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葬品

（一） 放置位置

隨葬器物不僅會因墓主社會地位、經濟狀況與民族風尚而有種類或形 制、裝飾的不同，也會因棺槨形制的差異與器物類型而有不同的擺放方式。

湖北江陵秦墓中，一棺一槨墓出土的隨葬器物，因有木槨，且木槨內常 分隔為棺室與頭箱、棺室與邊箱，或棺室與頭箱、邊箱等空間，所以一般都 放在頭箱或邊箱的槨底板上，只有少量放在棺內。單棺墓的隨葬器物，數量 較少、樣式也簡單得多，由於缺乏木槨的空間，因而大多放在棺外的頭部墓

143 陳振裕，＜略論湖北秦墓＞，載於《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215。

144 張正明，《楚文化史》，頁104-105。

室裡，少數置於棺木中。現今已發掘的江陵秦墓墓室中完全未見壁龕的設 置，因此也不見隨葬器物放置在壁龕中的情形。

關中地區的小型秦墓，同樣分為一棺一槨墓與單棺墓兩類，在壁龕裡與 槨板上有動物骨骸，隨葬器物大多放於頭箱或頭部棺外的墓室裡，與湖北江 陵秦墓大致相同；但若是設有小龕的墓，則大多放置於小龕裡，此在江陵秦 墓中則無從印證。長沙地區小型秦墓，隨葬器物主要放置於槨室內的頭箱與 邊箱，只有少數放於棺內。¹⁴⁵

由此可見，隨葬器物的放置較大程度的與棺槨、墓室內空間多寡、大小 有關，未必有明顯的地域分別。但再細密的探討，可以發現隨葬器物的放置 範圍雖各地區墓葬大體相同，卻仍有些微差異，這些差異的存在乃是因為隨 葬器物的種類不同。考古發現，不同類型的隨葬器物在放置時往往有其規律 性。舉例來說，江陵秦墓中出土隨葬物品的種類包括銅器、陶器、漆木器、

竹器等，根據其用途又可大略區分為禮器、明器與實用器幾種。凡禮器不論 為銅質或陶質，多數置於頭箱或頭端墓室、棺室中，這應與禮器所具備的社 會地位表徵特質有關。至於明器與實用器的放置則多按器物功用分批放置，

如實用生活用具常成套出現，車馬器與人俑相配放置，或以明器組合成一幕 生前世界的景象。凡此種種，皆可看出江陵秦墓在放置隨葬器物時，自有其 想法，並非隨意擺放，器物不計多寡，都得見其秩序性。

（二） 器類

隨葬器物包括銅器、陶器、漆木器、竹器等，器物材質與戰國墓葬大致 雷同，但器物樣式卻有所不同。

江陵秦墓出土銅器除戰國楚墓中常見的鼎、鈁、盂等類別以外，還有秦 墓獨有的蒜頭壺、繭形壺、鍪等器物。¹⁴⁶一般而言，湖北江陵秦墓儘管有少

145 陳振裕，＜從湖北發現的秦墓談秦楚關係＞，《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240。

146 陳平，＜試論關中秦墓青銅容器的分期問題（下）＞，《考古與文物》，1984：4，頁70-72。

數墓隨葬銅器，其中只有一棺一槨墓出土少量的銅禮器，包括鼎、壺、盒、

鈁、盂和鍪等，出土器物形制與其他地區秦墓相似，其中蒜頭壺更是典型的 秦文化器物，其他文化未見；其餘單棺墓出土銅器偶爾為鼎，大多數則為生 活用器，有些墓甚至不出銅器，¹⁴⁷只有個別墓出土了少量的銅兵器和銅印。¹⁴⁸ 銅禮器的使用較之戰國諸國已有顯著減少。這一方面是由於墓主身分地位普 遍不高，另一方面則是因社會葬俗逐漸改變。

江陵秦墓出土的禮器亦有陶質，同樣集中出土於一棺一槨墓中，主要組 合為鼎、盒、壺或鼎、罐、壺。¹⁴⁹單棺墓很少，甚至未見陶禮器的出現。不 論一棺一槨墓或單棺墓，出土的陶器往往都有一套陶質生活用具，基本組合 為甕、釜、甑、盂和小罐等。

江陵秦墓的隨葬器物還有一項特點，就是隨葬漆器數量較多，形制也較 為精美。一棺一槨墓因地位較高、財富較厚，因此隨葬漆器情況要比單棺墓 更普遍，計有漆圓盒、雙長耳盒、盂、耳杯、圓奩和扁壺等，其中以漆耳杯 出土數量最多。個別墓還有少量的玉石等服飾品，以及木偶車馬和木俑，出 土竹簡木牘數量也不少，且內容多與當時律令、曆法、占卜等有關，使研究 者得以更進一步了解當時代社會的發展概況。另外，單棺墓雖也有些漆器生 活用具，可是數量遠不及一棺一槨墓，顯示經濟能力的差異會直接影響隨葬 器物的種類與多寡。

再以其他地區秦墓為例，試著比較湖北江陵秦墓的隨葬器物是否有其特 殊性。長沙地區秦墓，並非每座墓皆隨葬陶生活用具，易言之，少數長沙秦 墓隨葬器物以一套陶禮器為主，而不是以實用的陶生活用具，反觀江陵秦 墓，此種情況並不多見。

關中秦墓的隨葬器物很少，有些墓甚至沒有隨葬品，出土器物大多以陶

147 如王家台15號秦墓，隨葬品包含陶器、木器、簡牘、占卜用具等，並未出土銅器。詳見荊州地 區博物館，＜江陵王家台15號秦墓＞，《文物》，1995：1，頁37-43。

148 例如江陵岳山M15，出土銅製削刀；江陵楊家山M135出土銅戈，皆屬兵器。

149 陳戍國，《中國禮制史‧秦漢卷》（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36。

器為主，若按器物用途區分，主要有青銅禮器、仿銅陶禮器、日用陶器三類，，

另外還有一些帶鈎、石圭等小型器物。¹⁵⁰關中地區秦墓的隨葬器物和江陵秦 墓類似，都以實用的陶生活用具為主，但關中地區的陶質以青灰色為多，而 江陵地區則盛行泥質灰、黑色陶。有極少數墓隨葬鼎、盒、甕等陶禮器，且 鼎多為矮蹄足的秦式鼎，¹⁵¹與江陵一帶秦墓出土的鼎形略有不同。至於部分 湖北江陵秦墓隨葬鼎、盒、壺等陶禮器，則是關中秦墓所未見的組合形式。

關中秦墓很少發現漆器，可能是因當地葬俗而未葬漆器，也可能是因當地墓 葬未填塞白膏泥等防潮物質，使得當地墓葬腐朽較嚴重，隨葬物品難以保 存、或僅留殘片。¹⁵²總之，關中秦墓隨葬漆器情況不如湖北江陵秦墓來得普 遍應是無可否認的。整體而言，江陵秦墓隨葬的器物數量較多，且其中不乏 當時價格昂貴的漆器與青銅器。只有極少數的墓有殉人或殉牲和車馬坑，¹⁵³此 現象在江陵一帶更少見，目前發掘之江陵秦墓並未見到以人殉葬的情況。由 上觀之，不難發現江陵地區秦墓雖受到秦文化影響，卻也無法完全脫離舊有 楚文化墓葬風格的浸潤，因此呈現出與典型關中秦墓不同的墓葬風俗。

三晉地區隨葬器物除少量的銅、玉服飾器外，主要是一套實用的陶質日 常生活用具，包含陶甕、盒、壺等，也有少數墓隨葬陶禮器。而在侯馬喬村 還發現不少奴隸殉葬墓，這些殉葬墓多被發現在墓主的墓坑四周圍的墓溝 裡，被殉葬的奴隸常被肢解成數段或在脖頸上戴上鐵鉗。¹⁵⁴前已提及，此種 陪葬習俗在江陵少數業經發掘的秦墓中已不可見。

150 滕銘予，＜關中秦墓研究＞，頁288-290。

151 目前所見的典型秦墓中的鼎均為矮蹄足，不論是戰國晚期的秦墓或是秦統一六國後的墓，都曾 出土矮蹄足的秦式鼎。例如湖北雲夢、湖北宜城（楚皇城考古發掘隊，＜湖北宜城楚皇城戰國 秦漢墓＞，《考古》，1980：2，頁108-113。）等地秦墓中所出之鼎多為矮蹄足。詳見高至喜，

＜從長沙楚墓看春秋戰國時期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商周青銅器與楚文化》（湖南：岳麓 書社，2000年），頁98-103。

152 陳振裕，＜秦代漆器綜論＞，載於《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304。陳振裕，＜秦代漆器綜論

＞，《中國漆器全集》（福建：福建美術出版社，1997年）。

153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進增，＜關中東周秦墓與秦國禮制興衰＞，頁86。

154 陳振裕，＜從湖北發現的秦墓談秦楚關係＞，載《楚文化與漆器研究》，頁241。

綜合來說，江陵秦墓出土隨葬器物數量多，種類齊全，包括銅器、陶器、

漆木器、玉器、竹簡木牘等，其形制與裝飾紋樣雖與戰國時期之秦與楚皆有 承襲，但又有自身的變化與獨特的發展，因此江陵秦墓的隨葬器物不同於三 晉、關中等黃河流域的秦墓，也不同於戰國時同屬楚文化範圍的湖南長沙秦 墓特色。

（三） 裝飾風格

江陵秦墓的隨葬器物種類與數量與同時期其他地區小型墓相比，保存較 完整，數量也較多，隨葬物的器形沿襲自戰國楚器，卻又混合了秦器的特點 產生變異。

江陵秦墓出土隨葬器物上的裝飾紋樣多為素面，與戰國時期崇尚繁複之 美有較大的不同。

首先，秦代江陵墓葬出土的陶器，較之戰國時代墓葬出土的陶器，器形 種類較少，紋樣也較簡單樸素，常見的裝飾紋樣有繩紋、凸弦紋、Z形暗紋、

凹弦紋等；均為生活用具，欠缺戰國時期流行的仿銅陶禮器，裝飾方式自然 也不如戰國時代多樣。舉例來說，王家台15號墓出土陶器中的陶釜器表有一 層黑色陶衣，並以繩紋作為主要裝飾紋樣；陶盂也裝飾細繩紋；小壺則在黑 色陶衣外，繪製了凹弦紋。這些陶器與其他出土隨葬器物的裝飾風格完全不 同，顯得變化較少。

銅器，多為素面，如銅鈁，在器體邊緣鑲製鳳鳥形紐、肩部裝飾兩個對 稱鋪首銜環，但器物表面並無任何裝飾紋樣；或是蒜頭壺，壺口周圍作六個 對稱蒜瓣形環紐，器物表面仍是素面。可見許多型體較大的銅器表面未經特 別裝飾，而呈現素面的風格。但小型銅器卻有所不同，部分小型銅器帶有簡 單的裝飾紋樣，例如銅鏡，楊家山135號秦墓出土一面羽狀地紋四山鏡，鏡 背在羽狀地紋上面還裝飾了四個對稱的「山」字紋，「山」字紋間以花葉紋

相間隔，此種銅鏡形制流行於戰國中晚期江陵以外的楚地。¹⁵⁵再如岳山秦墓 M41出土的一件銅帶鈎，鈎呈鳥首狀，腹部裝飾襄銀捲雲紋；另一件M15出 土的銅帶鈎則是通體錯金，飾捲雲紋和菱形紋。由此可知，江陵地區秦墓出

相間隔，此種銅鏡形制流行於戰國中晚期江陵以外的楚地。¹⁵⁵再如岳山秦墓 M41出土的一件銅帶鈎，鈎呈鳥首狀，腹部裝飾襄銀捲雲紋；另一件M15出 土的銅帶鈎則是通體錯金，飾捲雲紋和菱形紋。由此可知，江陵地區秦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