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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瑞典親職假論辯對台灣經驗的啟示

一、誰來照顧?

從瑞典的親職制度歷史沿革的回顧中,我們發現政黨及社會的性 別意識型態影響瑞典親職保險制度的設計與改變。在瑞典社會辯論共 同親職時,質疑聲浪首先為「私領域(如親職分配)是個人的自由選 擇」。贊成強制分配親職假的論者認為,所謂的「自由選擇」是男人 才有的選擇權。

在台灣,我們也可以看到與瑞典相似的「選擇式的父職」。筆者 幾年來母職工作的研究中發現,幾乎沒有一個職業婦女不在照顧孩子 和工作之間感覺矛盾掙扎的。也有很多受訪的母親表示,育兒的壓力 有部分來自於孩子父親不積極參與而產生的孤獨無助感,或所謂父親

「選擇式」的參與18。然而,在這同時,很多父親開始覺得矛盾,他 們會說:「過去我把所有時間和精力都投注在工作,覺得賺錢養家才 是男人最重要的任務。忽略了孩子的成長,一轉眼才發現他們都長大 了,我很後悔這樣的選擇。」筆者在課堂上要學生描述他們的父親,

大多數的學生都覺得跟父親距離遙遠,有什麼事都是找媽媽。再問他

18 所謂「選擇式的參與」是指相對於母親總是成為主要的照顧者,父親比較有對照顧

「時間」的選擇。例如到了孩子學會走路了,或只有在週末時,才分擔照顧工作。

另外,父親也傾向選擇擔任特定類型的照顧內容,例如會陪小孩玩,而不會給孩子 洗澡等等。學者王舒芸對台灣新手爸爸的研究即指出這種父職的行動特徵為「選擇 性的育兒」(2003:57)。

們自己未來要當什麼樣的父親,許多人都說要成為比自己父親跟孩子 更親的爸爸,希望能跟孩子做朋友,能跟孩子無所不談。上一代的父 親後悔他們沒有把握跟孩子相處的機會,下一代的男性希望自己能成 為一個與孩子更親近的父親,這是否說明了父職文化,在我們的社會 中正悄悄地在改變?

在台灣,關於「誰來照顧」一直是不同意識型態之論述相互競爭 的場域。一方面,共同照顧的價值在台灣逐漸呈現:例如早在一九八 七年一個倡議女性主義的婦女團體─婦女新知雜誌社,就曾用父親親 密地抱著小嬰兒的圖片當該其年度四月出刊的雜誌封面,以提倡男性 照顧嬰兒的價值。女書店翻譯幾位瑞典男人合著的《瑞典查甫人 八個 瑞典男人談平等、男性氣質和親職》也展現了不同的男性氣質與男人 參與親職的可能性。而台灣最近所流行的一部兒童電影「企鵝寶貝」

也呈現了「共同育兒」的價值。企鵝爸爸在孵蛋的時候要在冰天雪地 禁食四個月,使得作家小野覺得自嘆不如,在《企鵝爸爸上班去》的 書中認為企鵝是由父母共同來照顧自己的小孩,值得大家效法19

但另一方面,關於育兒安排與兒童照顧的論述,仍然可見相當傳 統的母職觀點。例如,仍有兒童發展理論認為母親才是最好的照顧者,

如果不是母親也必須是母親的代替者,而代替母親者幾乎都是女性,

從保母多為女性,幼教老師也多為女性可見一般。在卓越雜誌(2005 年 5 月號,37 頁)對於「媽媽上班划算嗎?」的討論中,教育學者秦 夢群認為,「孩子從小缺乏母愛,長大後才會出現偏差行為。給子女 多一點關心才是重點。」財經學者則殷乃平認也為,若非家庭經濟不 許可,媽媽最好還是負起教養孩子的天職,「不但可以解決教育及社 會問題,看遠點更可以提升國家競爭力。」雖然作者在訪談兩個男性 專家的意見後,訪談了多種類型的媽媽,也呈現了十分多樣的育兒模

19 二{{五五月二十三日,中國時報。

式,但最後的結論仍是「依投資報酬率來說,媽媽不上班實在是太划 算了」,呼應了文中兩位男性專家關於育兒安排的傳統母職偏好。

諸如這類傳統母職偏好的育兒安排,還出現在台灣的親職教育論 述及對於青少年犯罪的相關研究裡。以王連生的《親職教育》這本廣 為師範院校與教育學使用之大專教科書為例:

現代社會女性角色隱憂之處,在於家庭與事業無法兼顧 時,時下女性往往犧牲家庭,發展事業,趨於「女強人」之 輩,此一風氣未必是國家社會之福。自古以來,國之本在家,

如果為人母親在社會上做事,疏於照顧家庭,一味以「女強 人」之姿強出頭,不僅對其先生開創事業,無法做到襄住有 方,而且對其子女的教養,無法做到用心周到,其結果往往 造成家庭的不和諧,破壞家庭的溫馨幸福。所以,新時代女 性,不管上班工作與否,與其做個「女強人」而傷家庭和睦 快樂,不如做個「模範母親」,即使身為「家庭主婦」,在 家中亦不宜扮演「女強人」的角色。(王連生,1988:142-143) 在這樣的論述中,將女性固定在「相夫教子」的位置中,將母職 與幸福家庭及建設國家相連結。在這類傳統論述裡,不僅看不到多樣 化的女性角色,更遑論瑞典所強調的平等親職了。

台灣由於育嬰假制度的產生,社會中也開始盛行所謂「親自照顧」

的理論。然而,由誰來親自照顧?母親還是父親?許多人還是認為母 親是適當的照顧者。若母親因為工作無法親自照顧,由祖父母照顧的 安排,所謂「隔代教養」是「問題」嗎?到底,誰是兒童的最佳照顧 者?筆者在訪談時常聽到父母說,他們會擔心孩子讓保母帶,最後會 跟父母「不親」?卻很少聽到,當爸爸常常不在家,會不會擔心跟孩 子「不親」?對於「誰有權選擇親職」、「誰該照顧小孩」,台灣社 會似乎還需要更多不同觀點的討論。而研究瑞典親職制度的設計及當

代社會論辯,可以提供我們思考多元親職不同願景(vision)的可能性。

二、誰付出代價?

關於分配的親職假的論辯,瑞典社會中第二個質疑是「父母是基 於經濟思維的考量來決定親職分配」。支持「強制分配的親職假」的 論者認為,經濟思維沒有考慮到女性人力資源的損失,及社會整體所 付出的代價。

這樣的論點有助於思考台灣女性的低就業率及近年來「少子化」

(平均每個女人生育 1.2 個小孩)的社會現象。台灣女性就業率長年 來均維持在 45% 左右,這和台灣長期以來為福利低度發展的國家有相 當大的關係。研究指出,台灣女性離開職場的主因為料理家務及照顧 小孩(張晉芬,1995:149、156-159;陳美華,1999:58-60)。許多 家庭也提到,她∕他們以經濟考量來思考,發現女性的薪水不足以支 付家事服務、照顧托育等支出時,則會由母親「選擇」待在家裡育兒。

這樣的「選擇」其實是在性別不公的職場處境、傳統性別意識型態與 性別分工、昂貴的托育及缺乏支持女性就業的福利政策等種種結構因 素影響下所做的「不得不然」的選擇。而這樣的社會情境不僅限制女 性的選擇,使這些女性的人力資源無法貢獻經濟與社會發展;也會使 男性仍得肩負養家活口之經濟任務,難以參與育兒。同時,它也迫使 整個家庭必須決定「少生小孩」,不論原本該家庭的意願為何。因此,

這看似符合「經濟」思考的選擇,對整體社會而言,卻付出極大代價。

三、誰的最佳利益?

瑞典社會也出現以「維持孩童的最佳利益」來反對分配之親職假,

認為如果硬性規定父親必須請領 1/3 的親職假,但實際上父親無法待 在家裡照顧小孩這麼久時,會使得小孩待在家裡的時間縮短,被迫提 早進入托育體系。支持分配之親職假的論者以聯合國兒童憲章的精神

提出,共同照顧才符合孩童的最佳利益。

究竟「父親參與育兒」,誰獲益?對母親而言,在現今台灣親職 照顧的分工中,母親往往必須放棄工作與職涯的追求,成為專職媽媽,

全 力 以 孩 子 的 成 長 和 照 顧 為 人 生 首 要 任 務 。 女 性 主 義 學 者 Alison Jaggar 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工作與家庭領域分離,仍舊擔負育兒 與家務之責的母親因此而處於孤立的狀態(1983)。這樣的孤立狀態 不但不利母親,也使得小孩受到影響。

Ann Oakley 指出,母親的角色是被社會與文化所形塑與制約而形 成的,小孩並不特別需要母親。她建議以社會母親取代生理母親,利 用社會化的育幼制度讓女性從母職的照顧工作中解脫出來,以創造其 自身的價值(1974)。在瑞典親職假的設計中,並非如 Oakley 所言,

否認小孩需要母親,而是強調小孩需要「雙親」,透過社會福利制度 的安排及提升男性對親職的參與,使女性從家務與育兒傳統性別分工 中解放出來。

有學者從「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角度指出,父親對於子 女日常生活的參與程度越高,越能提升兒童的社會資本。例如,父親 若能一起參與孩童的社區生活,認識孩子的老師、同學,參與社區的 教會、球隊活動等等,則會對孩子的認知發展和社會性有所幫助。兒 童也受惠於父親的社會網路,例如,許多白領階級的小孩從事與父親 相同的專業工作如醫師或律師等等,或經過父親的人脈而獲得工作機 會等等。研究發現,父親參與照顧兒童程度高者,兒童的各方發展,

例如學業表現和人際關係等等也都較好。也有的研究從父親個人的發 展來看,認為父親參與有助於男性個人在不同人生階段的順利轉換,

並擁有較為正面而成熟的生活態度,有利父親身心的舒緩和健康的增 進。另外,也有研究從家庭互動的角度來看,指出父親的參與有助於 緩和雙生涯家庭的角色衝突,與夫妻因育兒壓力而帶來的緊張關係,

並擁有較為正面而成熟的生活態度,有利父親身心的舒緩和健康的增 進。另外,也有研究從家庭互動的角度來看,指出父親的參與有助於 緩和雙生涯家庭的角色衝突,與夫妻因育兒壓力而帶來的緊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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