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馨、侯錦雄（1998）表示，大部份的研究及評論對於觀光造成原住 民文化之影響，都是負面多於正面。58這些論述多以原住民為「主體」，述 及了觀光對於原住民族經濟、土地的掠奪、59自然棲地的破壞、文化的傷害、
語言的流失、60原始部落社群與政治結構的瓦解等等。61雖然許多問題並不 全然是觀光所帶來的結果，但不可諱言的，觀光客的凝視，造成了當年山地 文化村文化展示的「自我東方化」。
58 瓦歷斯 • 尤（諾）幹，《荒野的呼喚》（臺中：晨星，1992 年）；瓦歷斯 • 尤（諾）幹，〈對立與瓦解〉，
《島嶼邊緣》，第5 期（1992 年）。
59 瓦歷斯 • 尤（諾）幹，《荒野的呼喚》（臺中：晨星，1992 年）；瓦歷斯 • 尤（諾）幹，〈對立與瓦解〉，
《島嶼邊緣》，第5 期（1992 年）。
60 孫大川，〈遲我十年：Lifok 阿美族的讀書人、民間學者與文化的傳承者〉，《遲我十年：Lifok 生活日記》（臺 北：山海文化雜誌社，2000 年）。
61 裘亞飛，〈臺灣原住民的政治經濟學涵義〉，《島嶼邊緣》，第 5 期（1992 年 10 月），頁 44-50。
一、 觀光的凝視：民族的塑形
對文化生產（to make culture）和地域文化想像（cultural imaginary）產生新 的變化，「流動」使得文化不再固著不變，下面我想再以觀光客（tourists）、
及「文化的再生產」等面向進行延伸討論。
62 劉可強、王應棠，〈觀光產業對原住民文化的衝擊與對策芻議 社區自主的觀點〉，《原住民文化與觀光 休閒發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1998 年），頁 38。
二、觀光客的消費差異
1950 年代，駐臺美軍開啟了臺灣觀光的大門，在 1960 年代之後，國際 間來臺的觀光客，不僅數量上有所成長，結構上更有所轉變。邁入「已開發 國家」的日本，基於前殖民地與臺灣物價低廉之故，紛紛來臺灣觀光。這不 僅與日本經濟復甦有關，更重要的是因為在這段時間裡，臺灣被納入新國際 分工體系，許多日本商人來臺發展勞力密集產業，「業務觀光」使得來臺的 日本觀光客，逐年成長。63快速增加的日本觀光團人數，逐漸取代美國的觀 光客。日本觀光團大量湧進烏來，將烏來的觀光產業推向最高潮。而1970 年代，受美軍撤臺、臺灣退出聯合國，以及1974 年能源危機的衝擊，對於 臺灣觀光影響更為嚴重，來臺國際觀光客成長率逐漸減少，就在觀光發展出 現瓶頸的同時，臺灣社會因為工業化、都市化的成長收入增加，國民觀光旅 遊的人口大增，為疲弱不振的山胞觀光注入了強心針。從郭孟佳對於烏來觀 光活動中，泰雅族女性勞動的研究，提供了我們一個謝世忠在《山胞觀光》
63 徐世怡，〈烏來觀光旅遊空間的社會分析〉（臺大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
一書中，所沒有的「土著觀點」，64這些土著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山胞觀
三、觀光與原住民族文化「再生產」
包 括Adams 與 Nason、Van den Berghe 和 Keyes 在內的異族觀光研究 報告，都指出透過觀光情境的運作，被觀光地之住民的族群界線（ethnic boundary）有被維持、轉換及再創的可能性。觀光是族群關係的一種特殊形 式，它也適時扮演了重塑族群意識或族群性（ethnicity）的角色。67在臺灣的
「山胞觀光」歷程中，這種傳統文化的維持、轉換及再創，明顯呈現在：「歌 舞展演內容的泛原住民化」，以及「歌舞展演音樂的趨向阿美化」，兩種相 反的文化發展方向。
（一）歌舞展演的「泛原住民化」
如果說「林班歌」是戰後原住民由「部落」走向「泛原住民」歌謠的象 徵，那麼山地文化村的舞蹈，大概就是另一種「泛原住民」文化、藝術的「建 構」類型。阿美族民間學者，也是音樂人的黃貴潮（Lifok），在一次接受 孫大川訪問時，這樣子表示：「你們年輕人創造出的新名詞『原住民』，嘿，
我實在不瞭解你的明白（笑）。誰是『原住民』？在我看來恐怕只有『原舞 者』才勉強稱的上是『原住民』，因為他們每次表演都到各族、各部落下田 野，他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唱或跳不同族群的歌舞，『原住民』在他們身上才 比較具體，有血有肉……這種『綜合』，是要時間和想像力的，那是一種新
67 謝世忠，《山胞觀光：當代山地文化展現的人類學詮釋》（臺北：自立晚報，1994 年），頁 7。
的東西，一種創造」。68
68 孫大川，〈遲我十年：Lifok 阿美族的讀書人、民間學者與文化的傳承者〉，《遲我十年：Lifok 生活日記》。
臺北：山海文化雜誌社，2000 年。
者來說是一大損失。遊客下場跳舞時，文化村的攝影師會用拍立得等照相機 幫遊客們拍照索費，有了這層共舞的體驗，稍後女舞者也比較容易在遊客合 照過程中兜售紀念品索取小費。透過短裙少女的異族色相作為推銷，山地文 物（包含觀光唱片）的購買消費，成為遊客們曾經「到此一遊」的證明，換 言之，它是一種族際間商業交易的「潤滑劑」。
但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需回到文化工業的源頭，來做多層次的檢視。根 據筆者訪談鈴鈴唱片文藝部企劃翁源賜的結果，翁表示，當年山地唱片的本 土消費市場極為小眾，當時臺語歌星1 次壓片約一至兩萬張（甚至更多），
但山地唱片1 版卻只有 1000 張，會集中於「阿美族」歌謠的生產，除了前 述阿美族人口較多，具內需消費潛在實力以外，當時「鈴鈴」唱片沒有出 版達悟、布農、鄒、賽夏、魯凱或其他族群音樂，最主要的還是基於商業成 本及市場規模的考量，這些族群的消費人口數太小，而且音樂型態「並不討 喜」，例如「達悟族歌謠曲調緩慢而沈悶，在市場上根本就賣不出去」，當 年沒有人會在觀光區購買那些「大概只有人類學家」才會喜歡的音樂商品。
而這種出版源頭的篩選及阿美化，也導致了臺灣民眾、甚至是國際觀光客，
對原住民族歌謠的印象朝向阿美族傾斜。紅衣少女、熱情歌舞、歡樂慶典，
凌駕多元的原住民文化類型，最終勝出成為觀光客難忘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