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我們可以發現中央與地方政府無論是公開的作為與隱 性的不作為，在在都顯示中國積極扶植山寨機產業的企圖心。更重 要的是，從山寨機產業來分析中國這樣大的經濟體時，可以發現中 央與地方政府間的關係對策略性產業是有重要影響的，並可據以補 足發展型國家理論長久以來遺失的章節，並使得發展型國家理論得 以更為完整。
陸、結論
山寨手機於2008年在台灣與中國兩地風起雲湧，坊間也不乏 有作者、學者為文觀察和評析。不過，這些觀察大多以產業或市場 面向來考察，從產業鏈完整性、產品競爭力等說明山寨手機之所以 能夠迅速竄起的原因。然而，我們認為山寨手機是一個相當值得研 究的產業，從產業鏈為何如此完整作為出發點，產業鏈的完備並不 是一蹴可及的，山寨手機的興起為什麼不是發生在北京、天津、上 海，而是在深圳？我們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從計劃經濟體轉型為市場 經濟體的發展中國家，其產業的發展具有濃厚國家介入的色彩，而 非全然以市場力量來決定。我們回顧發展型國家理論幾個學者的理
論，也回顧發展型理論在中國使用的例子後，發現發展型國家理論 在1990年代末期卻開始受到挑戰而有些轉型，其是否適用於中國也 受到質疑。山寨手機的發展是用以檢視發展型國家理論是否適合用 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絕佳例子，也可以補足以往發展型國家理論所為 論及的部分。
以往的發展型國家理論是以國家作為本位的觀察，運用於以 往的亞洲四小龍言之成理；然而，面對中國這樣大的經濟體其國家 在運作上有其困難，包括上情難以下達、決策效率不彰、難以反應 地方需求及特色、地方勢力反彈等，都讓中國的經濟成長有一定的 侷限性。在這樣的氛圍下，捨棄「弱地方─強中央」的模式，中央 適度將以往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下放地方，讓地方在經濟產業政策 上享有一定的決策權，而中央在法的執行上則保有一定程度的監督 權。無論是中央或地方，都以經濟的發展為大前提，地方負責的是 產業及經濟政策的方向，中央則在 法的執行力上適度配合地方的需 求，在主、客觀條件相互配合之下，地方產業的發展就顯得如虎添 翼，山寨手機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發展茁壯，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搶下 不可抹滅的戰功。
中國於本世紀初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時，在長期的目標上，
中央政府期待國內的地方政府及人民可以遵守法規以便與國際接 軌，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站在與人民及社會接觸的第一線，所面 臨的是眼前的產業發展及失業問題。在此，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 所要追求的目標不同，兩者之間就會產生相互目標間的矛盾問題。
但從本文所處理的產業問題而言，可以發現中央政府最終還是得向 現實所面對的問題低頭，從而，這樣的矛盾就轉而成為隱性的問 題，相信將來在產業發展達一定成效之後，這樣的問題仍有可能成 為顯性的問題，此等可能產生的問題是值得我們繼續觀察的課題。
不過，無論如何，從短期產業發展的角度而言，由於矛盾的潛在
化，豐富了我們對發展型國家理論的論述，確實是無可否認的。最 後，從「非零和觀點」來看，這有助於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現象，
中央當然樂見地方經濟產業能有良好的發展，地方經濟的發展，可 以締造不少的就業機會，解決其他地區無法充分就業的問題，藉以 維持政權的穩定；可以讓中國經濟發展的各項數據更顯亮麗。在這 樣的現象下，中央及地方各取所需，分別以消極或積極的手法來達 成經濟成長的目標，也形成中央及地方「分進合擊」的態式。現實 運作下，中國在經濟成長過程中所呈現出的現象，卻已為發展型國 家理論做了新的註解，也補充了過去發展型國家理論所遺漏的一個 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