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全球列強致力於經貿的協調與合作對話，然而經貿整合倡議 並沒有改變地緣戰略的對峙分立，美國、中國暨印度等強權仍為國際 無政府狀態牽動的猜疑恐懼所左右，各種爭端熱點仍不時成為列強對 話過程中的隱患。美中、美印，甚至中印的戰略對話機制暨溝通管道 雖是疊床架屋，不過並沒有降低全球權力分配緩步變幻引發的地緣政 治緊張。
多極化進程將弱化美國的獨霸地位，曾是中國追求和平崛起過程 中的一個想像，92然而多極化的複雜性遠超過各方的預估，其發展方向 更超出各界的預料。中國目前操作多極化的國際政治策略，並沒有相 應地提升中國的主導地位，反而成為全球的頭號制衡標靶。北韓在 2010年砲擊南韓控制的延坪島，引發南韓質疑中國是否能善盡負責任
William J. Burns, “India’s Rise and the Promise of U.S.-Indian Partnership”.
C. Raja Mohan, “Rising India: Partner in Shaping the Global Commons?”
pp. 140-14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編，《中國外交 2010 年版》，頁 2。
大國的區域穩定角色。中國與日本在 2010 年 9 月更因為日本拘押中國 漁船，再度引爆兩國的釣魚臺群島歸屬領土爭議，中日東海劃界爭議 更是外弛內張。美國在 2010 年通過對臺灣的防衛性武器銷售案，以及 歐巴馬總統會見達賴，都造成美中軍事交流的倒退。美國國防部長蓋 茨雖於 2011 年元月再度訪問中國，但美國仍不願順應中國的要求停止 對臺軍售。93
觀察美國開展對中國暨印度等崛起強權的互動，可以發現在國際 體系權力分配轉換的過程中，存在許多有待進一步深思的課題。首 先，維持現狀霸權未必是新興崛起國的共同制衡對象；諸多新興國家 的崛起，雖然折損霸權的權力優勢，不過崛起國家間是否能組成針對 霸權治理的軍事同盟合作，顯然仍是十分困難。美國對頭號崛起強權 採用抗衡作為，維繫有利於霸權優勢之全球不均等權力分配狀態的長 治久安。
第二，霸權選定威脅最大的崛起強權，在強化原有霸權主導的軍 事同盟結構之餘，亦沒有放棄與該等崛起強權間的政經軍交流暨互 動，霸權更同時接近與頭號崛起強權間存在領土糾葛的第二號崛起強 權，發展更緊密的軍事合作互動。霸權離間崛起強權的戰略用心十分 明顯。崛起腳步各異的崛起強權之間，則仍運用與霸權間的合作關 係，取得一定的資金暨技術資源，尋求國力進一步成長的空間。甚至 次等崛起強權在發展與霸權的緊密關係時，亦採取謹慎的作為，不使 本國成為頭等崛起強權的敵人，更開展與其他重要國家的友好互動。
第三，崛起強權地位的改變，主要來自於內部途徑所帶來的實力 成長。頭號崛起強權國際權力地位成長的根源，不在於外部結盟產生 的權力成長效果，而主要是內部經貿實力積累所導致的國力躍升。中
楊鐵虎，〈梁光烈與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舉行會談〉，2011 年 1 月 10 日，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1/10/c_1296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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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印度的國際相對權力上揚，都是肇因於內部的經濟成長。
最後，廣義現實主義認為相對弱國會因為反抗霸權而結合軍事聯 盟的說詞，並沒有在美國霸業的大部分時間內實現，更沒有在當今中 印等國的崛起過程中發生。因此，霸權的轉換，似仍主要集中在挑戰 國與現狀霸權的對決，主要崛起國與現狀霸權是抗衡現象的主要參與 者，呼應了廣義現實主義主要著眼於大國互動的論述，至於其他次等 國家所發生的作用，似乎並不十分明顯。
美中兩強在軍事暨經貿的齟齬，啟動霸權對抗的沈重陰霾，更有 撕扯全球權力分配結構的可能。美中印地緣矛盾的日趨緊繃，或許映 照強權無力脫離無政府狀態魔咒的宿命，但是新現實主義仍有待精緻 化全球權力轉移過程的論述，方能掙脫新現實主義只能靜態描述國際 權力分配狀態，卻無力解釋國際體系權力分配動態轉換的批評。94探究 中印兩國與美國的互動過程，將為國際體系的轉換，提供有力的論證 參考。
（收件：2010 年 11 月 16 日，修正：2011 年 2 月 14 日，採用：2011 年 2 月 15 日）
Richard K.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5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