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對於聯盟研究成果的脈絡看來，聯盟的核 心內容從單純地對抗威脅擴展成追求共同的利益與價值觀；其型態從動 態性的結盟到穩定的雙邊或多邊安全合作關係；其性質更是從協同作戰 而演進到集體防禦，最終則是發展成聯盟內部成員多重管道的綜合性聯
107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op. cit., pp. 158-162.
108 Ibid., pp. 164-168. 事實上，基歐漢在 1989 年主編出版的專書中即指出，運用新自由 主義對聯盟理論加以探討將可提供更豐富而新穎的觀點，又不會犧牲掉新現實主義極 有價值的論述，尤其應該針對：1.正式的聯盟是否比非正式的聯合協定還穩固？2.不同 的聯盟組織的高層或官僚對於聯盟的耐久性有何差異？3.聯盟提供成員資訊以促成合 作而有助於聯盟的穩固到何種程度？4.聯盟是否曾經在成員間發展出非基於利益考量 的規範性承諾？5.開放的民主國家是否較封閉的易於維繫聯盟關係？瓦特 1997 年所刊 登的此篇期刊文章似可作為對基歐漢的回應。參見：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p. cit., p. 15. 瓦特 也借用了陶意志(Karl W. Deutsch)「多元安全共同體」(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的 概念，可參見：Karl W. Deutsch,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繫。冷戰甫結束之初，北約於倫敦召開領袖高峰會議時，即表示欲對北 約的未來做出戰略規劃，將其從冷戰時的軍事組織改造成後冷戰時期的 政治軍事組織，並與中、東歐的前華沙公約會員國發展政治安全合作關 係，109更是符合了前述觀點。經由以上探討，本文的結論可以歸納為以 下幾點：
首先，現實主義內部對於聯盟的相關概念並沒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型塑聯盟最主要的成因是面臨共同威脅的國家彼此加強安全合作，對權 利義務加以區分，但追求共同的利益、意識型態連結、外交經濟援助、
政治滲透等也能成為聯盟關係建立的輔助或獨立因素，惟效果較不明 顯。就聯盟的定義來說，聯盟關係並不一定需要簽訂盟約，盟約只是判 斷聯盟的指標之一，聯盟關係的好壞必須以實際互動的情況加以衡量。
在多極體系中，大國與小國無論是採取制衡或依附，都較有機會選擇聯 盟的對象，但大國亦要擔心自己會成為其他國家制衡的目標；在兩極體 系中，大國只能選擇制衡對手，但可爭取其他國家的聯盟支持。小國受 制於兩極體系的結構限制，其只能就這兩個強權選擇制衡或依附，且又 必須擔心受到聯盟中的大國宰制。在有關聯盟瓦解的研究方面，由於型 塑聯盟的主要原因往往是國家面對了共同的威脅，當此威脅瓦解後，聯 盟便會解散。除非有霸權願意承擔領導的責任與成本，或參與聯盟的各 國受到國內因素與聯盟制度化的牽制，使其無法立即從聯盟關係中脫身。
其次，現實主義學者對於聯盟形成的原因有了詳盡的探討，無論是 制衡權力、制衡威脅或推卸責任，抑或是依附以獲益等觀點皆有不同論 述加以支持。單就國家究竟會選擇制衡或依附，在不同學者之間都出現 了精彩的論辯。110但如此一來卻反而造成理論上的模糊不清，對於國家
109 <http://www.nato.int/docu/update/1990/9007e.htm>；關於此次會議的《轉型後的北大 西洋聯盟之倫敦宣言》參見：<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00706a.htm>
London Declaration on a Transformed North Atlantic Alliance（2008.10.12 查閱）
110 可參見 1992 年《安全研究》期刊的文章，但其主要是針對弱國的聯盟行為。Eric J.
Labs, “Do Weak States Bandwagon?”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3 (Spring 1992), pp.
383-416.；Robert G. Kaufman, “ “To Balance or To Bandwagon?” Alignment Decisions in 1930s Europe,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3 (Spring 1992), pp. 417-447.；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Threat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 Reply to Kauman and Labs,” Security
在國際體系中的聯盟行為預測與分析解釋未有較令人信服的論點。此 外，後冷戰時期的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強，卻仍然維繫了許多聯盟關 係，並未受到其他國家明顯的制衡對抗。在現實主義內部或其他國際關 係理論派別也對此現象出現了不同的看法，尚未有一廣被接受的結論出 現。111
事實上，多數學者們對於聯盟理論的研究探討，同時混合了不同的 變項，卻也混淆了若干觀念。根據新現實主義學者華爾滋的觀點，不同 的國際體系會對行為者產生不同的影響與限制，自然會導致聯盟行為的 變動。在國家的偏好對其外交行為的作用方面，除了施韋勒考慮到了此 一變項外，傳統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也早將國家概分為維持現狀、奉行 帝國主義或實施威望政策等三類。112現實主義內部對於聯盟理論的研究 可說是既有傳承，亦有創新。此外，國家實力的大小在聯盟選擇時亦有 所影響—無論是選擇盟友或被選擇—實力愈大的國家將有更多的選擇對 象與政策選項。因此，也有學者指出，應針對諸如：國際體系對行為者 的影響、國家實力大小、盟友是否存在、地緣位置、與強權或潛在聯盟 對象的關係好壞等不同變項予以劃分，再針對限定條件下的聯盟現象加 以探討才能確實賦予理論解釋現象的意義。113
從摩根索與瓦特的相關論述看來，其並不拘泥於從權力或威脅判斷 的觀點來解釋國家的聯盟行為。意識型態連結、提供經濟援助或跨國滲 透的出現，對於聯盟的形成都有著或多或少的幫助，但僅能發揮輔助的 功能。瓦特等人更從國家性質或國內政治層面來探討聯盟的出現、存續 與瓦解等現象。
Studies, Vol. 1, No. 3 (Spring 1992), pp. 448-482.；Robert G. Kaufman, “ The Lessons of the 1930s, Alliance Theory, and U.S. Grand Strategy: A Reply to Stephen Walt,”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4 (Summer 1992), pp. 690-696.
111 參見：G.. John Ikenberry,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2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chs. 4-6.
113 Joao Resende-Santos, “System and Agent: Comments on Labs and Kauman,”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4 (Summer 1992), pp. 697-698.
在現實主義針對聯盟理論研究的未來發展方面，對照近年來興起的 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強調國家利益與外交政策的重要 性，在接受新現實主義從國際體系結構探討國家外交行為的同時，亦將 決策者與國內政治層次納入，經由多層次分析增強了理論的解釋能力，
為現實主義在聯盟理論的應用與發展注入了一股新生的力量。114此外，
瓦特認為聯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的正式與非正式安全合作關 係，並從制度化（institutionalisation）的影響來解釋聯盟在威脅瓦解後持 續存在的現象。對照學界將「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視為國 際關係某特定領域明示或默示的原則、規範、規則與決策程序的觀點，115 兩者頗有雷同之處。面對後冷戰時期逐漸受到關注的非傳統安全議題，
聯盟理論的內涵是否也能從不同理論典範的整合與交流中獲得擴充，116 以增強其適用性，將可作為日後發展的方向。
114 關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文獻，參見：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October 1998), pp. 144-172.；Jeffrey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July–September 2006), pp.
464–495.；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民 國 94 年 1、2 月)，頁 115-140。
115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116 新自由主義對聯盟理論的研究較新的成果可參見：Helga Haftendorn, Robert O.
Keohane and Celeste A. Wallander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4(Autumn 2000), pp. 705-735.社會建構主義對於聯盟理論的研究成果可參見：Charles W.
Kegley, Jr. and Gregory Raymond, When Trust Breaks Down: Alliance Norms and World Politics (Colo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0). 關於國家性質對聯盟 行為的影響，可參見：John M. Owen, IV, “When Do Ideologies Produce Allianc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1517–155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1 (Mar 2005), pp. 7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