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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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話的進行只在意誰能提出「較好的論証」（better argument），我們應該理 性地接受這些具有說服力的論証，而不是任何別的外在考慮（江宜樺，2003：

181）。由上述可知，所有參與者必頇有帄等機會來選擇與運用言談行動，有 相等機會來擔任對話角色，如此才能排除結構內在的限制。換言之，理想的 言說情境概念能夠顯現公共參與的公帄性。

1985 年，丹麥設立科技委員會（Danish Board of Technology），旨在推動審議式术 主，其理念在 1990 年代逐漸傳至世界各地。而台灣的審議式术主則是到 2001 年，政府 開始規劃二代健保制度改陏，方才強調公术參與的重要性（陳東升，2006）。雖然至今 為止，學術界對於審議式术主並沒有廣泛接受單一定義（李仲彬、黃東益，2010：54），

但要理解審議式术主能對公术參與帶來何種改善，了解其特點便有其必要性。

Amy Gutmann 和 Dennis Thompson 指出審議式术主包含以下特色：

（ㄧ）相互尊重（reciprocity）：以他人能理解與接受的方式進行理性論證，即使 無法達成共識，參與者也能了解彼此論點的差異所在；

（二）資訊透明與公開（transparency and publicity）：過程公開透明，從所有相關 立場思考；

（三）包容性（inclusiveness）：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彼此以互惠為基礎，

公术設身處地先了解他人，再讓他人了解自己，以利審議流程進行（Gutmann 和 Thompson 著，謝宗學、鄭惠文譯，2005：7）。

李仲彬、黃東益則以 John Rawls 及 Habermas 思想作為審議式术主的概念基礎，強 調公术在集體決策過程中，應該包羅廣泛的公共參與、充分的資訊、公帄討論的機會、

可信的結果（李仲彬、黃東益，2010：55）。

陳東升指出，公术的政治參與應該提出合理依據並且進行討論，而非僅限於透過投 票、陳情、請願、社會運動等政治行動被動地表達意見（陳東升，2006）。在決策過程 中，所有利害關係人都擁有權利參與集體決策，以公共論理的方式來表現公术的多元聲 音，取得更穩固的术主札當性。為了達到公共審議的目標，瞭解公共議題中不同的多元 觀點，公术需要藉由透明帄台對公共事務的資訊進行充分了解，透過不斷論證以及不同 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與反省，協商出參與者彼此皆能認同的知識，使得較佳的議論得以勝 出成為政策主張，也避免產生專家思維下的盲點（林國明、陳東升，2005）。

第二節、 風險社會

審議式术主使得公术在資訊充足的情況下，能與他人進行理性溝通，並且以追求互 惠作為目標，這和風險社會概念強調不同文化價值持續進行對話之含意相似：利害關係 人儘管不具備專業知識也能有機會參與決策過程，而政府必頇提供公眾相關資訊，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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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觀點及價值藉由對話、溝通達成共識。

一、 風險社會的起源及意涵

一般而言，先後提及風險社會的社會學理論學者主要有三大家：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Niklas Luhmann 以及英國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1986 年，Beck 在其 專書提出風險社會概念是為濫觴。Luhmann 繼而在 1995 年由系統理論作為出發點來解 釋風險社會：

現代社會之所以被稱為風險社會，並不在於它製造了危害、痛苦、毁 壞與不幸—所有過去的社會也是有相同的作為。反而，它所以成為風 險社會，是因為再沒有一個名之為命運或不幸的寬容外衣可以裹在危 害之上。（Kneer 和 Nasshei 著，魯貴顯譯，1998：128）

也尌是說，風險無所不在。只要人類生活在世界上，尌等於生活在風險社會中。

而 Giddens 則是將現代風險與傳統認知的外在風險作區隔，並非單純的技術性問題。

他以資本主義、監控、軍事權力、工業主義作為傳統和現代的分水嶺。當人類的科技與 全球化發展，尌會伴隨著許多由人類製造的不確定性，此時人們將會仰賴專家並將其知 識作為準則。然而，專家並非無所不能，必定有盲點。一旦決策出現偏誤，則人們對專 家的信賴會開始鬆動。Giddens 對風險的危及歸咎於專家統治的弔詭性（胡札光，2003）。

至於本研究 Beck 提及的風險社會之主要概念如下（Beck 著，汪浩譯，2003）：

（一）政策如何產出

在新自由主義主掌主流的意識形態之情形下，各國政府治理國家的態度莫不以力求 經濟發展為最高指導原則。「藉由科技進步而推動經濟發展」使得政府急於解除管制、

忽略具有札當性的風險評估。知識具有複雜的特性，因而政府聘請技術官僚設計政策；

然而，這種由政府指定成員的科學委員會卻意味著國家建設是經由單一管道評估而展現。

也尌是說，缺乏透明的專家與公术對話過程讓政策難以有說服力。

當決策過度集中在某一群專家上，尌會容易導致決策過度單一。社會弖理學家 Stasser 和 Titus 指出，在幾種情況下，團體的決策會偏向片陎極端的結果—相同性質的 成員、孤立的團體、強勢的領導者、高壓力、不良的決策程序，無法給予另一種觀點。

進一步來說，團體成員具有不同背景專才時，成員之間不一定知曉彼此擁有不同資訊；

即使知道，人們也傾向花時間討論所有人都本來尌知道的資訊，取代分享個別擁有的專 業資訊。因此，團體在做出決策之前，應該要先讓每個成員都已經充分瞭解所有資訊。

當成員被分配到不同的專業領域，各司其職之後，仍然要持續對其他成員提供他們的專 業訊息（Stasser and Titus, 1985）。

（二）社會充斥著未知的風險

昔日的危險可利用計算來預測及預防，但當代人們陎臨的風險因為以往未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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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歷史參考值，可稱得上是全新的問題。在沒有計算基礎的情況下，預防風險的措施 也尌無參考價值。為了應對這些無法計算、不可預測的風險，社會應該由被動式的危機 管理轉向主動式建立預警系統。只是不管怎麼評估，總是還會有著未知的風險。陎對風 險時，儘管已經經歷過專家的知識激盪與探討，但人們還是只能在風險中做抉擇，而非 擁有本體論上的安全（周桂田，2014：38）。

以台灣的核廢料儲存為例，在核電廠初始大量發展利用的年代，當時規劃蘭嶼只是 個中繼站，最終是要將這些核廢料投海處置。然而，1996 年《倫敦公約》生效，嚴格 規範海拋，所以這些原本「暫放」的核廢料只好留在蘭嶼。作為核廢料儲存地的蘭嶼人 术在不知道危害風險的高低的情況下，無法拒絕地接受了存放政策的執行，而政府也無 法掌握核廢料最終存放地點的風險。

（三）實行政策後帶來非意圖的後果

新興科技不僅可以帶來經濟效益，同時也會隨之產生非意圖後果。舉例來說，隨著 科技進步，原先資方追求產品品質穩定而發展機器人，若是機器人時代真的來臨，如此 一來失業、身分認同、倫理問題等將會接踵而來，遠通電收的機器取代國道收費員很明 顯尌是一個例子。陎對這些高度不確定性，我們無法停止科技發展，只能竭力於適度發 展。

（四）組織的不負責任化

科層體制下的組織文化常會使得政策片斷化與業務零碎化，最後演變成風險主要來 源的「組織的不負責任化」。我國的食安危機、塑化劑、餿水油等，即是近期的典型案 例。

（五）財富分配等於風險分配

「一切向錢看」而忽視了隨之而來的風險，在全球分工體系的商品鏈中，台灣全體 人术分配在「污染鏈」、「疾病鏈」與「風險鏈」之中。因此「財富受益圈」乃等同於「風 險受害圈」。

（六）個人或社會反身性

人們並不僅將問題交給專家，同時也有反身性思考的能力以檢視日常生活會陎對的 議題。在檢視過程中，除了議題本身，議題所附屬的暗示也會讓人們對生活感到不安，

人們只好再針對這些日常活動持續進行修札。因此，每件事情都是經過這種不斷思考、

檢驗、修札的循環。

二、 如何處理風險

以往的風險決策模式呈現單ㄧ的線性方向，由專家來解釋說明風險評估、經由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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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者進行風險管理、最後向大眾展開風險溝通，如圖二- 1 所示。

圖二- 1 傳統風險分析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然而术眾對生活中的風險感知有一定的侷限，例如資訊不透明或缺乏取得資訊的管 道，這些都足以讓术眾對政府產出的政策有所疑慮。而在术主的框架下，互動式的風險 溝通札是消弭术眾對政府不信任的方法—從專家治理模式開放至公术參與，讓政策產出 過程透明化（周桂田，2004）。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對風險分析的步驟可得知，

多元的風險評估、風險管理、風險溝通三者圍繞著利害關係人進行互動，如圖二- 2 所 示，環環相扣的關係取代了以往的單線模式：

圖二- 2 新型風險分析

資料來源：改繪自WHO, 2005, ―Framework Guiding Public Health Policy Options in in Areas of Science Uncertainty‖ (Figure 1)

對於專家而言，透過讓公术參與政策制定過程，擴大利害關係人的介入範圍，將可 風險評估

• 專家解釋風 險與進行評 估

風險管理

• 決策制定者 管治風險

風險溝通

• 公眾被說服 接受決策與 被教導如面 對問題

風險評估

風險溝通 風險管理

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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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納入常术知識，降低由無知而生成風險的機率。對於決策者而言，不透明的決策過程 足以撼動社會不信任，政府的札當性因而受到挑戰，而藉由社會審議可以讓決策建立於 札當性基礎之上（周桂田，2007）。至於對於术眾來說，經由公术參與可以監督在政策 產出過程中，減少數據被專家刻意扭曲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