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古代犀牛形象的史學論述，自廿世紀八○年代以來即屢見不 鮮。一般而言，研討既然是針對事物的外在形象而發，各種圖版與文物方 面的相關資料自然也就成為學界進行相關研究時的主要素材。值得注意的 是，在犀牛這個案例的形象探討裡，研究者們的思考路徑卻經常出現以下
85 喻昌著、李懷芝校注，《寓意草》，收入劉更生主編，《醫案醫話醫論名著集成》
(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頁41-42。該醫案題為〈辨治楊季登二女奇證奇驗〉。
又程杏軒亦曾使用犀角合劑以療「陽明血脈」之病，詳見程杏軒，《程杏軒醫案續 錄》(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頁63。該醫案題為〈許月鄰翁令愛齒衄〉。
86 喻昌，《醫門法律》(臺北：文源書局，1969)，頁129。
87 有關《王氏醫案譯注》一書，本文未見紙本，此處所引乃取之於「氣網站」所收錄 的該書電子書。該書所在網站網址為
http://www.theqi.com/cmed/oldbook/book11/b11_01.html。
兩種可以再作商榷的特徵：一、對於文物史料的過度詮釋；二、單純地將 形象在歷史時空裡的傳衍歸因於人們的目擊與否。此中，前者可以文榕生 為代表。在〈古人眼中的犀牛〉、〈南徼牛—古人認識的犀牛(中)〉兩文中，
文氏不止一次的提及了1977 年「中山王 墓」所出土的「犀牛器座」與「犀 形銅投壺」(見附錄二)，並以這兩件器物「角生於頂」的「犀牛」外形，指 出「這一帶曾有野犀分布」、「至晚到戰國時，野犀已經消失，以致工藝品 的造型失真」。88然而，上個世紀七○年代的中山國出土銅器本無命名，文 氏所謂的「犀牛器座」在《中國美術全集》中纔被命名為「錯金銀銅犀屏 風插座」，而被他認為具有「犀形」的「銅投壺」，在最初的發掘報告中也 只名之為「筒形器」。89換言之，「犀牛」的形象認知，其實全來自於現代 觀覽者的主觀認知。問題在於，想當然爾的文物詮解，其實是有其後續危 險性的。就像「中山國」所出土的銅器那般，倘若製作者所描摩的是另一 種生物，甚至是想像中的物類，又焉能據之以推斷華北地區犀牛的絕跡時 間？至於後者，則是目前所有討論古代中國犀牛形象變遷論述的通相。例 如，在孫機的〈古文物中所見的犀牛〉，以及上述文榕生的〈古人眼中的犀 牛〉兩文中，在臚列歷朝各代逐漸失真之犀牛形象後，兩位研究者都傾向 將「中國有否產犀」來作為「形象是否失真」的主要判斷準據。90不過，
可以再作思考的是，中世以降的古代中國，犀牛雖然幾近絕跡，但在若干 特定的狀況下，目擊活生生犀牛的機會也並不是全然無有；那麼，又何致 於出現全面失真的現象呢？而就這個層面看來，犀牛有沒有絕跡於中國，
88 文榕生，〈古人眼中的犀牛〉，頁35。文榕生，〈南徼牛——古人認識的犀牛(中)〉，
頁51。
89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篇1》(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5)，頁132；孫華，〈中山王墓銅器四題〉，《文物春秋》，第1期(石家莊，
2003.02)，頁59-60。
90 孫機，〈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頁84；文榕生，〈古人眼中的犀牛〉，頁37。
或許並非相關圖版與文物所透露錯誤形象的惟一原因。失真的形象，應該 導因於更為複雜的因素。
在以下的論述中，本文不擬對以往學界的成說逐一加以評論。本節呈 現圖象的目的概在提出以下的問題：為何在「生犀」尚可得見的前題下，
古代中國的犀牛形象還會出現誤差？本節先勾勒「失真」的貫時性輪廓，
至於「致變之因」則留待下節再作討論。
北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校正醫書局」奏請朝廷仿傚唐顯慶年間編 修《本經》之例，圖繪本草諸藥之「畫圖」。當時，對於中國境內土產的藥 物，朝廷規劃由「識別人」詳認外觀並「逐件畫圖」；而「番夷所產」，則 是令有司詢問「榷場、市舶商客」，然後「封角」藥物原件賚送入京，並「照 證畫成本草圖」。91按照今存〈本草圖經奏敕〉的內容，這項大規模的全國 藥 材 圖 繪 工 作 ， 一 共 持 續 了 三 年 的 時 間 ， 並 由 學 識 淵 博 的 大 臣 蘇 頌 (1020-1101)總理其事。然而，就在如此嚴謹的編纂流程下，犀牛的寫真卻出 現了失真的狀況。
附錄三由左至右，分別出自北宋大觀二年(1108)之《大觀經史證類備急 本草》(1211 年劉甲本)、金泰和年間(1201-1208)之《重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
(晦明軒本)，以及南宋紹興廿七年(1157)之《紹興校定經史證類備急本草》
(1836 年神穀克楨本)。92根據學者的考證，這三個版本的《證類本草》所收 藥圖數量有別，各本藥圖也時有差異。93細觀三圖影，除了犀牛的體態、
91 事見〈本草圖經奏敕〉，該文載於蘇頌編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合肥：安 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頁3。
92 唐慎微撰，艾晟刊訂、尚志鈞點校，《大觀本草》(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
頁573；唐慎微撰，尚志鈞、鄭金生、尚元藕、劉大培校點，《證類本草》(合肥：
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頁456；王繼先等撰、尚志鈞校注，《紹興本草校注》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7)，頁529。
93 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1989)，頁213-214。
蹄形有失真實外，最大舛誤當推那隻長錯位置的犀角。問題是，北宋時期
「生犀」是曾自海外貢至中國的。仁宗嘉祐三年(1058)的宋臣們，即使來不 及見到百年前真宗朝那隻貢自交趾的犀牛，但神宗元豐年間交阯還曾進貢 了兩頭「馴犀」，相隔不過廿五年，但徽宗朝的本草藥圖，卻還是一如嘉祐 之誤。94
頭頂一隻獨角的犀牛形象，在宋代以降的諸家本草文本中，一直有其 堅軔的生命力。附錄四由左上至右下，分別出自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胡仕 可的《補增圖經節要本草歌括》(熊氏種德堂刊本)、95明佚名《宮廷寫本食物 本草》(明彩繪本)、96明萬曆卅一年(1603)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江西初刻本)、97 明萬曆四十年(1612)李中立的《本草原始》(作者手書本)、98明崇禎元年(1628) 陳嘉謨的《本草蒙荃》(劉孔敦本)、99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汪昂的《本草備 要》(文富堂刊本)。100可以清楚的看見，犀牛的身形在各家本草藥圖中的差
94 請見本文「附錄一：歷代進貢犀牛簡表」。
95 胡仕可編、熊宗立增補、鄭金生點校，《補增圖經節要本草歌括》，收入《海外回 歸中醫善本古籍叢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冊9，頁293。又，鄭金生所 撰該書之〈校後記〉，對於該書有深入的介紹，鄭氏並認為該書藥圖「仿畫於《證 類本草》，其質量又等而下之」，詳見該書頁344-347。
96 佚名，《宮廷寫本食物本草》，收入《中國本草全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卷27，頁412。又，有關該書的研究，請見鄭金生，〈明代畫家彩色本草插圖研究〉，
《新史學》，第4期(臺北，2003.12)，頁65-119。
97 陳可冀、傅世垣、陳貴廷主編，《本草綱目通釋》(北京：學苑出版社，1992)下冊，
頁65。
98 李中立撰繪，鄭金生、汪惟剛、楊梅香，《本草原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
頁459。又，該書鄭金生撰有〈導讀〉一篇，內中對於該書附圖有所評價，請見該 書頁1-6。
99 陳嘉謨撰、張印生、韓學杰、趙慧玲校注，《本草原始》(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2009)，頁354。又，有關該書之評價與所附藥圖之數目，見尚志鈞、林乾良、鄭金 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頁277-279。
100 汪昂，《增批本草備要》(臺北：大方出版社，1975)，頁209。又，有關該書附圖之 評價，請見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頁327-328。
距頗大，有些狀似鹿豕，也有些幾近乎牛，但所有圖象的共通點，還在頭 頂的犀角。此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那幅以彩繪形式呈現的 《宮廷寫本食 物本草》之犀牛圖，其所繪體態較具寫實風格。根據該書今刊本的序文考 證，其圖或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太醫院」的「初次進呈本」。101然 而，所可怪者在於，這隻犀牛雖然是上呈給皇帝御覽的，且其繪製時間距 離明英宗天順四年(1460)的那次犀牛進貢僅四十餘年，但犀角還是長錯了地方。
角生頭頂的犀牛，其實並非兩宋以下各主、傍流本草藥圖所獨有。宋 代以前，雖然醫療文本中的圖象難尋，但實物資料仍然不乏這種疑似「犀 牛」的動物身影。2007 年 11 月 6 日倫敦「佳士得拍賣公司」(CHRISTIE’S,
King Street, London)以 102500 英磅售出的一隻青銅動物雕塑就是其中的顯
例。附錄五所示器物，根據CHRISTIE’S委託美國「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
(LACMA) Dr.Pieter Meyers 所進行的實物鑑定指出，這尊長度約 12.5 公分的 青銅雕塑，表面鏤有花紋，而從其製作工法、細部金屬溶接狀態，以及「熱
釋光法」(Thermoluminescence dating)所測得的數據，都顯示其製作時間應為
唐代。102從外觀上看來，這隻動物在體形與頭部的樣貌上都極近似自然界 中的犀牛，而如果將之認定為犀牛，則其形象亦較宋代的為寫實。不過，
長在這隻動物頭部的角，則與前列各圖有所出入，除了頭頂部分外，其鼻 端亦有一較小的角。事實上，這種形式的圖形，在唐代似乎還是一種常態。
附錄六由左上至右下，前兩圖分別是「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所藏之「平 螺鈿背丹鏡」及其局部縮圖，後兩圖則同為「正倉院」所藏之「茶地犀連 珠文錦殘片」(局部)，以及太田英藏氏所繪之線描復原圖(局部)。103根據《正
101 請見〈影印《食物本草》彩繪本序〉，收入《宮廷寫本食物本草》，頁1-4。
102 此一文物的圖影、外觀描述、製作技法與鑑定報告，均見於該公司官網之 past lots 項下，搜尋名稱為 “BRONZE FIGURE OF A RHINOCEROS”。
103 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編，《正倉院寶物》(東京：朝日新聞社，1989)，南倉 No. 5, 6；
中倉 No. 163。
倉院寶物》編纂者的鑑定，「平螺鈿背丹鏡」經 X 光分析調查，發現其素 材內含銅70%、錫 25%、鉛 5%，符合唐代中國鏡的一般化學組成；而「茶 地犀連珠文錦殘片」的花紋形式則符合初唐西域地區的風格。104因此，這 一鏡一錦應該皆是自唐帝國輸入日本之文物。可以清楚的看見，這兩隻動 物除了鼻端之角的方向與附錄五那隻「疑似」犀牛的唐代青銅雕塑相反外，
在身形與頭頂之角這兩點上，三者幾乎如出一轍。
中國古代其實不乏有關犀牛形象的正確表述。就現存的實物史料看 來，相關的文物大抵都集中在晚商以迄西漢這個時段裡，而唐初則是其時 間下限。茲以附錄七呈現其形象。根據「國際犀牛基金會」(IRF)的官方報 導，分佈在亞洲地區的犀牛有「雙角」的「蘇門答臘犀」，以及「單角」的
「爪哇犀」與「印度犀」。而當代中國古生物學家的發掘則顯示，「印度犀」
似乎並不存在於新石器時代以來的華中、華南地區。105因此，如果就現行 的古生物學調查成果而言，附錄七中所有的「雙角犀」都應該屬於「蘇門
似乎並不存在於新石器時代以來的華中、華南地區。105因此，如果就現行 的古生物學調查成果而言，附錄七中所有的「雙角犀」都應該屬於「蘇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