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代初期，在國難時空下，一方面，黨內外結束訓政，
開 放 政 權 ， 實 施 憲 政 呼 聲 不 斷 ， 國 民 黨 面 臨 訓 政 危 機 ； 另 一 方 面 ， 在 內 憂 外 患 ， 寧 粵 對 峙 的 激 烈 黨 爭 形 勢 下 ， 蔣 介 石 被 迫 下 野，經歷自北伐以來最嚴酷的權威危機。在訓政爭議的風潮中，
作為南京黨政中央的核心份子、蔣介石親信的國民黨內極具影響 力之派系─CC 系領袖的陳立夫，此一時期也創辦刊物，發乎言 論。對陳立夫而言，這是訓政理論之爭，也是黨治和蔣介石的權 力之爭。作為國民黨革命話語「建構」的一部分，它有斷裂性，
也有連續性。
在 1930 年代初期的訓政爭議思潮中，陳立夫首先堅持了孫中 山的訓政論。在論述的過程中，陳立夫以遵循總理遺教的姿態出 現 ， 駁 斥 黨 外 開 放 政 權 的 主 張 ， 並 對 黨 內 附 和 憲 政 論 者 加 以 批 判。他重申孫中山「伊訓」的譬喻，並予以重新編寫，將之納入 建國三階段的敘事結構，使其具備現代性的革命意涵。他強調訓 政是國民黨的使命，是中國達成憲政的唯一道路，國民黨員須堅 守「伊尹之志」以訓導「太甲─人民」。姑且不論訓政理論是否 成立，北伐以後的國民黨組織發展與黨員素質確實難以承擔訓政 的重責大任。即使如此，陳立夫仍是以不證自明的方式堅持了國 民黨黨治和訓政的必要性。
在外界責怪訓政無效的時刻，陳立夫強調當初規劃實施訓政 時，以全國齊頭式的方法進入訓政是一種對〈建國大綱〉理解上 的錯誤。他表示建國三階段應該是各省按革命發展情況決定，也 就是「分省訓政」；且因各省文化發展程度有別，可以三階段同時 存在，統一於一個政府。既是如此，則當初所謂六年的訓政期限 自然僅是個假定值，無規範作用。此外，陳立夫認為孫中山規劃 進入訓政的「一省底定」之時，是指一省障礙掃除盡淨，政權完 全鞏固的時候。依此標準，1930 年代初期中國的大多數地區仍處 於軍政階段，也就是「軍政尚未結束」、「訓政尚未開始」。
訓 政 不 見 成 效 ， 陳 立 夫 認 為 是 官 僚 與 政 客 污 染 了 革 命 的 隊 伍，以及各地武人不具向心力有以致之。在時局未靖，動亂紛呈 的 1930 年代初期，陳立夫認為現階段所需要軍政者，遠過於訓 政。他特別強調革命過程中武力的重要性，並且表示建國三階段 即是武治向文治的轉換過程。文人（或所謂「政客」）與武人有其 相應於時代的各自角色，在軍政尚未結束時 ，黨權應讓步軍權，
使軍事統帥作為「軍事重心」。
陳立夫認為訓政體制的規劃亦是訓政失敗的主要因素。他從 孫 中 山 權 能 區 分 的 理 論 出 發 ， 強 調 政 治 運 作 必 須 謹 守 「 權 能 分 割」，「權力集中」兩大原則方見成效，而現行訓政體制的設計卻 是與之悖離。他指出，作為訓政指導監督機關的中政會，和作為 執行機關的國民政府，其人事多所重疊，導致權能不分，其職權 無法發揮，委員制的設計更造成權力的分散。權力無由集中的現 象也在國民政府主席不負責任的情況中顯現無遺。因此，陳立夫 特別強調中政會組織的改造、廢除委員制以及國民政府取消五院 制、恢復主席制，也就是建立「駕馭核心」。
整體而言，陳立夫在 1930 年代初期訓政爭議中的言論，與其 說是對是否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作出回應，不如說是在堅持國民 黨訓政的前提下，企圖從理論上解決北伐以來國民黨內長期環繞 在「民主」與「集權」爭議下的黨權、軍權糾葛以及領袖之爭的 困擾，並嘗試從訓政體制的修正確立黨治權威的新模式。作為國 民黨核心幹部以及蔣介石的親信，陳立夫所最關懷者，不是訓政 是否合理可行，而是如何鞏固黨治權威，以及如何將離散分裂的 國民黨凝聚在以蔣介石為中心的領導下。為了合理化蔣介石極度 擴張的軍事權威，陳立夫強調軍政時期尚未結束，在「軍治」階 段，黨需賦予軍事統帥蔣介石以絕對權威；為了確定蔣介石的黨 政權威，陳立夫主張取消委員制和五院制，堅持權力集中化，清 楚地表示對「領袖制」的期待，其目的是使蔣介石的黨、政、軍 大權得以「名實相符」。
雖然，陳立夫藉由孫中山「遺教」的遵行和訓政實施弊端的
糾誤，對黨內宣示了正統性、對黨外宣示了合法有道的權威。但 從孫中山建國三階段的理念看，訓政是軍政向憲政的過渡，是由 軍權向民權釋放的過程，就此而言，陳立夫訓政時期的軍事重心 論與駕馭核心論的「領袖制」乃是從強化威權出發，與民主的意 涵顯然背道而馳。這種修正方向，除了是陳立夫等蔣派人士的刻 意追求、孫中山的「遺教」及其「權威」的示範外，也是 1930 年 代國際的獨裁潮流推波助瀾的結果。
從孫中山的晚年到 1930 年代，國際形勢劇烈變化，各國政制 亦有改弦更張之勢，其最大的轉變是民主的不斷減弱。誠如政治 學者 Huntington 所觀察，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政治發展的主軸 乃 是 偏 離 了 民 主 ， 表 現 在 外 的 ， 則 是 回 歸 到 傳 統 的 威 權 統 治 形 式，或是建立新的、以群眾為基礎的、更殘酷的、和更普徧監管 的新型極權主義政體，這種逆轉大部分發生在那些剛在第一次世 界大戰前後採行民主政體的國家。這些國家中，不僅民主是個新 事 物 ， 國 家 也 是 新 事 物 。193自 清 末 以 來 不 斷 擷 取 西 方 經 驗 的 中 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軍閥劍拔弩張，正體驗著脆弱的民 主。1941920 年代中期以後，在革命狂潮中，前一階段的民主政治 被視為失敗的經驗，人民程度不足則被認為是失敗的主因。國民 黨遂以革命之名，帶領中國走向訓政一途。就此而言，國民黨訓 政乃是為了完成民主憲政的未竟之業。唯革命需要組織強固，紀 律謹嚴，在孫中山晚年，他借鑑了蘇俄標榜意識型態的一黨專政 與民主集權制的黨政組織原則。北伐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中央 承繼孫中山「遺教」，「以黨治國」，在民主集權制的組織原則中更 強調集中的價值，黨內紛爭因而不斷。1930 年代初期的訓政爭議 中，陳立夫一派人士順勢宣揚領袖制，使合議制的集體領導體制 向 個 人 領 導 體 制 轉 化 ， 圖 謀 蔣 介 石 最 高 權 威 的 合 法 化 。 如 此 一 來，也加重了國民黨威權主義的成份，其間 1930 年代風起雲湧的
19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17-18.
194 軍閥爭戰，卻以國會、約法作為護身符。見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 閥時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8），頁122-129。
法 西 斯 主 義 提 供 了 訓 政 體 制 修 正 的 主 要 元 素 。195由 此 可 知 ， 從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初期，目標民主憲政的國民黨，在其革命 歷程中，從世界性極左和極右的政治極權主義運動中尋找鞏固個 人、派系、黨的權力以及民族復興的資源，其精神實與孫中山建 國理想中的民主憲政目標漸行漸遠。陳立夫 1930 年代初期在訓政 爭議中的論述，具體地呈現此一階段國民黨主流派的革命意態。
195 誠如張朋園所言，亨廷頓所謂的第一波民主在1930年代開始退潮，中國在這一個潮 流中升起落下，似乎受法西斯主義的影響最大。見張朋園，《中國民主政治的困 境，1909-1949：晚清以來歷屆議會選舉述論》，頁215。