活動，同時也透過小孩規範 的遵行再次確認親情的穩固。「不斷地說明」也是因遠距而不得不採取的教養方 式，移工母親期望藉由不斷的說明讓小孩從觀念上轉變，進而可以產生隱形但 卻實際存在的約束力，以代替因遠距而不能產生的實體管教。此外，與一般教 養最大的不同是移工母親相當程度將教養連結到移工身分上，試圖透過自我犧 牲與承受苦痛的說明來換取小孩自律的允諾；金錢也成為移工母親教養的工 具，卻也因此帶來母愛商品化的矛盾。 工 作 方 面 ，菲 律賓 籍移 工在 全 世 界形成 了流 離 失所的 社群 (diasp oric community) (Cruz 2006)，在不同國家從事著低階的工作。然而，對於這群教育 程度相對較高的移工而言，如何調適自己所受養成教育與目前從事工作地位之 間的落差便是自我整合的重要課題。本研究發現她們發展出克服高成低就落差 的方式涉及了許多心理認知層面上的群我區隔過程，不僅肯定與強化「我」的 優勢，同時也貶低與拉遠「他群」，好讓她們能夠建構解釋現況的合理認知架構，平復高成低就帶來的認知不協調。 本研究發現「群我區隔」發生在四個面向： （一）誰能成為移工？ 移工是具有成就動機、冒險精神以及渴望向上流動的人，而且也是有能力 通過測試、社經地位較好、能夠為家庭帶來匯款，改善家庭經濟的重要成員， 非移工則不具備這些條件。 （二）成為什麼樣的移工？ 兩種類型的移工皆認定自己的產業別較為優越，藉以強化自我的工作認 同。廠工以「技術助理」自稱，認為自己不僅具有大學學歷，也不需要清潔打 掃。家庭移工則認為自己工作較穩定、不受景氣影響，也不會有雇主惡性倒閉 的風險，擁有大學學歷的家務移工也不認為成為廠工是困難的。 （三）誰是優秀的移工？ 另一個移工創造出的群我之別是菲律賓籍移工與其他東南亞國籍的移工。 她們多半認為英文能力、精明能幹是自己的優勢，雖然不願意明講，但是許多 菲籍移工覺得東南亞其他國籍的移工在能力上不如她們。這樣的區隔，同樣使 她們在矛盾處境中肯定自我。 （四）在哪裡擔任移工？ 她們將臺灣視為向上流動過程中的一站，藉以平衡自己的工作處境，而在 加拿大工作的願景則提供她們建構美地以及在流動中繼續堅持的驅力，使她們 在面臨流離失所的困境時，仍有可以朝著邁進的方向。 雖然研究發現移工透過許多群我的分別，乃至階層化的過程在其認知架構 中強化自身的優勢地位，然而應該強調的是，這些看似偏見，甚至歧視的群我 區隔策略乃是個人座落在全球經濟轉變中，遭逢自我價值衝擊時必須找尋的出
路，是一種不得不如此的生存策略。因此，當在解讀這樣的現象時，與其放大 群我區別策略可能帶來的歧視與偏見，其實更應該將視角拉到全球化的政治經 濟架構上，理解結構在她們身上所造成的創傷，進而迫使她們必須如此才能有 足夠的勇氣對抗她們束手無策的政經巨變。 移工經驗帶來的流離失所感、錯置感是移工們無法選擇的宿命，她們可以 做的是從個人身上發展出各種相應的生存策略，無論在工作適應或是家庭維繫 上皆然。希望透過本研究能對於在臺菲藉女性移工在鉅觀結構下不得不發動的 生存策略有所了解，並體認到這些生存策略對於移工重新協商以得出自我價值 以及滿足家庭情感渴望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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