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魏晉之際的「才性」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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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王充、王符、荀悅、徐幹才性概念及其關係說明)
上述四人，對於「才」的看法，基本上一致，均從「才能」意義而來，無論為「才 智」、「才幹」都為有能力之意。但「性」的理解上，王充為「氣性」，然究其本 源為「自然之質」；王符言「性」與孔子「性相近，習相遠」相同，說解為「人 的本質」，歸屬於道德層面上54；而荀悅與徐幹對「性」的觀點均為「德行」。此 外，四人對「才」、「性」關係的說明，似乎呈現著歷史及政治脈絡的更迭與變化55， 由「才德並重」走向「重才輕德」，而王充、王符、荀悅、徐幹對「才性」分合 與政治實用關係的討論，可為魏晉「才性」之先導。
第二節 魏晉之際的「才性」概說
「才性」思想是魏晉時代探討的重心之一，湯一介說：「才性問題是要給人
54 同註 50。
55 漢代用人的途徑為「徵辟」與「察舉」，取才考量為道德品格，最終釀成黨錮之禍。東漢中後 後葉，宦官與士大夫在選才標準上，為「才」與「德」的爭論。故筆者認為，漢以後「才性」的 演變過程與歷史政治之更迭變化相關，愈到東漢晚期，變動急遽，為：漢代早期「重德」→士、
宦抗衡「才德並重」→東漢末年「重才」。
人物
概念 才 性 才、性關係的說明
王充 才能 氣性
(自然之質) 尚未論及 王符 才幹或才能 人的本質
(道德層面) 才德並重 荀悅 才能 德行 1.才行合用，以才為貴
2.分而行之，以行為貴 徐幹 才智或才能 志行或德行 重才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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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文學第四》中略知一二，文中說道：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詣宅，畏其難，懷 不敢出，於戶外搖擲，便面急走。
〔梁〕劉孝標引《魏志》注曰：
「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
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 多不載。61
據此上文，大致得知兩個線索：其一，鍾會為「才性」論爭，曾集結為《四本論》
欲就教嵇康，又恐受其辱，則擲予之。其二，「才性四本論」，包括傅嘏論「同」、
李豐論「異」、鍾會論「合」、王廣論「離」，僅知四人的「才性」觀點，但內容 為何，無法窺知。
因直接文獻的亡佚，後世學者，如：馮友蘭、侯外廬、王邦雄等從思想層面，
說明「才性」的內涵與意義62；陳寅恪、唐長孺、萬繩楠等多以歷史政治之環境 變遷作為考量63
(一)就思想內容而言：一般認為「才」是指「才能」、「才幹」；「性」包括「人 的本質」(自然或道德屬性)或「德行」(或說性行)。主「同」者，以「德行」解 釋「性」，「才」則為「能力」。主「異」者，以「德行」解釋「性」，以「才幹」
，然上述學者對「才性四本」的說法不盡相同，看法各一。筆者 根據前人觀點，歸納如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9 月)，頁 94~95。筆者認為，曹操、蔣濟、杜恕、袁準、劉劭、盧 毓、阮武等論「才性」之關係，於此年代前後或同時，故應援引為參照。
61 參〔南朝．宋〕劉義慶撰，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上)》(台北：正文書局有限公司，2000 年 5 月)，〈文學第四〉，頁 173。
62 詳參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四)》(台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12 月)，頁 24~28、侯外廬等著：《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魏晉南北朝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 9 月)，頁 51~62 及王邦雄等編著：《中國哲學史》(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1 年 2 月)，頁 323~326。
63 同註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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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才」。主「離」者，「性」為「本質」(道德屬性)，「才」指「政治才幹」， 二者不相干涉。主「合」者，「性」指「德行」或說「性行」，表現於外者為「才」，
謂「性行」與「才能」可以相輔相成。
(二)就政治變遷觀之：「才性同」與「才性合」是東漢士大夫的觀點，也是漢 人取才思想的反映。因漢人選才標準重在性行的表現，「才性同」、「才性合」認 為「性行」與「才能」沒有差異，明顯的繼承漢儒重名教的傳統。「才性異」與
「才性離」是說「才能」與「德行」彼此分離，認為性行未必對人成就事功有幫 助，故需分別看待「才能」與「性行」。這種觀點在三國時期相當流行，反應曹 魏的人才觀，即「重才輕德」、「重智輕德」。
不過，筆者認為：考察、推演「才性四本」或魏晉「才性」之意涵，其間接、
旁衍及史料三者不可偏廢；其次，與「才性四本」前後或同時之「才性」見解，
如：蔣濟、杜恕、袁準、盧毓等人亦要考慮其中；再者，關於「才性四本論」者 或魏晉「才性」相關之論述者，其提出看法之先後順序不一。因此，筆者不按人 物時間先後條列，亦不由才性之「同」、「異」、「離」、「合」說之，乃擬從各家對
「才性」的看法為出發點，試圖說明各家「才」、「性」之間的義域及「才」、「性」
之間的邏輯關係，以推敲、梳理出魏晉之際的「才性」概說，援以作為劉劭才性 論的依據。
一、性言其質，才名其用
《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引袁準才性論曰：
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
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玄黃，應五方之色。有五 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鉤，直者應繩，輪桷之材也。賢 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為師，不肖者為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
才名其用，明矣。64
64 見〔唐〕歐陽詢等撰：《藝文類聚》(台北：文光出版社，1974 年 8 月)第二十一卷〈人部五〉，
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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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準以氣之清濁，言物有美惡，「才」的美惡，就是「性」的美惡之外現，好比 木之曲直是天生的，曲者中 鈎，直者中繩，而成為不同的木材。因此，不論「性」
之美惡或「才」之高低，均受於清濁之氣影響，故此之「性」可理解為「自然之 質」或「氣性」，而「才」為人之「才能稟賦」，是「性」的外見。換言之，「性 言其質，才名其用」，「才」、「性」一元，合為一體，二者為一個人統一的屬性，
「性」是「才」的內涵，「才」只是「性」的外見。值得注意的是，袁準雖以質 用關係說明才性，但「性」與「才」同為人之稟氣清濁的自然之質，為人生而有 之的本質，「性」之美惡，也決定了「才」的高低，「才」與「性」名稱不同，但 概念相同。
又蔣濟《萬機論》提及：
夫兵者，變化之物，而遷移倚伏之事也，或守法而得用。故知兵者，性知 者也；用兵者，性能用之也。65
上文雖為蔣濟知兵、用兵之論，但仍可知其才性問題的看法。所謂知兵之知，是 人為本質之知；用兵之能，即本質就擁有此能，是以「才能」為「本質」的外現。
即擁有何種本質，就有何種才能，也就是人的一切才能都是本質的發用。故「才」
實質上還是「性」，「才」不過是「性」的外在表現。
袁準、蔣濟的看法，大致上以「本質」解釋「性」，以「用」解釋「才」，二 人對「才」的觀點為「才能」；袁準之「性」為自然本質，但蔣濟言「性」只談
「人的本質」，至於為「道德」或「自然」屬性，在直接文獻資料的欠缺下，筆 者未敢妄下定論66
65 見〔清〕嚴可均輯：《全三國文(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 10 月)卷三十三，頁 343。
。總而言之，「性言其質，才名其用」的才性觀點，「性」與「才」
的關係就是「質」與「用」的關係，類似「本質」(性) 和「現象」(才)的關聯，
66 林顯庭〈魏晉時代的才性四本論〉認為蔣濟、袁準屬於「性才同」，將「性」歸為「人的資質 或本質」，詳見氏著：〈魏晉時代的才性四本論〉，《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一輯，1991 年 10 月，
頁 140。然筆者以為袁準之「性」，為「氣性」，為「自然之質」無庸置疑，但蔣濟的「性」在直 接資料的欠缺下，只能看出是「人的本質或本性」，至於為「自然之質」或「道德之質」恐有待 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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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與「性」概念完全重合，即「本質」之外用為「才」，「才」只是「性」的 外現。
二、才性合一，兼具才德
《三國志．魏書．傅嘏傳》載傅嘏對當時選舉制度的批評，說道：
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 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始 治之，此先王收才之議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 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敘，如此 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67
傅嘏認為：統治者選拔人才，觀察一個人的道德品質，包括州閭地方對他的行為 意見及他在學校的道德修養，所謂「作風行為」好，為「賢」；「道德修養」好，
為「能」，「賢」與「能」密不可分，合二為一。而傅嘏所謂的「人才」，則為「行 具道脩」者，包括「賢」與「能」；品行端正是「德」，能識本、明道就是「才」。
由此可知，傅嘏以「才」為「性」，將「才」、「性」或說「才」、「德」關係，視 為人才特點的總合，兩者互為表裡。質言之，傅嘏強調一個人的道德修養和才能 表現的一致性，即「兼具才德」。
其次，《三國志．魏書．杜恕傳》阮武與杜恕獄中待罪，阮武勉勵杜恕宜潛 思所學，著書立言，阮武謂杜恕曰：
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 述古今而志之不ㄧ，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閒暇，可試潛思，成一 家言。68
67 見〔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注(上)》(台北：世界書局，1974 年 3 月)卷二 十一〈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傅嘏傳〉，頁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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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的「才性」事實上則為「性」，阮武言「才性」可由「公道」而來，所謂 的「公道」則指漢代位處三公之位者，憑其「德行」可以在朝論道。因此，阮武 所謂的「才性」，實際為漢以來的「德行」。阮武認為杜恕能處公卿之位，以「才」
言「德」；並以杜恕之器能可以處大官，才學可以述古今為嘉勉。換言之，阮武 的「才性」，此「才」為人用智積學之行為表現，故「才」為「才能」，尤其政治 上的「才幹」，而「性」則為「德行」。阮武將「才」、「性」看成同一的關係，即
「才」與「德」二者兼俱。
由上觀之，傅嘏、阮武的看法，可謂以「才」論「性」。「性」包括道德修養 或德行操守，而「性」的內容，可以有德行、性行、才能等；「才」則是此道德 實踐的能力，二人將「才」、「性」視為同一，亦可說「才」與「德」二者兼備。
三、性本才末，才以輔性
《三國志．魏書．盧毓傳》曰：
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 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 中器也。」豐等服其言。69
盧毓將「性行」視為有才、無才，才大、才小的標準，「才」也是為善的表現，
即大才應成大善，小才應成小善；有才而不能為善，實際上是不才、無才。因此，
一切的「才」都是為了善，以成就「性行」的完美，若無「性行」也就是無「才」。
由此看來，「性行」與「才能」二者並非一物，卻需相互配合，在「性」未落實 為「性行」前，只是善的形式，倘若只有「性」，則不足以為善，必須賴以「才」
由此看來，「性行」與「才能」二者並非一物，卻需相互配合，在「性」未落實 為「性行」前，只是善的形式，倘若只有「性」，則不足以為善，必須賴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