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以犀角與犀牛為主體的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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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2010年5月，頁1-82. 傳統博物知識裡的「真實」與「想像」：以犀角與犀牛為主體的個案研究∗ 陳元朋∗∗. 本文所要提出的問題是：古人認知自然界物種的方式為何？在古代中國的學術傳統裡，這類學問大概可以歸類在「博物知識」的範疇裡。不過，近現代之前中國具有博物旨趣的著作雖然頗多，但卻鮮少提及「博物」的「取徑」。然而，具有博物旨趣的文本，長期以來還是成為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理解自然界物類的窗口。然而，問題在於，倘若窗口原本就開得未臻完美，那倚窗瞭望的人們又能看見多少「真實的世界」？本文的主旨亦不在校正對錯。本文所意欲探討的，乃是一種存在於傳統博物知識裡的形象堆疊方式，以及這種方式何以能存續不絕的原因。本文的設想是：一種在體質上傾向於「認知世間事物」的文本，儘管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以致與「真實」有所落差，但它仍然能夠在長時間裡穩坐人們認知自然的主要範本。 ∗. 本文之寫作，承蒙鄭金生教授、魏慈德教授、金仕起教授提供寶貴的意見與資料，又蒙兩位審查人指正疏漏，今謹誌於此，以表謝忱。.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2) ．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機制，使得該類文本的編者與讀者，都一致咸信他們所認知的「真實」乃是「真正的真實」？關於這點，由於可供研討的史料卷秩繁浩，因此本文擬以「犀角」與「犀牛」來進行個案研究。關鍵字：博物學、自然史、犀牛、犀角、社會生命史、形象.

(3)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3．. 一、序論十二世紀時，鄭樵在〈序草木類兼論詩聲〉一文裡指出，中國「鳥獸草木之學」在秦漢以降無以傳承的原因在於：「儒生家多不識田野之物，農圃人又不知詩書之旨」。1鄭氏的意見，專就《詩經》的「聲歌之妙」而發。他說〈關雎〉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謂，但倘若「不識雎鳩」，又焉能領略「河洲之趣」？關於此，鄭樵提出的對策有三：首先是要具備對「飛潛動植皆究欲其情性」的興趣，其二則是「與田夫野老往來」、再加上能夠「與夜鶴曉猿雜處」。2鄭樵的經學評議，對本文是極具啟發性的——人類該如何做方能對自然界中的物種有正確的認識？求知的欲望自是不可或缺，詢之通曉也不失是另一種管道。當然，最好還是能像鄭樵所宣稱的那般，又或是當代的珍古德(Jane Goodall)一樣，直接和他們所要觀察的生物「雜處」。本文所要提出的問題是：古人認知自然界物種的方式為何？在古代中國的學術傳統裡，這類學問大概可以歸類在「博物知識」的範疇裡。不過，近現代之前中國具有博物旨趣的著作雖然頗多，但卻鮮少提及「博物」的「取徑」。關於此，像是西晉王嘉(-390)述張華《博物志》所云「考驗神怪及世間閭裏所說」，以及十世紀時，邢昺(932-1010) 序《爾雅》所言「博覽而不惑」、「近而取正」，就都只是基於性質或功能角度而言的。事實上，中國具有博物興趣的知識分子，大多缺乏像是「啟蒙時代」以來西方自然史研究者們的實證觀察經驗。換言之，中國博物文本裡的許多認知，其實未必就是得之於寫作者本身與「鳥獸草木」的「雜處」經歷。然而，具有博物旨趣的文本，長期以來還是成為傳統中國知識分子理解自然界物類的窗 1. 鄭樵，〈序草木類兼論詩聲〉，見唐順之編，《稗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8，頁181-183。. 2. 鄭樵，〈序草木類兼論詩聲〉，見唐順之編，《稗論》，卷8，頁183。.

(4) ．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口。顯例之一，就是每當經義詩文的內容涉及自然界的物類時，存在於這類文本裡有關該物類形色、名義的記述，就會成為相關經注、詩注的徵引對象。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藉由他人認知以瞭解世間物類的取徑，不獨一般士流有之，就連博物文本的編纂者們也往往抱持著相同的態度。不過，問題在於，倘若窗口原本就開得未臻完美，那倚窗瞭望的人們又能看見多少「真實的世界」？本文的主旨不在校正對錯。本文所意欲探討的，乃是一種存在於傳統博物知識裡的形象堆疊方式，以及這種方式何以能存續不絕的原因。本文的設想如右：一種在體質上傾向於「認知世間事物」的文本，儘管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以致與「真實」有所落差，但它仍然能夠在長時間裡穩坐人們認知自然的主要範本。那麼，究竟是什麼樣的機制，使得該類文本的編者與讀者，都一致咸信他們所認知的「真實」乃是「真正的真實」？考量到個人的學力有限，再加上研討史料的卷秩繁浩，本文擬以「犀角」與「犀牛」來進行個案研究。作為個案研討對象的「犀角」與「犀牛」，在「中醫藥學」、「古生物學」、「古文字學」與「史學」這幾個學術方域中，向來不是冷僻稀見的議題。其中，藥學範疇的討論，除了集中在「犀角」的臨床方劑配伍與療效之外，近年來由於野生動物保育意識的抬頭，也有許多是屬於「代用品」的研究論述。3此外，因為廿世紀中國共出土了四屬九種的「更新世」 (Pleistocene 3. 周爾鳳，〈牛角代犀角的藥理研究〉，《山西醫科大學學報》，第2期(太原，1960.02)，頁9-11；葉定江，〈犀角、牛角、羊角、豬蹄爪甲藥理作用的比較〉，《江蘇中醫藥》，第11期(南京，1962.11)，頁1-4；李天培，〈用牛角代替犀角治療溫熱病的體會〉，《廣東醫學》，第5期(廣州，1964.05)，頁31；安玉祥，〈在中藥代用品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中國中藥雜志》，第4期(北京，1983.8)，頁47；劉振清，〈犀角及其代用品的鑒別〉，《河北醫藥》，第6期(石家莊，1983.12)，頁37-39；董漢良，〈水牛角替代犀角的臨床應用〉，《中國社區醫師》，第9期(北京，2005.05)，頁32；王斐，〈犀角及羚羊角替代資源的尋找與評價研究〉，《南京中醫藥大學學.

(5)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5．. Epoch)犀類化石，而其中「獨角犀亞科」與「雙角犀亞科」裡的一些種類，. 還一直向下延續至「全新世」 (Holocene Epoch)和歷史時期。所以，這些古生犀類也成為當代中國古生物學的研究主題之一。4在「古文字學」方面，由於中國人對於犀牛的認知，自唐代以來就出現了與「兕」這種動物混淆的狀況，再加上廿世紀初期殷墟出土獸骨上出現了「兕」字的甲骨文字，因此相關的疏證研究也成為文字學家討論的議題。5根據本文的初步搜集，除卻「史學」之外的上述三種研究論文，自 1949 年以來總計約有百餘篇左右，其中若干研究成果亦與本文有所交集，因此在以下的章節中亦將隨文擇要加以引述或評析。史學研究範疇內的相關論述，主要出現在以下三種場合裡。首先是「中. 報》，第1期(南京，2007.02)，頁36-39；劉華為，〈犀角地黃湯臨床應用近況〉，《陜西中醫學院學報》，第2期(咸陽，1990.04)，頁9-12；翁曉紅，〈犀角地黃湯沿變與功效考析〉，《福建中醫藥》，第3期(福州，2001.06)，頁50；夏小軍，〈從犀角地黃湯談犀角的代用品〉，《甘肅中醫學院學報》，第4期(蘭州，2004.08)，頁55-56。 4. 周明鎮，〈雲南宜良始新世真犀類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4期(北京， 1961.12)，頁109-112；王伴月，〈山東臨朐山旺中新世犀類一新種〉，《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1期(北京，1965.03)，頁109-112；薑鵬，〈披毛犀新亞種〉，《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3期(北京，1977.09)，頁207-210；鄭紹華，〈甘肅天祝松山第二和第三地點化石及松山上新世哺乳動物群〉，《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 3期(北京，1982.09)，頁216-227；邱占祥，〈記甘肅和政新發現的大唇犀類化石—— 兼論中國「對鼻角犀」的性質〉，《中國科學B輯》，第5期(北京，1987.05)，頁545-554；張明華，〈中國南方新石器時代遺址哺乳動物群初探〉，《獸類學報》，第3期(西寧，1984.09)，頁177-185；鄭家堅，〈中國北方晚更新世哺乳類動物群的劃分及其地理分佈〉，《地層學雜誌》，第3期(南京，1992.09)，頁171-190。. 5. 古文字學家對於「兕」字的討論，見於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冊2，頁1602-1604；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冊8，頁429-435。此外，以下諸文亦有詳細的介紹：雷煥章(J.A.Lefeuvre)，〈兕試釋〉，《中國文字》，新八期(臺北，1983)，頁84-110；楊龢之，〈中國人對「兕」觀念的轉變〉，《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第7期(臺北，2004.04)，頁10-18；張之傑，〈雷煥章兕試釋補遺〉，《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第7期(臺北，2004.04)，頁1-9。.

(6) ．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國古代動物學」所涉及的分類史，李約瑟(Joseph Needham)是其中的代表性研究者。在〈漢代《說文解字》中的動物學〉一文中，李約瑟主要是以中國文字的「部首」，來勾勒他所謂的「動物系統分類學」。6雖然李氏並沒有針對犀牛進行專門的討論，但由於他已然提及《說文》中的「. 」字(即「兕」. 字)，而該字所指陳的生物在古代又與犀牛有一定程度的混淆，因此這篇文. 章仍然可以算是較早涉及犀兕辨析的近人史學論述。除了李約瑟以外，還有一些史學研究者也在處理中國古代動物分類學時，間接地涉及了犀牛的物種問題。例如郭郛在《中國古代動物學史》一書中，就將甲骨文字裡所出現的「」字，以及《詩經》、《爾雅》中的「兕」都認知為犀牛。7第二類有關犀牛的史學論述，主要探討的是這種生物在中國歷史時期的分佈問題，以及導致這個物種族群產生變遷的自然環境因素，而文煥然是其中最具影響力的研究者。在〈中國野生犀牛的滅絕〉一文中，文氏運用「出土遺骨」、「甲骨卜辭」、「先秦諸子之說」、「漢魏賦篇」，以及唐代以降「地方誌」裡的土貢資料，說明此一物種在中國分佈逐漸南退的事實。1989 年，在〈中國野生犀牛的古今分佈變遷〉中，文氏又依據他在八○年代初期的研究所得，將中國野生犀牛的分佈變遷，以地圖的形式來加以呈現。8總的. 6. Joseph Needham，〈漢代《說文解字》中的動物學〉，收入郭郛編撰，《中國古代動物學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頁119-130。. 7. 郭郛編撰，《中國古代動物學史》，頁24、60、116。. 8. 這方面的研究，以文煥然用力最深。正文部分所提及的兩篇文氏相關論文〈中國野生犀牛的滅絕〉與〈中國野生犀牛的古今分佈變遷〉，皆請見文煥然著，文榕生整理，《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頁216-225、 219-222。此外，還可參見以下諸文。Teihard de Chardin and C.C.Young, “On the Mammalian Remain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Anyang”, Pal, Sin, fasc, 1, 1936; 楊鍾健、劉東昇，〈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中國考古學報》，第4期(上海，1949.12)，頁145-152；石璋如，〈河南安陽小屯殷墓中的動物遺骸〉，《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5期(臺北，1953.12)，頁1-14；王振堂，〈犀牛在中國滅絕與人口壓力關係的初步分析〉，《生態學報》，第6期(北京，1997.12)，頁640-644；.

(7)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7．. 來說，文煥然的相關研究，雖然在古代犀牛物種的判定上存在些許可以再作商榷的空間，但他運用文獻資料探討生物空間分佈的研究取徑，卻無疑將犀牛這個議題自以往「分類史」的層次擴張到「生態史」的高度之上，其貢獻值得推許。至於最後一種關於本文個案研究的史學論述，則是有關古代中國犀牛形象的討論。這部分的研究基礎，主要在於從圖版與文物所透露的古代中國犀牛形象，存在著一種「時間愈後、愈形失真」的狀況，因此引起許多研究者的注目。此中，孫機在 1982 年發表在《文物》中的〈古文物中所見之犀牛〉一文是其先河，而晚近又有文榕生的〈古人眼中的犀牛〉與〈南徼牛——古人認識的犀牛〉兩文為之深化。9不過，上述三文雖然在相關圖版資料的搜集上屢見遞增，但卻很少對「失真」的緣由，以及導致持續不斷「失真」的原因進行較為深入的探討。事實上，「失真」的起始或許是由於犀牛在古代中國的稀見，但持續且又全面的形象認知落差，就很可能涉及了其它層次的文化性因素。因此，本文將對這部分進行較為細緻的研究。. 李健超，〈秦嶺地區古代獸類與環境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4期(西安， 2002.12)，頁33-44；劉毓慶，〈《詩經》地理生態背景之考察〉，《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南京，2004.08)，頁107-112；朱彥民，〈關於商代中原地區野生動物諸問題的考察〉，《殷都學刊》，第3期(安陽，2005.06)，頁1-9；王暉，〈麒麟原型與中國古代犀牛活動南移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期(西安，2008.06)，頁12-22；黃家芳，〈兕非犀考〉，《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樂山，2009.03)，頁81-84。 9. 孫機，〈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文物》，第8期(北京，1982.08)，頁80；文榕生，〈古人眼中的犀牛〉，《中華文化畫報》，第1期(北京，2009.01)，頁34-39；文榕生，〈南徼牛——古人認識的犀牛(上)〉，《化石》，第2期(北京，2009.06)，頁26-31；文榕生，〈南徼牛——古人認識的犀牛(中)〉，《化石》，第3期(北京，2009.09)，頁48-53；文榕生，〈南徼牛——古人認識的犀牛(下)〉，《化石》，第4期(北京， 2009.12)，頁66-70。又，若就圖像的搜羅而言，文榕生用力實多。他在〈南徼牛—— 古人認識的犀牛〉系列文中的圖列，可說比其前研究相關課題的學界論述詳實甚多。不過，文氏之作很少涉及觀看或認知層面的深入討論，本文因之於此再做補強。.

(8) ．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本文的章節擬如右。首先，擬從「社會生命」(Social Life)的角度來討論犀牛這種動物與古人生活間所存在的互動關係。這部分論述之目的，主要在重建古人心目中犀牛這種生物所具有的價值意涵，並進而呈現這種動物何以能引發人們「博物」興趣的原因所在。其次，儘管犀牛在古代社會的物質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但中國博物之士們對於犀牛形象的認知，卻很意外的出現了誤差。因此本文將對這樣的狀況進行細部的描述。而由於主題涉及了特定物種具體形象的呈現與傳衍，因此圖像史料將成為這一部分的重要依據。最後，由於犀牛的變形，涉及的是古代博物之士認知世間物類的方式，所以有關這個博物傳統裡「真實」與「想像」的邅遞，將會是主要的論述議題。. 二、「犀」的社會生命史古生物學家的研究發現，犀牛的遠祖早在「地質時期」的「第三紀」(距今 5500 萬-3600 萬年)便已廣泛存在，而在時序下推至現代人類出現的「第四. 紀」(距今 10 萬年)，則出現了「板齒犀」(Elasmotherium)與「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 這兩種現今已然滅絕的物種。. 10. 根據「國際犀牛基金會」. (International Rhino Foundation (IRF))的調查，現代犀牛共有五種，分別是生活. 在非洲大陸的「白犀」(Ceratotherium simum)、「黑犀」(Diceros bicornis)，以及活動範疇在南亞的「印度犀」 (Rhinoceros unicornis) 、「爪哇犀」 (Rhinoceros 11 sondaicus)與「蘇門答臘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而劉洪杰在綜合雲南. 通海、廣西南寧、河南淅川下王崗、浙江餘姚河姆渡、安陽殷墟，以及長. 10. 文煥然著，文榕生整理，《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頁216。. 11. “International Rhino Foundation”, 簡稱「IRF」，為犀牛保育的國際權威性組織，其官方網站有許多關於當代野生犀牛的專業資訊。詳見 http://www.rhinos-irf.org/about/。.

(9)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9．. 江下游華中、華南的一些洞穴遺址中的犀類骨骼遺存後發現，中國「全新世」(距今 1 萬年)——亦即「新石器石代」以降的犀牛，全都屬於「爪哇犀」與「蘇門答臘犀」兩種。12 有關中國歷史時期犀牛的分佈問題，文煥然用力最深。文氏以為，導致中國野生犀牛活動範疇向南退縮的因素，大致有三：其一是中國冬季氣溫的持續降低，不利於犀牛畏寒的物種特性。其二則是犀牛棲息地的自然環境生態，伴隨著氣溫的下降而產生變異，以致於犀牛的食物來源出現結構性的變動。其三則是人類的過度補殺。13 在上述古代中國犀牛生長北界不斷南移的三個原因裡，要以第三個因素與本文的關係最為密切，因為那直接涉及了人類對於這個物種的需求問題。目前，史家在解釋西周以迄戰國時代野生犀牛分佈的人為退縮原因時，絕大部分都將「軍事裝備」視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而《考工記》裡的一段說話，則是研究者們共同的依據：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14 在採用東方齊國度量衡制度的《考工記》裡，「函人」是專司甲冑製造的職人，而戰國「甲士」所穿著的乃是皮革所製作的防具。15引文中的「屬」，指的是聯綴成一幅戰甲的皮塊。「函人」之為甲共三種，有七塊皮革製成的「犀甲」、六塊皮革製成的「兕甲」，以及使用十片皮革加工併合成五片皮塊. 12. 劉洪杰，〈全新世的中國犀類及其地理分佈〉，《動物學雜誌》，第6期(北京，1993.12)，頁37-42。. 13. 這些觀點與【圖一】俱引自〈中國野生犀牛的古今分佈變遷〉，收入文煥然著，文榕生整理，《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頁226-227。. 14. 聞人軍譯注，《考工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123-124。. 15. 聞人軍譯注，《考工記譯注》，頁47-49。.

(10) ．1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的「合甲」。16值得注意的是，《考工記》原文並沒有列「犀甲」為諸甲之首的意思，而從「壽×百年」的語式看來，犀牛皮革的甲冑似乎還不及「兕甲」、「合甲」來得經久耐用。 17然而，當代許多研究者們，卻還是將這條資料看作是導致當日犀牛滅絕的重要依據。推考其由，原因或者有二：一是〈國殤〉與《吳越春秋》中分別中有所謂「操吳戈兮披犀甲」和「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的語句。18二是唐代孔穎達在《尚書》的「正義」中曾經表達過「甲之所用，犀革為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這樣的看法。19 張衛星在他的博士論文《先秦至兩漢甲冑研究》中，分析了 631 件西周晚期至戰國晚期的考古出土甲冑，發現先秦時期的戰爭防具確實以皮革為主流，而且時代越晚，《考工記》中「合甲」的技術使用越廣泛。20不過，張氏的研究並未提及「犀甲」實物出土的存在。而綜觀中國近四十年來的皮革戰甲出土，雖然提及的考古報告數量極多，但真正被判定為「犀甲」的案例，也僅有湖南省慈利縣戰國楚大夫墓中的一件，但其報告亦僅為口頭形式，且迄今尚未見其正式報告發表。21換言之，有關先秦時期犀牛因人為殺戮而導至分佈線南移的假設，現在還無法與考古證據對榫。 Jared Diamond 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曾經指出，像是犀牛這. 16. 有關《考工記》所載先秦甲冑的形制與實物模擬，可以參考陳大威編繪，《畫說中國歷代甲冑》(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頁32。. 17. 聞人軍譯注，《考工記譯注》，頁47。. 18. 洪興祖撰、白化文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82；趙曄，《吳越春秋》(上海：上海書店，1989)，頁48-1。. 19. 《尚書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83-1。. 20. 張衛星，〈先秦至兩漢甲冑研究〉(鄭州：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頁98-107。. 21. 相關報導，見於中國之「人民日報」之「人民網」引述該報2003年4月5日第五版訪問「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吳順東」的新聞訪談。吳氏在該訪談中表示「慈利縣石板村發現了一座罕見的戰國大夫級墓葬，出土了珍稀的犀甲和銅鉞，象徵著墓主非同一般的高貴身份。」然相關考古正式報告卻迄今尚未發表。詳見該報網站 http://www.people.com.cn。.

(11)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11．. 樣能夠提供龐大獸力與肉食來源的大型野生草食哺乳動物，其所以自古即未曾被人們馴化，主要即在於牠們有爭奪地盤的習性，再加上性情狂暴、發育遲緩，以致於無法成為人們可利用的獸類。22Diamond 的論點，其實在東方也有人提出。黃家芳最近發表的研究論文〈「兕」非犀考〉就認為，「兕」是一種有著群居習性的野牛，而非許多學者所認知的「雌犀」。因此，像是甲骨卜辭中所提及的商王焚林而獵，且一次獵殺多達 71 頭「兕」的記載，非但無法作為「兕」即「犀」的佐證，反而只能說明「兕」是一種有別於犀牛的群居動物。 23黃氏並引用當代動物學家的調查指出，犀牛是一種獨居動物，只有在發情期才會成偶出現，其平日的生活範圍概在 40 平方公里上下，而商王補獲的 71 頭「兕」，如果真是犀牛，那麼「焚林」的面積當在 1420-2840 平方公里左右(按：已超過臺北縣的面積)，商人是否具備有效控制如此大範疇火勢的能力，實在令人懷疑。24 很明顯的，倘使思及自然界物種的生物習性，那麼春秋晚期的吳國，就算果真是野犀遍地，十三萬吳國甲士身上的戰爭護具也未必儘是「犀甲」。事實上，「強兵」既是先秦諸國擴張國力的主要手段；那麼，如何有效率且大量的取得各種戰爭物資，想必將會是列國的首要考量。就這一點而言，「犀甲」在考古出土中的稀見，或許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史料。因為，與其大費周張地獵殺野犀以取得製甲的皮革，還不若直接從人們可以大規模馴養的生物上著手。以犀皮製成的戰甲，或許不是先秦時期士兵們的制式配備，但這並不意味著「犀甲」只是一種想像中的物品。就現存的史料看來，至遲到戰國中晚期，這種材質的戰甲，已然在人們的腦海中成為一種具備「交換」 22. Jared Diamond著、王道還、廖月娟譯，《槍炮、病菌與鋼鐵》(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182、189。. 23. 黃家芳，〈「兕」非犀考〉，頁83。. 24. 黃家芳，〈「兕」非犀考〉，頁84。.

(12) ．1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exchange)意義的物品。25《管子．中匡》云：. 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26 出現在管仲與桓公對話中的「犀甲」，可以有兩種理解：一是真正以「犀皮」製作的甲衣；二是意指製作精良的皮甲。27然而，不論其所指為何，這足以贖死保命的物品，其價值當然不菲。此處，還有一個可以被延伸觀察到的古人觀感是：不論是在「實物」，又或是「象徵」的哪一個脈絡裡，「犀革」都是珍稀貴重的。春秋以來，不僅武備中的「犀皮」是重寶，就連若干取材於犀牛的物品，也被目之為昂貴的代表。戰國末期，韓非在〈喻老〉篇中就曾經指出習慣使用「犀玉之杯」者，必定無法「羹菽藿」。28而韓非子的寓意，也見於同時期李斯的〈諫逐客令〉中。當秦王政有意盡逐六國之客時，李斯即以「夜光之璧」與「犀象之器」皆非秦地所產反問「陛下說之，何也？」29 事實上，戰國晚期「視犀為貴」的認知，很可能還可以再上溯至春秋時期。因為，在墨子譏諷執意伐宋的楚王乃是身患「竊疾」的史實裡，充盈於雲夢大澤周邊的犀牛，正是楚國富甲天下的代表。30 倘若與人類的生活全然無涉，悠遊在自然界裡的犀牛，也不過就是一. 25. 26 27. Arjun Appadurai, eds.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95-140. 李勉注譯，《管子今註今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376。張衛星在《先秦至兩漢甲冑研究》研究中指出，秦律中的「貲甲」之制，即是一種罰金制度，並非由犯罪者真正繳納需要專人製作的戰爭用品。詳見氏著之頁118-128。. 28. 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400。. 29. 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2543。. 30. 孫以楷點校，《墨子》(臺北：華正書局，1987)，頁445-447。.

(13)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13．. 種體積龐大的動物而已。31 然而，皮可造甲，角可製器，犀牛與人類社會生活的關係，也於焉產生。不過，先秦時期，史料難徵，文獻上徒見犀牛身體部位加工物的價值高昂，但人們對於犀牛本身的珍視，卻只能從少數的間接史料中進行推敲。因此，若要適切地評估古人對於這種生物所抱持的價值評斷，大概還是要求諸漢代以降的史料。秦漢以降，最能突顯古人觀感中犀牛價值的事類，當推朝貢一事。附錄一中向中國各王朝進貢犀牛的國家，除了「黃支國」位於南印度、「魯迷國」位在今阿拉伯半島東南沿海外，其餘絕大部分都位於中南半島與婆羅洲之地。32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的地理位置，基本說明了自紀元以來，犀牛稀見於華夏境內的歷史事實。關於此，《江表傳》中還有一個側面的例證是：魏文帝黃初元年(220)，當曹魏遣使向孫權索取犀角等方物時，東吳群臣是以「荊、揚二州，貢有常典」，而「魏所求珍玩之物非禮也」的說辭來加以峻拒。33此處，魏之「非禮」，概在於犀角之「貢非常典」，而這「常典」之所指，則是漢而非魏。證之附錄一所載後漢南朝間犀牛皆貢自西南域外的史實，則知西元三世紀時，江東已難見犀牛蹤跡。作為貢物且來自遙遠域外的犀牛，是近現代以前國際秩序中的一種象徵物，它有時代表著中華帝國的聲威遠及，有時也是域外諸國向中國臣服以便求索利益的工具。例如上表中發生在北宋太宗淳化元年(990)、北宋真宗大中祥符二年(1009)、明太祖洪武十年 (1377)的三次犀牛進貢，就或是導 31. 32. Appadurai, Arjun, eds.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56-58. 「黃支」即 kanci 之音譯，其地據考在今 Conjevaram、即印度南部之 Madras西南。詳費瑯著，《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蘇門答剌古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111-112。「魯迷」則有些學者認為是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也有學者認為其地在今日之安曼。詳見劉廣定，《中國科學史論集》(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2)，頁361-376。. 33. 陳壽，《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1124。.

(14) ．1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源於貢奉國發生政權交替而冀求中國支持、或是受到鄰國侵略而表訴中國仲裁，又或是尋求貿易互市的情況之下。34而像是那隻在唐德宗貞元十二年由「南海」所貢奉，且在次年被凍斃的犀牛，以及北宋真宗年間那隻被「縱之海旁」的犀牛，都清楚的顯示出一件事：此即，儘管舟車勞頓，但這些貢自域外的犀牛，或許都有著被轉運至帝國首都的事實。《南史．恩倖》中還記錄了一件有關「犀牛貢」的公案，那是梁武帝時被人們視之為奸佞的陸驗，他因為容貌甚寢，因此被都下那些曾經目睹「大同五年扶南國貢犀」的「閭里」謔稱為「生犀」。35 六世紀初建康城居民之所以能夠親見犀牛的樣貌，主要還是由於這種動物的珍稀性。事實上，正是由於這種性質的存在，域外活生生的犀牛方才得以為貢。換言之，南朝疆域範疇內的野生犀牛，應該也如三世紀時的江東那般罕見。36關於此，齊、梁之際的陶弘景(456-536)有近實的報告。在《本草經集注》的「犀角」條下，陶氏指出這味藥物「今出武陵、交州、寧州諸遠山」 37。此中，「交州」即是越南北部，《南齊書》言其地是「民恃險遠，數好反叛」；「甯州」則位於雲貴高原，《南齊書》云其「蠻夷眾多，齊民甚少」、「數有土反之虞」；38只有「武陵」所在的「郢州」，東漢以來有較具規模的開發。不過，按照《南齊書》的記載，「郢州」的範疇極大， 34. 北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占城貢馴犀事之同時，該國使城亦向宋帝國「表訴」為「交州所攻」。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交阯貢馴犀後，黎至忠即要求邕州互市。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之貢犀牛，乃由於三佛齊國王怛麻沙那阿者卒，其子麻那者巫里立遣其臣生阿烈足諫奉表請印綬一事起。凡此，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蕃夷4，29；蕃夷4，6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114，頁1879。. 35. 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1936。. 36. Appadurai, Arjun, eds.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37 38. 29-41. 尚志鈞，《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頁412-413 蕭子顯，《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266、303。.

(15)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15．. 三國以來漢人群聚之地皆集中在北部「江夏郡」一帶，而「武陵郡」則僻處該州之南部，轄地幾近全州之半，居民亦多以苗、侗等時人謂之為「蠻」的少數民族為主。39而就這一點看來，陶氏所指陳的「犀角」產地，就算能夠說明當日犀牛並未全然絕跡於中國，但一句「遠山」的用語，仍然足以道出這種動物的罕見實態。稀有，於是難得。古人之視犀牛為遠方異獸的認知脈絡，在前述以「生犀」為貢的案例中，可說是被體現的十分清晰。不過，倘若人類全然無欲於犀牛，那麼這種動物終究也無法介入人類的社會活動中。關於此，《三朝北盟會編》裡的一段記錄，可以做為後續討論的起點，其云：《宣和錄》曰：金人來取內香藥庫、市易務藥物、生熟藥，太醫院藥，及諸處營造、彩色、樂工部頭、司天臺陰陽官，象牙、犀角三千株，蔡京、王黼、童貫家姬四十七人，大晟樂工三十六人。40 徐夢莘(1126–1207)繫此事於北宋欽宗靖康二年(1127)正月二十七日，是時徽、欽二帝已淪為俘虜，金人於是大搜汴京官署與臣僚之貲財、藥物、工匠、伎樂、婦女，內中還包括了引文中所提及的「象牙、犀角三千株」。事實上，這並不是「犀角」第一次出現在金人的掠奪清單之上，時間稍早，在靖康元年(1126)二月一日的那次交割給金軍的「犒軍金銀」裡，「犀角」也佔了可觀的數量。當時，鄭之望在耶律忠的示意下為這批財貨估價，據說是「通計價錢百萬緡」。41 北宋帝國何以有如許多的「犀角」？這些巨量的角材顯然不是取自於區區幾次進貢活犀的鼻端。根據本文的查考，北宋年間除了野生犀牛的進貢外，「犀角」其實也是貢物的一種。按照《宋會要輯稿》與《宋史》中的. 39. 魏徵等，《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1007。. 40.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586-1。. 41.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頁248-2。.

(16) ．1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載記，北宋自太祖開寶九年(976)至神宗元豐五年(1082)，僅是數量可計的犀角貢奉，就有 15 次 952 株之多。其中，大部分犀角皆貢自「交阯」、「占城」與「三佛齊國」，也有一部分是得之於國初吳越錢俶的進奉。42事實上，就現存的史料看來，在十世紀中葉以迄十二世紀初期的這百餘年裡，藉由「進貢」形式進入中國的犀角，很可能還只佔其中很小的比例。這部分，南宋孝宗隆興二年(1164)「兩浙市舶司」的一則上奏，可以作為代表性的依據：八月十三日，兩浙市舶司申：「條具利害：一、抽解舊法，十五取一，其後十取其一，又其後擇其良者，謂如犀象十分抽二分，又博買四分，真珠十分抽一分，又博買六分之類。舶戶懼抽買數多，所販止是粗色雜貨。照得象牙、珠、犀係細色，抽買比他貨至重，非所以來遠人，欲乞十分抽解一分，更不博買。……從之。43 孝宗時期的這則公文書，雖然時間稍晚，但由於綜述了「舊法」，因此可以作為概觀性的史料。引文中涉及兩種「市舶司」的業務：其一是「抽解」，其二是「博買」，這兩種都是實物徵稅，前者即進口稅，後者則為國家專賣制度。44從其內容可知，隆興二年以前，宋代官方長時間是以「十分抽二分，又博買四分」的辦法，壟斷犀角的進口利益。然而，原有十成的貨物，一過關市便只剩下四成，海外舶商可以自由制價的空間太低，自然容易出現「所販止是粗色雜貨」的權宜舉措。因此，「兩浙市舶司」只好針對象牙、珠、犀等「細色」商品，降低其「抽解」比例，並取消「博買」的制度，以便招徠「遠人」。上述南宋官方所進行的制度更革，其實只是整個宋代犀角貿易史的一 42.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7，47；蕃夷7，2、3、4、6、7、8、9。. 43.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44，27。. 44. 有關宋代犀角專賣所涉及的官方制度與機構，請參考林天蔚，《宋代香藥貿易史》 (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6)，頁115-127；204-232。黃純豔，《宋代海外貿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39-142。.

(17)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17．. 個片面。根據史料的記載，早在北宋太宗太平興國二年(977)，宋代官方就曾經為著犀角商販的利益，上演過一齣與民爭利的大戲。《宋會要輯稿．食貨．榷易》云：三月，監在京出賣香藥場大理寺丞樂沖、著作佐郎陶邴言：「乞禁止私貯香藥、犀、牙。」詔：「自今禁買廣南、占城、三佛齊、大食國、交州、泉州、兩浙及諸蕃國所出香藥、犀、牙，其餘諸州府土產藥物，即不得隨例禁斷。與限令取便貨賣，如限滿破貨未盡，並令於本處州府中賣入官；限滿不中賣，即逐處收捉勘罪，依新條斷遣。諸迴綱運並客旅見在香藥、犀、牙，與限五十日，行鋪與限一百日，令取便貨賣，如限滿，破貨不盡，即令於逐處中賣入官。官中收買香藥、犀牙，價錢折支，仍不得支給金、銀、匹段，所折支物並價例，三司定奪支給。……應諸處進奉香藥、犀、牙，即令於界首州軍納下，具數聞奏，其專人即賫表赴闕。」先是，外國犀象、香藥充牣京師，置官以鬻之，因有司上言，故有是詔。45 引文是有關北宋犀角專賣的重要史料。樂沖與陶邴奏請禁止民間「私貯」的背景，乃是由於朝廷置官出售許多來自於外國的犀角。 46然而，由於官方原本並未禁止商人販售來自海外的犀角，因此形成了一種官民間的競價現象。對於此，北宋官方的態度既迅速又強硬，他們一方面禁止商人繼續購買海外輸入的犀角，二方面又限令時效，以「限滿中賣」的法令，強迫. 45 46.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36，1。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55，22云：「榷貨務，舊在延康坊，後徙太平坊。掌受商人便錢、給券，及入中茶鹽，出賣香藥、象貨之類。」同條又云：「太平興國中，以先平嶺南，及交趾、海南諸國連歲入貢，通關市，商人歲乘舶販易外國物，自三佛齊、勃泥、占城，犀、象、香藥、珍異之物充盈府庫，始議於京師置香藥易院，增香藥之直，聽商人市之。」是知當日官方確有專賣犀角之實。.

(18) ．1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民間商人即刻出脫手中現有的存貨。 47此處，要加以說明的是，這個完全壟斷犀角買賣的政策，雖然在北宋仁宗年間出現鬆動的跡象，並演變成前述南宋孝宗時期所謂「抽二買四」的「舊法」。48但是北宋官方視犀角為利源的態度，亦於此可見一斑。有關犀角在古代中國流通並被視之為奢侈品的史實，受限於史料的詳簡程度不一，目前只有兩宋時期能夠有比較清晰的輪廓。然而，這並不意味其他時段裡的相關事類，就全然是無可稽考的。例如，文煥然檢閱《舊唐書》、《新唐書》與《太平寰宇記》中的記載就發現，唐代位於今日湖南、湖北、四川、貴州四省交界地區若干州縣的「土貢」中，都有犀角的身影。49 而根據本文的察考，唐帝國境內的犀角流通，除了文氏所指陳的地方貢奉外，海舶商販同樣也是一個重要的管道。晚唐蕭鄴所撰〈嶺南節度使韋公神道碑〉即指出，凡是海外蕃賈攜帶「象犀貝珠」來到廣州者，「廣南節度使」與「市舶使」慣例要「摟其偉異」50而從這樣的事例中看來，犀角確 47.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44，2記載，北宋太平興國七年 ( 9 8 2 ) 閏十二月，宋政府宣布：「玳瑁、牙、犀、賓鐵、鼊皮、珊瑚、瑪瑙、乳香」八物禁榷。同書食貨 36， 2則記載雍熙四年 (987)六月之詔命為：「兩浙、漳、泉等州自來販舶商旅藏隱違禁香藥牙，懼罪未敢將出。與限陳首，官場收買」。. 48.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44，4曾記載北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八月，「審刑院」與「大理寺」上奏指出福州一地多有官員放縱商人「接便博買真珠、犀象、香藥」等物，並言明其中「違禁寶貨不少」。而中央的做法則是「申明條貫，下本州」。. 49. 其中包括川南、黔北的「南州」、「黔州」、「費州」、「夷州」所轄17縣，以及長江中游的「施州」、「溪州」、「澧州」、「朗州」、「辰州」、「錦州」、「獎州」、「巫州」、「邵州」、「衡州」、「道州」下轄之36縣，都有作為「土貢」的犀角——而這尚是唐帝國境內的物產貢奉。詳見文煥然著，文榕生整理，《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頁220-222。又，有關唐代域外犀牛輸入中國的史實，亦見於 Edward Schafer 著，吳玉貴譯，《唐代外來文明》(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頁189-191。. 50.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7945-1。按，碑文中的「韋公」即是韋皋之姪韋正貫(782-851)，他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因官聲甚佳而被拔擢為.

(19)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19．. 實是唐代廣州「市舶司」所控海外貿易的貴重商品。事實上，犀角自海外進入中國的歷史，不僅唐、宋可稽，元、明、清三代更是屢見於史載。總體而言，這三個時期中國境內的犀角來源，除了朝貢體制下的相關進奉仍然維持外，已不見疆域之內的「土貢」事例，而海外貿易則佔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元代的《至正四明志》與《大德海南志》都顯示，在元代的市舶制度下，犀角被認定為是一種「細色」的「舶貨寶物」。51換言之，元代的市舶制度儘管屢有更易，但作為貴重舶來品的犀角，始終都適用像是「雙抽」與「要舶稅」之類的稅則。 52明代的狀況則稍有異於前代，雖然犀角仍然是透過朝貢與海外貿易這兩種方式流向中國，但由於此時期市舶司所負責的朝貢貿易奉行的是「厚往薄來」的政策，因此很難從中評估域外輸入犀角的真實價值。 53不過，此種現象在明穆宗隆慶元年(1567)以後，由於「督餉館」的設立而有所轉變。按照張燮(1574-1670) 在《東西洋考》裡的描述，這個替代市舶司的機構，除了徵收「水餉」(即 54 按照船舶的大小徵收船稅)外，還徵收被稱作「陸餉」的商品進口稅。張燮. 就曾經記錄了兩次「陸餉則例」，其中明神宗萬曆十七年(1589)的那次，犀. 「嶺南節度使」，居官三年卒於任上。 51. 《至正四明續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6502-1。「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元大德南海志殘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頁44。. 52. 有關元代犀角貿易所適徵的稅制，見黃時鑑點校，《通制條格》(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卷18，「市舶」，頁231。又見宋濂等撰，《元史》(臺北：鼎文書局， 1981)，頁2401。. 53. 關於此時期「市舶司」的職能探討，請見彭巧紅，〈明代海外貿易管理機構的演變〉，《南洋問題研究》，第4期(廈門，2002.12)，頁78-96。又，有關歷代朝貢體系的探討，請見簡軍波，〈中華朝貢體系——觀念、結構與功能〉，《國際政治研究》，第1 期(北京，2009.03)，頁132-143；張振，〈論明代海外貿易制度的演變〉，《法制與經濟》，第1期(南寧，2009.01)，頁133-135。. 54. 張燮，《東西洋考》(臺北：正中書局，1962)，頁287-289。.

(20) ．2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角稅率是「每十斤花白成器者稅銀三錢四分，烏黑不成器者稅銀一錢」；而萬曆四十三年(1615)的那次則例，則分別調整為「二錢九分四釐」與「一錢四釐」。55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每十斤犀角的稅率看似有限，但相對於象牙 (每百斤稅銀一兩／八錢六分四釐)、玳瑁(每百斤稅銀六錢／五錢一分八釐)、沉香 (每十斤稅銀一錢六分／一錢三分八釐)、蘇木(每百斤稅銀兩錢／四分三釐)這些進. 口奢侈品的稅銀則例，犀角的稅額仍然相對高昂。56至於清代，情況則比較特殊。首先，康熙二十三年(1684)雖然廢除海禁，但自康熙五十六年(1717) 至雍正五年(1727)間，清廷又實施了「南洋禁令」，此時期間的海上貿易資料未見犀角的身影。57其次，由於西方殖民帝國的東來，中國海外貿易的對象與商品也出現變動。在「粵海關」與「十三行」方面，根據學者的研究，自乾隆二十二年(1757)至道光二十年(1840)間，西方各國主要是以呢羽、嗶嘰、棉花、皮張、鐘錶等物來進行互易，犀角並非主要商品。58因此，. 55. 張燮，《東西洋考》，頁289。. 56. 張燮，《東西洋考》，頁293。. 57. 有關清代前期海外貿易問題的探討，本文參考的是：邱旺土，〈清代前期海外貿易商的構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期(廈門，2007.12)，頁25-34；董凌鋒，〈論清代南洋禁令實施的歷史背景與歷史影響〉，《柳州師專學報》，第1期(柳州， 2007.03)，頁87-91；張曉堂，〈論清朝對外貿易法及其屬性〉，《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第5期(北京，2008.09)，頁109-114。. 58. 關於「粵海關」與「十三行」問題之研究，本文參考的是：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陳國棟，《清代前期的粵海關(1683-184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陳國棟，〈鴉片戰爭以前清朝政府對進出口商品的管理〉，《大陸雜誌》，第6期(臺北，1982.06)，頁19-24；陳國棟，〈論清代中葉廣東行商經營不善的原因〉，《新史學》，第4期(臺北，1990.12) 頁1-40；隋福民，〈清代廣東十三行的貿易制度演化〉，《社會科學戰線》，第1 期(北京，2007.02)，頁81-84；廖聲豐，〈清代前期粵海關的商品流通及稅收〉，《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第1期(廣州，2009.03)，頁111-118；蕭國亮，〈清代廣州行商制度研究〉，《清史研究》，第1期(北京，2007.02)，頁32-48；王麗英，〈簡論清代前期的外商政策〉，《惠州學院學報》，第2期(惠州，2006.04)，頁23-27；江波，〈清代廣州十三行制度的政治考量〉，《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第5期(佛山，.

(21)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21．. 若就現存的史料看來，鴉片戰爭以前，犀角進入清帝國的主要管道，應該還是以朝貢為最主要的途徑。根據《大清會典事例》的記錄，自順治十八年(1661)至同治十年 (1871)，位於中南半島的暹羅、安南、南掌三國總貢進奉了 23 次犀角。就總額上而言，得之於此種途徑的犀角，數量勢必有限，且又集中於宮廷，因此未能據以評估其在民間的價值。不過，若干側面的史料也顯示，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犀角或許已成為較為罕有的商品。例如，在乾隆四十六年(1781)的那次暹羅進貢中，清廷雖然准許使臣所攜「副貢」在「廣省自行覓商變價」，但卻很不尋常的「賞收」了這批貨物中的犀角。59 而再早兩年，乾隆皇帝還曾經下旨嚴懲以陳文清為首的五名走私者，理由是彼輩「自南掌地方攜帶象牙、犀角、鹿茸、孔雀尾」等貨物。60 上述自唐至清犀角流入中國的歷史顯示，這種生物素材確實如它們的母體一般，被古代中國人視之為是一種來自異域的寶貨。然而，問題在於，犀角本身並無價值，在生物學家的眼中，這根長在犀牛鼻端的長角，不過是一堆「角蛋白」(Keratin)的聚合體。61換言之，犀角的高昂身價，其實是來自於人類社會的賦予。關於此，《周禮．地官．掌節》或許有助於我們追尋這種價值賦予的源頭：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62 文中之「節」，鄭玄 (127-200)認為是「圭」。不過，鄭氏對城邦時代各諸侯. 2008.09)，頁52-57。 59.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140，頁257。. 60. 《清實錄》，卷1080，頁507-1。. 61. 江蘇新醫學院編，《中藥大辭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頁2422。. 62. 《周禮注疏》，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230-231。.

(22) ．2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國君所持用的「玉節」雖無疑義，但對各國中那些「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所使用的「角節」卻有所不解。「鄭注」云：「角用犀角，其制未聞」，唐代賈公彥引郭璞(276-324)《爾雅．釋獸》之注文以疏鄭玄之意時說：「犀角是角中之貴，故知不得用玉者，當用犀角。云其制未聞者，以其邦國之玉節可以約王之玉節，都鄙之角節無可依約。既無舊制，故云其制未聞。」63犀、玉之別，概在區分封建秩序的等級，但「角節」卻不若「玉節」那般可以找到化約周王與邦國關係的內在邏輯，鄭玄於是乃對「角節」之制有所不解。此處，應該注意到的是，面對「角節」，鄭玄疑惑的是制度的「結構」而非「材質」，賈公彥「不得用玉，當用犀角」的疏文，確中鄭氏腦海中的價值判準。鄭玄是東漢晚期的人，他認知中的「犀角」價值，其實有其文化上的一貫性。在「禮儀」的脈絡裡，早在鄭玄以前的西漢時期，犀角就以其遐方殊異的身份而在「酎酒」儀式中被「準以當金」。64而在東漢以來的官員服飾上，犀角同樣有其階級性。《後漢書．輿服志》言皇帝百官印璽之制，即以「白玉」當「乘輿、諸侯王、公、列侯」，而以「黑犀角」配屬「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65很明顯的，這種制度中隱含的是材質與職官位階的對應觀念。證之鄭玄以犀角注釋「掌節」之語，我們基本上可以覘知後漢經學師範的認知淵源。漢代以降，在表述身分位階的冠服禮制中，以犀角製作而成的物品，常常也佔有其一席之地。《通典．沿革．嘉禮》云隋唐「袞冕」之制，皇帝所戴之「袞冕」是「垂白珠十二旒」、「玉笄」，皇太子所服者則是「垂白珠九旒」、「犀笄」。66兩宋官員每逢新除官職，朝廷即以「帶」為賜，而按照官職尊卑，帶亦有別。例如，「宰臣」、「樞密使」、「參知政事」 63. 《周禮注疏》，頁231。. 64.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1448。. 65. 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3673。. 66. 杜佑，《通典》，頁1604。.

(23)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23．. 等賜的是「金笏頭二十五兩帶」，但「知制誥」則以「犀帶」別。67元、明兩代亦以「犀帶」區別百官尊卑，按照《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與《禮部制稿》的記錄，這兩代的一品官員皆服「玉帶」，二品官則配以「犀帶」。68清代雖然沒有以「犀笄」或「犀帶」區別品官的制度，但根據《大清會典事例》的記載，有清一代舉凡「覃恩誥敕」與「封贈品秩」，其書寫封敕文書的軸頭皆是以「二品犀軸」以別於「一品」之「玉軸」，以及三、四品的「裹金軸」。69 中國古代政權利用犀角製作各種服裝器用的史實，除了上述區別臣屬階級的事例外，其實還包括了賞賜之用。例如，明初建文帝遣李景隆伐燕王，大軍出征前即以「通天犀帶」賜景隆。70北宋仁宗天聖九年，仁宗皇帝宴近臣於太清樓，亦曾以「犀帶」賞賜昔日劬勞多年，當時業已致仕的晁迥。71事實上，這類事例自唐代以降即不絕於史冊，其數量之多直是不可枚舉。然而，不論是百官服制，又或是上方賞賜，所有這些以犀角為器物的官方個案，都說明了一件事——古代犀角之所以源源不絕的從域外輸入中國，其實與各種富涵文化意義的器物製作，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的關係。且不說臨時性用作賞物的犀帶了，單是歷代用以區別官員身分的犀角製品，就不知要耗費多少角材。就現存的史料看來，宋代以降的歷代官方，許多都對犀角的保管與角器的製作設有專司單位。其中，宋代的資料最為詳盡，根據《宋會要輯稿》的記載，宋代宮廷的犀角概由「奉宸庫」掌管，. 67.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輿服 5 ， 2 8 。. 68. 不著撰人，《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頁1048。林堯. 69. 崑岡等著，《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210-1、831-2。. 70. 張廷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3746。. 71.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禮 4 5 ， 1 2 。. 俞等纂，《禮部志稿》(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597-297-2。.

(24) ．2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而「文思院」則設有「犀作」專司製作「犀玉工巧之物」。72元代保管單位不詳，製造則有「犀象牙局」負責。 73明代保管單位亦未詳，製造則應屬「都水清吏司」之下屬單位承應。74清代專司掌管犀角儲存的單位是隸屬於「廣儲司」的「皮庫」，惟相關器物之製造單位不詳，然就清代政書所述「內務府」的職掌推測，或者應屬「造辦處」該管。古人對犀角的珍視態度，除了反映在官方的服制器用之上，民間也視犀角製品為奢侈之物。《明實錄》裡記錄著一件發生在明神宗萬曆三十九年 (1611)的官員貪汙案，受黃山地區土豪吳養春賄賂的徽州知府鄔元會稍後被. 朝廷革職拏辦，而在他受賄的清單中，以犀角製成的「犀杯」、「犀爵」就多達二十件。 75事實上，明清時期，民間頗不乏以雕製犀角器物聞名的工匠，像是鮑天成就是一位在晚明得享大名的犀角雕刻家。王世貞在《觚不觚錄》裡就曾經記載，鮑氏不僅因高超的犀雕技巧而得與「縉紳坐」，其作品甚且還流入宮中。76值得一提的是，明清犀角工藝品的流行，還可以從當代古玩交易市場上得到側面的印證。例如，根據 2009 年 10 月「佳士得拍賣公司」(CHRISTIE’S)的官方數據，2003 年以來，該公司共經手 126 件明清時期的犀角工藝品，其中「犀杯」就佔了 94 件，其他還有「鑲犀嘴煙袋」以及犀角的成株雕刻。77 藥材，是犀角在古代中國社會裡的最後一種身分。根據出土兩漢醫藥簡牘，以及北宋大觀二年(1108)的《經史證類大觀本草》的記載，犀角是《神. 72.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 2 7 ， 1 、職官 2 9 ， 1 。. 73. 不著撰人，《大元聖政國朝典章》，頁209。. 74. 李東陽等撰，《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頁2709-2。. 7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卷485，頁9135。. 76. 王世貞，《觚不觚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叢書集成初編本)，頁17。. 77. 該項資料得之於 CHRISTIE’S 之拍賣網頁系統 http://www.christies.com/features/welcome。.

(25)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25．. 農本草經》所收藥物，其後漢魏之間的名醫們又對其療效有所增補，但在西漢初年的「馬王堆醫方書」裡卻不見該藥物的使用例證。換言之，文獻上犀角成為傳統中國醫學藥用素材的時間，或許還在西漢初年後。關於犀角的療效的判定，在東漢以迄魏晉這個時段裡，大概經歷了一次比較大幅度的調整。其中，《本經》原載藥效所主如「百毒蠱疰」、「邪鬼瘴氣」、「殺勾吻」、「鴆羽」、「蛇毒」、「除邪」、「迷惑魔寐」等，大多屬於解毒的一類，且不乏巫術色彩的認知。 78而漢魏之際名醫們的認知，雖然仍舊承認犀角解「諸毒氣」的功效，但像是新添入的「療傷寒溫疫」與「頭痛寒熱」之類的藥效判定，則圍繞的是傳統醫學的寒熱用藥理論。79就傳世文獻看來，漢唐之間醫方中使用犀角的例證頗多，像是日本成書於西元 982 年的《醫心方》，內中就收錄了 29 首使用犀角合藥的方劑，而其來源則包含《千金方》、《集驗方》、《廣濟方》、《如意方》、《拯要方》、《錄驗方》、《廣利方》、《僧深方》、《肘後方》、《小品方》、《劉涓子方》、《產經》、《子母秘錄》、《崔禹錫食經》等中世方書醫籍。總體而言，文獻上所見中世醫家對於犀角的運用，主要都著眼於「去熱散血」與「解毒」這兩種藥效上，而其適應的症狀則包括了腹痛、便血、癰疽、豆瘡、陰瘡，以及各種中毒症狀。 80基本上，中世犀角醫方的藥學理路，還是著眼於其「寒」的屬性，這同時也是漢魏名醫對於這種素材所提出的藥學見解之一。宋代醫方亦多使用犀角之例。比較突出的案例是北宋太宗淳化三年 (992)所編《太平聖惠方》，該書總共收錄了將近八百餘首使用犀角的醫方。. 不過，由於這部方書所搜集的醫方，大都經過當日翰林醫官們的「校刊編 78. 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頁425-426。. 79. 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頁174。. 80. 丹波康賴撰，趙明山等注釋，《醫心方》(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頁 310、326、339、364、471、472、473、481、532、547、551、558、615、616、629、 630、708、754、755、758、1006、1015、1024、1028、1182、1194、1198。.

(26) ．2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類」，並從而衍生出許多「加減方」，再加上古代方書內容輾轉傳抄的文本特徵，因此不能用來作為判定此時期醫家大量使用犀角製藥的史料。相較之下，還是《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比較能夠適切反映實際的狀況。根據本文的察考，在這部專載宋代官設「惠民和劑局」所售成藥處方的著作內，共有 16 則醫方使用了犀角這味藥物，而其對應症狀則包括了各種「積熱」、「邪熱」與「小兒痘疹發熱」。很明顯的，宋代官方所售成藥之所以使用犀角，仍然是著眼於其傳統的藥性認定。81 金元以降，傳統藥學從臨床走向理論建構，而醫家對於犀角的藥性鑒定，也走向形而上的方域。自從張元素論證犀角為「陽中之陰，入陽明經」之後，明清有些醫家還認為犀角是「一切心經蓄熱」與「和陽療鼻血衄」的「必用之品」。82明代李時珍綜合前人觀點，在《本草綱目．獸部》提出藥理方面的看法，他說：犀角，犀之精靈所聚，足陽明藥也。胃為水穀之海，飲食藥物必先受之，故犀角能解一切諸毒。五臟六府，皆稟氣於胃，風邪熱毒，必先幹之。故犀角能療諸血，及驚狂斑痘之證。83 李氏論述，主要建構在「足陽明胃經」的「屬胃」關係之上，而所謂「稟氣於胃」、「水穀之海」的說法基本上都反映了此種認知。由於千百年來人們使用犀角的臨床經驗，都顯示其在「解毒」、「清熱」、「斑痘」、「驚狂」上具有療效，再加上這些症狀又與《靈樞經》所載「足陽明胃之脈」的「所生病」者相符，因此李氏上承張元素的認知，乃有上引的論述。84. 81. 劉景源點校，《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頁2、5、7、 11、13、21、209、215、219、221、284、376、386、440、460、471。. 82. 黃退菴，《藥籠小品》，收入《友漁齋醫話》(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頁44。. 83. 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頁1975。. 84. 楊維傑註譯，《黃帝內經靈樞譯解》(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84)，頁110-113。.

(27)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27．. 值得一提的是，有別於唐宋以來犀角製劑徒見於方書記載，但卻缺乏實用個案的現象。在此時期傳世眾多的方論類與醫案類著作中，我們除了可以看見醫家使用這種藥物的臨床案例外，85有時還可以覘見這種素材在當時醫療市場上所具有的高昂身價。例如，明末清初醫家喻昌(1585-1664) 在《醫門法律》中論及「碧雪」——一種專治口舌瘡腫的藥粉時，即推崇此方「不用黃芩、犀、羚等貴重之藥」，因此至為「簡便」。86事實上，這種顧及犀角價昂非一般庶民所可負擔，甚至因此調整配方的醫家仁心，一直到民國初年還時可得見。1917 年，石念孫在他的《王氏醫案譯注》中述及清代名醫王士雄以「調胃承氣散」混和「犀角地黃湯」以療「韓名諒兒婦重身患熱病」這則醫案時，就還特別注明：「此方貧者去犀角」87。就這一點看來，犀角之價昂，不獨存在於它作為工藝品素材的場合裡，同時也體現在它的醫療身分上。. 三、歷代「犀牛」形象小考有關中國古代犀牛形象的史學論述，自廿世紀八○年代以來即屢見不鮮。一般而言，研討既然是針對事物的外在形象而發，各種圖版與文物方面的相關資料自然也就成為學界進行相關研究時的主要素材。值得注意的是，在犀牛這個案例的形象探討裡，研究者們的思考路徑卻經常出現以下. 85. 喻昌著、李懷芝校注，《寓意草》，收入劉更生主編，《醫案醫話醫論名著集成》 (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頁41-42。該醫案題為〈辨治楊季登二女奇證奇驗〉。又程杏軒亦曾使用犀角合劑以療「陽明血脈」之病，詳見程杏軒，《程杏軒醫案續錄》(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頁63。該醫案題為〈許月鄰翁令愛齒衄〉。. 86. 喻昌，《醫門法律》(臺北：文源書局，1969)，頁129。. 87. 有關《王氏醫案譯注》一書，本文未見紙本，此處所引乃取之於「氣網站」所收錄的該書電子書。該書所在網站網址為 http://www.theqi.com/cmed/oldbook/book11/b11_01.html。.

(28) ．2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兩種可以再作商榷的特徵：一、對於文物史料的過度詮釋；二、單純地將形象在歷史時空裡的傳衍歸因於人們的目擊與否。此中，前者可以文榕生為代表。在〈古人眼中的犀牛〉、〈南徼牛—古人認識的犀牛(中)〉兩文中，文氏不止一次的提及了 1977 年「中山王墓」所出土的「犀牛器座」與「犀形銅投壺」(見附錄二)，並以這兩件器物「角生於頂」的「犀牛」外形，指出「這一帶曾有野犀分布」、「至晚到戰國時，野犀已經消失，以致工藝品的造型失真」。88然而，上個世紀七○年代的中山國出土銅器本無命名，文氏所謂的「犀牛器座」在《中國美術全集》中纔被命名為「錯金銀銅犀屏風插座」，而被他認為具有「犀形」的「銅投壺」，在最初的發掘報告中也只名之為「筒形器」。89換言之，「犀牛」的形象認知，其實全來自於現代觀覽者的主觀認知。問題在於，想當然爾的文物詮解，其實是有其後續危險性的。就像「中山國」所出土的銅器那般，倘若製作者所描摩的是另一種生物，甚至是想像中的物類，又焉能據之以推斷華北地區犀牛的絕跡時間？至於後者，則是目前所有討論古代中國犀牛形象變遷論述的通相。例如，在孫機的〈古文物中所見的犀牛〉，以及上述文榕生的〈古人眼中的犀牛〉兩文中，在臚列歷朝各代逐漸失真之犀牛形象後，兩位研究者都傾向將「中國有否產犀」來作為「形象是否失真」的主要判斷準據。90不過，可以再作思考的是，中世以降的古代中國，犀牛雖然幾近絕跡，但在若干特定的狀況下，目擊活生生犀牛的機會也並不是全然無有；那麼，又何致於出現全面失真的現象呢？而就這個層面看來，犀牛有沒有絕跡於中國，. 88. 文榕生，〈古人眼中的犀牛〉，頁35。文榕生，〈南徼牛——古人認識的犀牛(中)〉，頁51。. 89.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篇1》(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5)，頁132；孫華，〈中山王墓銅器四題〉，《文物春秋》，第1期(石家莊， 2003.02)，頁59-60。. 90. 孫機，〈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頁84；文榕生，〈古人眼中的犀牛〉，頁37。.

(29)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29．. 或許並非相關圖版與文物所透露錯誤形象的惟一原因。失真的形象，應該導因於更為複雜的因素。在以下的論述中，本文不擬對以往學界的成說逐一加以評論。本節呈現圖象的目的概在提出以下的問題：為何在「生犀」尚可得見的前題下，古代中國的犀牛形象還會出現誤差？本節先勾勒「失真」的貫時性輪廓，至於「致變之因」則留待下節再作討論。北宋仁宗嘉祐三年(1058)，「校正醫書局」奏請朝廷仿傚唐顯慶年間編修《本經》之例，圖繪本草諸藥之「畫圖」。當時，對於中國境內土產的藥物，朝廷規劃由「識別人」詳認外觀並「逐件畫圖」；而「番夷所產」，則是令有司詢問「榷場、市舶商客」，然後「封角」藥物原件賚送入京，並「照證畫成本草圖」。91按照今存〈本草圖經奏敕〉的內容，這項大規模的全國藥材圖繪工作，一共持續了三年的時間，並由學識淵博的大臣蘇頌 (1020-1101)總理其事。然而，就在如此嚴謹的編纂流程下，犀牛的寫真卻出現了失真的狀況。附錄三由左至右，分別出自北宋大觀二年(1108)之《大觀經史證類備急本草》(1211 年劉甲本)、金泰和年間(1201-1208)之《重修經史證類備用本草》 (晦明軒本)，以及南宋紹興廿七年 (1157)之《紹興校定經史證類備急本草》 (1836 年神穀克楨本)。92根據學者的考證，這三個版本的《證類本草》所收. 藥圖數量有別，各本藥圖也時有差異。93細觀三圖影，除了犀牛的體態、 91. 事見〈本草圖經奏敕〉，該文載於蘇頌編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頁3。. 92. 唐慎微撰，艾晟刊訂、尚志鈞點校，《大觀本草》(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頁573；唐慎微撰，尚志鈞、鄭金生、尚元藕、劉大培校點，《證類本草》(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頁456；王繼先等撰、尚志鈞校注，《紹興本草校注》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7)，頁529。. 93. 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1989)，頁213-214。.

(30) ．3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蹄形有失真實外，最大舛誤當推那隻長錯位置的犀角。問題是，北宋時期「生犀」是曾自海外貢至中國的。仁宗嘉祐三年(1058)的宋臣們，即使來不及見到百年前真宗朝那隻貢自交趾的犀牛，但神宗元豐年間交阯還曾進貢了兩頭「馴犀」，相隔不過廿五年，但徽宗朝的本草藥圖，卻還是一如嘉祐之誤。94 頭頂一隻獨角的犀牛形象，在宋代以降的諸家本草文本中，一直有其堅軔的生命力。附錄四由左上至右下，分別出自元成宗元貞元年(1295)胡仕可的《補增圖經節要本草歌括》(熊氏種德堂刊本)、95明佚名《宮廷寫本食物本草》(明彩繪本)、96明萬曆卅一年(1603)李時珍的《本草綱目》(江西初刻本)、97 明萬曆四十年(1612)李中立的《本草原始》(作者手書本)、98明崇禎元年(1628) 陳嘉謨的《本草蒙荃》(劉孔敦本)、99清康熙三十三年(1694)汪昂的《本草備要》(文富堂刊本)。100可以清楚的看見，犀牛的身形在各家本草藥圖中的差. 94. 請見本文「附錄一：歷代進貢犀牛簡表」。. 95. 胡仕可編、熊宗立增補、鄭金生點校，《補增圖經節要本草歌括》，收入《海外回歸中醫善本古籍叢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冊9，頁293。又，鄭金生所撰該書之〈校後記〉，對於該書有深入的介紹，鄭氏並認為該書藥圖「仿畫於《證類本草》，其質量又等而下之」，詳見該書頁344-347。. 96. 佚名，《宮廷寫本食物本草》，收入《中國本草全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卷27，頁412。又，有關該書的研究，請見鄭金生，〈明代畫家彩色本草插圖研究〉，《新史學》，第4期(臺北，2003.12)，頁65-119。. 97. 陳可冀、傅世垣、陳貴廷主編，《本草綱目通釋》(北京：學苑出版社，1992)下冊，頁65。. 98. 李中立撰繪，鄭金生、汪惟剛、楊梅香，《本草原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頁459。又，該書鄭金生撰有〈導讀〉一篇，內中對於該書附圖有所評價，請見該書頁1-6。. 99. 陳嘉謨撰、張印生、韓學杰、趙慧玲校注，《本草原始》(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2009)，頁354。又，有關該書之評價與所附藥圖之數目，見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頁277-279。. 100. 汪昂，《增批本草備要》(臺北：大方出版社，1975)，頁209。又，有關該書附圖之評價，請見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頁327-328。.

(31)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31．. 距頗大，有些狀似鹿豕，也有些幾近乎牛，但所有圖象的共通點，還在頭頂的犀角。此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那幅以彩繪形式呈現的《宮廷寫本食物本草》之犀牛圖，其所繪體態較具寫實風格。根據該書今刊本的序文考證，其圖或為明孝宗弘治十八年(1505)「太醫院」的「初次進呈本」。101然而，所可怪者在於，這隻犀牛雖然是上呈給皇帝御覽的，且其繪製時間距離明英宗天順四年(1460)的那次犀牛進貢僅四十餘年，但犀角還是長錯了地方。角生頭頂的犀牛，其實並非兩宋以下各主、傍流本草藥圖所獨有。宋代以前，雖然醫療文本中的圖象難尋，但實物資料仍然不乏這種疑似「犀牛」的動物身影。2007 年 11 月 6 日倫敦「佳士得拍賣公司」(CHRISTIE’S, King Street, London)以 102500 英磅售出的一隻青銅動物雕塑就是其中的顯. 例。附錄五所示器物，根據 CHRISTIE’S 委託美國「洛杉磯郡藝術博物館」 (LACMA) Dr.Pieter Meyers 所進行的實物鑑定指出，這尊長度約 12.5 公分的. 青銅雕塑，表面鏤有花紋，而從其製作工法、細部金屬溶接狀態，以及「熱釋光法」(Thermoluminescence dating)所測得的數據，都顯示其製作時間應為唐代。102從外觀上看來，這隻動物在體形與頭部的樣貌上都極近似自然界中的犀牛，而如果將之認定為犀牛，則其形象亦較宋代的為寫實。不過，長在這隻動物頭部的角，則與前列各圖有所出入，除了頭頂部分外，其鼻端亦有一較小的角。事實上，這種形式的圖形，在唐代似乎還是一種常態。附錄六由左上至右下，前兩圖分別是「日本奈良東大寺正倉院」所藏之「平螺鈿背丹鏡」及其局部縮圖，後兩圖則同為「正倉院」所藏之「茶地犀連珠文錦殘片」(局部)，以及太田英藏氏所繪之線描復原圖(局部)。103根據《正 101. 請見〈影印《食物本草》彩繪本序〉，收入《宮廷寫本食物本草》，頁1-4。. 102. 此一文物的圖影、外觀描述、製作技法與鑑定報告，均見於該公司官網之 past lots 項下，搜尋名稱為 “BRONZE FIGURE OF A RHINOCEROS”。. 103. 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編，《正倉院寶物》(東京：朝日新聞社，1989)，南倉 No. 5, 6；中倉 No. 163。.

(32) ．3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倉院寶物》編纂者的鑑定，「平螺鈿背丹鏡」經 X 光分析調查，發現其素材內含銅 70%、錫 25%、鉛 5%，符合唐代中國鏡的一般化學組成；而「茶地犀連珠文錦殘片」的花紋形式則符合初唐西域地區的風格。104因此，這一鏡一錦應該皆是自唐帝國輸入日本之文物。可以清楚的看見，這兩隻動物除了鼻端之角的方向與附錄五那隻「疑似」犀牛的唐代青銅雕塑相反外，在身形與頭頂之角這兩點上，三者幾乎如出一轍。中國古代其實不乏有關犀牛形象的正確表述。就現存的實物史料看來，相關的文物大抵都集中在晚商以迄西漢這個時段裡，而唐初則是其時間下限。茲以附錄七呈現其形象。根據「國際犀牛基金會」(IRF)的官方報導，分佈在亞洲地區的犀牛有「雙角」的「蘇門答臘犀」，以及「單角」的「爪哇犀」與「印度犀」。而當代中國古生物學家的發掘則顯示，「印度犀」似乎並不存在於新石器時代以來的華中、華南地區。105因此，如果就現行的古生物學調查成果而言，附錄七中所有的「雙角犀」都應該屬於「蘇門答臘犀」，而所有的「單角犀」則應是「爪哇犀」。總體而言，圖中所列古代犀牛形象都具有相當的寫實程度。例如製作時間被評估在戰國中晚期至西漢的「錯金銀雲紋犀尊」，由於其「雙角」的形象，因此向來被學界認為是「蘇門答臘犀」的擬真之作，但其實這隻犀牛體幹上所雕鏤的複雜花紋，也可以視為是力證。106因為，這些花紋或許是「體毛」的象形之作，而「蘇門答臘犀」則正是現存犀牛品種中惟一的「披毛犀」。107此外，座落在唐高. 104. 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編，《正倉院寶物》，南倉個別解說，頁7-8；中倉個別解說，頁52。. 105. 劉洪杰，〈全新世的中國犀類及其地理分佈〉，頁39。. 106. 關於這件文物，當初發掘者認為是「非洲犀一類」，見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陜西興平縣出土的古代嵌金銅犀樽〉，《文物》，第7期(北京，1965.07)，頁12。但孫機主張為「蘇門答臘犀」，見孫機，〈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頁80-84。. 107. 孫機，〈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頁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