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盟理論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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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論聯盟理論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133. 聯盟理論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陳麒安（國立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現實主義是過去 50 年，國際關係理論中面臨最多挑戰的理論，幾乎所有後起的重要國際關係理論，皆是以現實主義作為主要批判和打擊的對象。而現實主義本身也在歷次的國際關係理論典範的辯論中，有所調整與成長。因此，本文即欲透過現實主義內部各學者的觀點，分別針對：聯盟的成因、盟約的必要性、不對稱聯盟、聯盟瓦解的原因等四類問題領域來瞭解其對於聯盟理論研究的概況。現實主義學者起先是從「權力平衡」的觀點來解釋聯盟的形成，後來提出了「威脅平衡」的說法，認為國家在面臨威脅時，通常會採取制衡的手段。其他學者則提出「利益平衡」的觀點，說明國家往往是考量利害關係後選擇了依附來獲取和確保利益。更有學者反駁指出，國家在面臨威脅時，往往會推卸責任而非制衡。綜觀現實主義學者研究的成果可以發現，一、型塑聯盟最主要的成因是面臨共同威脅的國家彼此加強安全合作，但追求共同的利益、意識型態連結、外交經濟援助、政治滲透等也能成為聯盟關係建立的輔助或獨立因素，惟效果較不明顯。二、國家實力的大小與國際體系的極數對於國家選擇聯盟對象與政策產生影響與限制，應分別探討以進一步釐清彼此間的差異。三、現實主義本身的邏輯觀點即能解釋後冷戰時期美國主導的軍事聯盟持續發展之現象。聯盟理論僅強調聯盟會在威脅消失後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國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第五屆研究生論文發表會，感謝評論人楊三億博士提供的意見，另感謝兩位評審委員的修正建議。.

(2) 134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六期（2008 年 7 月） . 逐漸瓦解，但並未限定此威脅必須以國家型態出現。關鍵詞：聯盟理論、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 壹、前言自從 1919 年英國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成立了國際政治系之後，國際政治作為一個獨立的學科正式誕生。1 當時普遍的理想主義思潮反倒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促使卡爾（E. H. Carr）提出了以現實主義來看待國際關係的觀點，希冀能消除 1919 至 1939 年間英語國家對國際政治思想中所存在的明顯而危險的缺陷，因為這些國家幾乎完全忽略了權力因素。2 隨著歷史的發展，現實主義幾可說是國際政治學中最古老也最主要的學派，尤其是在安全事務領域中。3 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就曾表示，瞭解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是有重要意義的，其在當代學術界和政界都有著廣泛影響。政治現實主義更是根植於西方思想之中，不瞭解它，我們既不能理解也不能批判傳統的國際關係思想，更不可能去改變我們的想法與外交實踐。4 然而，現實主義也是過去 50 年，國際關係理論中面臨最多挑戰的理論，幾乎所有後起的重要國際關係理論，皆是以現實主義作為主要批判和打擊的對象，而現實主義本身也在歷次的國際關係理論典範的辯論中，隨之調整與成長。 5                                                         1. 李少軍，國際政治學概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年)，頁 5。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 (London: Macmillan, 1946), p. iv. 3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Autumn, 1999), p. 5. 4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 5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理論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民國 92 年 3、4 月)，頁 1-2。關於現實主義內部的爭論，可參見：Stephen G. Brooks, 2.

(3) 專論聯盟理論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135. 李斯卡（George Liska）曾言：「談論國際關係時很難不去提到聯盟，這兩者除了名稱以外其他都混合在一起」。 6 史奈德（Glenn H. Snyder）也認為，國際關係涉及到了國家之間衝突與合作的行為，而軍事聯盟這種現象—一方面是國家之間的努力合作，另一方面又是為了對外部的衝突而準備—反倒因為不容易被歸類為其中一項，經常會被忽略。7 現實主義學者對於促成聯盟形成的原因分別提出了不同的觀點，主要的爭論也在於此。因而，本文將透過現實主義內部各學者的看法，分別針對：聯盟的成因、盟約的必要性、不對稱聯盟、聯盟瓦解的原因與現實主義的回應等 4 類問題領域來瞭解其對於聯盟理論研究的概況與不足之處，俾能作為以後發展修正的方向。. 貳、聯盟的成因在國際關係理論中，（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皆以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狀態作為研究的起點。新現實主義假定國際體系具有無政府性的基本特徵，由於國際政治中沒有統一的權威，沒有超越國家之上的機構來提供安全，因此各國必須遵循自助的原則，以滿足自身的安全和生存需要。一方面努力擴大自己的權利，另一面還要提防其他國家權力的增長。當一國不足以制衡其他國家權力的增長時，就會聯合另外的國家一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Summer 1997), pp. 445-477.；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e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Offense, Defense and War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2004)；關於國際關係理論典範歷次辯論的焦點，可參見：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September 1989), pp. 235-254.；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Emmanuel Navon, “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4(Oct 2001), pp. 611-627. 6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s: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3. 7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

(4) 136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六期（2008 年 7 月） . 起來採取嚇阻策略。8 因此，國際體系必然是自助體系，自助體系又必然導致權力政治，結果是軍事競爭、權力平衡和國際戰爭。新自由主義雖然在權力政治問題上面有所保留，但是同樣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和自助本質作為基本理論假定，研究重點則為國家基於自利考量，如何透過國際制度削弱無政府性的負面影響上面。9 現實主義學者起先是從「權力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觀點來解釋聯盟的形成，後來提出了「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的說法，並表示國家在面臨威脅時，通常會採取制衡（balance）的手段。其他學者則提出「利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的觀點，說明國家往往是考量利害關係後選擇了依附（bandwagon）來獲取和確保利益。最後，有學者反駁指出，國家在面臨威脅時，往往會推卸責任（buck-passing）而非制衡。在「權力平衡」的觀點方面，主要是由摩根索（Hans J. Morgenthau）與華爾滋（Kenneth N. Waltz）所提出來。摩根索指出，若干國家追逐權力，各自試圖維護現狀或推翻現狀，勢必導致所謂權力平衡的態勢和旨在維持這種態勢的政策。 10 綜觀國際關係的發展，經常出現的權力平衡方式包括了：分而治之、補償、軍備、聯盟，其中又以聯盟最為重要，其表現模式便是一個國家或一個聯盟與另一個聯盟之間的關係。 11 一國                                                         8.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pp. 115-128. 9 關於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對於國際體系無政府狀態的假定，可參見：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y and Cooperation,” in Kenneth A. Oye ed.,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26-254.；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David A.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December 1988), pp. 379-396. 10 摩根索表示，其在書中所使用的「權力平衡」一詞之含意包括：1.旨在尋求某種態勢的政策；2.實際存在的態勢；3.近乎均等的權力分配；4.任何類型的權力分配。當其在書中未限定使用該詞時，係指國際社會中若干國家權力分配近乎均等的狀況。參見：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ition(New York：McGraw-Hill, 1985), p. 187. 11 Ibid., pp. 198-201..

(5) 專論聯盟理論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137. 是否採取聯盟政策不是個原則問題，而是個權謀問題，假如一國相信自身的力量強大到不需要外援便足以自保時，它會避免結盟；當在聯盟內承擔義務而帶來的負擔超過預期的利益時，它也不會採取聯盟政策。12 吾人可以從摩根索的觀點引伸出，當國家為了追求權力，但本身的力量並不足以實現其目標時，便會考慮與其他國家聯盟合作。聯盟戰略是指國家透過參加某種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排或協定，與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立起某種形式的戰略盟友關係，以便確保他們的相互安全，實現自身戰略目標，從而維護和增進國家根本利益。 13 摩根索認為各國之所以甘願奉行權力平衡原則，是為了增進自己的利益，當他們認為權力平衡被擾亂，為重建權力平衡需要新的力量組合時，他們將不可避免地變換陣營，以建立新的聯盟。在這種情形下，外交政策成為君主們的遊戲，當時國際政治的本質就是如此，後來看來是背信棄義和道德低下的行為，在當時不過是上乘的計策、果敢的謀略或精心設計的戰術變化。運用這些手段都有競賽規則可尋，所有參加遊戲的人都承認這些規則的拘束力。這一時期的權力平衡與其說是不道德的，不如說是不屬道德範疇的。 14 華爾滋也表示，聯盟是由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利益，而非在所有方面都擁有共同利益的國家構成。共同的利益通常為消極利益，即對他國的恐懼。當積極利益發生衝突時，分歧將會出現。由於盟國的利益以及他們對如何實現本國利益的觀點永遠不會一致，因此聯盟戰略始終是彼此妥協的產物。聯盟的凝聚力越強，政策的靈活性就越大。 15 國家為了追求安全，在國際社會中一旦落後，他們會更加努力增強自己的實力，或是選擇與他國合作。在無政府狀態下，安全是國家的最高目標，如果國家追求的是權力最大化，就會加盟實力較強的那一方，那麼權力平衡就不會形成，而只會出現世界霸權。世界霸權之所以沒有出現，是因為                                                         12. Ibid., p. 201. 李景治、羅天虹等，國際戰略學 (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319。 14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 210. 15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66. 13.

(6) 138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六期（2008 年 7 月） . 制衡而非依附強權，才是系統所引發的行為。國家的首要關注不是權力最大化，而是維持自身在系統中的地位。如果他們加入的聯盟有足夠的防禦和嚇阻能力以抵擋敵對聯盟的進攻，他們將會得到更多的尊重和安全。 16 華爾滋對於聯盟的形成採取了國家為了確保自己的安全而制衡其他強權出現的「權力平衡」觀點。事實上，每個國家加入聯盟的動機各有不同，有的國家是基於安全、穩定與國際地位的考慮，有的國家則是因為害怕不參加聯盟恐會遭到報復的威脅，或是參加聯盟可能會得到某些利益與政策的承諾，或者是滿足某些情感上的需要。 17 更有學者認為，政府之所以尋求建立永久的外交同盟或軍事聯盟，乃是認為其能力不足以去達成他們的目標，維護其利益，或嚇阻明顯的威脅。於是，他們便與其他面臨相同外來問題或抱持著相同目的之國家結成聯盟。 18 因此，便有學者提出「威脅平衡」的觀點，將權力與威脅的來源加以區分。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國家是依照其他國家的「意圖」而非「能力大小」來判斷是否具有威脅性，才決定應該要聯盟合作亦或是加以對抗。因此，當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繼爆發時，美國後來加入的，都是整體實力較強但對其沒有威脅的那一方。 19 在瓦特（Stephen M. Walt）的觀點中，「制衡」（balance）是透過聯盟以反抗主要的危險，「依附」（bandwagon）則是與主要威脅聯盟。20 其更表示，由於國家無法將其生存的希望寄託在他國的善意之上，因而往往會傾向於對抗威脅的來源，亦即制衡威脅而非依附它，而加入了較弱的那一方還能對聯盟關係發揮影響力。 21 即便如此，瓦特還是正反並列                                                         16. Ibid., pp. 125-126.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4, No.1 (Spring/Summer 1990), p.104. 18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Pretice-Hall, 1988), p. 95. 19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7), p.22. 20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Spring, 1985), p. 4. 21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 18-19.；另可參見：Kenneth Waltz,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126-127.但華爾茲強調，當一方聯盟勝過另 17.

(7) 專論聯盟理論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139. 了幾項案例。在制衡對手方面，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曾表示，該國 400 年來的聯盟政策都是對抗歐陸較強的那一方，即便跟強者在一起能瓜分其勝利的成果。在依附對手方面，美國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與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都曾大力疾乎美國政府應凸顯其（對外干涉）的能力與意願，以免其他國家認為美國勢力消退而依附到蘇聯共產陣營。 22 至於在判斷國家是否具有威脅性方面，瓦特則提出了 4 項因素，包括：一、整體實力—實力越強的國家，越能夠對他國造成威脅，但此般權力不但能痛擊對手，也能用以保護盟國，不能過於武斷認定；二、地理鄰近性—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距離較近的國家能投射的權力會勝於較遠的國家，因而國家往往會隨時關注鄰國的政策。若某國家對於其鄰國的威脅採取依附的態度，那我們就可以推知，該國不敢或不足以與鄰國對抗，於是便被劃入了鄰國的勢力範圍； 23 三、攻擊的能力—在此，瓦特說明國家的整體實力有可能轉化成攻擊或防禦的能力，端賴何者比較有利，但當國家將其鄰國的實力視為攻擊性時，就會感受到威脅。此時若該國沒有採取制衡而反倒是依附的政策時，則可能是因為鄰國過於強大而其他潛在的盟國無法即時伸出援手；四、侵略的意圖—被認為具有侵略性的國家有可能刺激其他國家形成制衡它的聯盟，即便其實際能力不足以威脅他國。這種「意圖」上的判斷對於聯盟的選擇來說，扮演了關鍵的角色。 24 對於一個具有強大侵略性的國家來說，選擇依附還                                                                                                                                                一方聯盟，勝利聯盟中的弱國將會任憑強國擺佈，所以才要採取權力平衡政策，因為威脅該國安全的，是較強的一方，而若另一方有足夠的防禦與嚇阻能力時，該國的加入則能得到更多的尊重與安全。但其目的是追求權力的制衡而不是國家權力最大化，不希望單一國家過於強大，主要仍然是「權力平衡」(balance of power)而非瓦特所提出的「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的概念。 22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19-20. 23 例如芬蘭在二戰結束之後，由於地理位置過於鄰近蘇聯，雖其為民主國家，但外交政策深受蘇聯影響，形成所謂「芬蘭化」(Finlandization)現象。參見： <http://virtual.finland.fi/netcomm/news/showarticle.asp?intNWSAID=26480>（2008.10.12 查閱） 24 在國際關係的「嚇阻理論」(Theory of Deterrence)當中，便有學者將嚇阻視為相對行動當中的心理狀態，並將研究重點置於對敵方意圖的判斷。參見：陳偉華，「論結構性.

(8) 140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六期（2008 年 7 月） . 不如選擇對抗它，否則本國便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25 瓦特認為，如果制衡成為國際關係的趨勢，便會使得國家不敢過於採取強勢的政策，否則就會招致其他國家結盟對抗。雖然一個強大的國家可能會對盟國提供安全保障，但其又必須謹慎行事，避免表現出侵略性。若是在以依附強權為主的世界裡，國家之間的競爭會更加激烈，因為各國都競相要參與到較強的那一方，而強權為了要追求自己的安全、吸引更多的盟國、對其提供保障，勢必會表現的更積極、更有侵略性，反倒造成國際關係的不穩定。簡單地說，依附威脅或強權意味著將本國的安全發展寄託在其善意之上，更何況這個具有侵略性的國家將會因為盟國的加入而增加了更多可用的資源。 26 即便如此，在某些狀況下，瓦特也不排除國家可能會選擇依附威脅。當弱小的國家對於制衡威脅的陣營來說無足輕重，加入該陣營卻反倒可能在與威脅對抗的過程中招致損失，還不如依附威脅來源，至少在與另一陣營對抗時，能受到盟國的保護；或者當盟友不可得而無法有效形成制衡的聯盟時，國家會傾向於依附威脅；最後則是當國家在承平時期或戰爭剛爆發時，往往會選擇制衡威脅，但當情勢明朗時，有些國家會見風轉舵，偏向較有勝算的那一方。 27 相較於上述學者的「制衡」觀點，施韋勒（Randall L. Schweller）則將國家偏好此一變項納入，並反駁指出，具有維持現狀偏好的國家才會選擇制衡對手，以免破壞現狀能帶來的利益。但是對於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來說，正是由於其對現狀不滿，因此選擇「依附」（或被依附）才能聚集更大的權力以獲取衝突後的利益。 28 同時，施韋勒一方面批評現實主義具有「維持現狀」的偏好，29 另一方面還認為瓦特將「依                                                                                                                                                嚇阻與決策性嚇阻」，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 2 期(民國 91 年 3、4 月)，頁 24，及註釋 2。 25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22-26 26 Ibid., pp. 28-29. 27 Ibid., pp. 29-31 28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29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90..

(9) 專論聯盟理論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141. 附」定義為「與危險一方結盟或屈服於威脅」（aligning with the source of danger or giving in to threats）與一般的用法出現落差，因為其本意是指「追隨潮流、流行趨勢或加入有可能獲勝的一方」，意味著積極追求利益而非消極避免風險。 30 對於想要改變現狀的國家來說，追隨另一個崛起的修正主義強權並與其締結聯盟只會威脅到那些維持現狀國家的利益，對自己並不會構成威脅，因此提出了「利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的觀點，說明國家往往是考量利害關係後選擇了依附強權來獲取和確保利益。 31 除了「制衡」與「依附」的爭論外，還有現實主義學者提出了國家為了追求權力與安全，反倒會採取「推卸責任」（buck-passing）的作法。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就曾表示，攻勢現實主義和人性現實主義都將大國刻畫成無情的權力追逐者，而正是無政府的國際體系迫使大國最大化地擴充其相對權力，因為這是獲得安全的最佳途徑。 32 其進一步指出，大國處在一個競爭的世界中，它們至少把彼此看成潛在的敵人，因而會希望以犧牲對手為代價來獲取權力。世界中的大國確實也存在合作關係，因為權力平衡的邏輯常常會促使大國結成聯盟，聯合反對共同的敵人，但合作的多少並不可能消除安全競爭的主導邏輯。 33 由於其特別強調大國總是在尋找機會獲取超出對手的權力，最終目標是獲得霸權，體系中到處是心懷修正主義傾向的大國。因此，米爾斯海默認為，推卸責任是受威脅的大國在建立權力平衡時的主要選擇，他們試圖讓另一國承擔阻止或對抗侵略者的責任，自己則置身事外。34 史奈德曾表示，在國際無政府狀態下，安全是國家最強大的驅使力量，但攻勢現實主義者和守勢現實主義者對於獲取安全的最有效途徑卻抱持著相反的觀點。                                                         30.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op. cit., pp. 80-81. 31 另可參見：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Fall 2004), pp. 159-201. 32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p. 21-22. 33 Ibid., pp. 51-53. 34 Ibid., pp. 29, 157-162..

(10) 142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六期（2008 年 7 月） . 35. 然而，米爾斯海默的觀點卻存在幾項偏見。一、將權力與威脅等化—由於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權力越大，越會對外採取侵略行為，以獲得更大的權力。 36 在這樣的概念中，權力越大的國家就意味著越具有威脅性。相較於瓦特將權力與威脅感受加以區分所提出的「威脅平衡」觀點，前者反而容易造成案例描述上的偏差。二、將推卸責任擴大化—米爾斯海默表示，受威脅的國家可採取 4 項措施實行推卸責任戰略：1.尋求與侵略者建立良好關係，或至少不要刺激它；2.與預計的責任承擔者保持冷淡關係，避免被拖進戰爭；3.動員自己額外的資源，構築強大的防禦力量，讓侵略者不敢進攻；4.允許或推動預期的責任承擔者增加力量，擁有更好的機會嚇阻侵略國家。 37 其中，第一項措施幾與「依附」無異，第 3、4 項則是一個國家（不論是推卸責任者或承擔責任者）「內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的行為。 38 依照第 3、4 項措施的邏輯，在推卸責任者、承擔責任者與侵略者之間可能會衍生出軍備競賽或安全困境的態勢，如此一來國際社會將更顯混亂而非穩定。米爾斯海默也指出，當侵略者出現時，至少會有一個國家最終承擔直接的責任來制止它，制衡幾乎總是會發生，儘管並不一定會成功。推卸責任的邏輯是，關於誰來制衡而非制衡成功與否的問題。推卸責任者只是想要其他人負起重任，不過還是希望威脅能被制止。 39 因此，筆者認為，米爾斯海默所指稱的「推卸責任」其實意味著由其他國家來進行「制衡」。基於上述兩項偏見，米爾斯海默所提出的案例：1862-1945 年的德國和 1861-1943 年的義大利反倒出現了以「威脅平衡」觀點能得到更佳                                                         35.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12. 36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Ch. 3. 37 Ibid., pp. 157-159. 38 依照華爾滋的觀點，國家採取的內部制衡手段包括：增強經濟實力、增強軍事實力、發展明智戰略，外部制衡手段則包括：強化或擴大己方聯盟、削弱敵方的聯盟。參見：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18. 39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269..

(11) 專論聯盟理論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143. 解釋的情形。40 在德國的案例中，1862-1870 年為普魯士建立德意志帝國（Deutsches Reich）時期，在此期間普魯士擴張的範圍僅限於歐洲中部，並未意圖對更廣泛的地區侵略。雖然是個崛起的強權，但因為對其他國家來說沒有威脅性，自然不會引發制衡，也沒有要不要推卸責任的問題。當德國在 1905 年開始逐漸對歐洲強國確實造成威脅時，其他國家還是選擇了聯盟以制衡。41 在義大利的案例中，1861-1878 年也是其爭取建立統一的國家期間，且多半是靠普魯士先後打敗奧匈帝國、法國才獲得領土補償。直到 1922 年墨索里尼上台前，義大利征服的海外領土不但遠少於其他歐洲國家，又多半不具戰略價值，若不是依附德國，對於其他歐洲大國來說也不具威脅性，此時其他國家既無責任要去制衡，又何有推卸之虞呢？另一方面，除了物質的權力因素外，現實主義學者也從意識型態對於型塑聯盟的效果提出不同的看法。摩根索以 1815 年簽訂的《神聖同盟（The 條約》（The Holy Alliance Treaty）42 和 1914 年簽訂的《大西洋憲章》 Atlantic Charter）43 為例，這兩項條約都訂立了締約國保證遵守的總體道義原則及其保證努力實現的目標。 44 更為典型的例子則是在同一盟約                                                         40. 案例可參見：Ibid., chs. 6, 8. 依照米爾斯海默的說法，1862-1870 年間英國袖手旁觀的主要考量是讓德意志帝國遏止法國、俄國在歐洲中部的擴張；俄國袖手旁觀的主要考量則是要牽制奧地利與法國，並抑制波蘭的野心，到頭來還是「制衡」的觀點。對於 1905 年以後歐洲國家聯盟對抗德國的情形，米爾斯海默認為是互有歧見而不情願的聯盟制衡，參見：Ibid., p. 159, 292, 297-301. 42 <http://kimmillerconcernedchristians.com/Unsealings/docs/0074_doc_1.pdf >The Holy Alliance Treaty；事實上，正由於普、奧、俄三國締結了《神聖同盟條約》，以及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後所建立起來的大國召開會議協商制度(conferences and congresses)，使得歐洲強國有了鎮壓主張自由和憲政勢力的藉口，進而引發美國擔心歐洲國家將把勢力範圍深入中南美洲，因而提出了「門羅主義」，主張「美洲人的事務由美洲人自己作主」。參見：William P. Cresson, The Holy Alliance: The European Background of the Monroe Doctr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43 <http://usinfo.state.gov/usa/infousa/facts/democrac/53.htm> The Atlantic Charter （2008.10.12 查閱） 44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 204.；儘管摩根索認為，1945 年簽訂的《阿拉伯聯盟條約》(Pact of the Arab League of States)也屬於意識型態盟約的例子，但從盟約第 2 條宗旨及第 6 條針對會員國遭受侵略 41.

(12) 144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六期（2008 年 7 月） . 中，既規定物質義務，又規定意識型態義務。一個基於物質利益的聯盟，如果在正式解釋中，宣稱意識型態上的團結一致超過了物質利益的範圍，那麼這一聯盟便帶有意識型態色彩。在 1956 年英國入侵埃及之前，人們普遍認為英美聯盟是包羅萬象、涵蓋全球範圍的，是一個基於共同文化、政治制度和思想觀念的聯盟。 45 瓦特則認為意識型態相似的國家會聯合以捍衛共同的政治價值觀、彼此之間較不擔心會發生戰爭、與相類似的國家結盟可以讓不穩的政權取得其在國際社會的正當性、意識型態本身的訴求即可解釋聯盟的行為。 46 但其強調，除非國家都處於相當安全的環境，他們才會遵循意識型態偏好，否則還是會以威脅性作為締結聯盟的主要標準。 47 也就是說，意識型態在促進聯盟的動機上還是弱於對威脅的制衡。摩根索還區分了意識型態因素在政治上可能影響聯盟的三種情況。一、與物質利益無關的純意識型態聯盟必然難以持久，它不能確定政策和指導行動，並且造成實際上並不存在的政治團結假象。二、意識型態因素若能與成員國的實際利益吻合，便能聚集道義觀念和情感上的偏好，提供聯盟支持力量，使得聯盟得到增強。三、意識型態也可能削弱聯盟，因為它可能使得聯盟本應釐清的共同利益的性質和範圍含混不清，還因為它可能使人們對政策和行動協調的程度期望過高，從而必將導致失望，英美兩國的關係恰為最好的例子。 48. 然而，瓦特也指出在未面臨外部威脅的狀況下，即便意識型態相同的聯盟國家亦會發生齟齬。                                                                                                                                                或侵略威脅後，可經由理事會決定擊退侵略的必要措施看來，其並不是單純訴諸會員國在意識型態上的同質性。 45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 204. 46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34-35.；諸如共產主義或民主主義皆有「世界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和平論」的看法。 47 Ibid., p.38. 48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 204..

(13) 專論聯盟理論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145. 一、當意識型態作為政權正當性的來源，而又需要一個領導的代表時，盟國之間便會爭奪這樣的地位。二、由於居領導地位的國家可以對聯盟的意識型態擁有較高的詮釋能力，盟國之間的糾葛便由此而生。諸如共產國際（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形成及其後的分裂即為一例。 49 簡單地說，聯盟能否維繫取決於基本利益是否一致，這也說明了有效聯盟與無效聯盟的區別所在。因為如果聯盟能發揮作用，即能夠協調各成員間的總體政策與具體措施，所有成員不僅要同意一個共同目標，也應同意採取一致的政策與措施。許多盟約之所以成為一紙空文，是因為聯盟成員未達成這樣的一致，之所以未達成這種一致，則是因為利益的一致僅限於表現在總體目標上，卻無法表現在具體的政策與措施上。 50 在維護民族與國家利益的同時，謀求彼此之間的共同利益與價值觀也成為了聯盟的基礎之一，而聯盟內部的合作範圍也將進一步地擴大。51 以北約來說，當初參與聯盟的國家除了共同面對著蘇聯及共產主義在歐洲地區的威脅，但更由於彼此之間有著類似的種族、歷史、政治、文化等價值觀，在塑造「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而構成聯盟的結合程度上，自然勝於同樣面臨共產主義擴張但缺乏共同價值觀的亞洲地區，這也就是為何直至今日，區域內部本質上差異較大的亞洲地區仍未.                                                         49.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35-37. 瓦特另外強調，民主國家的統治正當性來自於民眾的支持，君主國家則來自於君權神授的傳統，皆不來自於外界相同意識型態政權的支持與肯定，因而不會有爭取詮釋意識型態地位的情形出現。相反地，這些國家反倒會會了維護自己政權的正當性而「各自」聯盟對抗其他國家。除非遭遇到的是對其共同具有威脅性的國家，否則正因民主國家與君主國家恰為相互矛盾的意識型態，所以不會「共同」聯盟對抗其他國家。關於「共產國際」演變的歷程可參見：<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international/comintern/index.htm> （2008.10.12 查閱）；關於「民主和平論」另可參見：Michael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Dec. 1986), pp. 1151-1169.； Michael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y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 3 (Summer 1983), pp. 205-235. 50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 206. 51 余起芬主編，國際戰略論 (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年)，頁 326。.

(14) 146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六期（2008 年 7 月） . 出現結構嚴密聯盟的主要原因。 52 然而，雖然有的聯盟是為了高尚而抽象的訴求而結合，但每個參與其中的國家多半是衡量過相關的利弊得失之後才會加入此聯盟。例如：1815 年 9 月由俄、普、奧三國君主宣佈成立的「神聖同盟」，其目的便包含了維護君主政體之利害考量，反對法國大革命後在歐洲所傳播的革命理想。此外，提供經濟或軍事援助也能促使聯盟的出現，因為受贈的一方將會變得依賴於援助國，而援助越多，聯盟關係也會越緊密。瓦特表示，提供與接受援助恰是實力不均等的國家為了對付共同的威脅而採取的措施，因此對外援助與其說是聯盟的起因，還不如說是聯盟的結果。 53 此外，瓦特還強調，當援助國提供的物資越珍貴，其對於此物資寡占的程度越高，該項援助作為型塑聯盟的工具也會越有效。因為在其他選擇不存在的情況下，受贈國為了取得援助，將會盡可能地順從援助國的偏好。但重點在於受贈國與援助國之間必須是前者依賴後者，則這種不對稱的依賴才能發揮槓桿的影響力。當受贈國為了保護自己的利益而援助國又極度需要該國時，援助國能發揮的槓桿力量會減弱。若援助國的領導人能充分運用對外援助手段時，其能發揮的影響力較大，且集權政府又較民主政府還能掌握民意，因而不易受到國內利益團體的掣肘。 54 最後，在跨國政治滲透方面，瓦特表示，國家可以透過忠誠分裂的政府官員、遊說團體、國外宣傳等方式去影響目標國政治菁英與民意的趨向，轉而有助於形成聯盟。同時也舉出土耳其受到德籍官員的影響而願意與德國聯盟參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對美宣傳以促其投入一戰、                                                         52. Peter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Summer 2002), pp. 575-607. 53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41-42.；雖然瓦特在書中是以蘇聯對古巴和尼加拉瓜提供武器援助為例，指出美國官員相當關切蘇聯欲將中美洲「東歐化」。但事實上，美國的對外援助政策也相當代表了其欲對受贈國家發揮政策影響力的作法。參見：Brian Lai and Daniel S. Morey, “Impact of Regime Type on the Influence of U.S. Foreign Ai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2, No. 4 (October 2006), pp.385-404.； <http://www.cbo.gov/ftpdocs/0xx/doc8/foraid.pdf> The Role of Foreign Aid in Development（2008.10.12 查閱） 5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43-44..

(15) 專論聯盟理論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147. 二戰之後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軍事訓練與教育協助為例，說明政治滲透對於締結聯盟的功效。此外，目標國必須是個開放的社會而易於接受宣傳，採取滲透的國家必須目的正當而手段合法，否則可能會出現反效果而激發目標國的敵意。 55 簡單地說，對外援助與政治滲透並無法單獨作為型塑聯盟的有力原因。. 參、盟約的必要性國家之間結成聯盟對抗外來威脅的現象古已有之，在歐洲最早可能即是希臘諸國中的雅典城邦為嚇阻波斯的再度入侵，而於西元前 478 年籌組的「提洛同盟」（Delian League），它是世界最早的海洋同盟。 56 黃帝與炎帝共同聯合對抗東夷首領蚩尤的「涿鹿之戰」則為中國歷史上首次的聯盟戰爭。 57 學界對於「聯盟」的定義並沒有一致的看法，聯盟之間是否一定要簽訂白紙黑字的盟約以劃分權利與義務也未具有共識。在研究興趣上，有的人注重型塑聯盟的起源， 58 有的人關注於聯盟運作的機制， 59 還有的人將研究重點置於聯盟的演變及其條約對成員國的義務與規定。 60 史奈德表示，聯盟是指國家與國家間為了安全的考量，或為了擴增                                                         55. Ibid., p.46-48.相關案例參見該書第 47 頁註釋 87-90。關於瓦特對於外國經由遊說活動對一國外交政策影響之看法，另可參見：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Norton, 2005), pp.194-216. 56 鈕先鍾，西方戰略思想史 (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7-8。 57 鈕先鍾，中國歷史中的決定性會戰 (台北：麥田出版社，2001 年)，頁 31-42。 58 參見：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59 參見：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op. cit. 60 參見：<http://atop.rice.edu/> The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 該網站是由美國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李茲(Brett Ashley Leeds)教授等人建構之聯盟數據資料庫，主要研究成果可參見：Brett Ashley Leeds, Jeffrey M. Ritter,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Andrew G. Long,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8, No. 3 (January 2002), pp. 237-260.； <http://atop.rice.edu/publications>（2008.10.12 查閱）.

(16) 148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六期（2008 年 7 月） . 友邦的數目而決定使用或不使用軍事武力以對抗特定或非特定國家所組成的正式聯合。61 摩洛（James D. Morrow）也指出，「聯盟」是一個國家為對抗敵國以維護或增進自身安全的方法之一。 62 瓦特認為，聯盟是兩個或兩個以上國家之間的正式與非正式安全合作關係。其假定了成員之間有不同等級的承諾與利益交換，而破壞這樣的關係會有所損失。 63 根據李茲（Brett Ashley Leeds）的「聯盟條約義務與規定」（ATOP）資料庫的定義，聯盟關係是被至少兩個以上獨立國家官方代表簽署的協定，包含了在軍事衝突中協助夥伴、在衝突事件中保持中立、限制彼此不發生軍事衝突，或在會造成潛在軍事衝突的國際危機事件中相互諮詢合作的承諾，且其特別強調這種經由簽署文件正式建立起來的聯盟關係，而排除了國家之間因感受到了共同利益而展開的合作關係。 64 然而，摩根索則指出，從美國於 1823 年宣布門羅主義（Monroe Doctrine）到 1941 年遭到日本攻擊珍珠港以來，其與英國並未締結聯盟條約，但兩國在這段期間至少在對歐洲其他國家問題上採取的行動是一致的。也就是說，在某種情況下，國家之間無須建立聯盟，當他們的利益明顯地要求他們必須採取協調一致的政策和行動時，彼此之間通過盟約的方式對這種共同的利益、政策和行動做出說明便成為多餘。英美兩國的利益相通之處在於維持歐洲的權力均衡。就英美兩國來說，其並沒有固定的共同敵人，誰威脅到歐洲權力均衡，誰就是敵人。 65 從李茲的觀點來看，由於其量化研究的需要，勢必對「聯盟」這種現象採取較為嚴格的定義，因而認為簽訂協定的國家之間安全合作程度會高於其他未簽約的合作關係；從摩根索的角度來說，國家之間共同利益與安全合作                                                         61.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op. cit., p.104. James D. Morrow, “Arms versus Allies: Trade-Offs in the Search of 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2 (Spring 1993), p.213. 63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 1, 12. 64 Brett Ashley Leeds, Jeffrey M. Ritter,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Andrew G. Long,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op. cit., pp. 238-239.；根據李茲的說法，其採取較嚴格的定義係因該資料庫是為了能讓研究者針對條約中的正式化關係如何影響到國家相互間的表現行為加以研究。 65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 202. 62.

(17) 專論聯盟理論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149. 的默契相當明確時，未必需要靠締結盟約才能發揮作用。誠如奧斯古德（Robert E. Osgood）所言，聯盟的實質意義很少在正式的軍事合作協定或條約中表露，就像婚姻的內涵很少在婚姻證書中得到表現一樣。 66 此外，有學者將「聯盟」與「聯合」（alignment）做出區分，其認為「聯盟」是指具體的官方承諾，將聯盟國家的共同目標以條約的形式表現出來，更規範了彼此間的權利與義務， 67 而「聯合」是一種非正式的結合，它所代表的是一種比聯盟更廣泛、更基本的現象。這種聯合的現象是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國家之間基於彼此察覺到的共同利益而所產生的共同期待。這種聯合關係可以藉由許多種不同的方式而建立或予以強化。當然，聯合關係也會不斷地隨著國家利益、國內政治結構以及對其他國家行為的認知改變而強化、淡化或甚至結束。 68 從上述說明可知，不同的學者因其研究需要，對於聯盟也採取了不同的定義。儘管存在這些分歧，我們還是可以歸納出一些較為接受的聯盟概念：一、構成聯盟的主體是主權國家，而不是其他形式的實體。二、聯盟的核心內容是成員國在安全和軍事領域內的合作與承諾，它通常使成員國在特定情況下負有使用或考慮使用武力的義務。三、聯盟通常針對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國家，這使其迥然有別於那些普遍性的集體安全組織。 69 事實上，當國家之間展開密切的安全合作而建立起相關的權利義務關係時，即便沒有簽訂軍事聯盟條約，但彼此的行為模式也可適用於聯盟理論來加以解釋。諸如我國與美國自 1979 年斷絕軍事聯盟與正式邦交關係以來，雙方的互動與交流頻仍，美國也制訂了《台灣關係法》（Taiwan.                                                         66. Robert E. Osgood, 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8), p.18. 67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55. 68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op. cit., pp.104-106. 69 于鐵軍，「國際政治中的同盟理論：進展與爭論」，歐洲，1999 年第 5 期，頁 16。關於聯盟與集體安全組織的區別，可參見：Inis L.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1962), pp. 114, 145..

(18) 150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六期（2008 年 7 月） . Relations Act）以為因應，有學者即將此視為聯盟關係加以論述，70 近來更曾有將台灣視為與「非北約盟邦」（Major Non-NATO Allies）並列的說法出現。 71 美國與以色列的密切關係也不是一般軍事聯盟條約可以說明的。甚至，即便國家之間透過國際條約或宣言來加強安全合作，但特別強調並不涉及軍事聯盟對抗時，也未必會受到其他國家的信任與採納。諸如美國前總統雷根（Ronald Reagan）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理孟格斯（Constantine Menges）就曾不諱言指出，上海合作組織是歐亞地區具有軍事地緣戰略考量的聯盟（Eurasian military-geostrategic alliance）。 72. 肆、不對稱的聯盟關係聯盟組成的型態各異，理想狀況應該是各成員在其中的利益分配均霑互惠，相互所做的貢獻相當於各自得到的利益，如果是利益的片面分配，即一方得到最大的份額，另一方卻承受大部分負擔，便可稱為擔保條約（treaty of guarantee）。相互補充的利益最容易導致這種不成比例的分配，因為相互補充利益本來就是有實質區別的利益，各自利益的估量和相互比較很容易受到主觀解釋的歪曲，一方明顯的權力優勢必然會增大這種主觀解釋的偏差。 73 如此一來，在聯盟關係中利益的分配很可能                                                         70.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 1 (Spring 1997), p.171.；陳效衛，美國聯盟戰略研究（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7。陳效衛主編，合作與衝突—戰後美國軍事聯盟的系統考察（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2001 年），第 4 章。 71 參見：<http://www.fpif.org/pdf/gac/0210uschina.pdf> BBQ in Crawford: The Interregnum in U.S.-China Relations（2008.10.12 查閱）；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70328.pdf>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Taiwa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U.S. Policy Choices（2008.10.12 查閱） 72 <http://www.newsmax.com/archives/articles/2001/7/30/61806.shtml> Analysis: China, Russia sewing up Eurasia（2008.10.12 查閱）；關於上海合作組織成立的宗旨與立場，可參見：<http://www.sectsco.org/html/00001.html> 上海合作組織簡介（2008.10.12 查閱）；蘇浩，亞太合作安全研究 (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3 年)，頁 136；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上海合作組織：新安全觀與新機制 (北京：時事出版社，2002 年)。 73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19) 專論聯盟理論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151. 就是權力分配的反映。一個強國往往會迫使弱小的盟國在利益和政策上按自己的意願行事。在強國和弱國構成的聯盟中，顯露出的特徵若非不對等的義務，就是有不對稱的期待，尤其可能被強國宰制，將聯盟作為施展影響或控制力的載體。 74 然而，利益、政策與權力之間的相互關係並非必定如此。一個弱國可能擁有一項資產，對其強大的盟國有著不可替代的價值。在這種聯盟關係中，弱國可以經由決定這種特殊利益的讓予與否，在聯盟中佔有一種與物質權力分配的實際情況完全不成比例的地位。 75 在分析小國願意加入某個聯盟的利益考量方面，有學者認為，小國主要是希望能透過與大國聯盟以獲得軍事上與政治上的利益。就軍事層面而言，當小國面臨威脅時，大國所提供的軍事力量可增強小國嚇阻與防衛的能力，因此聯盟便成為其安全之保證；從政治的層面來看，小國仍會企圖影響或遊說大國對於聯盟關係的相關政策，朝小國所期待的方向發展， 76 美國的盟國透過各種不同管道對其行政立法部門遊說即為一例。其他學者亦認為，一國是否加入聯盟是取決於報酬超過代價的認知而定的。每個國家都會以參加聯盟產生的邊際效用和單方面的行動考量相比，若是參與聯盟者能從聯盟當中獲得之實質利益越高，則聯盟越穩固；反之，若參與聯盟所獲致的利益減少時，參與者的興趣便會降低。77 由此可知，對於小國而言，其參加聯盟，多半是為了平衡另一項威脅，或是為了獲致更多的利益。國家依據其國家利益採取行動，而聯盟則是反映了國家利益的結果。不管是基於權力或威脅平衡所達成的聯盟，或是成員為達成利益結合而成的聯盟，皆表現出聯盟的變動性，因此若是參與者欲確保聯盟的長期發展，其更應該對於各種變化的局勢隨時予以調整。對於一個大國                                                                                                                                                p. 204. 74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op. cit., p. 12. 75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 205. 76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op. cit., pp.30-32. 77 Dougherty and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New York: Longman, 2001), p. 534..

(20) 152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六期（2008 年 7 月） . 而言，小國加入其聯盟可能無法增強聯盟整體的力量，然而，此聯盟卻可能因小國給予的外交支持，而具備了更高的行動合法性。78 如此一來，大國為了取得更多國家的支持，促其加入己方的聯盟，便會設法以各種方式來籠絡小國的加入。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原本僅是美國與蘇聯之間兩國綜合國力的對抗，後來卻又演變成其他國家集團參與的意識型態針鋒相對，國際社會也因此形成兩極對抗的態勢。然而，聯盟的參與者未必都能獲致其所預期的目標，甚至在聯盟關係中亦可能有所損失。就追求安全而言，雖說加入聯盟可能取得其他國家的保障，但也更易因此而招致敵對的對手或聯盟的挑釁與攻擊；就國際地位而言，參與聯盟可能可以隨著聯盟整體國際地位的上升而獲益，但其本國在外交國防等議題上的自主地位卻會因此而受限，尤以小國參與較大的國家間聯盟為之明顯。因此，要評估某項聯盟的利弊時，必須要評估此盟約與其他盟約假設上的優劣、不加盟的利弊，或至少與一個不可避免但有不同的實踐的聯盟相比。 79 國家參與不對稱聯盟的動機，還包括了因應體系結構變化之結果。史奈德認為，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對於聯盟的選擇與建立是基於「全體/ 戰略利益」（general/strategic interest）和「個別利益」（particular interest）的雙重考量下。以 19 世紀的歐洲為例，維持歐陸不被單一大國所宰制是每個國家的期待，因而有了「全體/戰略利益」。各國之間或有領土的糾紛，或是海外殖民地的競逐，則又型塑了不同國家的「個別利益」，若是再加上政治體制等意識型態的因素，基本上就已經決定了歐洲國家聯盟對象的選擇。 80 在多極體系當中，大國為了制衡其他國家以確保自身的國家利益與生存而採取聯盟，在該體系中的小國便可藉由大國為了增進與鞏固集團勢力的目的，以個別利益考量擇定聯盟對象，其對於聯盟的訴求較易於受到大國的尊重。因而，維持多極體系均衡的全體/戰略利益在此時卻反                                                         78.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op. cit., pp.51-58. George F.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op. cit., p.30. 80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July 1984), pp. 464-465. 79.

(21) 專論聯盟理論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153. 而促使國家之間能依據其個別的國家利益而做出彈性選擇聯盟對象的行為。 81 由於多極體系的遊戲規則反對任何聯盟或單一行為者牟取對體系內其他成員的支配權，當某國過於強大時，其他國家便會聯合起來對抗，但以不消滅該國為限；在戰爭後，又允許該國作為可接受的角色夥伴重新加入體系中。因此，一國加入聯盟後，退出聯盟再加入其他聯盟或自行爭取其他國家而創建聯盟都有可能發生，體系因素對於國家採取聯盟政策的影響較小。 82 在該體系中，由於大國數量較多，以致於沒有一個國家能清晰而固定地區分盟友與對手。事實上，只要該體系中的主要國家數量不要太多，他們之中任何一國的行為都可能會對他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以致於所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是重要的。 83 依照卡普蘭（Morton A. Kaplan）的看法，在權力平衡體系中，國家集團的出現首先取決於特定形勢下的各國利益，所以一旦利益得到滿足或明顯地無法通過這種方式滿足其利益，這種集團組合就會趨於破裂。 84 華爾滋在談論國際體系的結構性原因與軍事效果時表示，穩定的國際政治系統意味著該系統依然處於無政府狀態，且構成系統的主要單元數量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在兩極體系中，權力的失衡只能透過大國自身的努力來得到糾正，即只有擴充軍備才能改變現狀。如果參與者多於兩個，那麼聯盟將成為另一個調整手段，並使系統的靈活性得以增強。在三極系統中，有著獨特而不幸的特性，因為其中兩個強國可以很輕易地聯合起來，對付第三國，經過分贓使得系統重歸於兩極；四極系統是可以接受的最小數目，因為國家可以結成聯盟，並確保相當大的穩定性；                                                         81. Glenn H. Snyder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424. 82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untington, N.Y.: R. E. Krieger Pub. Co., 1975), ch 2. 83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68. 84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ch 2.；事實上，依照摩根索對於「權力平衡」的定義，只要體系中的幾個主要國家達到權力平衡而沒有發生巨大戰爭，該體系就是一個權力平衡的體系。依照卡普蘭的論述，其所指涉的的「權力平衡」體系即為「多極體系」。參見：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 187..

(22) 154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六期（2008 年 7 月） . 「五」被視為另一個臨界數目，因為其中某一國家可以擔當平衡者的角色。 85 在冷戰時期的兩極體系中，美蘇兩大強權與各自盟國在實力上的懸殊差距使其盟國任何重新結盟的行為都變得無足輕重，因此聯盟領袖反倒可以採取較為靈活的戰略而不必顧慮其他國家的考量。相較於在多極體系中，因國家必須時時考慮會不會引起盟國的反感，其選擇聯盟對象的靈活性反倒導致戰略的僵化或者對國家決策自由的限制；在兩極體系中，儘管有時仍須對盟國做出讓步，但美蘇無須僅僅為了迎合盟友的需要就改變其戰略或是軍事部署。由於不必滿足第三方的要求，兩個超級大國都可以制訂長遠計畫，並按照最適宜的方式推行其政策。 86 因此，美蘇兩國在冷戰期間主要是依靠本國的軍事身力量，透過「內部」手段而非「外部」手段，依靠自己的能力而非盟國的能力來彼此制衡。內向型制衡要比外向型制衡更為可靠，國家誤判自身相對實力的可能性要比誤判敵對聯盟的實力和可靠性的可能性要低。 87 在兩極體系當中，由於超級強國的實力雄厚，其個別的國家利益更可轉化為國際社會的全體/戰略利益，包括了維持兩極體系的穩定、自由貿易、意識型態的傳播等，對於其他的弱小國家而言，受制於兩極體系的結構限制，其只能就這兩個強權選擇制衡或依附，以保障自身的安全。然而，由於這些小國在國際社會當中的影響力不高，其選擇聯盟國家的政策結果甚至可能不會對聯盟集團的實力或國際體系的變換造成影響，反而通常會成為兩大強權國家利益下的犧牲品。. 伍、聯盟的瓦解：現實主義的解釋與回應冷戰結束之初，部分現實主義學者曾預言，北約等軍事聯盟組織會                                                         85.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161-162.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169-170. 87 Ibid., p. 168. 86.

(23) 專論聯盟理論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155. 因為前蘇聯威脅的不復存在，而逐漸走上瓦解一途。有學者認為，一旦締約的盟國獲致其目標時，聯盟便會解散，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當初會成為締約國，目的只在反抗某些其他國家或事件而結盟。雖然締約國之間有著一種「共同感」（sense of community），可能會加強聯盟或聯合，但事實上，這種共同感未必能發揮主導的作用。每一個締約國在參與聯盟之前，為了能夠實踐期望的目標，必定會衡量參與聯盟的代價與利益，只有當獲益超過損失時，才會願意加入聯盟。因此，一旦締約當事國估計後來付出的代價可能大於獲益時，則會考慮與其他國家（或其他聯盟）聯合。另一看法則是指出，參與聯盟必須和盟國共商團體利益與政策，在追求國家利益與自主性的過程中，多少會受到限制，因而聯盟本身就意味著固定成本的支出。當初形成聯盟的主要因素—共同的威脅—不再存在時，國家未必願意繼續承擔這樣的成本。 88 史奈德便認為，除了作為因應對手威脅的反應外，聯盟沒有任何其他的意義。 89 華爾滋從理論上指出，如果在國際社會中存在兩個敵對的聯盟，其中一方也許由於內部某一成員國出現政治動亂而實力減弱，那麼我們便可以預期另一方的軍備將出現鬆弛，其內部的凝聚力也將隨之減弱。尤其在戰爭勝利剛剛來臨之際，獲勝的那一方聯盟便會瓦解。 90 國家之間密切的聯盟關係一般來說歷時較短，而在戰爭中最為常見。因為這時壓倒一切的共同利益就是欲透過戰後的處理取得好處，一旦贏得戰爭、簽訂和約，這種利益必然會讓位於各個國家間傳統上各不相同的、彼此衝突的利益。摩根索認為，聯盟的永久性和其欲獲得的利益有限性是相互關連的。因為只有具體的、有限的利益才可能長期存在，為聯盟的持久存在提供基礎。 91 在 90 年代初期，米爾斯海默曾經預測，蘇聯的威脅維繫著北約的存                                                         88. George F.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op. cit., p.12； William H.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 (New Heaven: Yale Press, 1962), pp.32-76. 89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op. cit., p. 192. 90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125-126. 91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p. 205-206..

(24) 156 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六期（2008 年 7 月） . 在，一旦蘇聯瓦解，美國可能會放棄歐洲大陸，由其主導 40 多年的的防禦聯盟也可能會瓦解， 92 而歐洲共同體可能會（因為冷戰結束）變得脆弱，而非日漸強大。 93 華爾滋也曾指出，北約在冷戰結束後會出現萎縮並最終消失。 94 然而，實際的發展卻並不符合學者們的預期，北約不但沒有瓦解，更歷經了戰略調整與東擴的歷程。華爾滋於 2000 年發表的一篇文章上，針對學者們在後冷戰時期對現實主義批評的回應中雄辯地指出，其認為預言已經基本得到了證實，因為吾人無法回答北約由於來自誰的威脅而需要保證的問題。甚至連繼續充當制訂共同軍事政策聯盟的偽裝也不見了。北約的繼續存在與擴大所顯示出美國的實力與影響，也就是國際制度是由強國建立和維護，服務於這些國家能夠或不能夠被正確認知的利益。 95 米爾斯海默也針對國際制度的發展表示，國家有時會透過制度來運作，但制度只不過是個別國家自利算計的反映，而這些又主要是以國際權力分配為依據的。體系中強大的國家創造了制度，以便能維持其對於世界權力的瓜分，或甚至進一步強化。在此觀點下，制度基本上成為了權力關係運作的競技場，只是反映出體系中權力分配的狀況。但對於北約在冷戰結束後仍能存續發展，米爾斯海默則只是表示，冷戰期間北約本質上作為美國面對蘇聯威脅時運作權力的工具，在冷戰結束後，北約不是消失就是會重新反映歐洲權力分配的新面貌，至少不像是冷戰期間那樣（NATO cannot remain as it was during the Cold War.）。 96. 基歐漢則曾經以新自由主義的觀點批評指出，瓦特對於聯盟的研究係承襲於華爾滋新現實主義而來，而新現實主義最大的缺陷便是忽略了                                                         92.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Summer 1990), p.52. 93 John J. Mearsheimer, “Correspondence：Back to the Future, Part I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2(Fall 1990), p.199. 94 Kenneth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Fall 1993), pp. 75-76. 95 Kenneth Waltz, “Structure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Summer 2000), pp. 19-20. 96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13-14..

(25) 專論聯盟理論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 157. 「國際制度」（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的重要性。北約正因為有著具備複雜決策程序和功能的正式官僚組織，顯得與一般聯盟不同，其涉及到了成員角色分配的規則。 97 基歐漢更表示，聯盟就是國際制度，不論其持久性還是力量，都部分地取決於它們的制度特徵。 98 因此，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差別並不在於制度是依變項或獨立變項，而是在於為何制度被創造出來，以及他們如何發揮效用的理解上。尤其如果國家渴望持續的合作並想要從中獲利的話，制度的必要性並不意味著他們總是非常的有用，更不用說他們在不重視權力與利益情況下運作，能成為解決暴力衝突的萬靈丹，或總是能降低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但在由國家權力和分歧的利益所侷限的世界政治中，有效的階層治理也不存在，在互惠基礎上運作的國際制度才會成為任何持久和平的構成要素。 99 事實上，基歐漢並未認為制度是不受權力影響的變數，只不過其更強調在當初建立起制度的霸權消退後，制度仍然可以獨立存在。 100 現實主義學者曾大膽預測北約在後冷戰時期的瓦解而遭受批評，101 然而，現實主義本身的邏輯觀點即能解釋後冷戰時期美國主導的軍事聯盟持續發展之現象。其聯盟理論僅強調聯盟會在威脅消失後逐漸瓦解，但並未限定此威脅必須以國家型態出現。美國在 1999 年度的《國防報告》中即指出，全球性戰爭的威脅越來越小，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則在世界各地促進了和平、繁榮與合作。然而，大規模的越境侵略行為、潛在的危險科技、跨國性威脅以及失敗國家等問題仍持續存在，凡此皆可能對                                                         97. Robert O. Keohane, “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1(Summer 1988), pp. 169-176. 98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15. 99 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Summer 1995), pp. 39-51. 100 參見：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1 被批評的觀點可參見：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op. cit., pp. 39-51.；Charles A. Kupchan, and Clifford A. Kupchan, “The Promise of Collective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 52-61.；John G. Ruggie, “The False Premise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Summer 1995), pp. 6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