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張商英之護法，吾人可獲下列數點結論︰
其一，張商英之論，重於站在佛教立場為佛教作辯解，而輕於調和儒、
釋，作三教的會通。他覺得佛教在徽宗時由受到支持而被排斥，韓、歐 以來排佛人士之論調影響甚大。他們的排佛論足以提供反佛之執政者或 統治者議佛、斥佛之資，而甚至改變其佛教政策。唐武宗毀佛，雖未直 接與韓愈排佛有關，卻具體實現韓愈排佛之說，不能說沒受影響。宋初 王禹□上太宗疏，陳改革事，就同時獻上韓愈〈論佛骨表〉，建議太宗 沙汰僧尼。[130]歐陽修闢佛，雖無沙汰僧尼之議，但完全否定佛教的正 面價值。宋徽宗原好佛法，後聽林靈素之議而抑佛，他的抑佛之詔，與 過去的排佛論如出一轍，與歐陽修〈本論〉裏之主張也是前後相呼應。
詔書中說︰
先王之教，用夏變夷，衣服有常，以臨其民，而奇言異行，莫不有禁，
故道德一，風俗同。自先王之澤竭，佛教始行於中國。雖其言不同，要 其歸，與道為一，世賴以趨於善者，亦非一日。然異俗方言，祝髮毀膚，
偏袒橫服，棄君臣之分，忘族姓之辨，循西方之禮，蓋千有餘歲。朕方 敦禮義，彌追三代，其教雖不可廢，而害中國禮義者，豈不可革？[131]
如果徽宗確是作到此處所謂之「敦禮義彌追三代」，豈不是對歐陽修〈本 論〉中「修禮義以勝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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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張的實踐？然而徽宗意在崇道，故他敦禮義之說，不過是個幌子，
是以此詔之後段竟說︰
應寺院屋宇、田產、常住，一切如舊，永不改革，有敢議者，以違御筆 論。其服飾、其名稱、其禮、其言，並改從中國。佛號「大覺金仙」，
餘為「仙人」、「大士」之號。僧稱「德士」，寺為宮，院為觀，即住 持之人為知宮觀事。[132]
這種名為追三代禮制，實為抑佛崇道的改革，張商英雖然好道，也無法 接受。他不能反對徽宗之命，只能藉批判歐陽修為代表的排佛論者來表 達其不滿。他不但要駁斥歐陽修之偏見，還要力陳佛法較儒、道優異之 處。他的「護法」，不僅是為佛辯護，而且還含有詮釋佛法、提升佛教、
及規勸僧侶之意。他是有史以來第一個作論護法的宰相，也是第一個對 歐陽修闢佛予以深刻而嚴厲地辯駁的儒者。他的護法，對於後來佛教與 叢林之發展，必有極大的鼓舞作用。
其二，張商英之〈護法論〉固然以佛教為最尊最優，但是他熟習三教，
所以還是主張三教並存。僧史說他晚年好佛重道，而至於︰
建華嚴閣，設齋醮會，釋子黃冠，紛紛趨之。道士教化，令誦《金剛經》，
為之結般若緣，故云財法二施。遇僧勸看《道德經》，使互相有知也。
[133]
這是要會通佛、道而非會通釋、儒。徐俯（1075～1141）跋〈護法論〉
時曾說「無盡居士護法之心可謂至矣，於三教中皆有勸戒，」固為篤論，
[134]是他真正的目標還是宣揚佛教存在的權利、意義與價值。是以他在 護法論結尾，曾表示貶佛者希望見佛法之亡，然佛法之亡於眾生何益？
反之，佛法之存亦於眾生何損？他相信人之貧富壽夭自出前定，功名財 祿，本繫乎命；榮貴利達，亦在乎時，謗佛、斥佛都無由致之。他的護 法純粹是基於個人信仰，及對佛法、禪林前途之關心。他希望推動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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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佛法之助，以改善北宋末期混亂不寧的社會。事實上，佛法本身也 不可能因謗斥而亡，牟子理惑論就說︰「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譽 者貴，不為毀者賤。」[135]問題在統治者是否會受到謗斥者的影響，而 壓迫叢林。張商英曾相徽宗，知道他一度崇信佛法，故有贊佛牙之作，
而徽宗也知商英好佛，樂於贊助佛教。但是宣和（1119）之前，道士林 靈素得勢，欲盡廢釋氏，徽宗信其言而抑佛，終使禪林蒙受其害。[136]
其三，〈護法論〉對佛教教義的解釋，顯然深受佛教界人士所認許。對 崇佛人士而言，護法論畢竟是政治人物兼儒者為佛教表示「不平之鳴」
的代表作，值得加以大肆宣傳。南宋至明刻〈護法論〉者甚夥，南宋學 者無礙居士鄭璵序〈護法論〉時，曾說︰
觀其議論勁正，取與嚴明，引證誠實，鋪陳詳備，明如皎日，信如四時，
非胸中超脫該貫至道之要妙，何以臻此？故能釋天下之疑，息天下之 謗。實後學之標準也。[137]
鄭璵之評語特別指出護法論絕大的功用，其語或略嫌誇張，但稱〈護法 論〉為「後學之標準」，則應無疑義。元劉謐作《三教平心論》，就屢 屢引用〈護法論〉之語以壯其聲勢。[138]明太祖之宰臣宋濂（1310～1381）
為〈護法論〉作題辭時，特別鼓吹其說，高呼佛法之不可誣。他還指出 佛法之用於世，可以使
其上焉者炯然內觀，匪即非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
誠不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
愓然而省矣！[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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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例，可以顯示〈護法論〉從北宋末年至明初，屢為有志護法者用 來抵禦社會上反佛之聲。這種作用，不僅見於中國，甚至見於域外。譬 如鐮倉時期文永九年（即南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日僧靜照（1234
～1306）著。《興禪記》，抗議江州延曆寺僧上奏朝廷誹謗禪宗之舉，
就取護法論之「信佛之言，行佛之行，是佛而已也矣」一句，加以發揮，
而謂︰
誠乎！信佛之言，行佛之行，則皇基固而文武敷榮，國土安而人民受樂；
萬邦來庭，何福不臻？[140]
又韓國高麗時代末期，佛教及程朱之學皆盛，程朱學者對佛教撻伐不 已，當時甚受高麗王室禮敬之禪僧普濟大師，即命其徒重刊〈護法論〉，
以求廣為流傳，並請著名宰相及程朱學者李穡（1328～1396）跋〈護法 論〉，李穡於其跋文中說︰
雖然，五濁惡世，為善未必福，為惡未必禍，非佛何所歸哉？〈護法論〉
宜其盛行於世也。[141]
李穡雖曾表示「不樂釋氏」，但因為國王崇佛，遂從而支持佛教，為〈護 法論〉張目，使高麗佛教而得以益盛。[142]
綜上所論，張商英之護法，由輔翼叢林發展，提拔叢林人才，至作〈護 法論〉與排佛者辯，為佛法作不平之鳴，實在為後世護法者立下一個典 範。他雖主三教並尊，卻最重佛教，不能與北宋時主張三教一致論者同 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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